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贪污腐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隆论文,腐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1)01-0058-08
被史家广为称赞的“乾隆盛世”，经济发展迅速，国库充盈，乾隆帝也沉浸在太平盛世的自我陶醉中。然而在经济繁荣的外表下，贪污腐败在不断蔓延，几乎遍及各个角落。官员们像苍蝇逐臭一样追逐着金钱，手段多种多样，已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乾隆朝成了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乾隆朝的这面镜子对我们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故作此文，以资鉴戒。
一、高官犯贪概况
乾隆朝高官贪赃枉法的情况非常严重，乾隆帝也大刀阔斧地进行惩处。现根据《清实录》和《清史稿》的相关记载将高官犯贪情况做一初步统计，列表如下：
乾隆朝因犯贪而遭到惩处的高官人数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据上表统计，本人犯贪赃罪者有尚书和侍郎5人，皆降职或革职；将军4人皆处斩；总督5人被处死，6人降职或革职；巡抚10人被处决，7人革职或降职；布政使8人被处死，另1人革职；按察使2人被处决、学政2人判死刑（其中1人下落不明）；参赞大臣1人、办事大臣1人、盐政2人被处决。道府州县官犯赃者太多，无法统计。其中还有许多案件没有查清，草草了结，使许多贪污犯逃脱了惩处。有些官员一再犯赃，死不悔改，终至判处极刑，如富德依仗立有军功，前后三次犯赃，最后因贪污军需而处死。有的官员因在前一案件中侥幸脱逃，并未洗心革面，不久犯下了更大的贪赃罪。如浙江巡抚福崧，在亏空钱粮案中侥幸逃脱惩罚，4年后在江苏巡抚任上贪污23万两白银，终被斩决。应该指出的是，乾隆朝受到惩处的贪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贪污犯和珅竟逃诛戮，即可一叶知秋。官员们为了追求金钱，上演了一幕幕贪污丑剧，官场的腐败已到了难于治愈的程度。
二、五花八门的贪污手段
官员的贪污手段花样百出，概而言之有如下十类。
其一为虚报帐目，冒销侵占。如粮驿道明福虚报粮价，浮销驿站银两，计赃达2.6万两白银。乾隆帝命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审理此案，发现前任道员朱叔权等均有浮收情节。结案时，处斩者2人，4人判斩监候，秋后处决。[1](P476)地方官出巡，任意冒销路费也是常用伎俩。钱度为广西巡抚，定学政出巡报销为旱程用人夫120名，水程用船7只。乾隆帝责问道：“学政巡历各府，即有应带文卷，谅不过箱箧数台，何至需用夫船如许之多？”[2](P卷821)钱度因此被降为云南布政使。闽浙总督富勒浑报销乾隆帝南巡经费19.87万两，称均系实报实销。乾隆帝不放心，于李质颖陛见时问及此事。李质颖承认确有浮开物件，南巡过后，由官员分用，如铜火盆一项所费无几，竟开销至数百两之多。乾隆帝命阿桂于查勘海塘时，一并查核此事。阿桂以并无浮冒复奏。此次南巡经费由杭嘉湖道道员王燧经手。乾隆帝命阿桂调查王燧。结果发现王燧种种不法，如强买部民之女为妾，在所管地方拆毁民居，建造私房、花园，又与商民合伙开银号牟利，民怨沸腾。抄其家，共值28万两白银，巨额家产来源不明。乾隆帝认为，他的养廉银每年不过数千两，除去每年必须“用度”，其积蓄怎么也不可能达到28万两白银之数，因此命彻底清查。[2](卷1122)可见确有不少官员发了“南巡财”。又如甘肃布政司帐面记载班禅额尔德尼经过动用司库银17.5万余两。[1](P1009)这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假帐，只是因有关官员已另案处理，无法再追究了。
其二为凭借职权，巧取豪夺。一种情况是公然派捐。如乾隆十五年(1750)，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称：皇帝“驾幸河南，通省绅民感沐皇恩，情愿捐输”，共收银58.7万两[2](卷374)。所谓“绅民乐输”，其实是按田派赋，每正赋1两，出夫3名，折钱2钱4分。另一种情况是利用职权，违法贪婪索取，如将军利用挑选骁骑校的权力，收受银元[2](卷630)；提督动用存营公款为己牟利；学政贿卖童生（即卖招生指标），勒索新生规礼银、补廪出贡银，克扣教官饭银[2](卷359)；巡抚受贿包庇窃贼，苦累事主[2](卷139)；理藩院尚书向蒙古王公勒索骆驼、马、羊[2](卷671)，诸如此类，史不绝书。更有甚者，侍卫永柱竟将乾隆帝赏给新归顺的杜尔伯特贝勒色布腾的马匹、朝珠、时辰表索取归己[2](卷469)。王公贵族可以将平民的土地房产变为己物[2](卷80)。苏州织造海保以供奉内廷为名购买优人，每名勒买给银40两，优人父母莫可奈何。海保将其蓄养在衙署，歌弹吹唱，通宵达旦。又有妓妾数十，生活糜烂[2](卷103)。在乾隆后期，和珅先后任管理崇文门税务、户部侍郎、尚书，升任大学士以后仍兼管户部，利用职务之便，大肆鲸吞国库，攫取了巨额财富。
其三为挪用公款，违法经商。按清朝的规定，在职官员是不允许经商牟利的。可是，许多官员对有关规定置若罔闻。而且，凡违法经商者必定想方设法揩公家的油水，如掌管税收的布政使可将封贮库银借给商人，私自收取利息[2](卷219)。办理西藏粮饷事务通判自以为远在天边，无人知晓，挪用库银私自进行贸易[2](卷774)。乾隆五十五年，查出官员利用漕船私带桅木1800根，而且都是长4～5丈的巨木，致使运河粮船延迟8～9天[1](P1129)。乾隆五十七年，两淮盐运使柴桢截留商人王履泰等应纳银22万余两，挪作他用。后来供出其中17万两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福崧私自挪用，又查出福崧侵用掣规月费等银6万余两[1](P1192)。各省督抚大员非法贸易者也不少，如两广总督李侍尧、四川总督阿尔泰、两广总督富勒浑都曾私自贸易，但他们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由其儿子或家人出面经营。而且，这些交易大多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依靠权力对部属进行“勒买”。假公济私，挪用公款，成了官员经商的普遍手段。
其四为侵吞救灾款，中饱私囊。乾隆十一年，陕西、宁夏发生特大地震，死者5万余人，政府拨银20万两赈灾。因大批灾民生活无着，官府主持修城，以工代赈。承办官员阿炳安贪污5～6万两白银，所办工程质量极差，城墙、仓库均有裂缝[2](卷252)。乾隆五十一年，湖北久旱成灾，官府拨银500余万两赈济灾民。可是有许多赈灾银粮并未发到灾民之手，因此发生灾民乏食，抢夺粮米案。又发生活埋民人案2起，死23人。由此惊动了乾隆帝，查办时，发现黄安县经办放赈人员“虚开户品，冒领赈项”，兴国州知州“以多易少，侵渔入己”等弊端。乾隆帝发出了“已发如是，未发者更不知其几”的叹息[1](P1076)。乾隆朝赈灾，白银动以百万两计，不知有多少落入了官员们的腰包。
其五为正税变罚项，监守自盗。如乾隆二十七年，内务府大臣安宁的管关家人李忠将正税变为罚项，名曰“重罚漏税”，实则暗亏正税7.7万余两。所谓罚银大多变成了安宁和李忠的私人财产[2](卷670)。县丞郑俊业负责解运浙江桐油、芽茶和和白银1480余两进京，于乾隆五十二年九月起程，次年四月进京，到了十月，户部还未收到。抓获时，银两已被花光，桐油已经卖完用掉，只剩下几篓茶叶。
其六为依恃身份，违法犯禁。法禁私人买卖人参，果亲王弘瞻倚仗自己是皇帝的亲弟弟，公然派人带人参到扬州销售[2](卷686)。和阗产玉，例禁私人开采，和阗镇总兵和诚胆敢私自偷挖，隐匿不上交[1](P728)。货物过关例应纳税，皇孙绵亿的太监赶绵羊进城，拒绝纳税，撕破官府告示，反将书吏殴打[2](卷1111)。贵州按察使高积违反规定，私自将藩库及从各厂收购的水银2.6万余斤运往苏州一带出售牟利[2](卷842)。乾隆帝多次下旨禁止勒派商人代办贡物，各省督抚仍是我行我素。乾隆四十九年，两广总督巴延三将商人之物作为己物进贡，被监生谭士元告发。后查出粤商补贴公费清单，历任总督皆派累商人办贡，用银少者3万余两，多者5～6万两。[2](卷1200)
其七为上下交通，互相馈赠。附省之首府首县“无论有无公事，每日伺候于督抚衙门，清晨而往，日午未归”，“彼此宴会，废时失事”[2](卷12)。巡抚阿思哈生女收受司道金镯、绫缎[2](卷625)。云贵总督彰宝令保山县长期无偿提供总督衙署米谷，使该县亏空白银4万余两[2](卷971)。山西巡抚和其衷多次收受阳曲知县段成功衣物、银两，即保举段堪任知府。段成功离任，亏空库银实在太多，和其衷即代为弥补1万两。段一到苏州府同知任上，为了翻本，大肆贪污，事发被捕。国泰任山东巡抚，勒索各道府州县官银1千两至数千两不等，各州县则公然亏空钱粮达230万两白银。乾隆中期，乌鲁木齐粮价本贱，而州县官上报时将每石麦多报银3～4钱或5～6钱，上司下属共同作弊。州县官纷纷向都统索诺木策凌送银子，少者几百两，多者一万多两，索诺木策凌则让他们虚报麦价，亏空库银。如奇台县令窝什浑送银1.6万两，亏空库银则达4万两，肥了私人，亏了国库。两淮盐政徵瑞为了巴结和珅，一次送礼20万两白银。和珅的妻子去世，徵瑞又送礼20万两，因发现和珅不太高兴，马上增至40万两。两淮盐政是一个油水丰厚的职位，无论怎样送礼，都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总之，上司下属间的“礼尚往来”，无非是投桃报李，慷公家之慨。
其八为勒索派办，明借暗要。如兵部尚书傅鼐向商人王某强行借银2000两[2](卷24)。御史富德“挟势求索”，向铺户赊取缎匹[2](卷48)。王公贵族向地方官、平民百姓派办之事也屡见于记载。
其九为上下勾结，集体作案。如甘肃的收捐监粮案，上至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下至道、府、州、县官员进行有组织的贪污，总额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官僚队伍全部糜烂。结案时确认，侵吞白银1000两以上官员达102人，1000～9000两者26人，1万两以上者26人，2万两以上者20人，全省官员为之一空[1](P994)。福建一省亏空库粮达250万两白银以上，因官员腐败者太多，乾隆帝一次就派道员16员、知县50余员前往接任[1](P1232)。官员的集体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其十为办理外交，索赃自肥。如出使朝鲜国使者兆德、释加保，除接受常例允许的正礼之外，又循往日“陋规”，开“都请”、“别请”两单，向朝鲜国王索取礼物。后因分赃交讼，始得败露[2](卷18)。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利用与外商打交道的机会勒索陋规银，英商洪仁辉从海道赴天津告状，一直告到京师[1](P631)。礼部员外郎汤永祚伴送暹罗国贡使进京，携子同行，沿途滋扰，鞭责德安知县家人，索诈得赃[2](卷757)。大臣们对是否立即处分汤永祚颇为踌躇，恐有损国家颜面。但是乾隆帝态度坚决，命立即将其革职治罪，另派知府一员伴送。
官僚队伍的腐败构成了一副令人齿冷的群丑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贪官污吏总是千方百计为自己脸上贴金，导演“百姓挽留”的闹剧，造作“万民伞”，建立“去思碑”、“德政碑”。有的督抚还未离任，德政碑已树立辕门。而且这类碑碣大多数是用百姓的卖儿鬻妇钱修建的。乾隆帝认为：“若其人并不留心民事，贪鄙不职，即使穹碑林立，百姓将唾而骂之。是不足以为去思之荣，适足以为子孙之辱。”[2](卷1220)因此命各省查明扑毁。不久，云南报告扑毁去思、德政碑100余座。吏治最为腐败的山西报告扑毁去思、德政碑430座。各省情况大同小异，此类碑碣多得无法统计，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
三、“陋规”成了贪污腐败的保护伞
所谓陋规，就是地方相沿已久的不成文的规定，将一些不合法的收入变为半合法。例如，广西布政使唐绥祖几次被人告发侵吞钱粮，皆逃脱惩处。不久提拔为湖北巡抚，湖北布政使严瑞龙又参奏唐绥祖巧诈营私，赃私累累。唐绥祖反诉严瑞龙婪赃。后来钦差大臣阿里衮结案时，以唐绥祖“多支养廉，更无足深罪”，严瑞龙“侵用余平一项，亦系各省藩司相沿陋习”[1](P488)，草草收场。有些陋规就是各地官员随意制订的乱收费项目。如浙江有一种“当官贴费”，官府不论公事、私事，总以“当官”为名征发匠役，少发或不发工食钱。如果匠役不能亲身供役，官府则暗中收钱，名为“贴费”。朝廷虽早已禁止，地方仍照收不改[2](卷21)。两淮的“公务薪水银”也是一种“陋规”，即两淮商人在正课之外须上交盐政银8万两，名为“公务”，馈送运司银4万两，名为“薪水”。按规定这些银两官员可以支用，不用即退还商人[2](卷29)。实际上，商人并未交足，剩余部分也未退还给商人，这笔钱就进了不入帐的“小金柜”。再如，各省都有收童生卷价的陋规。其费上交知府或直隶州，名义上用于修理考棚，剩余则用作学政养廉银[2](卷40)。然而修理考棚，大多动用公款，童生卷价就落入学政腰包。征收耗羡时，按每银100两，提解银6钱，名曰“余平”[2](卷52)，也是各省相沿陋习。因耗羡数量大，余平数量也大，官员从此得到的油水不少。乾隆二十九年，福建水师提督黄士简奏称：厦门海关于进出各船，不拘内地外洋，每船勒取陋规番银，文武衙门分朋收受。乾隆帝命舒赫德前往查办。但对陋规未做任何触动[1](P711)。台湾地方也有同类情况，开造户口要交钱，丈量地亩要交钱，是文官定下的陋规；船只入口，每船交番银3元，出口交番银4元，超过200石的船要交6元，是武将定的陋规[1](P1076)。澎湖规礼银1200两是另一项陋规[2](卷41)。台湾的陋规养肥了一大批贪官，引发了林爽文起义。运河的陋规达到了使船帮难以为继的地步。乾隆十七年，巡漕给事中范廷楷奉命巡视运河，检视船帮帐簿，发现江西铅山、吉安、赣州和浙江宁波各帮船只，从领运起至抵通州，沿途所交银两、土仪每帮高达500两白银。为了不致亏本，船帮只好超载货物。乾隆帝传谕申斥沿途各省督抚，命将各犯逐查治罪。后来，漕运总督瑚宝到京，说明有必不可革之处，弁役沿途侵渔，实系旧有陋规，与营私受贿者有别。乾隆帝命重新制订章程，如发现于定数之外多行勒索者，将给予者、收受者一并治罪[2](卷416)。
许多官员正是把陋规当作贪污的护身符。他们利用陋规，公然贪污受贿。当别类贪污东窗事发时，就千方百计把问题推到陋规上，以卸己责。乾隆朝不断地发现陋规，不断革除陋规，陋规总是除而不尽。一方面因地方陋规太多，不能一一发现，另一方面则是在革除旧有陋规的同时，官员们又在不断地编制新的陋规。陋规成了吮吸民众膏血的吸管，成了民众头上挥之不去的阴霾。广大民众因处于无权的地位，对陋规无可奈何，既无法揭露，更无力对抗。
四、官员子弟、家人和幕僚贪赃枉法成了普遍现象
官员的子弟、家人狐假虎威，为非作歹之事史不绝书。如鄂弥达在湖广总督任内，其子跟随出巡州县，拜访属员，遍收馈赠[1](P392)。在两广总督任内放任家人萧二交结属员，霸占民营煤山[2](卷114)。浙江巡抚常安贪劣成性，除公然索取赃银外，纵容家人到各铺户赊取人参、珍珠，不给价银[2](卷299)。及至案发，则以失察家人搪塞。内务府大臣安宁的管关家人李忠的家产达三万余两白银。苏州府同知段成功“出票婪索”，由其家人龚玉出面办理。案发后，巡抚庄有恭向臬司指示：“府审止系家人、书役得赃，段成功不知情，可照此参揭。”[2](卷752)企图以“牺牲”家人，保护主子。闽浙总督崔应阶的家人彭二，在船上诬指小孩徐六斤为贼，用刑夹讯，致其毙命。依仗主子权势，横行霸道。云南布政使钱度贪污平余银四万余两，皆系其家人掌平，随时带进。其子依仗父势，携货售卖，钱度则令下属购买其子带来的古玩、玉器，牟取厚利[1](P847)。案发后其家人王寿携银二万九千余两逃跑，准备窖藏，其幕僚叶士元携银两万余两寄居湖南常德，为主子隐匿赃银。他们是钱度贪污犯罪的帮凶。云贵总督彰宝受赃系由其家人杨三、李二收进，指供确凿。结果以处罚家人了事。两广总督富勒浑贪赃枉法诸事皆系其家人殷士俊、李世荣经手，本已证据确凿，供认不讳。到结案时，家人突然改变口供，“替主子极力担当，为主认罪”[1](P1067)，富勒浑因此逃过了死刑。他们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如果保住了主子，自己的家庭成员或许还可得到主子的照应。因此，高官们的违法犯罪大多依靠长随、仆役、家人去实行，而他们也凭借主子势力，干预政事，请托送礼，贪污受贿，无所不为。
幕僚是封建社会贪污腐败的重要媒介。许多幕僚谙熟官场情伪，作弊手段老到，有四通八达的关系网，连某些本官也自愧弗如。因此，本官依恃幕僚巧诈，幕僚假借本官权力，狼狈为奸，成了封建政治的一道独特风景。如河南太和县知县郭世谊将重价购买之妾转送给幕僚史纬义，原来史纬义正是该知县顶头上司颍州知府的族叔[2](卷828)。为此，乾隆帝发出了严禁上司戚族为下属幕僚的谕旨。乾隆二十八年，湖北发生了一桩盗窃案。巡抚和按察使置盗犯于不顾，反将事主诬为盗贼，铸成冤案。后来该盗又重新犯案，赃证确凿。但巡抚和按察使徇私舞弊，拒绝纠正错案，差点误杀好几个人。乾隆帝派钦差处理此案，发现幕僚作弊严重。绍兴人徐掌丝在按察使衙门作幕僚，其弟在总督衙门作幕僚，其妹夫则在巡抚衙门作幕僚。此案各衙门批驳皆出此数人之手[1](P701)。因错判之案还未执行，“尚未冤及人命”，故“从宽”处理，按察使沈作朋为罪魁，立即正法，总督爱必达、巡抚周琬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幕僚则闻风逃逸。此后，乾隆帝几次降谕严惩劣幕。有一道谕旨是这样说的：“前以各省衙门有劣幕盘踞把持，依倚作奸之事，已降旨通行晓谕”，近闻“或有在地方另娶家室，出入官署，勾通作弊者，有散布党与，招致本地亲串，狼狈为奸，非其党恶，百计排挤出境者，有彼此馈送往来，以上司衙门延留多日为荣，借声援以图影射者，种种恶习，不可不严加惩创”，各督抚所属“如有此等劣幕，即严行查办，不得稍事姑息”[2](卷698)。乾隆帝为此命各省督抚每年对幕僚情况作一次专项报告，连续报告了14年。后来，乾隆帝看到的报告皆是“无幕僚作弊”之类的套话，命停止年终汇报幕友的办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幕僚队伍的状况有所改善，因为这只是督抚们的官样文章。幕僚问题成了封建社会不可治愈的顽疾。
五、胥吏贪婪遍及基层的各个角落
除官员之外，胥吏的贪婪使老百姓深受其害。这里所称的“胥吏”，包括史籍中所称的“吏役”、“书役”、“弁役”、“营役”和“营兵”。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大学士高斌在奏报江苏征收赋税之弊时说：“书役之侵蚀飞洒，百弊丛生，牢不可破”，“所谓书役者，约言若无多人，其实一邑之中，其类何止数百，书则有经承、书办、清书，役则有原差、快役，以及图书、里书、排年里长等类。”因此，高斌提出了“安民首在察吏”[1](P422)的见解。高斌称“一邑之中何止数百”，就全国而言，则何止数十万了。他们的数目是如此庞大，没有任期限制，没有工作地点和部门的交流，设有升降级的约束，以致长期盘踞一地，亲党胶固，“官易而吏不易，足为政治之害”[2](卷907)，成了当时的流行病。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即如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正额；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至查拿赌博、黄铜，以及私宰、私盐之类，胥役营兵因缘为奸，佐贰杂职横肆贪酷”[2](卷10)。征收税粮时，不用“部颁铁斛、平概”，“踢斛淋尖”，“有浮加斛面一至三指者，有耗外加耗，私置重戥者”。商税中有牛马监督钱、饭铺票钱、倒毙牛马税，甚至有“一猪四税”者，大多是胥吏指名巧取[2](卷46)。他们有的兼充牙行，把持市价，从中渔利[2](卷121)。有的愚弄、蒙蔽上司，“舞弊诈赃及借端诬拿平民”[2](卷1408)。因征粮册籍不清，“民间完欠，在官不能细分，吏胥因得包揽入己”[1](P393)。乾隆四年，山东积欠钱粮中，民户已纳，被书役侵占者达八万余两白银[2](卷17)。乾隆十二年，江苏清理积欠，书役自首侵蚀白银22万两[2](卷310)。乾隆五十四年，河南光山县私自派夫折钱，民人郑守谦揭下告示作为证据，准备上告。衙役闯入其家搜取告示，将郑守谦锁拿，殴死其子，踢死其媳，踩死其孙[1](P1157)。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为此，官府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除对造成人命的衙役严厉法办外，还制订了一些条例。如乾隆五十七年，制订了衙役等滋事累及本官处罚条例。因为衙役、书吏、长随、幕友，往往有怂令本官犯错，本官离任，而衙役等仍留作弊，造成“官去吏不去”的情况。因此议定，地方官有应参降革之案，由上司严究幕友、长随、书役，如有舞弊、诈赃等情节，即按律惩处，如有倚官滋事、怂令妄为而累及本官者，按本官处分加一等治罪[2](卷1408)。对胥吏贪赃枉法的防范更周密了，打击也加重了，但是胥吏的整体素质并未因此改观，违法犯罪仍是屡见不鲜。
营兵的腐败也不可小视。这时的八旗兵和绿营兵都已腐败。他们平时不训练，打仗没本事，渔肉百姓却很有一套。以查拿罪犯名义，闯入民家讹诈，屡见于记载。如乾隆五十三年，福建云霄营兵丁见村民林潭家境不错，商定以查拿罪犯名义搜查其家，竟指挑稻草的铁叉为“应禁器械”，声称要将林潭抓走。由村民说合，答应送给兵丁们洋钱4元。兵丁们嫌钱少，还是要抓人。闻讯赶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兵丁们只好回营。后来兵丁们就以“私藏逸犯，查拿拒捕”上告[1](P1113)。广东看守城门的兵丁，“往往借盘查之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必攫取些须”，“民间嫁娶经由城门出入，则先期需索酒食，方无阻滞”，分防塘汛兵丁“每驱使近村居民割草取水，并令代送公文”，或“塘房破损，即令村民出钱承揽，以余资入己”[2](卷169)。他们是一般平民躲也躲不掉的灾星，其行为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乾隆五十三年，福建连江营兵丁将火炮两门偷卖给海盗。次年，临近的虎尾汛又丢失火炮两门，迄无下落。将火炮卖给海盗就更是助纣为虐了。
余论
乾隆朝外表亮丽，内部已经腐败。贪官污吏不断侵蚀着国家的肌体，使各种矛盾不断积累，清王朝也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落。这是我们应该引为鉴戒的。可能人们要问，乾隆朝采取了如此严厉的惩处措施，为什么贪污却越演越烈？笔者谨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以供参考。
首先，经济大发展的转变时期是滋生贪污的肥田沃土。乾隆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盛世，达到了封建经济的最高峰。这一时期，生产发展，人口翻番，国库储备比雍正时多一倍以上。国家救济灾民，修建各种工程，拨款动以十万两、百万两计，也就是说，官员们有很多的钱经手可供支配。这一转变来得如此之快，白花花的银两使官员们头晕目眩。大地主、大商人拥有雄厚的资金，为了取得权力的庇护，舍得大把花钱进行贿赂。金钱就像魔鬼撒旦一样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为取得金钱，官员们即使冒杀头的风险也在所不惜。法律和规章制度不适应迅速变化了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如果说，按先前的法律规定贪污300两白银以上就要处以死刑，而真正判处死刑的人数还不太多的话，那么到此时，死刑的标准改为贪污1千两白银以上，应该判处死刑的人数反而成倍地增加。各种防范、惩治贪污的措施只是补苴罅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其次，封建专制制度是贪污腐败的根源。在专制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部门、各地方的长官也拥有极大的权力。不受约束的权力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个地方的总督、巡抚，就是一个地方的土皇帝，知府、知县也是他们所辖地区的土皇帝，当他们贪赃枉法的时候，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给予约束。广大人民群众遭受贪官污吏的蹂躏，却没有揭发贪污犯罪的权力，使贪官们肆无忌惮。虽然乾隆帝大权在握，可以处罚任何位高权重的贪官，但是仍有一些贪官有办法躲在皇权的庇荫之下。例如，和珅的贪黩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尽人皆知，可是他善于揣摸主子心意，善于乔装打扮，使乾隆帝对他始终深信不疑，人们就奈何他不得。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刘全儿服用奢侈，实际上是为揭露和珅而进行的试探性攻击。由于乾隆帝对和珅明显偏袒，曹锡宝不但未能扳倒和珅，反遭降职处分。“乾纲独断”的乾隆帝成了最大贪污犯的保护神。这不能不说是对以惩贪为第一要务的乾隆帝的讽刺。各级官员运用专制权力对自己的保护，形成了对抗反贪的巨大力量。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官员之间的相互庇护以及他们对家人、幕僚的庇护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保护网，使查处贪污变得难上加难。在乾隆朝，一方面是大刀阔斧惩贪，另一方面是贪污越演越烈。这不仅是乾隆帝的悲哀，也是封建制度的悲哀。由此可知，只要专制制度的弊病继续存在，就永远无法从根本上遏止贪污犯罪。
其三，清王朝已进入中期，官僚队伍已趋于腐败。乾隆时期，离清朝开国已近百年，八旗子弟已经腐败，可是他们仍占据国家机关的主要职务。汉族官僚也紧步其后尘，形成了贪图享受的风气。对于官吏们而言，什么国家利益，什么民生疾苦，都已忘诸脑后，攫取金钱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目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公开的秘密。手中的权力既然可以换成金钱，就会不惜以身试法。何况他们都心存侥幸，以为能逃脱惩处。这种腐败甚至已蔓延到基层胥吏，大厦将倾，已独木难支。
其四，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缺陷，给贪污犯罪留下了活动空间。例如陋规，其实是法律的盲区。任何衙门都有陋规，官员们堂而皇之地谈论陋规，沿用陋规。任何衙门都有制订陋规的权力。旧有的陋规太离谱，被皇帝发现后予以禁止。不久，新的陋规又不断产生。又如报销制度很不健全，虽有户部的核查，仍有许多做手脚的余地。大规模的赈粮，大工程的修建，都没有严格的审核制度，各海关每年所报赢余和亏损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无法核查。对已经发现的贪污的处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许多贪污犯罪在陋规的掩护下，减轻了定罪量刑，甚至免除处罚。
总之，乾隆朝发生的贪污腐败，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以研究和总结。
收稿日期：200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