文化差异对我国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的影响研究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李 楠1,2，颜 黎3
(1.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00； 2.西安财经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0；3.魁北克大学 管理科学系， 加拿大 魁北克 999040)
摘 要： 文章基于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中六类衡量价值观维度的数据，分析文化差异对我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属于高权力距离倾向、不确定性规避适中、集体主义倾向明显、偏男性化特点、典型的长期取向以及自我约束型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可能存在物流供应链中信息传递延误、管理措施很难执行到位，供应链成员企业运行成本上升、协调难度增大、合作效率低下等关系风险。
关键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差异；国际物流；供应链；供应链关系风险
一、引 言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不断升级，跨境物流数量呈几何倍数递增，对国际物流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物流所面临的供应链风险。其中，由文化差异引起的供应链关系风险是导致合作伙伴间矛盾与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
Eeckhoudt L、Gollier C、Schlesinger H(1995)尝试从供应链组织关系角度研究供应链风险，并将供应链合作伙伴间的风险分为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两类[1]。Das、Teng(1996)和Nooteboom(1997)进而提出供应链关系风险是指无法获得满意合作的可能性和结果或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和结果[2-3]。Deloitte(2004)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伙伴关系是决定战略联盟成功与否的主要原因，佐证了供应链关系风险管理问题的重要性[4]。
对于文化差异引起的供应链关系风险问题，Luo Y D(2002)认为供应链联盟成员间文化差异越小，越有助于减少冲突，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相互了解与沟通，形成双赢的伙伴关系[5]。Das T K(2010)和Malik T H(2013)提出供应链战略联盟成员间的文化差异在联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给战略联盟带来潜在的关系紧张和矛盾冲突等问题，处理不慎则会导致联盟的失败或解体[6-7]。聚焦于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Fu Jia、 Christine(2010)通过分析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的不同，认为文化差异是引起供应链关系风险的主要原因，为创造互惠的合作关系交易双方有必要理解这种差异并做适当调适[8]。而后，Fu Jia(2014)进一步比较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供应链关系管理模式，提出中国文化力的关系网文化是引发供应链关系风险的源头[9]。Jao-Hong Cheng(2016)通过研究260家台湾主要的生产工厂得出了理解并接纳对方的文化可以显著降低供应链关系风险的结论[10]。
国内对于供应链环境下合作伙伴关系的风险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究供应链关系风险的来源和影响因素上。解琨(2003)提出了三种供应链战略联盟形式，认为管理协作、技术与知识产权、激励以及信用是供应链战略联盟风险的主要来源[11]。孙波(2007)则结合我国企业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现状，认为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相互合作与依赖性容易引发供应链关系和绩效两方面的风险，提出风险的来源包括利益冲突、组织结构以及缺乏必要的沟通和相互信任[12]。刘雪梅(2008)详细分析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风险来源和风险因素，提出合作风险、能力风险以及绩效风险是主要风险来源，而信息不对称、相互依赖性增强、合作伙伴同时参与多条供应链是主要风险因素[13]。仅有极个别的学者提到了文化差异对供应链关系风险的影响，例如，刘永胜(2011)认为供应链关系风险管理的重点应集中于供应链战略联盟关系风险，其关系风险主要包括目标冲突风险、信息风险、信任风险、激励风险以及文化差异风险[14]。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供应链风险的定义与分类，供应链关系风险的内涵与来源，文化差异对供应链关系风险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国内外研究成果中将文化差异作为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影响因素并深入探究其影响路径的并不多，且基于我国特殊文化背景，分析文化差异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间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影响的研究成果就更少了。因此，本文以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不同文化维度取值上的差异，探讨双方在经贸合作中可能面临的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这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文化差异对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的影响机理分析
(一)文化及文化维度理论
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的规避(UAI)、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男性化与女性化(MAS)、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TO)以及自我放纵与约束(IVR)共同构成了Hofstede国家文化差异的六维模型。在模型中，各国在每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来表现其特征，且取值范围均为0～100(见表3)。每个维度得分的计算方法一致，具有横向可比性，能体现各国文化的相对位置。
表 1 Hofstede文化维度模型
(二)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
物流的发展经历了从后勤补给到配送再到供应链管理的进化过程。按照供应链管理的思想，国际物流是供应链各个环节之间利用现代物流技术和国际化的物流网络，根据需求而进行的跨越国界和地区的商品、服务和信息的流动和配置的过程。
国际物流供应链则是由功能性服务商、国际物流服务企业以及最终客户组成的一个多层级的企业联盟，各部分之间相互协调配合，通过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换与流通，使物流服务增值的物流网络体系。这种众多参与实体之间的协调配合进而产生了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
取肌原纤维沉淀加入2倍体积的蒸馏水，用高速匀浆机匀浆15 min，4 ℃过夜。分别取肌浆蛋白和肌原纤维蛋白样品 400 μL，加入 100 μL 5×的 SDS-PAGE样品处理液(10 mL 0.06 mol/L Tris-HCl，pH 6.8，5 mL甘油，1 g SDS，2.5 mL β -巯基乙醇，0.05 mg溴酚蓝，加蒸馏水定容至50 mL)，混匀，在沸水中煮沸5 min，冷藏备用，在使用前再加热2 min。
初中数学教学是基础教学内容之一，同时对学生的未来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数学教学中不仅能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同时也能提高学生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因此，在进行数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以此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对此，教师可以采取兴趣教学法来进行教学，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将课堂变得更加轻松，从而提升初中数学教学的水平。
(三)影响机理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影响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合作伙伴关系，而合作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彼此间遵守承诺、相互信任。一旦合作伙伴间因沟通不畅而产生矛盾甚至猜忌，风险就会随之产生。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普遍认为供应链关系风险的产生主要源于三个因素：一是合作伙伴间的利益冲突或目标不一致；二是松散的供应链结构导致合作伙伴之间控制或归属关系的缺失；三是合作伙伴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相互信任。其中，文化差异是引发第三类因素的主要原因。有学者指出，文化差异不利于伙伴间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18]，它不会直接，但会间接地通过其他媒介，例如信任、交流的程度影响供应链绩效[19]，处理不慎则会导致关系紧张、矛盾冲突甚至供应链的失败或解体[7]。
4.2.4 组方 将上述三部分所选择的中药进行组方，即可得到晚期胃癌中药组方，入组药材在25味加减，必要时可根据患者的中医辨证及病情特征进行调整，并建议联用益生菌等微生态制剂。
具体来说，国际物流供应链是由各参与企业之间通过签订协议、契约等暂时性安排凝聚在一起的契约式联盟。联盟中的企业间既合作又竞争，且联系企业的协议与契约往往法律约束力较弱，缺乏相应的监督与惩罚机制，联盟的稳定性也会相对较差、成功率相对较低。有数据统计显示，战略联盟的失败率大都介于 50%～60%之间，由伙伴关系问题引起的风险约占失败原因的70%[20]。因此，国际物流供应链中存在着较大的合作风险威胁，合作的成功极大地依赖于企业彼此之间的承诺与信任。与此同时，国际物流供应链中的每一个参与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拥有自身特定的文化背景与利益导向。文化背景不同的企业不但可能会由于语言、行为习惯及信息理解方面的沟通障碍引发误解、矛盾甚至冲突，难以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与承诺。过大的文化差异还可能使企业间无法进行有效的信息与资源共享，再加上利益冲突的存在，就可能使拥有信息多的一方企业在利己主义思想的驱动下，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有意隐藏信息资源，提高了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引发关系风险。
这种失信行为还会通过供应链上的链状关系形成连锁反应，最终破坏国际物流供应链联盟关系。加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其企业文化体系往往也相差较大。可能会因为各自秉持的价值观、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及道德标准的不同而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响应方式，导致企业间在思维方式与行为方面产生冲突和误解，进而提高了企业间协调的难度，增加了物流供应链的交易成本，关系风险也随之产生。当这种思维与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无法有效融合时，成员企业还可能采取消极的回避方式，甚至诱发不利于联盟关系的行动，从而加大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
三、文化差异对国际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横跨欧亚大陆，文化丰富多元，涵盖了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印度教等多种文明体系。由不同文明体系所衍生出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差异，而文化上的差异与冲突容易造成沟通的障碍与误解。为了研究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引起的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本文选取若干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借助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分析这些样本国家在6个文化维度上的差异及其所导致的结果。
(一) 样本国的选取
本文统计了2005—2016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进出口排名前5位的国家，发现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阿联酋、沙特等6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见表2)，并且它们的货物进出口值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量的比重不断增加，分别从2005年的47.98%和53.61%攀升至2016年的55.83%和58.62%。由此可见，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集中在分析中国与俄罗斯、印度、新加坡、沙特这四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比较[注] 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评分中并未涉及阿联酋，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括阿联酋。 。
表 2“一带一路”沿线进出口排名前 5位的国家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等相关数据测算所得。
(二)文化维度数据
文化是对一个社会中成员思维、感情和行为模式的概括，包括价值观、信仰、习俗、体制及人际关系等。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是经济管理学界最为广泛接受并应用于区分国家文化差异的文化理论。20世纪60-70年代，为了区分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著名国际经济贸易管理学家Hofstede从态度和价值观方面，撰写了著名的《Culture’s Consequences》一书并提出衡量价值观的四个维度:权利距离，不确定性的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15]。20世纪80年代后期，Hofstede和Bond在对中国价值观，特别是儒家价值观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又补充了第五个文化价值观维度，即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他1991年出版的《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一书中[16]。根据Hofstede(2010)研究的最新进展，自我放纵与约束被列为第六个衡量文化价值观的维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文化维度理论。这六个维度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文化对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影响(见表1)。
表 3中国与样本国间的文化维度差异比较
数据来源：Hofstede官方网站。
(三)实证分析
1．权力距离(PDI)差异分析
小厂还不错，环境好，有花有草的，东西排放得整齐，洗手间都飘着淡淡的清香。这大概就是女老板的特点了。大发厂的洗手间永远都是臭烘烘的，林老板从来都不会过问。
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及沙特5国在PDI上的取值分别为80、93、77、74、95。相较而言，沙特和俄罗斯得分最高，属于非常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国家；中国、印度和新加坡得分稍低，但也已超过中值50，说明它们都具有一定的高权力距离倾向但注重权力的程度不同。
高权力距离意味着社会倾向于遵从层级制度体系，强调强制力和指示性权力。这种社会对权威的过多依赖，使得组织中下级对上级有较大的依赖性、往往只会服从，很少向上级管理者表达自己的想法。上级的决策具有较大的权威，不容置疑。这样容易导致在权力有高低之分的情况下，不能以客观事实来说话或以平等的身份磋商，不利于达成理想的合作成效。此外，高权力距离还意味着社会对市场或政治权力滥用的忍耐性，易导致官僚主义盛行、政府机制效率低下、监管效率低下甚至官吏腐败，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交易费用。最后，为了提高对权威素质的要求，还会进一步增加为监督权力合理使用而花费的无谓成本。
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及沙特5国在LTO上的取值分别为87、81、51、72、36。相较而言，中国和俄罗斯得分最高，属于典型的长期取向类型国家；新加坡稍低，也具有一定的长期取向；印度得分位于中值上，说明其长期取向已不明显，属于偏短期取向的国家文化；沙特得分最低，是典型短期取向类型国家。
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及沙特5国在IDV上的取值分别为20、39、48、20、25。相较而言，中国、新加坡及沙特得分明显很低，集体主义的倾向明显；俄罗斯与印度虽得分较高，但仍未超过50 的中等水平，说明这两个国家具有一定集体主义倾向。
2．不确定性的规避(UAI)差异分析
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及沙特5国在UAI上的取值分别为30、95、40、8、80。
5．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TO)差异分析
相较而言，俄罗斯与沙特得分很高，属于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印度与中国得分适中，即在面对不确定的事务时有一定的包容性，不会过分恐慌；新加坡得分最低，属于低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
项目实施前陕西省仅有部分县区的个别地区有自动监测站，对信息的了解掌握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山洪灾害防御和防汛工作需求，通过项目建设，实现了所有乡镇、重点防御地点基本覆盖，自动监测点覆盖率从以前不足30%达到目前的75%左右，有效解决了快速掌握雨水情信息的问题。
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乐于并善于挑战未知的事物，社会氛围相对宽松。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不容忍偏离的观点和行为，偏好熟悉及可预见的环境，注重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以减少社会成员所感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威胁。但与此同时，一成不变、过于教条的法律法规可能成为阻碍社会成员探索未知事物的绊脚石。
连刀锋的轨迹都看不清楚，这便意味着，自己连最基本的防守都做不到，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很可能在接下来的交锋中，毫无察觉地被对方扯碎，而自己却只能后知后觉。
第一，国际物流供应链并不是将国内物流业务范围简单地向国际扩展，它是一个由国际物流服务企业、功能性服务商以及最终客户构成的一个需要相互协调与合作的国际网络组织。无论是从纵向(长度)还是横向(宽度)考虑，它的管理都更复杂、难度更高，需要因地制宜地规划不同物流供应链组织方案以及更多创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俄罗斯、沙特的高不确定性规避特点，可能引发本国物流行业法规等制度建设规避风险有余但灵活性不足。这使得中国在与它们开展经贸合作时，容易面临因对方僵化的物流行业规则而排斥创新的、更加优化的物流组织方案，进而导致物流服务时间延迟，物流成本上升，物流供应链绩效无法实现最优。第二，虽与中国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上近似，但印度是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宗教国家，民族教义方面的认同感超过了法律规则的影响。因此，中国在与印度的经贸合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因生活规范、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不同而引起的矛盾或冲突，或陷入无法依靠法律法规去解决经济纠纷的窘境，进而引发供应链关系风险。第三，作为一个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新加坡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发达的物流行业，在物流科技、航空与港口物流以及供应链流程改造等方面大胆尝试、开拓创新，奠定了其亚洲物流中心的地位。而中国物流产业起步较晚，改革方面相对保守，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体制机制约束明显、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因此，中国在与新加坡开展经贸合作时，可能因物流产业体制或市场环境无法顺利衔接而引起供应链关系风险。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DV)差异分析
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是一种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虚拟组织结构，并且各企业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了一个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因此，供应链合作的成功不但受到企业自身能力的影响，更要取决于伙伴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是，通常合作伙伴分别处于不同的政治、经济、科技以及自然环境下，且只有部分目标重合，他们的合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12]。这就意味着各节点企业更易遭受由相互之间各种作用关系所产生的风险。这种由于合作关系本身而产生的特殊风险，即关系风险。关系风险一般被认为是无法获得满意合作的可能性和结果[17]，或伙伴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和结果[3]。
其次，俄罗斯、印度与沙特等3个典型的高权力距离国家，在由透明国际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报告中排名靠后，腐败情况较为严重。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行政机关系统办事效率低权力大，对经济干预多，官员营私舞弊普遍存在。对企业来说，腐败是一种专断的、随意性的赋税，它迫使企业必须去寻找贿赂对象，进而增加了企业的额外负担。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由腐败而推高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扭曲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导致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国际物流供应链能够顺利运行的基础是交通运输渠道的完善与畅通。一般来说，越是高效、廉洁的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公路、铁路、通信以及其他公共产品的服务)的质量越高；反之，则会严重损害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此，腐败不但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也阻碍了物流活动的顺利运行，加重了企业面临的国际物流供应链风险。
个人主义指数较高的国家，重视培养人的自我意识。遇到问题或冲突时，坦诚交流、不因考虑到对方的心理感受就妥协让步，将工作关系与私人关系分得比较清楚，强调以事论事。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基于规则或契约。集体主义指数较高的国家，强调从“我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注重人际关系的维护，进而以“关系”为界分为圈内和圈外。在解决矛盾冲突时尽量避免正面交锋，强调以和为贵。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基于关系而不是规则或契约。集体主义的这种特点导致圈外人与人之间关系信任度低，抬高了交易成本，甚至严重干扰了合作对象的正确选择。此外，建立工作关系前要以建立人际间的信任关系为前提，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产生无谓的成本。更严重的是，关系链条建立的过程中容易滋生腐败。
在这5个国家中，中国的集体主义倾向最为明显。这种文化特点致使中国重关系，圈子文化无处不在。在对外合作中，中方往往考虑更多的是与对方的人际关系的交流。因此，其他国家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可能面临由中国高集体主义倾向所引发的企业在管理中人情化的因素占很大的比重，存在任人唯亲的状态。由利益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而成的不正当关系网导致在管理中有很多的措施很难执行到位，管理的目标难以顺利实现，供应链风险也随之出现。
2016年，全国卫生和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同时实现同岗同薪同待遇，激发广大医务人员活力。”
4．男性化与女性化(MAS)差异分析
兵团各级工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希望转化为推动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和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在反对“三股势力”、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宗教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主动发声、敢于亮剑、勇于作为，深入开展“中国梦·劳动美·新疆好”主题教育活动。教育和引导广大工会干部特别是各级工会领导干部聚焦总目标，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一门心思干工作、扑下身子抓落实，引导广大职工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及沙特5国在MAS上的取值分别为66、36、56、48、60。相较而言，中国得分最高但也只是中上水平，说明是一个偏男性化特点的国家，男性化倾向并不是表现得很强烈；印度和沙特略低，但也高于50 的中等水平，说明也具有男性化倾向；俄罗斯与新加坡的得分在中值以下，男性化倾向不明显，更偏于女性化特质。
在男性化特点突出的国家，社会竞争意识强烈，注重工作绩效，崇尚采用决断的方式来解决冲突矛盾，对生活的看法是活着是为了工作；而在女性化特点突出的国家，注重生活质量，强调平等、团结，倾向于采取和解的、谈判的方式去解决冲突矛盾，对生活的看法则是工作是为了生活。
在这5个国家中，中国的男性化倾向最为明显。这种文化特点一方面孕育了中国企业在挫折面前不气馁、不动摇、力争取得最终成功的奋斗精神。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企业争强好胜，合作意识较差。“三个和尚没水喝”“喜欢窝里斗”等俗语也印证了这一特点。国际物流供应链不是一个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需要依靠若干家企业的协调与合作才能顺利运行。因此，其他国家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可能面临由中国高男性化倾向而导致的合作效率低下，企业间难以实现有关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资源的共享。企业间缺乏紧密协作，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使得国际物流供应链整体市场竞争力下降。此外，每一个国际物流供应链参与企业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各自掌握私有信息。企业间拥有信息的不对等、不相同，有可能使得其中缺乏合作精神的企业有机会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即出于一己私利的考虑在合作中只是共享有限的信息甚至故意歪曲信息，给上下游其他企业和整个物流供应链带来损害，从而导致严重的关系风险。
周一上课，我发现大多数同学都有些萎靡不振，就猜想他们周末出去放松，玩得有些疲惫，便抱着理解的心态，想和他们寒暄一番：“同学们，周末你们去哪里玩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Shapiro-Wilk法作正态性检验，Levene法作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高校思想政治当中融入“中国梦”能够使得大学生深刻的了解到“中国梦”的意义和内涵，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类，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使得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发展更好更快，在“中国梦”的熏陶下，大学生应该自觉的肩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为这个社会贡献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份力量，大学生应该要知道国家的繁荣富强，社会的和谐安定都需要他们的努力，他们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们必须自觉的肩负起这样的一份责任。
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及沙特等5国对权力的依赖程度有所不同，在开展经贸合作过程中，引起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的主要问题也是不同的。首先，国际物流供应链涉及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协作，信息是各个环节的沟通载体。信息沟通的顺畅、及时以及有效是参与企业实现顺利合作的基础与关键。具有较高权力距离倾向的中国文化易使企业体现出政治性、组织结构层级制度分明的特点，信息从上至下单向流动、传导速度慢且不能及时反映物流活动的实时状况。而新加坡的低阶级存在感的特点易使企业形成扁平化的利润中心式的组织结构，信息多角度双向流动、传导速度快且能实现有效的互联互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传递模式，可能导致中、新企业间信息传递出现延误，不能准确、及时地指导物流供应链中下一个环节的顺利衔接，从而耽误了物流服务时间，影响了物流服务质量。
长期取向的国家更重视长期发展，鼓励通过不断学习新知识去适应新的变化。因此在处理国际交往中，习惯于把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预见到，为自己留退路和余地。短期取向的国家看重即时的效益与成果，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通常按传统观念去理解和处理新生事物。在国际交往中往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因此，长期取向的国家更容易形成适应时代发展的、较规范的制度体系；相反，短期取向的国家则关注于非正式制度的传承，比如宗教观念和道德规范，易于忽略正式制度体系的构建。
一方面，国际物流供应链涉及多个国家的企业间的协同与合作，它的顺利运行需要完善的安全标准体系、信息传输标准体系以及法律规范等制度体系的保驾护航。这些制度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和国际局势不断地做出调整。沙特与印度的短期取向特点，可能导致本国缺乏体现程序公正公开透明，人人平等，权力相互制衡等原则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反而代之以宗教法律来“依法治国”。事实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比如，1992年沙特开始施行的《治国基本法》就规定，《古兰经》是国家的最高宪法，全社会应遵从伊斯兰教教法以及其他沙特传统的约束。印度看似有名义上的司法制度，但实际上深受宗教、传统观念的左右，导致法律执行力度低下。这使得中国在与它们开展经贸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或经济纠纷无法有效地依靠法律法规公平公正解决，供应链关系风险随之出现。
另一方面， 由于国际物流供应链中的运输环节往往要历经若干个国家，运输距离较长。加之途经各国在通关手续流程、基础设施状况以及信息传递标准等方面不尽相同，导致运输途中流程繁琐，运输时间一般较长。因此，确保货物按时送达、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就成为国际物流供应链的一个首要目标。中国、俄罗斯以及新加坡虽同属长期取向类型国家，都注重通过不断地调整与完善物流政策去满足不断提高的物流效率需求，但它们在由世界银行公布的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中，物流及时性上的得分分别为3.84、3.31、4.32，存在一定差距。这就使得中国在与俄罗斯、新加坡的经贸往来中，可能面临因物流及时性差异导致的物流运输协调困难，物流环节间不畅通，最终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影响了物流服务质量。
6．自我放纵与约束(IVR)差异分析
中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及沙特5国在IVR上的取值分别为24、20、26、46、52。相较而言，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的得分都很低，属于典型自我约束型国家。新加坡得分稍高但未超过中值50，说明也有一定自我约束的倾向。沙特得分最高，属于自我放纵型国家。
自我放纵文化的国家，人们倾向于放纵欲望，积极享乐生活，对享乐主义宽容度高。自我约束文化的国家，人们则倾向于用严格的制度和道德去约束和管理个人欲望，对于享乐主义认同度低。
[25] Department of the Nav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Sea Power, https://www.hsdl.org/?view&did=479900, October 2007.
自律是所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参与的每一个成员尊重规则、尊重契约，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合作才能顺利开展。国际物流供应链是由有经贸联系的若干不同国家的企业通过相互协同与合作组成的网络组织，各国企业的自律精神显然对该网络组织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对于沙特这种自我放纵型国家，中国在与其经贸合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因对方在履行契约、遵守规则等方面的懈怠态度而导致物流活动无法按照计划进行，物流服务不能实现预期效果，最终影响物流供应链绩效。此外，中国与俄罗斯、印度以及新加坡虽同属自我约束型国家，但自我约束程度不尽相同。因此，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过程中同样要注意对方可能采取不同的参照标准进行思考，对于同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响应方式，从而造成双方在行为方面的矛盾甚至冲突，提高了物流供应链成员间协调的难度，增加了物流供应链的交易成本。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 论
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属于高权力距离倾向、不确定性规避适中、集体主义倾向明显、偏男性化特点、长期取向及自我约束明显的国家。这些文化特点使得我国在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时，可能存在物流供应链中信息传递延误、服务响应时间延迟、管理措施难执行到位、合作效率低下，矛盾与纠纷协调困难等问题，从而导致物流服务质量低下，物流成本上升，管理的目标难以顺利实现，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交易成本增加等风险。因此，为使我国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抓住机遇蓬勃发展，还需要积极促进跨文化理解与沟通，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二)对策建议
第一，我国参与国际物流供应链的企业需要对本企业文化以及合作伙伴所在国文化进行深入分析，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他国的相关理念，并找到双方文化的共同点及彼此都能接受的经营与管理模式。此外，企业对外的营销、宣传等行为、措施都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接受程度，要尽快入乡随俗，融入合作伙伴所在国当地文化，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需求，尽量避免或降低由国家文化距离造成的不利影响，减少交易双方在交流上的障碍或冲突。
第二，我国政府主管部门首先可以采取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国内企业通过与海外企业合作、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等形式尽快熟悉、适应当地文化氛围，从而降低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其次，借助“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商协会大会、上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阿合作论坛等政府层面贸洽会、论坛平台加强沟通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签订联合公报、谅解备忘录等形式促使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的常态化，从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最后，构建国家政府在“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事务上的高层磋商机制与协调机制，推动政策协调与项目的实施。
第三，海外华侨和华商也要积极发挥作用。目前，全球约有6000 多万华人华侨，全球华商资产约有 5 万亿美元。他们兼通中外文化，熟悉所在国的语言、宗教、法律、习俗等，具有文化上的优势，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和纽带。因此，要积极发挥侨商、侨社及侨媒在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中的独特作用，通过文艺展演、文物博物、影视交流以及新闻出版等形式，帮助中华文化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之中。其次，经济实力雄厚的华商在物流、港口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方面有丰富经验，可与我国企业携手合作，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了解合作伙伴所在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减少或消除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不安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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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Chinese Logistics Supply Chain Relational Risk Taking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an Example
LI Nan 1,2，YAN Li 3
(1. China (Xi’an) Institute for Silk Road Research，Xi’an 710100, China；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3.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University of Quebec，Quebec 999040，Canada)
Abstract :Based on the 6 kinds value measurement data of Hofstede cultural dimension theor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e risk of international logistics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has high power distance tendency，moderate avoidance of uncertainty，collectivism tendency，masculine characteristics，typical long-term orientation and self-constraining aspects. In the economic trade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there may be some relational risks in the logistics supply chain，such a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delay，management measures a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in place，increasing operation costs and coordination difficulty of supply chain members，low coopera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cultural differences；international logistics；supply Chain; supply chain relational risk
中图分类号： F7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17( 2019) 03-0113-08
收稿日期 ：2018-05-18；修回日期：2019-03-20
基金项目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项目“文化距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物流供应链关系风险的影响研究”(2018SY08)；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西北段城市交通物流竞争力比较与协同发展研究”(18JK0302)
作者简介 ：李楠(1981-)，女，陕西西安人，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西安财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物流管理；颜黎(1960-)，男，陕西韩城人，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管理科学系终身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物流风险。
(责任编辑：任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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