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洋浦开发建设的重头文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头论文,开发建设论文,洋浦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洋浦开发已历时两年有余。两年春秋，记录了成功，也记录了创造性实践的艰辛。时至今日，洋浦已经具备了向国际社会大规模招商的优良条件。昔日的是是非非业已成为历史的话题，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洋浦能不能搞上去）只是洋浦何时和怎样迎来突发性的大发展。
（一）
工业项目，尤其是大型、超大型工业项目的招商总要具备可动员的资源优势、地质优势、交通运输优势和可塑造、拓展的体制优势、环境优势及市场优势。如此看来，洋浦的招商条件（不论它是先天赋予的还是后天构筑的）是足以吊起投资商的胃口的。
——洋浦及周围地区具有富饶的资源优势。洋浦地处海南省的西部地区，在洋浦投资发展工业可以尽享丰厚资源，如富铁矿、石油天然气、建筑材料、林业资源等的自然恩惠。
——洋浦是理想的重化工业基地。工业厂址区域的海拔高度均在10米以上，没有水淹隐患。洋浦的地质条件十分优越，具有很高的建筑承载力，地基处理十分简单，工程无需打桩。
——洋浦具有大工业必备的最理想的港口条件。洋浦港历来以深水良港闻名于世。晚清年间（1887年）的两广总督张之洞、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都曾试图在洋浦建工业用港口；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代初期也曾把洋浦港的建设列入全国200个万吨级泊位码头计划之中。 尽管这些“设想”和“计划”未能给沉睡的洋浦（天然）港带来新的生机，但它们毕竟以洋浦开发的宏伟蓝图载入了史册。如今的洋浦港不仅以已建成的深水港口（包括即将动工兴建的二期港口在内，年吞吐量为250 万吨），而且以可供兴建专用码头的优良港湾，博来诸多专家们的赞叹。
——洋浦具有高标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按国际先进标准兴建的第一流的基础设施，可以为投资商省去自建基础设施以及由此引发的居民搬迁、治安骚扰和无休止的扯皮之忧，保证项目按期按质实施。
——洋浦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洋浦地处亚太腹地，是中国东南亚的前沿，拥有联接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航线，而且作为我国最南端的交汇点，是航空线、航海线、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具有沟通我国与处部世界经济联系的巨大地理区位优势。
——洋浦具有优良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公益事业。洋浦完全按国际海港城市目标兴建，全部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布置产业格局，区内工业项目可省去配套产业投资（如汽修、机修等）之忧；政府和投资商共同投资公益事业，免去了投资商众多的后顾之忧（如住房、教育、幼托等），保证厂家集中精力组织生产。
——洋浦具有国内最先进的体制环境。洋浦正在建设并实施的经济体制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并行的、高起点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她不是处在中国改革发展现阶段的，浅层次的“准市场经济体制”，更不是对传统旧体制的修修补补。体制的力量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传统的、阶段性的资源优势可以而且必然趋向淡化，唯有体制优势才是永存的，她可以不断地唤发智慧和创新，带动观念和技术的更新。只要人类群体存在，体制对社会经济发展，将会是永恒的（或正或负）推动力，此外，30平方公里开发区上的超前体制意味着领先冲进，而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无不告诉我们，“先行”必有效益可得。
——洋浦开发具有雄厚的资金优势。洋浦开发用不着自己花钱垫支。开发由外商出钱，风险由外商承担，正因为如此，以“政策生产力”而云的国内景气循环的冲击波对洋浦的影响较小。相比之下，世界经济的景气循环无疑会推动洋浦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非景气循环同样也会在某些生产业领域推动洋浦经济的发展——这大概根源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各自的景气循环在某些领域具有“逆循环”性质。在宏观调控的紧环境下，洋浦开发却以日均460 万港元的巨额投入持续两年有余，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洋浦具有国内第一的政策优势。作为外商成片开发的首例，洋浦的优惠政策是与中外双方的合同条款溶在一起的。政策的稳定性反映合同的有效性，合同的有效性亦体现政策的稳定性。作为全国来讲，与现实经济环境的变化相伴的政策变动是必要的，但具体到一个双方签署的合同，却不能轻易变动。“政策调整”只是我方的说法，在对方及第三者看来却是一种单方面的合同违约。基于这一特殊原因，政策的稳定性、连贯性和合同的有效性在洋浦是“三位一体”的。
综上所述，归结到一点就是，洋浦已经具备了向“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大规模招商的条件。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初期的开发“重头戏”可以而且必然让位于招商引资的新一轮“重头戏”。
（二）
如何唱好招商“重头戏”？关键在于良好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尤其是后起发达国家（如日本）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那就是：给投资者构造一个投资——获利——再投资——再获利的良性动态环境。如果投资者确信自己的行为合理且又安全，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资本投进去，获利了，他同样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再投资。不断地投资，自然会按几何级数增长了。在这里，“投资。与“再投资”虽一字之差，却有某种本质的区别，“投资”可能是一次性行为（接踵而来的是消费——在我国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挥霍），而“再投资”是连续性行为。前者导致的是大起大落、“一阵风式”的“增长”，后者导致的却是连续向上的几何式增长。显然，我们要提供的投资环境，应当是安全可靠的投资与再投资大环境，而不应当是那些钻空——捞油——溜之大吉的浅近“投资家”所期望的“投资”环境。不过，即便在后一种场合，也不应当把板子打在这些“投资家”的屁股上面，因为环境造人，是特定的投资环境造就特定的投资家（这里有政策的非连续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连续投资的不安全感等诸多因素）。
如果说招商是洋浦开发建设的“重头戏”，那么，构筑良好的再投资环境则是搞好招商的重头之戏。理由很简单：真正的工业行为（大型、超大型工业项目自不必说）无一不是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洋浦作为规划中的新型工业城市，其“九五”计划工业项目都是内在地要求再生产所必需的良好投资环境：年加工原油600—1000 万吨的大型炼油工业项目、利用炼油厂副产品的年产45万吨乙烯的大型石油化学工业项目、年产135万吨合成氨、240万吨尿素的三套特大型天然气化肥项目、年产326万重箱的浮法玻璃生产线项目、能制造10000吨位规模的造船厂及规模为20000吨级船舶的拆船厂项目、总投资60亿元、 年产轿车15万辆的汽车工业城项目、年产50万吨的大型造纸项目，还有代表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超大型彩电显像管项目等，均属此例。
高新的产业结构将会带动永兴不衰的教育热，培育出高素质的劳动大军。
不仅如此，以先进技术为特征的产业带一旦形成，洋浦的政策环境也会变得好上加好。只有在这时，洋浦优惠政策的连贯性对整体经济格局的举足轻重之地位也才会真正体现出来，从而使洋浦政策的优惠由单纯外在的“合同”支撑变为整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构造令投资者满意的再生产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首先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招商活动与招商组织机构。招商不仅是一种宣传、公关活动，同时又是一种全方位的服务。招商主体可以是民间组织、营利性企业或个人，也可以是政府机构，但其行为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投资者清醒地意识到，他的钱投进来必定会赚到更多的钱。不过，投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招商主体状况的影响。在前一种场合（招商主体为营利性组织的场合），“赚钱主体”对“赚钱实体”，等价交易但又讨价还价，投资决策不得不在诸多复杂因素的缠绕中作出明智的选择，因而使投资者难以摆脱两难处境：相信能赚钱，但又担心陷入不可预测的商务“黑箱”；在后一种场合（招商主体是不以营利为目标的政府机构），赚钱实体面对的是不以纯粹的营利为目标的政府机构，投资决策可以在没有“黑箱”忧虑的透明环境下作出直观、明智的选择。由于这些原因，世界多数国家大规模开发区域的招商一般都是由政府或政府全权授权的组织机构来承担。有鉴于此，洋浦的招商组织机构应当是由开发主体（作为招商主体的开发商）与管理主体（政府机构）共同组成的强有力的“两位一体”机构。
二是，完备的招商计划与科学的招商方案。这两者分别是招商具体实施的关键和前奏。一个完备的招商计划必须包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实施步骤、阶段性目标及最终目标在内，而一个科学的招商方案则必须顺应国际、国内的经济局势、资本流动趋势、产业结构调整动向，等等。
三是，招商策略与国际资本流动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接轨。洋浦作为开发区、保税区和城市三位一体的职能组合，其招商活动主要应当在国际空间中进行。因此，研究国际资本流动趋向、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动态是制订招商方案的一项重要的前期工作，换而言之，对外招商策略必须与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接轨，顺应其发展趋势。
四是，招商与土地转让。洋浦开发曾经历过1993年短暂火爆的炒地热阶段。当时给人们一个普遍的印象，似乎招商就是卖地。这一假象已经成为不复返的过去。土地转让只能是招商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相反。
五是，招商引资与政府权威。洋浦开发区作为“三位一体”的特殊区域，其开发建设的模式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洋浦的管理体制和开发、招商的运作体制的独特性。管理主体和开发主体间的合作与协调的效果及绩效如何，将直接决定洋浦经济开发区的前途。任何一方都无法抛开另一方，任何一方的单干行为都将直接导致洋浦开发建设工作的滞后以致停顿。
关系（主要是上述五组关系）理顺了，就可以制定行之有效的招商对策。洋浦经济开发区招商工作方面的当务之急，择其主要有五：
其一，最大限度地发挥开发主体与管理主体两个积极性，形成招商合力。为此，要由开发商和政府共同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对外招商组织机构，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招商工作。这个班子的成员要懂经济、懂政策、懂法规、懂外语，都是高级专家人才。整个招商班子可设置国内部、国际部、项目信息资料部、项目跟踪部、项目策划部等几个部门，有分工有合作，奋力打开招商工作的崭新局面。
其二，制定有效可行的招商方案。科学的招商方案是整个招商活动的脉络，其方案的制订必须将各种不变的和可变的复杂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尽早设计出几套大型工业项目的可行性模拟报告。这个报告的投计必须有各行各业的相关专家参加，将自然因素、地质因素、配套设施因素、成本因素、区位因素，以及将各种政策、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融于其中，并据此量化赚钱与否的可行性。量化结果，如果是赚钱，那就主动出击、广为宣传；如果是不赚钱或其赚钱幅度不足以吸引投资者，则对影响该项目的个量参数或组合参数再次进行审核，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可变动的个量或组合参数进行调整，以保证项目能够赚钱，使投资者满意。这样，模拟报告本身就成了洋浦开发区各种综合优势的实证体现。
其三，在注重国际招商的同时，不放松国内招商。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加强信息沟通，走访国际大财团驻国内大城市的常驻或临时派驻机构，在国内进行国际招商。
其四，配合招商，寻求新的政策支持。洋浦开发，尤其是启动阶段的洋浦开发，需要新的政策支持。这一点起因于洋浦独有的特殊性。洋浦开发区不仅仅是一般的开发区，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保税区，它同时是规划中的（容纳四十万人口）新兴城市。这种“三位一体”模式是世界仅有的，因为世界史记载的是开发区或保税区演变为城市的历史，而不是这三者同时规划同时并进的历史。开发区到城市这样一个时间上继起的自然过程，在洋浦却是空间上并存，这是世界独有的试验，没有政策支持显然是不行的。问题只是，如何寻求政策的支持？一个现实的途径，便是项目带政策。项目是政策的载体，有了载体，政策便溶化于其中，跑不掉，也改不掉。这样，洋浦的各项政策就会由“外在”的可变参数转为“内在”的不变成本。
其五，零的突破，同时应是高起点结构的始基。在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中，洋浦是“晚生儿”。这一事实赋予洋浦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先行的开发区，享尽了“先行效益”，洋浦却没有；另一方面，先行的开发区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而其经验和教训都付出了程度不等的代价。洋浦则不然，她可以免费得到这些宝贵的经验的教训，少走弯路。后来居上。产业结构的构造便是一例。洋浦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自觉而适度地控制过多“过路资本”的涌入，掌握产业结构选择的主动权。
在国内诸多经济开发区当中，洋浦以其独特的开发模式倍受中央领导的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洋浦开发“是大事，我要管。”“关键是要有项目，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大事。”“我们没钱，但可以给各种优惠”。李鹏总理的指示更为具体：“我们大方一些，不要他的土地钱，只要把45万吨乙烯的项目引进去，有意向书就可以批。”洋浦有了项目“可优先，就可以专案办、快办、给若干优惠。”朱镕基、李岚清、 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洋浦开发也都做过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值得欣慰的是，洋浦没有辜负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厚望。今天，洋浦已经稳健地跨入了招商引资的崭新阶段。洋浦的明天，靠我们来设计，洋浦的辉煌靠我们来争取。在本世纪最后的5 年之内，洋浦能否为明天的辉煌奠定坚实的基础，就要看我们的胆识和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