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较少论文,路径论文,人口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过程。然而，由于深受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资源状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路径又比较复杂、多样，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路径依赖”理论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该理论的开拓者是W.B.阿瑟（W.B.Arthur）和保罗·A.戴维（P.A.Darid）。
W.B.阿瑟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路径依赖。他认为“一些细小的事件或偶然因素，常常会把技术的发展引入一种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技术演进轨迹的路径依赖”。技术轨迹的路径依赖特征主要是由于自我实施（self－reinforcing）机制在起作用[1]，这种自我实施机制主要包括单位成本下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四个方面。在对这种机制所导致的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后，W.B.阿瑟还把“路径依赖”引入动态经济学领域，将路径依赖作为动态经济过程的非遍历性（non－ergodicity）来加以定义：如果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不同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次序无法以100％的概率实现同一种市场结果，那么这个经济系统就是路径依赖的。而他所说的历史事件，包括在经济动态发展中的事件和环境，尤指那些在传统经济学中被遗忘和忽略的微小事件（small event）和偶发事件（chance）[2]。
保罗·A.戴维直接将路径依赖引入经济学意义上的讨论，进一步深化路径依赖理论，并逐步形成了“历史的路径依赖性”理论。保罗·A.戴维在1985年发表的“历史与QWERTY经济学”论文中采用案例方式，通过分析计算机为什么至今还采用QWERTY键盘，说明了历史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质[3]。他认为QWERTY键盘能够打败其他竞争对手而占领市场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的先进设计，“而是雷明顿公司在打字机市场的支配地位。这一点使得熟悉QWERTY键盘的操作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大多数打字员都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也就是说，只有他掌握了这种技能才能成为大家都认可的合格打字员。当然，打字员可以通过再培训去熟悉其他键盘，但那要付出额外的成本。”随后，他进一步指出，由于历史路径依赖性的作用，虽然QWERTY键盘没计在使用中也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是人们却仍然广泛地使用着这种键盘。此后，保罗·A.戴维进一步对“路径依赖”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地阐述，他认为“‘路径依赖’对从事变迁进程（processes of change）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为此，他将“路径依赖”定义为“凭借其自身历史来控制其发展演进的一种机制进程”，且涉及“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s）机制和自我实施机制（self－reinforcing dynamics）为特征的发展结果和社会机制（包含经济或政治代理人之间的社会相互作用）”[4]。保罗·A.戴维为分析“路径依赖性”问题建立了较好的理论分析架构。
“路径依赖”理论提出后，受到了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斯。他将技术变迁中的正反馈机制进一步扩展到制度变迁中，将“路径依赖”思想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之中，认为制度变迁同样受到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诺斯在其专著《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中，首先提出“政治与经济变迁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第二，我们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生存了相当长的时期？”他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即制度变迁“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实施，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5] 因此，他指出，“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并在经济绩效的模型中确定它们）。”[6]
阿维纳·格雷夫（Avner Greif）进一步将“路径依赖性”置于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社会结构与组织等更为广泛的领域进行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路径依赖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他强调并证明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二，他把博弈论与路径依赖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开辟了进行制度变迁与选择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其三，他在理论和经验上论证了文化信仰在制度变迁轨迹中的决定性作用”[5]。
综合来看，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路径问题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因为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是一次全方位、多领域的历史变迁，不能单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分析，而应该将其放在人口较少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方面去思考，包括：人口较少民族经济转变的路径依赖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进程中看似落后、效率低下的生产方式却表现出很强的惯性，长久难以改变，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自然条件制约来解释，而应找到与此相关联的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根源，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根源，要从这些方面去理解其存在的合理性、有效性。
二、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路径分析
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存环境比较封闭，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过程深受传统经济文化的影响，其路径依赖的特征更为明显。顺利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经济的影响和作用，首要问题则是打破“两个封闭”，即经济封闭和文化信息封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各自适合的路径。
（一）传统经济对转变路径的影响和作用比较突出
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也不例外。由于人口较少民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且有的还是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向现代经济转变中，其传统经济往往起着强烈的惯性作用，必须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其传统经济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传统经济并非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落后”、“过时”的经济，有其内在的变化规律。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必然有存在到今天的生命力，在社会发展的选择中能够“适者生存”，同时也说明“今天”依旧存在着使传统生存的条件与环境，所以决不能简单地断定传统就意味着过时、落后[7]。传统经济是一个历史过程，包含着这一过程中能够留存下来并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积极因素，也蕴涵了与历史发展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经济对其经济转变的影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从根本上制约它向现代经济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初，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人口较少民族基本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状态，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工具处于竹、木、铁器并用的时代，劳动生产率很低，有“种一坡，收一锅”之说。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分析，布朗族、独龙族、怒族、德昂族、基诺族等山地民族，实行“刀耕火种、轮歇抛荒”的旱地耕作，为保证刀耕火种农业的正常进行，一般把村寨的土地划分为若干片，在严格的规划下，实行有序的轮垦，每年由头人、氏族长主持分配土地，集体砍树烧林后，再由各户分头下种，收获物归各户，逐渐形成了人随地走、地随山转的现象。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人口较少民族对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口较少民族生产方式的极端落后性。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当时布朗族的生产工具以竹、木器为主，仅有少量的铁制农具，没有水田，农作物产量极低；怒族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砍刀、小铁锄（即怒锄，在木锄尖端包上小铁皮）、小铁犁等；普米族没有本民族的铁工，只有木工制作的简单生产工具；独龙族的生产工具尚处于木、竹、铁器并用的时代，他们在山地上戳洞点种玉米用的工具就是用尖竹器或尖木器（独龙族称为“斯木”）；基诺族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了牛耕生产。而以渔猎业或畜牧业为主的人口较少民族，生产力发展情况也基本类似。新中国成立初期，赫哲族捕鱼使用的渔船都是用一整棵杨木凿成的独木舟或者是桦皮船，还没有使用机器船，捕鱼的方式基本是网捕、钩捕、叉捕等古老方式，产量极为有限。
这种极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极大地制约着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因此，尽管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至今部分布朗族、独龙族、怒族、基诺族还残留着刀耕火种的习惯，许多农户的生产工具与50年前相比，只是数量上的增加，而没有质量上的提高，仍然还沿用着铁器、木器、竹器等简陋的工具，甚至有些地区还未使用畜犁，经济效益极为低下，成为人口较少民族经济转变的最大障碍。归纳起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长期以来极为低下，导致人口较少民族在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对传统生产方式的依赖更强、更深；二是长期极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极大地制约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商品经济发展。李甫春（1986）指出，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8]。
第二，人口较少民族长期以来经济结构单一，劳动力素质差，导致它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路径更长，成本更高。受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人口较少民族基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产方式极为单一。布朗族、独龙族、怒族、阿昌族、德昂族、普米族、基诺族、毛南族、门巴族、珞巴族等以农业为主，赫哲族、京族、鄂伦春族以渔猎为主，塔吉克族、裕固族、鄂温克族以畜牧业为主，俄罗斯族、乌孜别克族等主要以商业、手工业为主，大多数人口较少民族都没有副业。有的人口较少民族尽管有副业，但这些副业只是很小的补充，并且都是为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不是为了交换。比如，赫哲族在渔猎之外，还耕种一些土地，但主要是解决自己的部分口粮；布朗族、怒族、基诺族、门巴族、珞巴族在种地之外还进行一些采集、狩猎活动，但主要是维系自身的生存与繁衍。这种单一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人口较少民族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依赖性很强，经济发展也极为缓慢。任何对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他们来说，都将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风险极大。所以，除非外界条件不允许，或是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否则让他们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将十分困难。历史上赫哲族的农业生产一直难以发展就是明显的例证，而旧中国任何使鄂伦春人脱离狩猎经济、改从农业经济的努力，都没有成功[8]。据有关学者调查，至20世纪80年代末，鄂伦春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上山，到林子里去！”他们对土地没有多少感情，目前新的经济体制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摆脱了工分的羁绊和土地的束缚，可以自由重返山林了[9]。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历史表明，只要条件允许，人口较少民族总会选择他们传统的生产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劳动力素质普遍比较低下，农牧业生产基本是靠天吃饭，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渔猎业也基本是简单捕捞，仅能满足生存需要，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这导致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现代化转变的路径更长、更曲折。杜发春（2000）认为，当前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特点是人口增长较快、年龄结构轻、抚养比例高、人口素质偏低、文化科学素质偏低[10]。因而，在短期内人口较少民族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将很难改变。缺乏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加之生产结构单一，这将成为人口较少民族实现经济转变的长期制约因素。
第三，人口较少民族受传统经济观念影响很深，不利于现代经济观念的形成。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影响人们的行为与选择，而经济思想与观念则直接引导和制约人们的经济活动与偏好[7]。李竹青（1993）认为，眷恋故乡的守土观念，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守常观念，轻商观念，平均主义观念，宗法意识，“等、靠、要”思想，落后的消费观念，都是阻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非经济因素。人口较少民族、尤其是经历过“直过”的人口较少民族，一下跨越了几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数百年来逐步形成的传统经济观念对其经济现代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其中不少传统习俗和思想观念，成为他们经济现代化必须面临的无形阻力。比如，平均主义思想在人口较少民族中影响一直都很深，南方山区的一些人口较少民族普遍存在“有肉同吃、有酒同喝，不分彼此”的平均主义观念。一家杀猪，全寨帮吃、一顿吃光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过年过节和婚丧喜庆时，人口较少民族习惯大摆宴席，有时辛辛苦苦赚了很长时间的钱往往一下全部花光，有的家庭甚至为此还要举债。而布朗族、独龙族、赫哲族、怒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商品经济观念极为淡薄，以物易物的方式在现代社会依旧普遍存在；世代游牧的塔塔尔、塔吉克、鄂温克等民族，在许多方面还保持着传统、耻于经商的自然经济观念，生产缺乏计划性，不注重资本的原始积累；还有些人口较少民族依然存在很强的“等、靠、要”思想，生产靠补贴、生活靠救济，缺乏主动改变生活状况的原动力。
尽管如此，人口较少民族也有不少优秀的传统习俗，有助于他们经济现代化的转变。比如，不少人口较少民族都能够制作极富特色的、经济价值高的精美民族传统手工艺品，有的民族素有经商的传统习惯，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普遍民风淳朴、社会诚信度高，等等。这些都是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有利条件。
（二）实现转变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两个封闭”
经济封闭和文化信息封闭，是人口较少民族长期贫困的首要原因。长期封闭的经济和地理环境，不仅使人口较少民族长期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而且使人口较少民族对任何经济变革产生较强的排斥或抵触心理。因而，人口较少民族经济要实现向现代经济的转变，首要问题是解决好这“两个封闭”。
经济封闭主要表现在人口较少民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李甫春（1986）认为，自然地理的层层屏障，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多层次的自然经济结构，而且，自然屏障越多，自然经济的堡垒就越顽固，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缓慢、落后[8]。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大多分布在深山、高山和高寒、干旱、荒漠等地区，这种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致使人口较少民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得以长期保存，商品经济发展极为缓慢。人口较少民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表现为未摆脱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被动局面，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薄弱，几乎不存在什么社会分工，只有简单的家庭分工，每个家庭都直接生产其所需要的大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个体家庭间很少有经济联系，形成“小而全”式封闭型经济。有的民族一直维持这种封闭状态，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有所改变。
文化信息封闭主要表现为长期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的文化信息传播的极其落后。羊肠小道，人背马驮，是新中国成立前人口较少民族交通运输状况的真实写照。20世纪50年代初，独龙族聚居的整个独龙江地区只有两条崎岖狭窄的人行小道通往内地和缅甸，出山要过溜索、爬“天梯”、翻雪山。当地人常用“隔山听得着，见面走几天”来形容当时的交通状况。1999年9月9日，国家投资近1亿，用四年时间才挖通了独龙江公路，结束了全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不通公路的历史。但每年仍有大半年时间由于大雪封山不能通车，与外界的交通和通讯仍没有根本解决。而布朗族所聚居的地区多为山高路远、交通闭塞之地，县乡、乡村公路多为土石路、沙石路，绝大多数土路晴通雨阻，雨季—路泥，晴天—身灰，有的路段塌方不断，险情重重。这种交通状况直接影响了当地群众与外界的联系，布朗族群众生产的农副产品也难以运出山外，经济和文化信息更加闭塞。据国家民委统计，截至2004年，在640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中，不通公路的村145个、占22.7％，不通电的村90个、占14.1％，不通电话的村279个、占43.6％，不通邮的村274个、占42.8％，不能接收电视节目的村215个、占33.6％，没有有线广播的村498个、占77.8％。这种文化信息的封闭，不仅使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科学知识十分贫乏，一些原始、落后的思想观念渗透于其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使他们安于现状、安于贫困，排斥现代先进的社会经济因素，形成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总的来看，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文化信息的长期封闭不仅造成了其经济社会发展相当缓慢，也造成了人口较少民族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封闭性。安于现状、故步自封、平均主义等一系列小生产者意识，根深蒂固，几乎渗透到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这既是落后的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反映，反过来，它又严重地扼杀新生事物的萌发和成长，阻碍社会的进步。因此，对于任何经济转变，人口较少民族都有着较强的排斥或抵触心理。对于人口较少民族来说，要实现向现代经济的转变，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打破封闭状态，摈弃传统保守意识，主动接受外来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
（三）在路径取向中要注意处理好两个问题
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的自然环境、资源状况、文化传统、经济水平等方面各自不同，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现代化转变的具体路径也因族而宜。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刀耕火种”原始经济状态的人口较少民族，首要任务则是加快发展农牧业，解决温饱问题；对于深入内陆，交通极为不便，开发成本太高的人口较少民族，首要任务则是建立本区域内的经济自我循环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对于那些比较发达的人口较少民族，有条件的则可以开始实行工业化；对于那些跨界人口较少民族，则要大力开展边境贸易，实行外向型经济。
尽管这22个人口较少民族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具体路径取向各自不同，但是他们的路径取向都要注意处理好两个共同的问题。
第一，坚持将人口较少民族自身的特色优势与区域优势结合起来，走因地制宜的转变路径。人口较少民族世代聚居于其传统区域，形成了在其特定生态环境中认识资源、获取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并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构成了人口较少民族的特点和优势，也成为当前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必须面临的现实条件。因此，人口较少民族经济转变的路径必须建立在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之上，否则将难以进行。20世纪70年代，在“以粮为纲”思想指导下，一些从事渔猎生产或畜牧业生产的人口较少民族不得不大力发展种植业，以农挤渔、以农挤牧，导致了发展失衡。赫哲族当时就出现了“渔业下降，农业又上不去”的尴尬局面，塔吉克族当时也是重农轻牧，以农挤牧、挤林而导致发展失衡和水土流失加剧。因此，要顺利实现人口较少民族生产方式的转变，一定要因地制宜，突出优势；要注意利用区域优势，坚持将自身优势与区域优势两者结合起来。费孝通教授就曾指出，赫哲族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要在三江平原的发展中谋划、推动和实现赫哲族的发展[11]。
综合来看，有条件的地方要通过改变其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促进诸要素的自我优化与更替，也即是要立足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而不是依靠全盘输入的方式，因为我们只能输入生产力中的物质要素，而无法大量输入现代工农业生产所需求的高素质劳动力。
第二，要坚持将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经济中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经济因素有效结合起来，走循序渐进的转变路径。现代经济是在传统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种发展模式，它与传统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经济价值取向仍大大影响着现代生活。由于传统经济对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影响深刻，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相结合，走循序渐进的路径，否则就会产生欲速则不达的效果。比如，为了把鄂伦春族组织起来，达到生产自救、自立的目的，1996年1月鄂伦春自治旗全旗禁猎，实行“禁猎转产”，狩猎经济从鄂伦春族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转变为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结合多种经营的经济类型。但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速度太快，鄂伦春族缺乏必要的心理和技术上的准备，加上各种原因如自然灾害、猎民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的影响，从事种植的部分猎民不但没有提高收入，反而使国家和个人的投入直接受到损失。据2000年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调查，有些猎民完全自种地的从1999年开始已经不占主流，很多家庭出租土地[12]。赫哲族的情况也差不多，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他们的“转产”也存在相似的问题。鄂温克族在1996年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开始由狩猎生产转向畜牧业，但由于猎民牲畜数量少，缺乏发展的基础，而且他们又不擅长畜牧业经营管理，收入明显减少，大部分猎民成为贫困户。
因此，对于那些因为外界条件变化不得不转变生产方式的人口较少民族，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如何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于那些仍保持传统生产方式的人口较少民族，应该帮助他们将其传统经济中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经济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走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
三、结语
总的来看，由于人口较少民族经济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条件，不仅生产方式比较落后，而且经济环境比较封闭、生活状态比较原始，因而，在向现代经济转变中其路径依赖特征更为明显。所以，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实现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其传统经济的影响和作用，首要问题则是解决经济封闭和信息封闭。在此基础上，将自身的特色优势与区位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将本民族传统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经济的科学因素有效结合起来，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转变路径。
收稿日期：200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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