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内外——对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的社会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都论文,社会学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2－0011－08
在《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获得登场机会的“诗歌流派”共计64家，[1]其中明确标明来自四川范围的达11家之多。① 大展用公开发表形式使四川第三代诗歌集束亮相，这既显示出该地域诗群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将它们传播到了更广范围。② 但是，四川第三代诗歌并非1986年冒出来的雨后春笋。早在1982年10月，四川高校各路诗人代表就啸聚重庆“西师”（西南师范大学），率先提出“第三代人”口号；1985年，成都以“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名义编印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开辟“第三代诗人自选诗”专栏；第三代诗歌代表流派，如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也于此前结集人马，挑出旗号；出现于文学史的代表诗作，如李亚伟《中文系》、杨黎《怪客》、周伦佑《带猫头鹰的男人》等，也于1984年左右写成，并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可以说，大展之前，四川诗群旗幡招展，民刊星火激荡，诗人穿梭往来，盆地之中第三代诗歌早已鼓声阵阵，圈子自成，且与外界互有联系，秋波频递。
如此势态形成，显然不仅是诗人创作之功，它还与复杂的诗歌传播活动紧密相连。对此进行一番考察，无疑有助于认识蜀中第三代诗歌的生成境遇，也有益于探析1980年代诗歌的历史现实。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认为，文学传播“可以从发表行为和发行的圈子这两方面来谈”[2]，第三代诗歌传播无疑也体现在这两方面。但由于其长时间的民间地位和地下性质，这两方面与公开刊物上作品的传播显然有所不同。事实上，在传播场所、活动城市、行为方式等方面，四川第三代诗歌都有着独特面貌。其发展和传播，一开始就与大学校园、城市空间、自办刊物等紧密相联，并与“环滁皆山也”、偏居西南而又自成整体的四川地域特点有所关联。那么，四川第三代诗歌究竟怎样在传播，其行为和圈子是怎样的，其传播与时代风潮有何关系，它们给当代文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问题，正是此处从文学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的重心。
一 大学“民间”：从1982年“西师”聚会说开
经过19年轮回，1982年国庆节与中秋节再次于同一天重合。三天假期，部分高校诗人代表于“西师”聚集：“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5人代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校诗社，万夏和朱志勇等代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和马拉等代表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近30名诗人在这“争吵的三天，狂饮的三天，白热颠覆的三天”之后，正式提出“第三代人”口号，并决定出《第三代人诗集》。[3]此前夏天在成都策划“聚会”时，万夏、胡冬、廖希等人就认为：“如果我们联合起来，肯定可以和‘朦胧诗’打一架了。我们的诗歌毕竟和他们不一样……”[4]206尽管还不能明确称之为第三代诗人，但这般“联合”，却使他们“不一样”的诗歌传播了开来。万夏回忆：“刚刚去的时候，大家就聚在一起，20多个人，轰轰烈烈的，把所有诗歌全部摆在桌子上搁起，一大堆啊。还真是一场盛会。我记得我们挤在一张桌子边，床上、桌上、地上全部都是诗。”[4]207此般热闹非凡，却正是他们的一种诗歌传播方式。从这次非校方组织活动可见，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一开始就与校园紧密联系，且表现出了强烈的民间性质。
其实，1982年前后高校文化氛围，对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的影响，首先就值得注意。高校是社会重要组织，有着特殊的年龄群体和知识结构，它既敏感着时代思潮、社会氛围的变化，又推动着这些变化出现。随着大学招生制度改变，社会思想意识开放，各种新颖思潮涌进校园，全国高校气象一新，兴起一阵学生办刊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978—1980年全国有100余所高校编印出版了大学生文学刊物约200余种”。[5]四川高校中，也出现了十分频繁的校际交流和学术活动：“1980—1985年，全省高等学校共聘请长期讲学的外籍语言学专家和教师444人、短期讲学的专家938人；共派出考察、讲学、参加学术活动等各类人员572人次；有19所院校先后与美、英、加等国的近100所大学或组织建立了教育交流关系，根据协议进行了人员、图书资料、学术论文等方面的交流；有24所院校先后接待外宾3000多批、44000多人次。”[6]1026如此状况，无疑有利于增强学生思想文化活力，为诗歌传播营造氛围。那时，校园里“到处都能遇到诗歌，教室，树荫下，图书馆，街头报栏，书籍扉页，联欢会，夜间散步——因争相搀扶一个俄语系女生（娇喋喋扭了脚），手指头细腻了好久好久——所有的开场白。春天的阔叶林和街头梧桐诗兴大发”，[7]716钟鸣如此描述“西师”。成都高校也是“有很多文学社团”，“经常开讲座”，如欧阳江河的诗歌讲座就“一发不可收拾”，[4]413受到热烈欢迎，“有的大学讲过两到三次，像川大。陆陆续续的，持续两三年”。[4]433广泛意义上的第三代诗人，如钟鸣、尚仲敏、胡冬、赵野、唐亚平、万夏、李亚伟等，该时期都正在大学里“轰轰烈烈”“甚嚣尘上”。[4]337后来领军“非非主义”的周伦佑，也在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做着图书管理员工作。身临其中，东风凭借，四川第三代诗歌自然易在大学园林里纵横开来。
那么，四川第三代诗歌在校园中究竟是怎样传播的呢？其中，相互传抄、朗诵交谈、自办刊物、朋友来往，以及标新立异的行为，都成为了盛行的传播方式。1980年进入南充师范学院的万夏，看到中文系学生张贴的文学专栏，故而“把自己写的东西恭恭敬敬地誊写出来，拿给几个老哥哥看，他们说写得好写得好”，继而“大家相互崇拜，相互影响，那时候有一点儿什么好东西立刻就相互抄。”[4]197-198 1981年进入四川大学物理系的覃贤茂，在“第一教学楼宽大的门厅中”，看到赵野等办的第一期“白色花”黑板报，随后加入这道“奇异的风景线”，“作长夜之谈”，“谈诗歌，谈人生，谈爱情”。[4]336校园中第三代诗歌，正是在这种专栏板报、誊写传抄、交往谈论之中展开了传播。在僻远的南充师范学院，学生自办刊物大量涌现，万夏等人办《彩霞》、李亚伟和胡玉办《刹那》，“这两伙诗歌墙报作者又因都用金盾牌硬面记录本写作而合并成《金盾》。”[8]几人聚合组成莽汉主义诗派雏形，并通过公开朗诵形式传播“莽汉诗”。万夏回忆：“我当时把‘莽汉诗’拿出来朗诵的时候，包括我们学校的写诗的和不写诗的，以及社会上一些朋友，全部都目瞪口呆。他们就是觉得更像谩骂，哈哈，更像一场谩骂，吵嘴”，尽管一时不被接受，但这种异质诗歌强烈冲击了学生的审美观念，“后来就是这些反对的人，写的诗歌也开始像这样子了。他们后来想啊，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需要的。就在那半年多，人人都在写‘莽汉诗’，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些。”[4]214这也正是校园内第三代诗歌传播的一个代表性例子，这些传播也不仅限于以上所提人物。
书信往来、刊物交换，校园诗人开始将诗歌传播他处。但是，由于四川整个环境相对封闭，此时期传播还主要限于盆地。1983年，四川大学胡冬在给南充万夏的信中写到：“《诗集》收到”，“赵野完全形成了自己的诗风”，“正在上课，写得太乱，抄来几首，请提意见，特别想听听你对《作品第135号》《太阳》的看法”；于1983年毕业后的李亚伟，与朋友之间也是鸿雁频传，他给万夏写道：“我又写了两首诗，打起了给你寄来”，“我想读一下你本子上的《长廊》、《篇章》”，“写了好诗应当时就寄出来，无论你、我、胡玉都一样，需要交流”，“我这儿还有几个写诗的，到时我把他们的作品寄出来。”③ 早在1982年“西师”聚会之后，胡冬、赵野等人还到南充与万夏一起讨论起草《第三代人宣言》。可见，高校之间、学校内外的诗歌传播，更多采用了朋友交往、书信往来形式。在此之外，他们还相互传阅刊物。万夏回忆他在1982年暑假与从重庆归来的廖希相识：“他从柜子里拿了很多东西出来给我看，都是他们办的，他们办《次生林》《普通的一代》，很多诗歌刊物。好，那时候我才晓得他们西师有很大一拨人，包括钟鸣他们。从此我们常串门。”[4]2051984年，万夏将诗集《莽汉》打印十几本，“开始找一些人，看着舒服点的，寄过去”，其中包括省外“名人”徐敬亚，他甚至与远在东北的诗人郭力家等也开始书信往来，频传诗作。[4]212-213以上信息，虽不见得全面，却可成为考察高校第三代诗歌传播的窥豹之管。
更为有趣的是，这些传播活动，尤其是莽汉诗歌传播，往往联系着诗人的怪异行为，这也是四川高校中第三代诗歌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甚而可说，没有这些标新立异，甚至怪诞离奇的表现，四川第三代诗歌的传播也将会缓慢、平静得多，那将是别一番模样。李亚伟说到：“‘莽汉主义’不完全是诗歌，‘莽汉主义’更多地存在于莽汉行为”，[9]正是这些“行为”，如奇装异服、打架闹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诗歌传播。万夏进入大学，“梳着三七开的头发，……学港派嘛，港式留耳发，留长发留耳发”，“青年服打开，露出领子，两个领子像两只狗舌头翻在外面，港片里全部是这样的。”李亚伟那时候“戴个眼镜”，“长头发，有时又是个光头”，而马松穿“火箭皮鞋，下面钉20几个钉子。走路咔咔的响”、“留长头发”。享有“丝绸之都”盛名的南充，在1980年代还较为落后、信息闭塞，但这些“行为”却表明该地也受到了“港片”等外来文化影响，那么，自然不难想象成都、重庆等地高校诗人之“独异”。重庆大学“大学生诗派”的燕晓东，“他用打火机、戴白手套、穿西服。1984年的重庆沙坪坝，燕晓东把自己搞成了黑老大”，杨黎如此戏说，而当时“正逢香港电视剧《上海滩》在重庆热播”。杨黎还描述了成都1983年“交际舞”流行，以及“留长头发，穿奇装异服，听邓丽君，聚众看录像，最后就是跳跳‘贴面舞’”的景象。[4]196,247,240,511,61-62显然，除开青春期的追新逐异意识，这些“行为”还联系着80年代初诸多社会变化。那时，“喇叭裤、披肩发（还有烫着的头发）、迪斯科以及国外的电影、歌曲，纷纷从国外经广东的‘南风’传入城市与乡村”，[10]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更强烈地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嬗变，这是由校园文化的主要承载体的种种特征决定的。外来文化在形式上往往表现为新异，这种新异文化对大学生有更大的吸引力，能引起更广泛的关注。”[11]李亚伟与万夏等人结识，首先就因为“外貌，奇装异服，和那种老老实实的人不一样”。杨黎说到：“那时候完全就是凭借一种气质，那时候的气质也就是穿牛仔裤。”[4]241当然，这些“怪异”不仅仅表现在诗人身上，但却促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诗人”身份的认同感，他们相互吸引并结成圈子，这客观上促进了诗歌传播。
但是，这些“怪异”恰也使得他们的诗歌传播，只能是一种学生群体中的民间行为，而不可能成为校方组织的“官方”活动，这又突出了校园传播另一特征：民间性。暂且不去讨论诗作内容与校方思想的不同，这些怪异行为就将校园“第三代诗人”请入了“异端”之瓮。万夏在大学，“几乎全在逃学、诗歌、喝酒、谈女朋友、聚斗、夜饮、借债、游行、罢课中度过，还有受处分。”[4]210李亚伟也说到：“当时就是旷课，耍女朋友，打架。……就是说打架，没有一个月不打架的”，[4]240-241“晚饭后这伙人都去立体电影院及红旗剧场门口‘碰运气’、‘碰’漂亮女同学或街上的美女，这些当时被部分老师称为‘害群之马’的家伙确实带坏了整个学校的风气，后来发展到每晚均有上百的大学生站在电影院门口‘凤求凰’，有人竟从无间断，一直出‘满勤’。”[8]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夸张，它们与学校的管理要求大相径庭，却是一目了然。1982年5月，四川省委宣传部、高教局党组召开高等学校党委书记会，着重研究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强调：“学校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一门科学，认真地进行钻研和创造，把我们大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搞得更有成效。”[6]1021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自然不会认可这些“怪异”行为，而只会采取措施来进行管理、规范。万夏、李亚伟等都曾因打架而被行政拘留，学校也给出过相应处分。整个时代思潮急剧变化，一方面大学更为开放自由，一方面“清除精神污染”、“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要求也同样存在，连穿喇叭裤都一度被认为是颓废、腐朽的表现，第三代诗歌也只会更多以传抄、朗诵等民间形式来传播。这也不仅是“莽汉”传播才有的特征，整个四川高校第三代诗歌传播都呈现出了民间性质。
当诗人们“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第三代诗歌的传播也更多转向了社会。从1982年“西师”聚会开始，四川第三代诗歌在大学内广为传播，无疑呈现出了复杂面貌。一方面诗人们以手抄、朗读、信件、民刊等形式相互传阅诗作，另一方面他们又以新异的自身行为、明显的圈子意识，在较为封闭的地域中展开活动，表现出了明显的民间性和地域性。这些行为，既促进了第三代诗歌的整体发展，又进一步丰富了诗歌的传播方式，且与四川高校氛围、社会思潮变化等紧密联系。其中还有一点值得进一步重视，即它们隐隐显示出城市变化对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的影响。
二 花重锦官城：城市流动中的诗歌传播
在《灿烂》中，杨黎写到成都古卧龙桥街：“四米宽，八十米长。而且古卧龙桥没有桥”，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的一条青石铺路的小街”，从1984年开始，“全国各地写诗的人，没有一大半也有一半人来过这条街。那个时候万夏是有名的‘小旋风柴进’，他的家被我们戏称为‘中国诗歌成都第一接待站’。”[4]191-192如此描述，似乎可以让人想象诗人们穿梭往来、把酒论诗、“好不快活”的场景。事实上，此时期成都内外，诗人联系更趋频繁，诗歌传播更为广泛。“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成都，第三代诗歌的中心之一，显然在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中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中心。
不妨先看看成都的第三代诗歌活动。随着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推进，各地展开了增强城市文化实力的活动，“在各省级共青团的领导下，成立了许多青年组织。在四川省团委下面，当时已经成立了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和四川省青年经济工作者协会。”[4]68春风沐雨，挂靠智协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也于成都成立，尽管其中人员混杂，但它毕竟是蜀中第三代诗人的一种联合，万夏等还以此名义编印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将第三代诗歌做了一次集中呈现。1984年前后，川内具有前卫性质的几大诗歌圈子，④ 其活动中心几乎都集于蓉城。诗歌活动繁花锦簇，诗人陈小蘩如此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成都的文学氛围很浓，成立不少文学社团，经常举办各类讲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在这样的氛围里交流彼此诗学感悟或者华山论剑。”[12]西昌诗人吉木狼格之妻杨萍也说到：“我一般是在放假的时候去成都，在那里总是过得热热闹闹。我们经常跟着丈夫们出入于各种诗歌聚会。这样的聚会往往气氛热烈，有关诗歌的话题仿佛无穷无尽。”[14]561早在1983年春，杨黎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也就遇到了“读一首自己的诗”的邀请。[4]84可见，也正是在这些“无穷无尽”的“华山论剑”中，交谈、朗诵、聚会将第三代诗歌做了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南充、西昌、涪陵等地诗人，都与成都有着亲密接触。1982年，诗人万夏在成都与廖希等相识，才了解到重庆“方面军”情况，继而开始结识更多诗人。1984年夏，他在成都又与杨黎见面，“像那个时候所有的友谊一样”，他们“从诗歌开始”，让杨黎读到了“胡冬的诗、李亚伟的诗，马松和他自己的诗”。[4]191万夏经常往返于南充成都，从而将诗歌信息带进带出。偏居西昌的非非主义发起人周伦佑，也于1983年借调到成都《星星》诗刊编辑部，从而展开广泛的诗歌活动，为后来“非非”重心转移成都打下伏笔。涪陵诗人何小竹1985年读到杨黎、周伦佑等人的诗歌，从而与成都诗人书信往来，并在1986年于成都出刊的《非非》创刊号上发表组诗《鬼城》。大学毕业后到丁市工作的李亚伟，也在1984年冬在涪陵替“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筹建分会，与成都有着紧密联系。曾在重庆办《大学生诗报》的尚仲敏，毕业后也到成都成立四川省大学生联合诗社，创办了《中国当代诗歌报》。在诗歌传播中，这些活动促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流动趋向。那么，这种趋向关联着什么样的背后信息呢？
显然，这首先就与各个城市文化氛围、思想意识的差异相关。这些差异直观上就不难见出。成都在文学氛围、诗歌活动、交流信息等方面，较之省内其他城市有着明显优势。1985年展开“走访讲学”的周伦佐兄弟，在成都各高校引起“轰动”，“一张张年青的脸上一双双充满期待和揣测的眼睛”欢迎着他们。而之前在西昌演讲，“该来的朋友都来了，加上师范学校学生，有二百多人。同成都相比，西昌地区校园内的文化气氛不是很浓，整场演讲虽然掌声不断，但我从所提问题中感觉到，多数听众其实似懂非懂”，西昌师专甚至因为演讲题目“爱的哲学”，而“怕学生被‘爱情’二字引入歧途”，对学生“早下了禁令”。⑤ 相距不过200多公里的自贡，与成都在经济、文化上的“距离却至少要以10年计算。体现在文学观念上，用一个例子就已经足够。1986年，当第三代诗人开始旁逸而出、朦胧诗的余绪呈现出回光返照的辉煌时，家乡的文人仍然在热烈讨论后者‘懂’与‘不懂’的口水争论。他们被文件赋予的创作圭臬牢牢控制在本地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⑥ 诗人蒋蓝如此说。而以丝绸为主要工业的南充，这一“嘉陵江从边上流过”、四周桑树遍绕、“一眼望去，真的沧海桑田”的“古朴”城市，那时需要十几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成都。“那里地处偏远信息极为闭塞，几乎和外界没联系”，万夏如此比较：“西师基本上和全国各地交流都比我们方便”、“川大那里好大一部分人，他们和外界的接触就多一些。”[4]200,210显然，这些差异促成了城市之间诗歌传播的流动趋向。
以成都为中心的流动趋向，是否还隐含着其他强力因素呢？事实上，经济改革、城市变化，恰与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有着莫大关系。1984年城市综合改革展开，成都市采取了“两个搞活（搞活企业、搞活流通），两个结合（改革与开放相结合，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相结合）”的政策，当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34亿元，占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5％”，1985年前后“铁路客运量年约700万人次”，“公路客运量年约400万人次”，“航空客运量年约15万人次”。[13]1003除工业中心重庆之外，这些数据远胜他城，这与诗歌传播虽无直接关系，但在整个氛围上无疑促进了诗人与外界交流。同时期，偏僻的南充、涪陵等地并无铁路相通，横断山脉阻隔的西昌偏居西陲，他们与外界联系显然较少，这在客观上阻碍了诗人与外界联系。1983年，成都市就有如此文化基础：“各类电影放映单位852个，放映场次26.9万场，观众21.58亿人次。专业剧团31个，演出场次10020场，观众达632万人次。全市有博物馆4个。报纸、杂志、图书出版量分别达到5.4亿份、3007万册、343万册。”[14]78-79这些条件，显然更有利于形成诗歌传播氛围。在城市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高校，1984年南充3所，在校学生6007人，⑦ 西昌3所，在校学生1500余人，涪陵1所，学生774人，[14]357,275而1985年成都市“高等学校有15所，在校学生34000人”。[13]1004尽管统计者、统计时间稍有不一，但其中差距之大却毋庸置喙。高校与所在城市关联紧密，其多寡也表明城市之间文化结构的差异。大中城市拥有“巨大的积聚力、扩散力和媒介力”，这为它们“成为流通网络枢纽提供了条件”[15]，诗歌传播中的成都也是如此。
当然，成都“中心”，并不否定其他城市之间存在的诗歌传播。这些地方的传播，同样有着强烈的民间性，以及与校园传播相似的书信往来、以诗会友、朗诵抄阅等方式，并且呈现出了明显的流动性特征。李亚伟毕业到丁市任教，万夏、胡玉、宋炜、马松等诗友都曾前往交游，这实际上也是诗歌的传播行为。李亚伟说到，1984年“胡玉也寄来了‘我怀抱一家铁匠铺朝你冲来’等大叠情诗。夏天，在我、梁乐、胡玉从不同地方巡逻到四川雅安马松处去聚众喝酒时，‘莽汉诗歌’已极大地丰富起来，形成了猛烈的创作势头，其标志是马松站在一家餐馆的酒桌上朗诵了‘把路套在脚上走成拖鞋’的《生日进行曲》。”显然，诗信往来、聚会朗诵，依然是莽汉诗歌在城市之间传播的主要方式。李亚伟对此一再强调：“在喝酒喝茶的过程中，我向这些朋友朗诵我的《中文系》《硬汉们》及《武松之死》等诗”，“在朗诵和吃喝中，‘莽汉诗歌’得到了大肆的传播和普遍的赞扬”，莽汉主义诗歌“几乎是通过朗诵、复写、油印到达诗歌爱好者中间的，它是80年代中期民间流传最广的诗歌之一，所以，它也是那个时期最典型的‘地下诗’之一。”[8]非非诗人也是经常奔走于西昌与成都。“由西昌往返成都的火车”成了周伦佑的“活动走廊”，[16]65而他在家时“仍然是朋友们的中心”，家里常常“高朋满座”。[16]60-61成都陈小蘩、杨黎等诗人也常到西昌会友，交谈甚欢。涪陵何小竹与周伦佑等也早有联系，在1985年就将十余首诗寄予西昌。当然，这些城市之间的诗歌传播往往以自家圈子为中心，如莽汉主义、非非主义诗群，在地理上形成了成都之外的次中心，如西昌、涪陵等。
这种城市之间的诗歌流动传播，很快就越出了四川范围。从1984年开始，四川第三代诗人与外界联系加强，各种外出活动、会议召开都成为他们传播诗歌、宣扬旗号的机会。万夏在与郭力家“通了半年信”之后，“跑到东北去，然后把两边李亚伟、马松和郭力家全部都联系起了。”他还多次外出去了“贵阳，广州，深圳那边”，将诗歌传播到更广范围，而且将外界信息带回。杨黎就此对万夏说到：“你那时候走了很多地方，你带回来很多信息，基本上我和外面的接触都源自于你带来的信息。比如说《他们》，还有《大陆》，孟浪和默默，韩东、于坚他们。”李亚伟从1984年到1990年，“总是在无休无止的行走中度过”，“三下海南，七上武汉”。杨黎也在1987年与李亚伟一同外出：“我们从成都出发，去了宜宾、重庆，又去了十堰。然后是柳州、镇江，再坐船到海南。最后又从海南坐船到广州，从广州坐火车去武汉、长沙，再回到重庆。”[4]217,218,234周伦佑、杨黎等因编印《非非》，多次前往宜昌、武汉、西安、兰州等地。正如李亚伟夫子自道：“1985年到1986年是‘莽汉’诗歌活动和传播的高峰期，诗人们常常乘车赶船、长途跋涉互相串门，如同赶集或走亲戚一般，走遍了大江南北，结识了无数朋友”，[8]四川第三代诗歌在这些行动中得到了广泛传播。1986年夏，“当代诗歌理论研讨会”召开，从成都“一觉睡到兰州”的尚仲敏争取到发言机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第三代”，“重点讲出了一些人物的一些作品，让他们感觉到第三代作为一种浪潮不得不正视。”[4]508显然，类似会议也成为了诗歌传播场所。而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现代诗群体大展”，对四川诗歌的传播更是作用显明。这些“主动出击”，无疑进一步突显了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的流动性特征。
此种鲜明的流动性，是否又关联着什么深层信息呢？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启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全国出现大规模人才流动现象，这既促发了川内诗人外出活动，又给诗歌传播掺入了一种新的色彩：商业活动。“在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是大量的‘三资’企业、民办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个体企业的出现，是国营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是经济发展对人才的一种迫切需要。”[17]34如此驱动，成都就出现了大量流动人口：“1984年日平均流量为27万人，1985年为35万人，1987年猛增到53万人。”[18]随着沿海14个开放城市出现，深圳、广州、海南经济飞速发展，“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动现象日益突出，“海南人才热”便是其中之一。仅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登记表显示，自1987年建省到1990年“直接上门联系的为36231人，来函联系的146701人，共达18.2万人。”[17]27大潮汹涌裹挟，很多第三代诗人开始带着经济目的活动、外出。1984年底杨黎从单位辞职，随后和万夏一起经营书店咖啡店。1988年2月，吉木狼格下海去甘洛县经营铅矿开采。[19]李亚伟、万夏、杨黎等人多次出川，前往海南、深圳、广州、东北等地，这一方面是以诗会友，另一方面也带上了经济色彩。李亚伟说到：“当时没得钱，往其他地方走纯粹是因为啥子呢，那里有朋友接待，或者是跟别个顺路。”[4]253万夏也回忆：“有时候是边走边要，你知道的唦，到了一个地方，吃和住都是不要钱的。有时候，还跑点买卖。我1985年又去了东北，我就是去卖君子兰。”[4]218诗人在城市之间的这种流动，客观上也促进了第三代诗歌的传播。
显然，在普遍的书信往来、聚会朗诵、圈子交流等形式之外，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还表现出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川内流动和省外流动现象，形成了明显的城市流动传播特征。这一方面与四川地理构成、文化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在深层意义上，还与城市经济改革、人口流动等社会变化紧密相联。可见，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文学交流活动，它的背后还隐含着丰富的社会信息。此外，在传播过程中，自印诗集和自办刊物也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纸质化集中传播的特征，这也是该处考察不可忽视的内容。
三 民刊方式：纸质化的集中传播
“诗歌以这本万夏主编的书的形式完成了它绝非人意的神秘转移，诗歌风水从北京到成都简直就像从雅典到罗马。历史和现实一个惊人的相似性！”柏桦在其著述《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1985年《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这本诗集，给以了浓墨重彩的强调：“这是第一本铅印的中国民间先锋诗刊，划代的问题也在此第一次正式亮出来了。”[3]该诗集辟出“第三代诗人自选诗”专栏，集中刊载了许多第三代诗歌。涪陵何小竹、重庆尚仲敏以及外省郭力家等众多诗人，从这里读到了杨黎《怪客》、周伦佑《带猫头鹰的男人》、胡冬《慢船》等重要诗作。[4]513显然，这是四川第三代诗歌纸质化集中传播的一次显现。
早在1985年之前，四川高校中就出现了众多民刊，如西南师范大学《次生林》、《普通的一代》、四川大学《白色花》、南充师范学院《刹那》、《金盾》、《莽汉》等，以及胡冬等人编印的《第三代诗选》等，这些都促进了第三代诗歌的传播。从1984年开始，诗人交流频频加剧，纸质化集中传播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显然更有利于四川第三代诗歌整体性地展现。除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之外，1985年，万夏、杨黎、石光华等人在成都编印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李亚伟、何小竹、廖亦武等在涪陵编辑的《中国当代实验诗歌》，1986年7月周伦佑、蓝马、杨黎等在成都创办的《非非》，都以纸质刊载的方式扩大了四川诗歌传播范围，加强了四川内外诗人的交流。
1985年，万夏、杨黎等以“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名义，开始编辑《现代主义同盟》，先是“大张旗鼓”地征稿，继而因诗协内部矛盾而“相对的秘密”进行，最终不得不改名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以完成编印。该过程中，万夏“亲自设计了封面，送到了印刷厂。对外的联系和征订工作，在宋炜的帮助下，顺利地开展起来。”当时，宋炜与“全国各地的诗人，他全部都有联系”，万夏说到：“起码收到100个地址。”诗集印刷出来，他们首先采用了邮寄的方式将之传播，万夏就此回忆道“把《现代诗》的集子寄出去了很多。”万夏还带着诗集去了上海、南京，甚至东北等地。“1985年，万夏带着我们编印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去了上海，也去了南京。他回成都后，我觉得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带回来了一本《他们》。我几乎是以一种狂喜的心情读完了《他们》，并且把韩东和于坚、把丁当和小海、把王寅和小君，把他们的名字和诗歌，都牢牢地记了下来”，[4]73,77,218,286杨黎如此写道。显然，诗集既将川内诗歌传播了开去，也带回来了更多外面信息。
在涪陵展开编印的《中国当代实验诗歌》，在诗歌传播上几乎起着同样的作用，尽管这仍然不是一本纯粹的第三代诗集。⑧ 该集子同样广泛征稿，曾参与其中的万夏回忆道：“我在廖亦武开的名单上，又开了好多名单。每个人都发了信，我起码发了30封信，全国各地的，因为我当时手上全国的地址都有”。[4]218吉木狼格也谈到诗集内容：“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写的诗，这是当时不能（也不想）在官方杂志上发表作品的诗人们共同的想法。……除四川诗人外，书中还收入了韩东、于坚、孟浪和郭力家等各地诗人的作品。”[4]535这无疑让四川诗人读到了更多外界诗作，李亚伟就承认：“我看到好多人的诗都是那一次”，“我有印象的好多诗人都是通过编《中国当代实验诗》”。⑨ 随着诗集传播，其中刊载的诗作自然也会被外界传阅，引起反响。李亚伟谈到，《星星》诗刊就从该集中选出他的《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诗，进行了公开发表。此外，还有这样一个信息：编印诗集的部分经费，来自下海“办电大”的雷鸣雏。李亚伟如此叙述他这一同学：“下海最早我的同学里面就是他，而且感觉是发财了。他在市政府里面弄了间办公室。”[4]245,257针对高校招生“考生多、录取少”的社会问题，1982年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电大教育受到欢迎，如重庆市1983年6000多名考生在高考中落榜，市政府就“决定组织今年高考落选，但总分仍在300分以上的待业青年参加电大经济类专业的学习。”[20]这也成为了部分人的商机。如此信息，却显示出第三代诗歌的纸质编印活动，似乎很偶然，却又是必然地联系着整个社会变动。
具有复杂生产过程的《非非》，以期刊的形式连续出现，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纸质化集中传播特征。创刊伊始，《非非》就具有较为宏大的视野，它既是“非非诗人”作品展现处，又是四川第三代诗人发表诗歌的场地，其作者圈子一开始就包括巴蜀内外的诗人。创刊号目录中，就有川内尚仲敏、万夏、敬晓东等非“非非诗人”作品，还出现了丁当、邵春光、孟浪、余刚、郁郁等外地诗人的名字。作者圈子扩大，也就意味着传播圈子的扩大。另外，《非非》、《非非评论》不断转移印刷地点，诗歌的传播范围也由此得到了扩展。周伦佑等人前往重庆、宜昌、武汉、兰州各地编印刊物，都与当地诗人发生了紧密联系，而且就地将部分刊物邮寄发送。在《非非》第2期寄赠名单的影印照片上，可以辨出部分受赠者的单位信息：“湖北宜昌市群众艺术馆”、“福建龙岩市团委‘龙岩青年’编辑部”、“西南师大‘新诗研究所’”、“长江日报文艺部”等，⑩ 这虽不足以直接说明传播范围，但从中也可看出非非诗人对寄赠者的选择，他们注意到了这些单位在文坛上的既有话语权。非非诗人将刊物寄赠各地诗人、评论家、公开刊物，无疑将四川第三代诗歌，尤其是“非非”的旗号，传播更远。这也形成了《非非》传播的一个特征，即生产与传播同步进行。
随着《非非》对四川第三代诗歌的传播，“非非”自身也受到了众多关注。早在1986年7月，“《诗歌报》在第三版以整版版面转载《非非》创刊号的作品”；11月，香港《文汇报》刊发《“朦胧诗”面临挑战》一文，“重点报道了以非非主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歌’”受关注的情况；1987年，《当代诗歌》月刊第1期设置“非非主义诗作选登”专栏，《作家》第2期“转载《非非》创刊号上何小竹、李亚伟、丁当的作品”……显然，这些“转播”，更大程度地扩展了《非非》流传范围。它不仅吸引了众多国内学者的眼目，还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关注。1989年1月25日，西昌周伦佑收到徐敬亚来信，信中提到“一位研究中国现代诗的日本教授坂井东洋男对非非主义很感兴趣，希望通过徐敬亚得到一套《非非》的资料。”[16]132,134,135,154钟鸣也写到：“欧洲汉学家和他们嘟嘟囔囔的弟子，像蝴蝶的采集者，盲目运行在城市里，要收购这些油印小册子。有的问我，到哪里买《非非》，或《现代汉诗》呢？有个生意人，有一次跑到我这里来要《非非》。我给了他，——因为，洽谈对方，碰巧很想了解四川‘达达主义’那不凡的使命。”[7]738《非非》的连续“动作”，丰富多样的内容，使它在四川第三代诗歌的纸质传播中获得了代表性意义。
可见，以上三种纸质民刊，对巴蜀诗歌传播产生了重要作用，它们既集中展现了四川第三代诗歌，又增强了川内诗人与外界的联系。南京诗人于小伟就说到：“你们在忙着《非非》的时候我们在忙着《他们》，一伙人经常聚在一起，去哪个茶馆，聊天、喝茶，把你们《非非》的每一个人拿出来读一下评论一下。”[4]389-390在这“读一下评论一下”之中，四川第三代诗歌的形象也就再次得到了传播。以上三种民刊的传播方式，与四川高校里的学生刊物、朋友聚会朗诵、诗人之间往来书信，显然有所不同。它们将四川第三代诗歌纸质化集中，采用民间方式“公开”传播，从而在更大程度上突破了诗人圈子、地理范围，这不仅给第三代诗歌传播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方式，而且与1980年代公开刊物作品的传播构成了一种对立，或者说互补。
结语
在文学史概括的惯有特征之外，“第三代诗歌”在诗人圈子、诗歌内容等方面，还包含着许多难以明确区分的因素，这也使得它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学潮流。考察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无疑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第三代诗歌的丰富性、复杂性。在校园、城市、巴蜀内外等空间中出现的手抄、朗诵、民刊等方式，使得诗歌传播表现出了明显的民间性、流动性、纸质集中化等特征。相对于合法刊物上的作品来说，这些特征使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显示出了多样的异端色彩。
在合法刊物发行背后，有着专门的挑选机制和征订系统。邮局、新华书店、公共图书馆等机构，将这些刊物上的作品有效传播到读者面前，各级评奖、各种会议、各类教材等形式，将其中的“优秀之作”进一步渲染和阐释。在这系统化的传播中，各级文艺部门和各种出版机构，都在担负着指导、筛选、监督的功能。选择公开刊物发表作品的诗人，首先要考虑的是怎样获得进入这套系统的许可，而不用过多专注作品的传播。相反，第三代诗歌采用的是油印抄写、聚会朗诵、信件往来、民刊交换等方式，在特定的群体、圈子之间展开传播，并从中去努力获取一种民间相互认可的合法性，传播在其中始终担负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反过来，这种传播更为强烈地影响着第三代诗歌生产，这也成为理解它内容的一条路径，如“莽汉行为”、“非非理论”等的形成。两相对照，一方面是系统、严密、有效的公开传播方式，一方面是零碎、偶然、潜隐的民间传播行为，两者既对立又互补，既区别又结合，一同形成了1980年代诗歌传播的复杂状态。再加之独特的地域、经济、文化影响，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的意义也就更为深长。它既丰富了诗歌的传播途径，又暗示着其后文学传播方式多样化的可能，它还紧密关联着高校文学氛围、城市经济改革、商业浪潮流动等社会内容，这无疑表明了1980年代整个文学生成环境的复杂。对四川第三代诗歌传播方式的考察，也正是要以一种类似“旁观者”的“历史感”(11)，来辨识这复杂中的雪泥鸿爪。
收稿日期：2009－01－20
注释：
① 1986年10月21日，安徽《诗歌报》大展第一辑发表诗群20家，标明来自四川的有莽汉主义、新传统主义、群岩突破主义、新感觉派；10月21日，《深圳青年报》大展第二辑发表诗群23家，标明来自四川的有非非主义、九行诗；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大展第三辑发表诗群22家，包括“跨省朦胧诗人”，标明来自四川的有四川五君、自由魂、无派之派、整体主义、莫名其妙。1997年前，重庆行政区划上属于四川。
② 当时两报急遽上升的发行量间接表明这点。大展策划者徐敬亚回忆：“至当年末，总订数已达到15万份！”“非非”诗人杨黎也谈及《诗歌报》“发行在十万份左右”。
③ 李亚伟给万夏的信，1983年9月3日。见杨黎《灿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1页。
④ 周伦佐说到，当时川内前卫性质诗歌圈子，“欧阳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为首者其一，周伦佑、黎正光、廖亦武为首者其二，杨黎为首者其三，石光华、宋渠、宋伟为首者其四，李亚伟、胡冬、万夏为首者其五。”《举向荆棘高地的言论火炬——80年代“行走讲学”纪事》，中国学术论坛网，2008－09－18。
⑤ 周伦佐《穿过重重阴霾而呼啸的生命之箭》，《非非》第9卷，新时代出版社，2001年，416－418页。
⑥ 蒋蓝《那些被振翮之风带往高处的吉光片羽》，存在诗歌论坛网站，2008－11－13。
⑦ 林凌主编《四川大中城市经济概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印，后记注明时间：1984年，486页。
⑧ 其中栏目“源头与鸟”，刊发诗歌包括北岛、海子等。
⑨ 杨黎，《灿烂》，250，此处诗集名说法有误。
⑩ 周伦佑，《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18页，图片。
(11) 程光炜：“我所说的‘历史感’，不是指你的研究中必须有当时时代的氛围和文字特点，不是简单的‘回到现场’，我认为是要尽可能地贴近当时的历史事实和诗人存在的状态，但隐约之间，应该有一种稍有差异的审视眼光，也即是类似于‘旁观者’的视角。”《诗歌研究的“历史感”》，见《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