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前期线索与基本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主义论文,线索论文,概况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问题的研讨，发端于70年代末的真理的实践标准大讨论。70年代末，首先由李泽厚、刘纲纪等人在美学研究中率先提出了实践的本体地位问题。当然，这个美学问题是以弘扬主体能动性为主旨的。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文革”结束以后，李泽厚第一次在康德哲学、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提出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问题，即所谓实践的工艺—心理结构积淀论（《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并将这种理论意向明确表述为主体性哲学。
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中，李泽厚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论。“实践哲学”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实践论所表达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也即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表达的以生产力、生产工具为标志的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在他看来，“人类的最终实在、本体、事实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活动”（同上书，67页）。脱离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社会存在、生产方式就变成了某种客观式的环境存在，人则成为消极的、被决定的、被支配被控制的对象，成为某种社会结构中无足轻重的沙粒或齿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主体性的实践哲学（同上，428～429页）。从哲学史的角度，这种主体性的哲学可以追溯到康德。当然，李泽厚也提出，对实践的理解不能离开“历史具体地使用、创造工具和物质生产这一基本方面”，否则也会走向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早期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践观就是如此。他们的主体性和实践，实际上讲的是个人、文化和心理，他们用文化批判代替物质的现实改造，这样，实际上成了康德式的主观主义和意志主义。李泽厚认为，晚年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与他的观点是接近的（同上， 363页）。应该指出，李泽厚的这一总体实践论的观点，在80年代中期的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美学界，刘纲纪等人直接居此提出了实践本体论。后又有论者以此质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反映论。
在这以后，国内哲学界开始逐步关注实践的“大写”性质。80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观点的传入，以及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这可能是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讨论的主要理论来源。1982年，贾泽林在《南斯拉夫当代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中，较详尽地介绍了南斯拉夫哲学界的理论讨论，其中引人注目地展现了一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实践派”。时隔不久，徐崇温的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开启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国内学界开始了解到，在葛兰西、卢卡奇和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里，正是以大写的实践来重新标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而这又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渊源。当然，徐崇温本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倒是持批判态度的。可是，80年代中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发生了一次争论，一些论者直接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哲学的观点成为一些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如翁寒松、周穗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一书就公开表示这种理论渊源关系）。1984年李成晶等编译出版的《当代哲学思潮述评》（求实出版社，1984）一书中，通过日本学者的讨论，透露了前东德哲学界60年代关于实践问题的大讨论，柯辛那本突出实践的非传统的一体化哲学教科书也被介绍出来。
80年代中期，孙伯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了实践规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早在70年代后期，孙伯揆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早地说明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中的关键性作用，以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石性地位。在他的代表作《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一书中，孙伯揆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正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清算之上的，马克思“新哲学的出发点是历史地和社会地被规定了的现实的人，是人们的为一定的历史发展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着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的规律构成了历史科学的主要内容”（同上书，231页）。更重要的是， 孙伯揆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实践本身作哲学本体逻辑的抽象理解，而是在历史发展具体过程中寻求了人类生存的真正客观基础——人们直接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实践规定如果离开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就会使实践本身成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这恰恰是区别于青年马克思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反对的。
还应该提到的，是同时期高清海的“认识论体系”变革。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1987），是我们国内第一本试图超越传统哲学教科书的体系改革，这本书在国内哲学整体变革的进程中有其独特的理论地位。当然，人们看到该书的逻辑思路明显受到前苏联凯德诺夫—科普宁所谓“认识论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妨碍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哲学家的独特个性。在这一新体系的第四篇第十章中，实践作为主体与客体分化统一的环节出现了。作者实际上突破了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对实践范畴的认识论限定，将其上升为一个更为基础更为宽泛的理论逻辑规定，特别是当作者在该章第三节论述实践的作用时，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历史观和认识论中的整体性地位，已经明确地被指认出来了。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贡献。
我们以为，国内这些方面研究的深入比之于60—70年代前东德和日本相同主题讨论，都是见解独特和有深度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科学研究，创造了中国实践的唯物主义研究的全新理论逻辑基础。
此后的几年中，明确指认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文章，开始较多地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出来，并渐成气候。1988年夏，卞崇道在《哲学动态》第7～8期上撰文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主体唯物主义”的讨论情况，其中第8 期概述文章的题目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新指认和告示。
1988年1月20—27日，受国家教委委托， 由南开大学哲学系组织筹备，全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的十所大学哲学系联合参与的“哲学体系改革讨论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几乎一致提出“实践唯物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方向。这是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中国哲学界整体突现的理论信号。国内著名哲学家肖前、黄楠森、夏甄陶、高清海等参加了会议。肖前、陈晏清论证了“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改造现行哲学体系的意义”，夏甄陶还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新构想，高清海则重点强调了实践哲学的现代意义。会上，只有黄楠森有保留地讨论了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这些重要论见分别刊登于《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和第4期上。由于这一会议的参加者多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权威人物，讨论会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刻引起整个哲学界的关注。
同年9月，由《哲学动态》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的近50位专家学者出席。与会学者就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实践唯物主义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关系，以及国外讨论实践哲学的背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学者们一致同意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地位，也基本赞成“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命题。人民大学哲学系肖前、陈先达、夏甄陶、王于、陈志良、杨耕，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崇温、刘奔、王鹏令，上海复旦大学辛敬良，吉林大学刘福森，河南大学张曙光，陕西师范大学欧阳康等人，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改革方向给予基本的肯定；而北京大学黄楠森、陈志尚则对将实践唯物主义与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对立起来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一批博士研究生在会议上唱了主角。会后，《哲学动态》编辑部将这次会议上的主要发言编成“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专辑”，于1988年第12期《哲学动态》发表。这无疑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举措，也是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国内全面展开的主要标志。
1990年，由江苏省哲学学会、南京市哲学学会、《江海学刊》和《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主办，在南京召开“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江苏哲学界孙伯揆、肖锟焘、王荫庭、张一兵、姚顺良、陆剑杰等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情况见《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6 期）。绝大多数学者也充分肯定了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基本方向。
1995年10月13—16日，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南京大学哲学系等十家单位联合发起，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以纪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150 周年，题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学术讨论会。这是自1988年以来，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讨中规模较大、理论层次较高的一次会议。全国各地58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并提交了43篇学术论文。老一辈哲学家肖前、黄楠森、高清海、孙伯揆、辛敬良、龚育之、朱德生、崔自铎、许全新教授，中青年哲学家陆剑杰、李德顺、陈志良、杨耕、张一兵、吴晓明、姚顺良、衣俊卿、李明华、张曙光教授等参加了讨论。从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看，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深入，不少学者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开始从外在的体系结构之争、概念之争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精心研讨上和对现实问题的关联上。在不少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上，都有大的进展（会议讨论情况见《哲学动态》1996年第1期）。
1989年以后，国内报刊开始大量刊登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文。《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光明日报》、《人文杂志》、《江海学刊》等报刊纷纷开辟“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专栏。一时间，实践唯物主义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热点。也应该指出，1990年前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一些观点受到政治性批评，国内报刊开始发表一些批评实践唯物主义的文章。加之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自身的理论深入，1991年以后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文开始大量减少。讨论由热转冷。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深入是十分困难的。
这里的主要外部原因：一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体系变革研讨与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脱节，在讨论中已经提出的问题并不影响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正常运转。这让人感到，“实践唯物主义”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实质上的意义。文科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四版中，理科版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中，虽然都增加了强调实践的内容，但体系的基本构架本身并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由肖前、黄楠森等人主编的哲学专业新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其中一些章节已经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思路发生了重大改变。而另一些章节则仍然依循旧的传统教科书体系，这更加造成了人们的思想认识的难度。二是国家高等普通教育与干部教育体制的脱节。当普教中实践唯物主义改革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的干部教育（几乎包括所有党干校和成人教育）根本没有任何对传统哲学体系的改革要求，甚至一度出现了将“实践唯物主义”列为政治错误进行批评的状况。三是1992年以后，哲学在国内现实理论生存中的“边缘化”状态，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
1988—1995 年， 全国各类报刊共发表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文近300余篇。 其中有代表性和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主要有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1987年），肖前的《论实践唯物主义对现行哲学体系改造的意义》（1988年），夏甄陶、欧阳康的《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原则》（1988年），黄楠森的《不能把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起来》（1988年），徐崇温的《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中实践的唯物主义》（1989年），陈志尚的《唯物论与“实践本体论”》（1989年），孙伯揆的《实践唯物主义问与答》（1989年），王于、陈志良、杨耕的《我们时代的哲学旗帜》（1989年），孙伯揆、 姚顺良、 张一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还原与新的理论建构》（1989年）。黄楠森的《评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理解》（1989年），邢贲思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若干问题》（1990年），李德顺的《‘评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理解’别议》（1990年）等。
1988年以来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学术专著和教材主要有：
姚顺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新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这是国内在全面讨论实践唯物主义之前，第一本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中以实践唯物主义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理论逻辑，也是比较完整、具有较强特点体系化改革的研究成果。
严华年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这是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后，第一本试图在哲学教材中贯彻实践唯物主义原则的教科书。但除去一般结构上的改变以外，其基本内容仍然是传统教科书的观点。
周穗明、翁寒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90）是国内在展开讨论后第一本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学术专著。论者基本站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展开自己的论述，但一些问题的分析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辛敬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这是国内研究中在专题性和体系化方面目前理论水平较高的一本专著。作者汲取了国内外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大量成果，在不少重要专题上都有深入的分析。但书中也暴露了不少深层次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我们整个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概述》（石油大学出版社，1990）。这是一本有可读性的资料性研究综述，作者基本上收集了到1990年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但由于作者对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本身并没有深入的见解，所以导致绝大部分综述分析始终停留在表面。
李彦如、鲍训吾的《实践唯物主义导论》（团结出版社，1992）。这本专著基本上是作者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论文汇编。书的基本理论结构较松散，大部分问题的分析还停留在原则和一般想法上，所以也无法看清其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逻辑。
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南京出版社，1992）、《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1994）。这是国内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中，将这种理论研究与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结合起来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深入中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其中后一部论著是目前字数最多的成果（50万字）。
肖前、李淮春、杨耕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这是国内研究实践唯物主义最新，也是最具理论力度的专著。作者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质，从体系构想到实践的基始地位，从主体性原则到实践的认识论、历史观和实践辩证法，系统认证了实践唯物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
除此之外，还有白勤铮专门批评“实践本体论”的小册子《走出哲学迷宫面向现实世界——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吴国盛的《自然本体论的终结》（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这是一本专门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视角批评传统哲学自然观的专著。杨耕的《“危机”中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这是肯定实践唯物主义思路的一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力作。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该书涉及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文本发生学研究。在1993年以后出版的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哲学论著中，实践研讨的比重明显地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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