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反贫穷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贫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俄罗斯经济迅速向市场转轨的条件下，正确方针的选定，首先是社会领域正确方针的选定变得极端重要了。美国社会工作（在美国称之为社会保护）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可能是极为有益的。但只能是在如下的不变的条件下才是：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必须走自己的路，以自己的实际情况、民族传统和经济能力为依据。承认美国经验的积极的一面完全不意味着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其他成员国都要盲目地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这显然不会取得成效。美国的社会生活模式虽然从外部看来很富有吸引力，但远不是完美无缺、白壁无瑕的。诚然，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尽善尽美的东西。但是，社会计划越是经过周密地考虑，那末就越是有可能使这一计划接近于更为完善的社会模式。
什么人在美国算是穷人
大约有2500万美国人拥有的收入达不到劳动部规定的最低水平。每五个成年的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实际上是文盲。根据卫生部的统计资料，无家可归者约有200万人。1985年，卫生部的社会委员会测定结果表明，经常的营养不良者约有2000万人。贫穷家庭中约有50%的儿童无力接受教育，而有5%的儿童为天生的弱智。上了年纪的人占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中的一半以上。其中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的一天食物不超过1000卡。这些人既无钱享受医疗护理，又买不起适宜的住房和交通工具。
可是，美国的贫穷如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也在执行某种“社会的”职能。依靠穷人来不断补充劳动大军——一种可以取代招募的特殊的经济动员。穷人干的是最粗的活，工资单价最低。他们基本上都是为富人服务的。穷人是廉价（常常是不合格）的商品和服务的方要消费者。正是穷人才是失业后备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自杀（每年有23000人）、犯罪猖獗（每年有30%的美国家庭被盗）、疾病（特别是精神病）、坐牢（约有70万人）、常用麻醉剂（有100万人）、酗酒滋事（有1000万人）和儿童的高死亡率——所有这一切成了美国人民最贫穷阶层的“特权”。
60年代期间，曾经拨出了巨额款项用来消灭贫穷现象。然而，社会保障的开支不超过联邦预算的5-6%。并且，这些款项由于通货膨胀而明显贬值。对美国社会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每两个美国人得到救济，就要有两三个人会因此而被不公正地放弃了，享受不了这种待遇。
大约有3000万美国人没有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几乎有1800万个美国家庭，或者说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每年医疗服务的开支很大，并且这些家庭中有三分之一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医疗服务费猛烈地上涨了。大约有100万美国人只是由于无法提供自己有支付能力的证据而每年都不能享受医疗救护。然而，大约有2000万人靠医疗保险计划《公共医疗补助制》和《国家医疗照顾制》可享受医疗服务。但这些计划的实施费用与医疗费用一道迅速增长。医生和医院向政府提出给予巨额拨款（不搞欺诈是不行的），这笔款项每年有45-50亿美元。难怪克林顿总统在实行卫生改革时打算限制政府对这些计划的开支。美国的整个卫生保健体制对于数百万美国人（包括享受《国家医疗照顾制》的人们）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每年为医疗服务不得不支付达自己的年收入20%的费用，而富裕阶层中年迈的美国人所支付的医疗费用为其年收入的3%。
不谈劳动保护问题，就不能说清楚美国的卫生保健状况。每年因工死亡的工人有1.4万人，过早死亡者有10万人，而患肺病这类职业病者有40万人。每年记录在案的工伤事故约有500万起。其中只有10%的遭受不幸者获得或多或少的实际赔偿。
所有这些就是美国生活的现实的事实。然而，联邦的医疗救护计划在1940-1990年间还是极其有效的。在美国，有很多人认为，最近几十年来寿命的延长就是多亏了国家的医疗救护计划才可能达到。就餐证、“妇女、婴儿和儿童”计划以及其他一系列计划对于贫穷的阶层和无劳动能力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帮助。而如果没有社会保险，几乎会有1000万美国老人干脆就生活在贫困中。国家的住房建设计划促进了人口稠密的住所的明显减少。国家住房建设与私人住房建设在住房市场上展开了实际竞争。
由于联邦的资助计划而摆脱了贫困的美国人数，如果这些计划没有得到实施的话，那还会少一半。然而，某些社会计划拨款的减少，无劳动能力和失业补偿金以及社会保险金的降低，退休年龄的增长（2000年前为67岁）和最低工资率的冻结，所有这些大大降低了社会救济的效益、使很多人失去可取的收入来源，迫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去谋求工作，从而使为争取就业机会而进行的已经激烈的竞争更加尖锐化。这也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并因压低工资而保护了利润。所以，无怪乎美国大公司的利润率即使在当今的衰退条件下仍然居高不下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克林顿提出的在收入、卫生保健和税收制度方面的改革远远没有受到美国企业主的赞许和好评。
美国的贫穷标准是什么？90年代初期，政府机关认为凡年收入不到6000美元的美国人为穷人。对于四个人的家庭来说，贫穷的界限是年收入12000美元左右，而对于六个人的家庭来说就是年收入16000美元左右。美国整个人口中的13.5%，或者说大约2500万人属于这一标准的范围。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数字，说有3000万人。这些穷人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的分布比例是很不一样的，因而造成选择社会政策的具体目标的困难。这些人有白人也有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比白人多出五倍），有城市也有农村人口，有年青人也有老年人，有不完全的家庭（妇女为家长者）。|根据美国统计局1987年的统计资料，穷人的分布状况大致如下：
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总数
13.5白人
10.5黑人
33.1讲西班牙语的人
28.2家长为妇女的家庭
34.318岁以下的儿童
20.0上年纪的人（65岁以上）
12.2
特别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人数很多（占五分之一），他们在文盲中所占比重在显著增大（达45%）。然而，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由于社会救济制度，上年纪的穷人所占的比重低于平均指标。从1960年开始，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所占的比重在增大。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经济增长不稳定和萧条，失业增加和转让性付款的实际水平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所引述的穷人人数的数据是根据转让性现金支付款计算的，不包括住房和医疗服务费形式的非现金收入。若包括这些收入在内，穷人所占比重会大大减少，1987年就只占8.5%了。
穷人的分布比例是不断变化的，因为第一，很多人在一两年内就会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第二，有所谓看不见的穷人，这些人不论是统计还是社会心理调查都未予以考虑。
造成贫穷的原因
美国的贫穷首先是由收入分配和有意识地保持差别所引起的（在美国，普遍流行着这样一个观点，认为追求收入分配中的平等将会破坏美国的经济制度并导致这一制度灭亡）。现在，美国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35000-36000美元。就这一平均数的收入分配情况示于表1。
表1个人年收入组距
各一组距中家庭
该类家庭所获得的总 （千美元）
所占比重(%)
收入所占的比重(%) 10以下
12
2
10-14.9
10
4
15-24.9
19
11
25-34.9
18
16
35-49.9
20
22
50-74.9
14
24
75以上
7
2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2%的最贫穷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2%，而占7%的最富有的家庭所获得的收入却占总收入的21%。所有这些足以说明美国收入分配中的严重不平等现象。
收入为50000-75000美元的家庭占个人总收入的24%。然而，即使这一收入水平仍然不能保证在现今的美国的高生活水平。不久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名叫乔治·西利奥连的公开信。信中描述了他的双亲的收支情况。这封公开信的标题是：“我这个属于中产阶级家家庭生活也不过是收支相抵而已”。西利奥连先生写道：他的双亲住在纽约市区的布鲁克林。有自己的住宅。双亲的年收入为75000美元。似乎这对过富裕的生活已是绰绰有余的了。可是，事情并非如此。他的双亲去年在大西洋城只不度了两天假。他们有一辆相当旧的《顺风牌》汽车。缴纳了联邦、州和市的税款之后，他们就剩下收入的一半了。住房、健康、人寿和汽车保险是位居第二位的家庭开支项目。这笔开销大约为15000美元。除去这个，就剩下了23000美元左右。一年的房费约需12000美元。于是，只剩下11000元用作伙食和服装费、服务费和汽油费的开支了。西利奥连写道：“我和妹妹正在读书。从这笔款项中还得支付学费。因为双亲收入有限，我们就只好申请大学生借款了。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顶得上用的储蓄。”这位年青人问道：至于那些收入不到75000元的美国人又怎样生活呢？作者自己回答说：他们天天都在为活着而拼命。
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些在贫困线以下的和年收入在6000-10000美元以下的美国人的境况如何？
为了公平起见，应当指出，税收制度和转让性付款大大减低了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程度，而转让性付款（约占80%）在这一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这种付款约占低收入家庭的75%的收入并且是与贫穷作斗争的最重要的手段。
在使美国国家中出现贫穷的众多经济现象中，应当特别指出通货膨胀。经常使美国经济遭到折腾的所谓可控制的通货膨胀（膨胀率为5-6%）过若干年之后就会大大降低那些依靠工资或固定收入的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通货膨胀对满足如下四种最重要的需要的影响最为严重。这四种需要吸收美国家庭收入的70%。它们是：食品、燃料、住房和医疗服务。在美国，对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有很多说法。但最为普遍一种看法是认为提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的要求引起了通货膨胀。而雇佣劳动者包括相当广泛的劳动者，从工业和农业工人、服务行业的受雇人员（所谓蓝领工人）到脑力劳动的无产者——工程师、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官员（所谓白领工人）。然而，事情并非完全如此。在上述的劳动应用领域中，劳动力费用所占比重已降低了。住房费的猛涨完全不是因为工资的提高，而多半是因为银行的高利息和不动产的投机活动所造成的。地价及其租赁费的上涨引起了食品价格上涨。医疗服务费高得像天文数字，这完全不归罪于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资属国内最低的工资范围），而是应归罪于掌管这一领域的使医生们万事享通的大公司和获得了巨大利润的制药工业。“工资——价格”螺旋线常常变成了“利润——价格”螺旋线。总是不间断地必须为同一种商品支付越来越高的费用是当今的价格形成的一个主要特点。这也就是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美国的多数工业部门中，价格可以规定在人为抬高的水平上，甚至在需求收缩时也是如此，直到形成了人为的短缺，如1973-1977年期间石油的情况就是这样）。
其他的引发通货膨胀的开支是用于转让性付款——失业补助金和对穷人的救济金等——的数十亿美元。当然，国家预算实际上是联邦开支的特殊的“通货膨胀”形式。正因为如此，所以克林顿总统力图将联邦预算的长期赤字降低一半（降低5000亿美元）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这首先是因为他是打算通过大大压缩军费开支来实现这项计划的。
美国的高失业率（1993年第二季度为7%）对穷人数量的增长有着特殊的影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生产衰退引起的周期性失业导致了商品和服务总需求的下降，从而使美国经济摆脱持续的经济衰退更加困难了（现在，出现了给人以希望的摆脱困境最初迹象，首先是失业率在逐渐降低）。美国的自然失业率达到了5-6%，而60年代期间为4%（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总和）。自然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是劳动力人口构成的变化（妇女和青年所占比重增大了，而这二者在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在传统上都是很高的）和制度的变化（失业补偿计划的扩大导致了摩擦性失业的增加）。
最近几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7%。然而，这些官方数字中不包括没有在职业介绍所登记的人和领取补助金的规定期限已满而未从名单中除去的人。这里也不包括从事不完全工作日和不完全工作周但却希望得到充分就业机会的从业者。照美国专家们的看法，失业率实际上为14-15%，就是说，比美国劳动部的官方数字高出一倍。失业对那些属于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以及上年纪的人和技术不熟练的工人所产生的影响特别严重，虽然近几年来在技术熟练的管理人员中的失业现象也在扩大。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黑人青年中的失业率不低于30%，这首先是因为技术熟练程度较差。总的来说，黑人的失业率比白人的失业率高出一倍。
美国每年可提供100万个就业机会，但多数的劳动报酬极低。工资低于官方宣布的最低水平（每小时4美元30美分）的数百万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最近几年在显著不断下降。谋求能够得到相当中等水平工资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甚至多数中等富裕程度的美国人也只能是收支相低，一旦被解雇、长期患病或因年龄增大而降低劳动能力时，他们也几乎是无保护的。美国人都承认，促使美国出现贫穷现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对就业者因性别、种族、民族和年龄的不同而采取的歧视。普遍认为，有利于与歧视进行顺利斗争的计划会降低贫困水平。
如上所述，黑人、讲西班语的人以及妇女常常会陷入穷人之列，即使是受雇、受过教育和职业培训，也存在歧视。有关美国人年平均收入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见表2）。
表2
人均年收入居民类别
以美元计
占白人男子收入的%白人
15401
100黑人
8967
58白人
6421
42黑人
5543
36
80年代末，美国白人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为32500美元，而黑人家庭则为18000美元。贫穷的家庭在白人中所占比重为8%，而在黑人中占30%。年收入为50000美元和更多的家庭在白人中所占比重为24-25%，而在黑人中为9-10%。
尤为普及的是所谓职业歧视，也就是说，多数妇女和黑人及讲西班牙语的人的职业范围狭小，而有些种类的职业是这些人所不能从事的（当然，最近几年来，在上述这几类人中，从事一系列有很高名望职业的人数增多了，这可以说是一个激进过程的开端）。
白人中多数是移民。在头140年中，向美国移民实际上是自由无阻的。在美国，普遍承认外国工人、工程师、科学家和艺术家对美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大贡献。20年代期间，移民流量大大减少了。然而，二次世界大争和取消了一系列限制之后，50年代期间每年的移民流量约为25万人，60年代期间为32万人，70-80年代期间为50万人或更多。目前，美国每年非法入境者有6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非法移民的人数每年约为50万人。其中多数来自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和拉美国家。最近，从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非法入境者增多了。根据估计，这种非法入境者的总数约有500万人。通常，这些人都答应从事低报酬（明显地低于法定的最低限度）和劳动条件很差的工作。
在美国，甚至非法移民也可得到失业补助金、慈善行事的资助和免费医疗服务，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立学校中读书并在国立医院中接受治疗。有工作的移民也缴纳税金，虽然明显地不是全缴。然而，十分明显，美国国内的贫穷似乎因为有数十万入境者而每年都在加重。促使情况变得十分复杂的还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种族仇恨的激起、犯罪现象的增多和社会紧张的加剧。正因为如此，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是为美国人建立的吗？然而如果没有新的源源不断的移民，美国将不完全是美国了。
有计划地消失贫困现象
与贫穷现象作斗争、给予社会救济和维持收入水平是美国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维持收入的制度包括两种计划：社会保险计划和国家救济计划。每一项计划中还有若干细部的计划（参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社会保险计划（补偿因退休和临时失业的工资损失，老年、无劳动能力以及因失去供养者的被赡养人的保险，失业补助金）都是靠专门为这些目的而留用的工资税来筹集资金的。
而国家救济计划（慈善事业计划）是从总的税款收入中拨款资助的。在美国，有人认为，维持收入水平的总开支在五十年中（从1940年到1990年）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上升到目前的18%。联邦政府实际拨款资助所有的社会保险计划和大约三分之二的慈善事业计划的开支。目前，社会保险包括美国全部从业人员的90%。1990年，约有3300万人每月都得到了大约513美元的支票。1965年实行了一项年迈者和无劳动能力者住医院的保险费用概由工资税资助的计划。
美国的所有五十个州都实行失业保险计划，而失业补助金的支付靠的是3.5%的收入税。这项收入税由雇主从平均摊在每个在职人员身上的工资的每7000美元起缴纳。这项计划包括民用经济部门有受雇佣的在职人员的90%。支付补助金的数额和周数在不同的州中有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补助金为在职人员纳税后的工资的50-70%。补助金的最低限度为每周160美元。
美国目前的所有维持收入计划的费用总额达4000亿美元，这就是说，按一个中等的所得者计算为2000美元。
在美国，社会保险和维持收入计划在消灭贫穷现象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数百万美国人靠着这些就不会被饿死，有房子可住，可以学习和得到治疗并满足自己最迫切的需要。根据统计资料，在按照这些计划获得所有转让性付款后不再是穷人的人所占的比重从60年代中期的27%上升到90年代初期的35-40%。所谓专项补助金实际上效果不大。
然而，有人认为，必须提高维持收入水平制度的效益（更不用说市政救济、住房补贴、法定的工资、对农场主的补贴和慈善基金会的私人损赠了）和修订一系列计划（首先是卫生保健和《福利》计划）。有人指出了现行制度的一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些计划的管理中官僚主义的倾向加重了。统计结果表明，为帮助贫穷家庭摆脱这一困境所必需的款项往往只是与实行这一方面计划有关的实际开支的三分之一。其余的钱都落入官僚的口袋中了，或者为依法无权得到救济的人所占有。结果，一方面在形成一个慢慢腾腾不断扩大的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基金在不公平地进行分配，因为同等程度困难的人们却首先由于每个州所实行的规则和程序的不同而得到不一样的补助金。城市的补助金比农村的多，东部各州比西部各州的多。一些真正困难的家庭得不到救济，而另一些家庭却是无根无据地得到了救济。
另一个重要的缺陷是劳动活动的刺激作用减弱了。一下子从几项慈善计划中得到了补助的个别人或个别家庭会猛然发现，没有工作对他们倒反而有利了，因为有了工作他们的物质条件可能会变得恶化（得到工资要纳税）。此外，这些人和家庭自动失去了根据公共医疗补助制所享受的免费医疗服务。因此而产生了受人赡养的现象（很多贫穷的家庭一代一代地享受《福利计划》的优惠）。在职的美国人和得到补助的美国人之间的社会疏远关系加剧了。
这项计划也对家庭保护不起促进作用，因为当夫妻分居时允许分别获得优惠。几乎有一半得到救济的妇女有非婚生子女，而这些子女也享受补助。
如何改革美国国家救济制度
克林顿总统在准备进行相应的改革时所依据的是以下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将众多的慈善计划用一个计划来取代，政府应当根据这项计划对家庭实行补贴，反过来支付他们收入所得税，如果其收入低于规定的水平的话。这项税将确保每年有保证的收入，还规定一旦有工资时要有一个降低补助金的系数。然而，这一方案中也有严重的不足之处，因为这一方案的目的——消灭贫穷、保证对劳动的刺激作用和将计划的费用降到最低限度——是相互对立的并要求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有鉴于此，很多美国专家偏重于第二个方案——鼓励劳动活动（从补助金到劳动），就是说，为所有的有困难的人提供谋求工作和进行职业培训与再培训的机会，在领取两年补助金后就不需国家救济。一些州在成功地进行有关的试验，于是就有可能对全国规模的《福利计划》进行修订。美国国会为此目的而于1988年通过了《家庭救济法》。改革的目的是消灭所谓贫穷的文化，也就是消灭这样一种现象，即对部分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人来说，放弃学习、靠补助金生儿育女和生活成了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
当今的俄罗斯的社会保护和美国经验
俄罗斯正在度过一个复杂而困难的时期。在向市场过渡时将经济损失，尤其是社会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是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国家顺利地向公开的市场经济推进。现在这两种损失已是十分明显的了：某些类别的居民的消费水平和食品质量因通货膨胀加剧而相对下降，而在很多情况下是绝对下降，失业现象出现并在增加，产量下跌了，犯罪现象增多了，地区、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发生了脱节，等等。
十分清楚，如果在俄罗斯不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救济部门，那就不可能有迅速地，而最为主要的是相地来说无痛苦地或者是无休克地向市场的推进，从而不会导致社会紧张地的加剧。一种反常的现象是：经济向以人的需要和利益为目的转轨取代了平均主义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不总是公平的物质资料的分配，这却使俄罗斯的很多居民阶层产生了戒备心理。这种自然的反应是因为根本的改革所引起的痛苦，因为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形成人们在经济生产和社会领域中的新的行为特点，通过提高人们对自己福利的自主性和个人责任心而改变对劳动的态度。很多人把社会保障的丧失，虽然是小小的富裕的社会保障的丧失（这往往同时引起国民经济不充分有效的运行）理解为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背叛，从而对明天失去了信心。然而，对社会救济有效服务的需要在俄罗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这一点使人们确信，以往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不府合市场经济原则了。这种制度应当根据正在进行并不断加强的私有化过程和所有制关系的改变而进行根本的改革，需要有不同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法并改变中央、地区和企业在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中的职能。而在我看来，考虑到美国的社会工作的实际经验，这种新制度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怎样的呢？
首先，对国家的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应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年龄、家庭状况和居住地点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侧重点是维持他们的生活、收入和消费的水平。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来说，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可以是有限的。消费以及生活的水平与质量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贡献，而劳动贡献是以技术熟练程度、进取精神和干劲为基础的。应当为这些人创造可以得到足够的劳动收入和就业保障（虽然不是普通就业保障）的条件。还必须有在劳动和消费领域中的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制度（在消费领域中是消费者保护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从社会基金中给他们提供最低水平的资料和服务的消费。
其次，社会援助制度的建立不应当以改善某些类别的居民生活的偶然性的零零星星的措施为基础，而应当以法律和社会保障为基础，这种保障由社会提供给每一个成员并确保维护其社会和民主权利。同时务使这种制度能够借助于社会标准（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最低消费水平等）以“自动的”方式发挥作用。使用和发展收入指数化机制旨在加强这种新方法。同时应当放弃所谓剩余原则，而考虑社会和个人对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需要应当取而代之成为主要的。
还应当在劳动关系的领域内建立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而这一机制必须成为建立整个经济和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从而确保所有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权得到保护。
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改革、亏损企业的转产和关闭、军队的裁减，所有这些无疑会使劳动市场的形势变得尖锐化（现在临近退休年龄的人、有孩子的妇女和青年已经遇到劳动安置的困难）。在现在条件下就放弃俄罗斯公民几代人所赢得的劳动权而公开允许失业是错误的。然而，正如俄罗斯报刊中所公平指出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一神圣的权利在向市场过渡的条件下应当转化为就业权。就业权以存在“劳动后备军”为前提条件。从劳动后备军中吸取加速服务业发展、开发北部和东部地区、提高换班率等等的劳动资源。很自然，这需要建立职业转向、临时失业者的流动和财政支持等部门，以补充现有的服务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成为主要的保证。
必须建立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中央——地区——企业），在一体系下，高层次规定的社会保障能得到其余层次的社会优惠制的补充。最为重要的是建立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保护机制，而不管所有制形式如何。应当依法制定并推行社会可接受水平的劳动奖励的保证制度，以及雇主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和休息创造适当条件的制度。很自然，社会部门应当监督有关要求的遵守情况。
还必须制定无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生活水平方面的一系列专项标准，这就要求对国家退休和社会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利用生活水平的社会标准，首先是最低消费开支的社会标准具有特殊的意义。
毫无疑问，重要的还有建立不包括在联邦预算中的退休基金、增加企业的退休保证的强制性保险费和在企业中为职工的补充退休保证设立专门的基金。
为了保护儿童，必须有统一的家庭补贴制度。而家庭补贴应当根据生活费用的变动情况经常进行修订。应当有相应的地区性计划对这一方面的国家计划加以补充。各种形式的食品接济计划应当起着特殊的作用。
最后，必须重新考虑社会基金的作用和意义，从中取消多数社会文化部门：医疗保健、文化体育服务、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住宅公用事业、住房建设。这些部门可以纳入市场关系范围。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应当废除靠社会基金享受免费和优惠消费的机会。然而，对无劳动能力的公民——年迈者、残疾人和多子女的家庭——当然应当扩大通过社会消费基金所给予的国家保障。
陈闻 白东译自《经济学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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