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波动与消费结构变迁互动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关系论文,消费结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8；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4-0105-12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消费波动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一方面，消费的增长直接表现为经济的增长，不仅如此，消费波动还会影响其他相关变量的变动，从而影响国民经济总量变动。另一方面，消费只是收入的一部分，过度消费、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结果是挤占了储蓄（即投资），这样一来，由于储蓄和投资的不足，结果使生产受到影响，导致产出与收入不足，从而也影响了消费的提高。国内外关于消费波动与产出波动的研究十分丰富，但研究结论却存在很大差异，有研究支持消费波动不如产出波动剧烈（Kydland和Prescott，1982；Hansen，1985；陈昆亭等人，2004），也有研究支持消费波动比产出波动剧烈（Kose和Riezman，2001；卜永祥和靳炎，2002；黄赜琳，2005）。
在国外经济周期研究中，通常以美国经济为考察对象，把总消费细分为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品。表1总结了西方学者对居民消费波动研究的代表性文献。由表1可以发现美国经济存在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事实：一是服务消费相对于非耐用品消费有较小的易变性，耐用品消费具有较大的易变性。二是服务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它们的综合的波动不如总产出波动剧烈，而耐用品的波动比总产出波动剧烈。三是服务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它们的综合都表现出强顺周期、低易变性，而耐用品消费则表现为强顺周期、高易变性。四是非耐用品是影响实际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耐用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很小。更多的实证研究可参见Benhabib、Rogerson和Wright(1991)，McGrattan(1994)，King和Rebelo(2000)等人的文献。
此外，Kose和Riezman(2001)考察了1970-1990年22个非石油出口的非洲国家的经济波动特征，他们将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三部分综合起来考察，研究发现，总消费是强顺周期的，波动水平为8.28%，比总产出波动4.10%剧烈得多，总消费的波动幅度约是总产出波动幅度的2倍，这与大多数研究美国经济波动所得到的结论是不一致的。
在国内经济周期研究中，由于数据资源有限，大多数有关经济波动的研究文献中采用的居民消费基本上指的是耐用品、非耐用品和服务三部分消费综合的年度数据。卜永祥、靳炎(2002)研究发现，1980-2001年中国居民消费是顺周期的，波动水平为4.35%，大于3.11%的总产出波动。陈昆亭等人(2004)分析了建国后中国经济的居民消费也是顺周期的，居民消费波动为2.22%，小于8.0%的总产出波动，这显然与卜永祥、靳炎(2002)的结论不同。考虑到改革前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为了不考虑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因素对中国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黄赜琳(2005)利用1978-2002年的经济数据分析改革后中国实际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研究发现，在这期间消费波动与产出波动协同运动，居民消费呈顺周期，消费波动为3.86%，是产出波动3.33%的1.16倍，居民消费波动比产出波动剧烈。近年来，张耿和胡海欧(2006)、黄赜琳(2005、2006)、胡永刚(2007)等的研究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论，这与多数发达国家的特征事实并不相符。
国内年鉴未对居民消费进行分类统计，一般以居民总消费为考察对象，这样的研究过于笼统，不仅无法归纳出类似于美国消费波动的那些特征事实，而且也无法具体分析哪些消费品波动是引起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为此，我们尝试从居民消费结构出发，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特征事实。
二、消费品价格指数与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
1.各类消费品价格指数的估计。1985年以来的居民总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年鉴上均有记载，图1显示三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轨迹基本一致，呈逐年上升变化趋势。为了考察消费结构的变迁特征，首先需要把各消费品人均消费支出换算为实际值，但从《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历年）中只能找到1993-2006年以来消费结构中各项消费项目的价格指数，1993年以前的价格指数没有。考虑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各消费品的价格指数具有密切关系，我们将1993-2006年的各类消费品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线性回归，由此寻找出各类消费品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内在规律，而1980-1992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年鉴上都有，这样就可以根据二者的规律预测1993年以前各类消费品的价格指数。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经济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政府可以通过采取管制或配给的方式控制人们的消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表现也较为平缓（见图1），因此，这种价格指数估计方法总体上还是可取的。回归结果见表2。
表2结果显示，各个计量方程的拟合优度均较高，其他统计指标也均通过检验。运用这些回归方程利用1980-1992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便可预测出1980-1992年各消费项目的价格指数（1993年不变价），由此可以刻画出1980年以来各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轨迹，见图2。这样，消费结构中的七类消费的价格指数均已给出，消费结构中的杂项商品则运用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我们同样运用上述方法，将1985-2006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线性回归，得出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内在规律，并计算1985年以前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各类消费价格指数周期特征。我们将消费的时间序列分解为趋势部分和周期波动部分，用周期数据的标准差来衡量消费绝对波动性，用消费与产出周期数据的标准差比值来衡量消费的相对波动性。获得周期数据的方法主要有一阶差分法、时间去势法、H-P滤波法和B-P滤波法等，前两种方法在国内普遍应用，较具代表性的有，以GDP（或GNP）为考察对象，刘树成(1998)采用一阶差分法和王少平(1999)采用时间去势法法分别对改革前后的中国经济波动特征予以分析，二者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近年来，H-P法和B-P法的应用也较多，实际经济周期研究文献普遍采用H-P法，本文也选择采用H-P法生成周期数据。由于国外大部分处理的是季度数据，一般平滑参数取值1600（King和Rebelo，1993），考虑到本文处理的是年度数据，故平滑参数值参照Kose和Riezman(2001)的做法取值为100。表3给出了各消费品价格的标准差、与产出标准差比值，及与产出的同期相关系数。考虑到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措施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才逐渐展开的，为了考察经济转型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我们以1990年为界分两个时段加以分析。
表3结果显示，1980-2006年各类消费价格波动均比产出波动剧烈，特别是以食品为代表的非耐用品价格波动最为剧烈，为9.94%，约是产出波动3.25%的3倍，而以居住、家庭用品等为代表的耐用品价格波动则略缓和一些，约是产出波动的1倍多，从总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波动(7.30%)略高于农村居民(6.94%)，各类消费价格波动呈顺周期。若以1990年为界，1990年前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波动分别为5.44%和5.19%，比1990年后的8.37%和7.99%平缓得多，但均比产出波动大。20世纪90年代前家庭用品、医疗、文娱教育以及居住的价格指数波动也比90年代后的平缓，所不同的是，其易变性90年代前小于产出，90年代后则大于产出，这说明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措施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影响，这些波动特征同样也可以在图2中各类消费项目价格指数的变化轨迹中体现出来。从各消费价格指数与产出的同期相关性可见，90年代以前二者呈负相关，而90年代后则呈正相关，这也进一步验证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实施的各种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措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造成了冲击影响，由此引起居民消费行为的转型以及更大的消费价格波动。
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
1.周期特征分析。下面我们根据1980-2006年居民消费各种商品的价格指数就可将消费结构中各商品人均消费支出换算为基于1993年的实际值，其中人均总消费支出和杂项支出分别用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指数进行换算，归纳出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周期特征（见表4和表5）。
表4和表5的计算结果显示，1980-2006年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支出的波动性均大于产出波动(3.25%)，以食品为代表的非耐用品波动城乡分别为3.58%和5.69%，略高于产出波动，而以住房、家庭用品和交通为代表的耐用品波动水平均高于10%，比产出波动剧烈得多，也就是说，我国耐用品比非耐用品具有更大的易变性，这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的消费周期特征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我国的非耐用品也比产出波动更剧烈。具体从食品消费看，20世纪80年代初，城乡居民消费食品需求经历了量的不断扩张的过程，曾在一定时期内把增加数量作为提高消费水平的标准，由此表现出较高的食品消费波动，城乡分别为4.91%和8.29%。随着我国农产品生产量的不断增长和城乡居民购买力的提高，90年代以后城乡居民开始逐渐重视消费质量，食品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各种科学合理的饮食习惯为越来越多的居民所接受，更加理性的食品消费习惯也使得其波动性变得更平稳，城乡食品消费波动水平分别为2.55%和2.89%，均小于产出波动水平。
从衣着消费看，城乡居民衣着消费波动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前的7.72%和5.71%，上升到90年代后的9.23%和9.26%。1990年前人们的收入水平比较低，在这种消费水平下，“一衣多季”现象比较普遍。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90年代后城乡居民对衣着的消费欲望较为强烈，衣着消费支出迅速增长，衣着消费从简单的穿戴发展为多样化的全身装饰，尤其是在城市的、年轻人中，除一年四季有各种不同的衣饰鞋帽外，还有不同场合的配套服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90年代后的衣着消费发生比较剧烈的波动。
从家庭设备用品消费看，城乡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波动20世纪90年代前为13.72%和7.38%，比90年代后的22.35%和8.1%平缓得多。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反映其生活水平的高低，尤其是在农村，对电风扇、洗衣机、电视机、电话等耐用消费品需求很高，且耐用消费品拥有率明显随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因此总体表现出较高的波动。与食品消费一样，80年代初居民追求家庭设备用品的数量，随着收入的提高，90年代后则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由此导致90年代前的家庭设备用品波动性大于90年代后。
从医疗保健消费看，建国后我国实施的是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着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国家和企业的负担难以为继，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开始对原有社会医疗保障体制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改革尝试。医保体制改革对城乡居民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影响，由此呈现出90年代前较大的消费波动性（城乡分别为12.64%和8.69%）。随着医保体制逐步完善以及居民理解和适应新的医保体制，经济环境的变动也不再像改革初期那么剧烈，90年代后的消费波动性也随之下降（城乡分别为7.93%和6.33%）。
从交通通讯消费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收入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交通通讯消费一直是城乡居民消费的热点，呈现出最大的消费波动性，分别为23.14%和21%。从交通工具变化看，80年代初期，自行车在农村还是奢侈品，城镇居民自行车消费变化情况也基本相似。继自行车以后的近10年，摩托车和电动车在城乡快速普及，又带动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上新台阶。2000年以后，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乡道路条件的改善，汽车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从通讯工具变化看，1990年以后，固定电话、寻呼机、小灵通、移动电话、互联网等高科技通讯产品的平民化极大地刺激了城乡居民的消费热情。随着家用计算机的不断增加，通过Internet网络实现通讯也成了消费时尚。
从文教娱乐消费看，文娱消费支出是过去10多年间城乡居民消费热点之一，总体上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分别为10.83%和14.46%。在文娱消费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服务费和休闲旅游服务费。1985年实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当时尚未摆脱城乡二元、城乡分治的模式，还是以城市为中心规划教育发展与改革，对农村教育的独特性认识不够，这也正是20世纪90年代前城镇文娱消费易变性(15.24%)比农村(2.14%)大的主要原因。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90年代初义务教育在城市出现择校现象，在农村形成“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基本框架，特别是90年代中期的双轨制招生和1997年的“并轨”，高校学费、杂费的出现和就业制度的市场化变革，对城乡居民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影响。此外，居民对文教娱乐用品消费倾向的增强也是原因之一，数码相机、电脑、影碟机等电子产品新品迭出，价格一降再降，刺激了居民的消费欲望。
从居住消费看，“住”是人们次于“吃和穿”后的第三大生存需求，长期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决定了城乡居民的居住消费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城市的福利分房和农村的自建住房，使得城乡居民的居住消费特征差异较大。首先，1988年住房制度改革在全国开始起步，城镇居民从租赁公房到购买公房、从实物分房到货币分房再到住房公积金补贴，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使20世纪90年代前的住房消费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为13.37%，随着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善和居民对这项改革的理解和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动也不再像改革初期那么剧烈，消费波动也随之下降，为9.10%。其次，持久的建房热潮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由于历史的原因，80年代以前农村居民的居住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随着温饱问题的逐步解决，农村居民建房的欲望十分强烈，住房消费由此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为10.60%），进入90年代后，农村建房热才有所降温，农村住房消费也趋于平稳，其波动水平降为7.28%。
基于以上分析，居民消费结构中各类项目消费品的波动性均大于产出波动，且以住房、家庭用品和交通为代表的耐用品比以食品为代表的非耐用品具有更大的易变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各种体制改革、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等各种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综合影响，从整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前的城乡居民的各类项目消费波动普遍大于90年代后的，且呈顺周期或无周期，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具有更大的消费波动性。
2.因果关系检验。为了进一步考察居民消费结构变迁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下面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波动（即产出波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我们采用AIC法则和SC法则来确定Granger因果检验的滞后期，结果发现，耐用品的滞后期比非耐用品更长一些，食品等非耐用品的滞后期为2年，而以家庭用品、居住等耐用品的滞后期为3-4年。一般而言，耐用品对经济情况变化的反应迟钝，非耐用品和服务特别是一些生活必需品，对经济情况变化的反应较为灵敏。Granger检验结果归纳在表6中，其中假设条件
表示各消费品波动不是经济波动的格兰杰成因，
表示经济波动不是各消费品波动的格兰杰成因，表中给出了各假设条件成立的相伴概率。
表6的实证结果显示，从城镇居民看，1981-2006年经济波动（或产出波动）是衣着消费波动的Granger原因，显著水平为l%；居住消费波动则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因子，显著性水平为8%；其他消费品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具体地，1990年前，食品消费波动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显著性水平为1%）；而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经济波动是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波动的成因比反向原因概率会更高一些。1990年后，经济波动与食品、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讯和居住消费波动存在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经济波动是引起这几类消费品波动的Granger原因，显著性水平分别是6%、1%、3%和8%，而衣着消费波动则是引起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医疗保健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互不影响。从农村居民看，1980-2006年食品消费波动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显著性水平3%），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居住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互不影响，其他消费品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没有Granger因果关系。具体地，1990年前，经济波动是家庭设备用品、医疗保健消费波动的Granger原因，显著性水平为5%和9%。1990年后，衣着、设备用品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存在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这两类消费品波动是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与城市一样，农村医疗保健消费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互不影响。可见，中国经济波动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相互影响与促进。
回顾与总结改革后中国经济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1978-1984年，由于当时中国经济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政府可以通过采取管制或配给的方式控制人们的消费，居民消费率较高，通货膨胀没有显性化，市场供给严重不足。1985-1988年通货膨胀压力较大，而后便是实施“治理整顿”的三年，抑制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也受到抑制，从而消费率有所下降，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市场疲软，由此也造成了产出和消费的一次最大幅度的波动。1992-1996年的大部分年份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因此，从1996年实施“软着陆”一直到2000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进入大调整阶段，消费率持续下降。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部冲击效应相当明显，造成外需收缩与内需不足。随后几年我国消费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消费物价和零售物价持续负增长，通货紧缩迹象相当明显，直至去年，消费物价和零售物价大幅增长，目前中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可见，中国的实践也印证了经济波动与消费波动的相互影响关系。
四、消费波动特征事实的国际比较
下面我们考察1978-2005年世界上15个国家的经济波动特征，具体计算了美国、加拿大等8个发达国家和韩国、墨西哥等7个发展中国家的产出与消费的波动值及其相关性，结果见表7。
表7数字显示，在所考察的8个发达国家中，消费呈顺周期性，除英国和意大利外，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居民消费波动略小于产出波动；CPI波动均大于产出波动，CPI与产出呈负相关（除德国外）。在所考察的7个发展中国家中，消费呈顺周期性，除印度尼西亚外，韩国、墨西哥、南非、巴西、泰国和中国等国的居民消费波动略大于产出波动；CPI波动均大于产出波动，且与产出呈弱相关（除中国外）。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归纳出如下结论：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的易变性普遍小于产出，而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的易变性则普遍大于产出。Aguiar和Gopinath(2004)、Alper(1998)以及Bergoeing和Soto(2000)等人的研究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消费波动略大于产出波动，本文研究也发现，与韩国、南非、巴西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中国的消费波动也大于产出波动。胡永刚(2007)关于国外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归纳了三种解释：一是Aguiar和Gopinath(2004)认为，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趋势波动通常大于发达国家，如1978-2005年，中国和朝鲜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67%和6.56%，均大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2.98%)。二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信用体系相对落后，行为人在消费时普遍面临借贷约束，流动性约束使行为人不能完全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平滑各期消费，从而加大消费的波动。三是Emre和Kumar(2005)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加大了居民的消费波动，政府在经济高涨时减税或经济停滞时增税就可能产生上述结果。上述三种解释在分析中国经济波动特征时有必要加以参考。
此外，由于中国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一些学者认为，制度因素也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本文也支持这一观点，经济转型是引起消费行为转型从而加大消费波动的重要原因。在1978年以前的体制下，由于经济生活高度计划化，几乎不存在消费需求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和影响的可能。而在消费领域里，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消费品短缺现象并大面积地实行福利性分配、行政性配给；另一方面，居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可支配收入水平极低，且收入平均化程度很高，因此，中国的消费者既无多少选择的自由，也基本上没有风险预期，消费主要取决于现期收入，消费倾向处于低水平的高度稳定状态。而在1978年以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居民收入来源增多，收入持续快速提高，消费品品种、数量急剧增长，消费者的选择自由愈益充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就业、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项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经济生活中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与此同时，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又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形成个人金融资产的条件，以至于“使我们有理由推断，中国居民正从1978年以前被束缚的、近视的或原始的消费者向新古典理论框架的消费者转化，其消费行为从被动的短期行为向攀附的过渡性前瞻行为转变”（臧旭恒，1994），消费需求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变量之一。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在居民消费结构中，各类消费品价格波动普遍大于产出波动，以住房、家庭用品和交通为代表的耐用品价格波动小于以食品为代表的非耐用品和服务的价格波动；城乡各类项目消费的易变性大于产出，且20世纪90年代前的易变性大于90年代后的易变性，而耐用品的易变性则大于非耐用品的易变性且呈顺周期。这一特征事实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而发达国家则相反。原因分析发现，中国居民消费波动特征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密切相关。首先，改革后教育、医疗、住宅成本剧增、就业困难，这些变化都对私人的短期储蓄目标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信贷约束，通过信贷机制平滑私人消费的作用不能像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有效，个人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自己的收入和储蓄来支撑，由此也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波动追随甚至大于产出波动。其次，正如宏观政策需要一段时间的传导才能完全发挥其效应一样，经济转型期中的改革还很不完善，居民也需要时间理解和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革，这就需要居民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方式，反映在消费行为上就是转型期中食品、医疗保健和文娱等消费表现出更大的易变性。但随着改革的逐步完善和居民对改革的理解和适应，经济环境变动不如改革初期那么剧烈，消费的波动性随之下降，经济发展也趋于平稳。此外，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普遍高于农村居民，城乡消费水平的不平衡性也会加大居民消费波动。
本文通过因果检验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路径和居民消费模式随之发生变动，经济波动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改革后，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供给严重不足，8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90年代中期的“软着陆”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等不同历程。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居民消费模式也发生变化，消费需求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消费环境从短缺时代到过剩时代，消费观念从传统到现代，都与社会经济的变化紧密相连。城乡居民消费模式的变迁，是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影响着宏观经济的发展。
实践表明，经济环境的变化会改变经济发展轨迹和居民消费路径，但是完善的体制改革和理性的消费模式可以有效地减缓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作为在国民经济中一个占有最大份额的重要变量，消费需求运动的态势对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为了创造市场空间以拉动经济增长，还是为了有效地控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避免通货膨胀，都无疑需要将消费需求纳入宏观调控的视野。例如在一些特殊背景下形成的消费需求的剧烈波动，我国1988年在价格改革背景下形成的需求膨胀和自1998年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及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背景下形成的需求不足，直接构成了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或加剧了经济的困境。再如，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城乡消费水平的不平衡性，也会加剧社会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消费需求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加以调控，促使城乡居民理性消费，居民消费结构更趋合理，社会消费需求稳定增长，这也是保证整个社会经济平稳增长的必备条件。
收稿日期：2007-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