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辟举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 （2000）04—0082—07
东汉辟举是一种官吏选拔制度。文献中，又将其称为“辟选”、“辟除”、“辟召”。这种选举方式在西汉已开始实行。至东汉，在当时的选举活动中，开始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探讨东汉辟举的特点，对认识当时的选举制度以及官吏体制的构成都是必要的。
一
东汉的辟举是以选拔中央和地方州郡各官府的属吏为目的的。在对辟举权力的行使上，从西汉至东汉，有一个演变过程。《续汉书·百官志》：“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据此可知，到东汉时期，国家已将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对属吏的选拔权下放至三公。也就是说，三公可以自行辟除属吏。当时与三公地位相差不多的太傅和大将军也都有这种权力。《后汉书·张霸传附张楷传》：张楷“五府连辟，举贤良、方正，不就。”这里提到的五府，李贤注说：“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当然，与三公具有同样辟举权的尚不限于此。据《后汉书》载，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也具有辟举权。《后汉书·朱晖传》：郡吏朱晖在地方声望颇好，“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而辟之，甚礼敬焉”。又《后汉书·崔骃传》：“及（窦）宪为车骑将军，辟骃为掾。”皆其例证。
东汉时代，中央九卿也开始具有辟举属吏的权力。《后汉书·虞翊传》：“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李贤注：“四府谓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府也。九卿谓太常、光禄、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也。”除此而外，据文献记载，执金吾、司隶校尉、北军中侯也都可以辟除属吏。如《汉官》：“北军中侯员吏七人，侯自得辟召，通大鸿胪一人，斗食。”只是九卿及执金吾、司隶校尉、北军中侯拥有的属吏与三公相差甚多，因而，他们辟举属吏的数量自然无法与三公相比。
东汉州郡长官都拥有属吏。《续汉书·百官志》：“（剌史）皆有从事史、假佐。”“（郡守）皆置诸曹掾史。”州郡长官的这些属吏，都由他们自行辟除。《后汉书·郑均传》：郑均“好义笃实，养寡嫂孤儿，恩礼敦至。常称病家庭，不应州郡辟召。”在这里将州郡并提，说明州郡长官在辟举属吏上，具有比较多的一致性。
东汉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州郡，国家都赋予了这些官员自行辟除属吏的权力。但这并不是说，国家对各级辟主的辟举就不加干预了。实际上，国家对辟主的辟举有较多的限制措施。
（一）皇帝可以指令三公辟举
《后汉书·寒朗传》载，汉章帝发现寒朗有治理地方的才能，“至梁，召见朗，诏三府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可见皇帝确定辟选对象后，三公只能依照皇帝的意志执行。不仅如此，如果中央、地方官员发现人才上奏给皇帝，皇帝也可以命令三公辟举。如《后汉书·张酺传》：张酺 “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宜蒙显异。奏下三公，由此为司空所辟。”这种由皇帝指令三公辟举的行为，当时已有固定的制度来保证。正如《后汉书·杨震传》说：皇帝敕令三公辟举，“宜有尚书敕”。因为这种固定制度的形成，说明东汉由皇帝指令三公辟举并不是个别现象，他是可以随时贯彻其辟召意志的。
（二）国家对辟举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
《汉官仪》载光武帝诏令：
方今选举，贤侫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系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剌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覈，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这就是说，国家要求辟主辟举属吏，必须注意到被辟召者的道德品质、经学水平、掌握和实施法令的状况以及处理公务的能力。这正是四科辟召标准。可以说，国家对被辟举者的要求标准是很高的。光武帝确定这些标准，既是对辟主辟举属吏的约束，同时也是要保证被辟除属吏的质量。
（三）国家对辟主的辟举作出必要的限制规定
这些规定举其大要如下：
一是辟主和被辟召者要在籍贯上回避，也就是他们必须不属于同一郡望。《后汉书·乐恢传》：乐恢“辟司空牟融府。会蜀郡太守第五伦代融为司空，恢以与伦同郡，不肯留，荐颍川杜安而退。”乐恢作为司空属吏，因为与后调任的司空第五伦属于同一籍贯而辞职，这说明三公与属吏任职需要籍贯回避。由这种回避制度的制约，三公辟举属吏时，一般是不能够辟召与其同一郡望者的。
东汉时代，郡太守和属吏也存在籍贯回避。具体说来，地方郡太守一般要由外郡人充当，而郡属吏则由本郡人担任。《巴郡太守张纳碑阴》载题名者74人，均为太守张纳属吏（《隶释》卷5）。 这些属吏来自宕渠、江州、阆中、安汉、朐忍、枳、垫江、充国、平都。这些县均属巴郡。这说明，东汉时期，郡太守与属吏在籍贯上的回避确实执行得很严格。由于郡太守和属吏任职上的这种限制，就使郡太守只能在其管辖郡所属县中辟举属吏。
在东汉各州任职的剌史，也与属吏的籍贯不同。《冯焕残碑阴》载剌史冯焕的属吏，其籍贯为汝南郡、河内郡、汉中郡、颍川郡和陈国（《隶释》卷13）。《后汉书·冯绲传》载，冯焕则为巴郡人。显然，剌史冯焕与这些属吏的籍贯都不属于同一郡望。由于州剌史与其属吏也实行籍贯回避，自然在辟举时，也就不能辟除与剌史属于同一郡望者。不过，州剌史与属吏的籍贯回避与各郡不同的是，被辟除的属吏只要与剌史不同郡便可以了，属吏的籍贯不必限定在同一州内。
二是国家严禁辟主辟举被禁锢者。汉代的禁锢是一种褫夺公权的刑罚。也就是剥夺犯罪者或受株连者的任官权利。东汉国家对这种刑罚执行得很严格。正因为如此，在辟举上，是严禁选拔受禁锢者的。《后汉书·桓荣传附桓焉传》：顺帝即位，桓焉“拜太傅与太尉朱宠并录尚书事……视事三年，坐辟召禁锢者为吏免”。这说明，国家对辟主辟举禁锢者的处罚是很严格的。至东汉后期，因国家滥用禁锢刑，使一大批清流党人遭到禁锢。当然，对这些人，就更不能辟举了。例如司徒杨赐便“坐辟党人免”（《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可见东汉国家处罚辟举党人的官员是毫不手软的。
三是国家禁止辟主辟召先旧、亲属。《后汉书·李固传》载诬陷李固飞章，其中提到太尉李固“及所辟召，靡非先旧，或富室财赂，或子婿婚属，其列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从强加给李固的这些罪名来看，东汉国家对辟主辟召先旧和亲属都是严格禁止的。
东汉国家对辟主所作的这些限制规定，其目的是要防止辟举时，产生循私舞弊、违犯国家禁令以及任人唯亲行为的发生，使辟举能够体现出合理性和公正性。
（四）国家对辟主辟举不胜任或犯罪者，有比较严格的惩处措施
《后汉书·陈蕃传》：“帝讳其言切，讬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这说明，辟主对他辟举的属吏不胜任职责，是负有连带责任的。国家对这样的辟主，一般给予免官处罚。当然，辟主辟举了有犯罪行为者，就不限于免官了。《后汉书·虞延传》：司徒虞延“欲辟幽州从事公孙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并不奏闻。及英事发觉，诏书切让，延遂自杀。”据此可知，虞延受到自杀的处分，是因为他准备辟举参预楚王刘英谋反的公孙弘，并且，没有向朝廷上奏。尽管如此，虞延受到的处罚还是如此严格。如果辟主辟召了有犯罪行为者，受到的处置会更加严厉。
（五）国家对辟主辟举属吏有必要的检核措施
《后汉书·张酺传》：“后以事与司隶校尉晏称会朝堂，酺从容谓称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称归，即奏令三府各实其掾史。”这就是说，对于三公辟举属吏有不称职者，国家官员可以举报给司隶校尉，然后由司隶校尉进行考核。不过，这样的考核并不是定期举行的，当是在官员举报后而采取的措施。东汉国家委任具有监察京师百官大权的司隶校尉负责检核三公辟举，正是要在对辟主采取限制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防止辟举陷于混乱。
总之，东汉时期，中央三公、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九卿以及地方州郡长官都可以自行辟除属吏。但是，东汉国家对这些辟主行使辟举权，也实行了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限制措施可以约束辟主在辟举中带有随意性。
二
东汉时期，中央和地方辟主辟举，是要征集僚佐，以便能够保证各级官府的办事效率以及有效地实施国家政令。因而，中央和地方辟主在正常情况下，是比较注意辟除对象素质的。从东汉被辟除的对象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中央和地方辟主注意辟举经学水平较高者，知名大儒尤其受到重视
东汉是经学发展的时期。当时人研习经学的状况，是检验士人文化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准。因而，“经明行修”的儒生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尊重。这样，在中央和地方辟主辟举时，很注意选拔这些儒生。《后汉书·朱穆传》：朱穆任冀州剌史，“所辟用皆清德长者”。又《后汉书·赵孝传》：赵孝“乡党服其义，州郡辟召，进退必以礼。”可见，在州郡辟召中，儒生是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在三公辟举时，不仅选拔一般儒生，而且，对知名大儒更注意辟举。《后汉书·张纯传》：张纯“（建武）二十三年，代杜林为大司空。在位慕曹参之迹，务於无为，选辟掾史，皆知名大儒。”这说明，东汉初年，一些三公便开始将知名大儒辟为僚佐。这种作法，至东汉后期也没有改变。东汉的著名儒生郑玄、郑兴、郑众、蔡邕、何林等人都受到三公的辟召。三公辟除这些大儒作为属吏，显然是要借助这些儒生的影响来提高他们的声望。诚如宋人徐天麟说：“然东汉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往往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是以誉望日隆，名节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轻就之风。”（《东汉会要》卷27按语）不过，至东汉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日益腐败，这些大儒即使被辟除为僚佐，也很难完全施展他们施政的才能。
（二）中央辟主将“名士”作为辟举的重要对象
所谓名士，是东汉后期出现的一个社会阶层。范晔曾评论说：“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后汉书·方术传》）唐长孺先生认为，范晔的评论虽然不能说明所有名士都具有这种行为，但是，他却真实地刻画了一时风气。[1]（P28）实际上，这些名士不过在某种道德方面出人一等，因而出了名，他们凭借这种名气，而能够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因为东汉后期，名士的社会影响比较大，因此一些辟主自然要借助他们的声望，而将他们辟为僚佐。如《后汉书·胡广传》：胡广“自在公台三十余年……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三公辟召名士的这种风气，在东汉后期，可以说是很兴盛的。诸如大名士李膺、杜密、郭太都受到三公的辟召。名士宗慈甚至受到“九辟公府”的礼遇（《后汉书·党锢传》）。三公将名士作为重要辟举对象，实际上，是将辟举向地方大姓、冠族倾斜。因为名士虽然不能说全部出自地方大姓、冠族，但大姓、冠族出身的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则是毫无疑义的。因而，三公辟举众多名士，便为地方大姓、冠族拓展政治势力创造了条件。
（三）中央辟主可以辟举州郡属吏为僚佐
中央辟主从地方州郡属吏中辟举僚佐，在东汉初年便已实行。如《后汉书·蔡茂传》载，建武二年，司徒蔡茂便辟举广汉郡主薄郭贺作掾史。这种作法，一直是东汉中央辟主选举僚佐的重要方式。如法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张禹府”（《后汉书·法雄传》）。邓彪“后仕州郡，辟公府”（《后汉书·邓彪传》）。陈宠“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后汉书·陈宠传》）。东汉中央辟主从州郡属吏中选拔僚佐，是因为这些州郡属吏有处理地方具体事务的经验，将他们辟为属吏有利于提高各官府的办事效率。由于从州郡属吏中辟举僚佐是出于这种目的，所以左雄上疏，提出改革选举措施时，便强调：“吏职满岁，宰府州郡乃得辟举”（《后汉书·左雄传》）。实际上，这是要求州郡属吏要有处理地方事务的必要时间保证，进而在辟举为三公僚佐后，就更能胜任其职务。不过，至东汉后期，由于州郡属吏的任职完全为地方大姓、冠族控制，这样，从州郡属吏中辟举僚佐，就很难实现上述的目的了。
（四）中央辟主可以辟举被地方举为孝廉者
东汉时期，各郡国举孝廉，是选举的重要科目。凡被举为孝廉者，国家首先授以郎官职。可是，在各郡被举为孝廉者中，还有一些人并非如此。《后汉书·儒林传》载董钧“建武中，举孝廉，辟司徒府。”这说明，通过孝廉选举者，仍然可以接受中央辟主的辟举，成为三公的属吏。这种情况在东汉并不是特例，当时文献记载中多见。诸如黄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后汉书·黄宪传》）。仲暠 “召署主薄，遂举孝廉，辟太尉府，举高第”（《后汉书·仲暠传》）。这些被举为孝廉者，仍然接受中央辟主的辟召，重要原因在于官位的晋升。《后汉书·李膺传》：“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剌史。”又《后汉书·党锢传》：陈翔“察孝廉，太尉辟举高第，拜侍御史。”这些记载说明，凡被三公辟为属吏的，仍然可以受到三公的推荐，由属吏晋升为国家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孝廉由这种途径晋升官职，是优于由孝廉直接任职的。正因为如此，自然要吸引一些通过孝廉选举者，再接受三公的辟举。
（五）中央和地方辟主可以辟举失去官位者
《稾长蔡湛颂》：“应司徒府，除广川长。公事去官，复辟大辟。”（《隶释》卷5 ）又《后汉书·韦彪传》：韦义“以兄丧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可见，因事去官者，可以为中央辟主辟举。对这些弃官者，地方州郡长官也同样可以辟举。《后汉书·陈蕃传》：陈蕃“遭母忧，弃官行丧，服阙，剌史周景辟别驾从事。”就是一例。据《后汉书》及汉碑所载，东汉中央和地方州郡辟主辟举去官者，多为因事、因病而舍弃官职的。不过，国家对一些受到免官处罚而没有遭到禁锢的人，在辟举上，也多不加限制。如《后汉书·崔瑗传》：崔瑗“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因此，可以说东汉失去官位者重新任职，是保证中央和地方州郡属吏来源的重要措施。
综上可见，东汉中央和地方辟举对象的类别是多种多样的。这样，自然保证中央和地方辟举有多方面的人才来源。
三
东汉辟举，如前所述，是要选拔为辟主服务的僚佐。可是，在东汉的社会条件下，辟举起到的作用，不只是使辟主获得一些僚佐，而且，辟举也为一些比较稳固的官僚集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辟举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由于辟举，使辟主和属吏之间形成了比较牢固的隶属关系
在东汉，辟主辟举属吏，进而形成上下级的从属关系，并不只由辟主单方面来决定，也要取决被辟召者是否应辟。在文献中，多见被辟召者不接受辟除的记载。如承宫“三府更辟，皆不应”（《后汉书·承宫传》）。郑兴“客授阌乡，三公连辟不肯应，卒于家”（《后汉书·郑兴传》）。张衡“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后汉书·张衡传》）。不仅三公辟召如此，州郡辟召也不例外。如《后汉书·郎顗传》：郎顗 “州郡辟召，举有道、方正，不就。”由此来看，被辟举者应辟，一般是不能强迫的。因而，辟主与僚佐从属关系的建立，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可是，辟主与僚佐之间的从属关系一旦建立，他们便形成了无法脱离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以辟主和属吏之间的君臣之义体现出来的。
辟主与属吏之间存在君臣之义，在东汉前期便已出现。《后汉书·郑恽传》载，汝南太守欧阳歙辟郑恽为郡功曹，郑恽指斥郡属吏延资说：“司正举觥，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以荒乱，怨匿并作。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无复无臣，恽敢再拜奉觥”。这说明，被辟召的属吏要将辟主视为君，而将自己视为臣。因此清人赵翼说：“是时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赵翼《廿二史劄记》卷5）。 《景君碑》中有“惟故臣吏，慎终追远，谅闇沈思”之语。清人钱大昕认为，此语非臣下可用（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可见，东汉辟主与属吏之间以君臣之义为表现的隶属关系已很牢固。在君臣之义观念支配之下，属吏要为辟主尽必要的义务，“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赵翼《廿二史劄记》卷5）。特别是，属吏要为辟主服丧。 《后汉书·李恂传》：“太守颍川李鸿请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还乡里。既葬，留起冢坟，持丧三年。”李恂只受到郡太守李鸿的辟召，并未成为属吏，尚且要服丧三年，作为属吏就更是如此了。这种服丧期限，与子为父母服丧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看出，辟主与属吏之间的关系，已类似于父家长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不仅如此，辟主与属吏在法律上也负有连带责任。《后汉书·羊续传》：羊续“辟大将军窦武府。及武败，坐党事，禁锢十余年，幽居守静。”可见辟主犯罪，属吏必然要受到株连。这些情况表明：辟主和属吏形成的这种君臣之义联系，已远远超出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具有很强的主从关系。在这种主从关系约束下，辟主和属吏在政治活动中，必然要有共同的意向。因此，辟主与属吏在行动中，形成密不可分的牢固的政治集团，也就无法避免了。
（二）辟举为以辟主为中心的政治集团的扩大创造了契机
东汉时期，辟主与属吏之间的上下级联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从中央三公的属吏来看，他们还可以受到辟主的举荐而成为国家官员。当时辟主举荐属吏的方式很多，主要有“举高第”、“举理剧”、“举尤异”等。通过辟主的这些举荐，属吏便获得晋升的机会。《后汉书·桓典传》：桓典“辟司徒袁隗府，举高第，拜侍御史。”又《后汉书·独行传》：“（李）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理剧，再迁日南太守。”可见三公僚佐因辟主的举荐，可以很快晋升为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员。正如东汉人崔寔说：“三府掾属，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崔寔《政论》）
在东汉，属吏由辟主举荐成为国家官员后，虽然他们与辟主在行政上脱离了关系，可是，他们仍然被视为辟主的故吏。这些故吏与辟主之间的君臣之义并没有消失。这些故吏仍然对辟主负有义务。诸如故吏在政治上，要支持辟主；在经济上，对辟主及其家属要进行扶助；在丧葬上，对辟主仍要服三年丧等。[2]而且，在法律上， 故吏与辟主仍负有连带责任。《后汉书·陈禅传》：“及邓骘诛废，禅以故吏免。”又《后汉书·张奂传》：“明年，梁冀被诛，奂以故吏免官禁锢。”这些都证明故吏对辟主所负的法律株连，并不亚于属吏。这就是说，故吏与辟主之间仍然具有严格的主从关系。在这种主从关系支配下，故吏对辟主在政治上的支持是很有力的。《后汉书·党锢传序》：“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在党锢事件中，党人的故吏被免官禁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党人政治立场一致所造成的。由此可见，这种故吏阶层的存在，是以辟主为中心的政治集团扩大政治势力的基础。然而，辟主造就众多的故吏，都是以其拥有辟举权作为必要前提的。因而，对辟举产生的这种社会影响，也应该有充分的估计。
四
东汉中后期，国家政治趋于腐败，并且，地方大姓、冠族势力也日益发展。在这种社会形势下，自然要对与国家统治联系密切的辟举产生很大影响。虽然东汉国家对辟主辟举属吏作了一些约束，可是，这些约束很难收到实效。因而，在中央和地方辟举中，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很多弊端。
首先，皇帝、外戚、宦官对辟主辟举进行干扰，而使辟举出现混乱。如前所述，东汉皇帝可以指令辟主辟举。但是，在东汉前期，皇帝指令辟主辟举，多是以选拔人才为目的。而到东汉后期，他们则置选拔人才而不顾，要通过辟举，选拔迎合其意志者。其中汉灵帝从鸿都门学生徒中辟举，便开了一个恶劣的端绪。《后汉书·蔡邕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剌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这说明，汉灵帝赐予这些生徒在辟举上，享有很优先的特权，而且，他们通过辟举能够很快晋升为国家中央和地方官员。可是，鸿都门学的生徒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人品上，都是很差的。正如蔡邕评论说：“本颇以经术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后汉书·蔡邕传》）国家将这些生徒辟除为僚佐，进而晋升为国家和地方官员，只能使吏治更加败坏。因此，可以说汉灵帝的这种作法，是对辟举的严重干扰，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很恶劣的。
东汉外戚和宦官也利用他们控制的权力，干扰辟主的辟举。《后汉书·杨震传》载：
延光二年代刘愷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於震，震不从。宝乃自往侯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见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执金吾阎显亦荐亲厚於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怒。
这是外戚与宦官相互串通，强迫三公辟举其亲属的典型事例。尽管杨震给予抵制，可是，其它的辟主却都俯首顺从他们的意志。可见，外戚和宦官对辟主辟举的干扰是很大的。对掌握大权的外戚来说，他们不仅要辟召迎合其意志者，而且，还要将其辟举的意图强加给其他辟主。曾经骄横一时的外戚梁冀，就是典型代表。《后汉书·黄琼传》：“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讬辟召，一无所用。虽有善而为冀所饰举者，亦不加命。”太尉黄琼敢于抵制梁冀对其辟举的控制，这只是特例。由此可以看出，梁冀强迫三公辟举其亲信的举动是经常发生的。由于外戚和宦官多是行为不端者，因而，在他们的干扰之下，必然使辟举陷于混乱。正如杨震上疏说：“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讙
。”（《后汉书·杨震传》）东汉辟举出现这种后果，说明辟举不仅失去了公平性，而且，国家对辟举所作的各种限制，已很难产生有效的约束力了。
其次，一些三公无视国家辟举标准，专门辟除迎合其意志者。三公辟举属吏不实的情况，在东汉中期就已出现。汉和帝时，太尉张酺尖锐指出：“三府辟吏，多非其人”（《后汉书·张酺传》）。出现这种结果，正是因为辟主将是否迎合其意志作为首要标准。由这种状况所决定，辟主的僚佐中，不务正业、阿谀奉迎之徒所占数量很多。《后汉书·陈宠传》：陈躬“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视事为高。”正反映了这种情况。更有甚者，在一些辟主的僚佐中，还出现了贪污不法之徒。《后汉书·儒林传》：“后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奢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便是明证。反之，一些刚直不阿之士，尽管能够被辟为僚佐，可是，却要受到排斥，甚至被逐出僚佐队伍。《后汉书·崔骃传》载，崔骃为窦宪掾属，“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就是一例。
至东汉后期，一些三公不仅无视国家辟举标准，竟然将名士对人物的评品作为辟举的依据。《后汉书·符融传》：“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文，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讬养疾，无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声望，坐门问疾，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可见名士的意见已经能够左右三公的辟举。这就是说，名士已暗操了三公的辟举权。如前所述，东汉名士除了极少数出身寒微外，大部分出自地方大姓、冠族。他们对人物的臧否，自然代表这些地方大姓、冠族的意志。当时三公纵容名士暗操辟举权，只能使出自地方大姓、冠族的一些平庸之辈占据三公僚佐的重要位置。由于这种风气的盛行，在三公辟举上，就很难选拔出有用的人才了。
再次，在地方州郡，出现了地方大姓、冠族完全可以左右辟举的趋势。在东汉各郡的辟举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前面所说，东汉各郡长官和属吏任职，实行回避制度。也就是说，各郡长吏由外郡人担任，而属吏则由本郡人担当。可是，到东汉后期，这种回避制度不仅没有遏制地方大姓、冠族势力的发展，却为他们出任郡属吏创造了条件。《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由此可知，至少到东汉后期，郡属吏由地方大姓、冠族充任，已成为惯例，普通平民很难跻身到郡属吏的行列中。因而，地方辟举已不具有任何公平性，只是地方大姓、冠族拥有的特权。
这些充任地方属吏的大姓、冠族，还能够利用中央三公辟举的机会，成为三公的僚佐，进而晋升为国家官员。例如王允“世仕州郡为冠盖”，便由州的别驾从事，“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御史”（《后汉书·王允传》）。由此来看，地方大姓、冠族拥有地方州郡辟举的特权，不仅能够使他们垄断地方属吏的任职，而且，也是他们进一步拓展政治势力的重要条件。在这些大姓、冠族势力越来越膨胀的社会形势下，地方辟举的这种弊病已陷于无法遏制的境地。因而，东汉后期，地方社会秩序日益混乱，除了政治、经济诸方面因素外，也与地方大姓、冠族控制辟举有重要的关系。
收稿日期：1999—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