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专辑——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的1992—200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星空论文,专辑论文,韩少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2-2002年大致是指韩少功“放弃自己完全不需要的胜利”(注：韩少功：《南方的 自由》，出自《完美的假定》，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重返写作至小说《暗示 》出版的这段时间。期间他还出版了《心想》、《完美的假定》、《马桥词典》等著述 。通过这些文字在被赞诩和被攻讦中的广泛传播，韩少功彻底告别八十年代，被重新定 位为一位前卫的小说叙事探求者和一位特立独行的“新左”思想者。在当下生存分割和 话语重构的语境中，他的写作具有交互关联的多重意义：一，在1990年代“个人”群起 对抗宏大叙述的潮流中，韩少功兼取域外经验与本土资源，穿越个人化的陷阱著力创构 了一种“词典”样态的“微小叙事”，该形式内涵的革命性、解构性与开放性为当代文 学的多元建构提供了一份至为难得的经验；二，他以小说、随笔等多副笔墨，广泛批判 当下中国新右派、老左派和后现代主义等文化现象及其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并因此 成为我们时代“不太合群”(注：韩少功：《熟悉的陌生人》，出自《性而上的迷失》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37页。)的思考者；三，他的叙事探索与近于解构式的批 判诉求，没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虚无与犬儒主义，他为当代文学与思想探求找到了 一种源于实践归于实践的精神持求和一种基于底线正义的叙事美学。这三重意义在韩少 功有关言、象及其互在关系的勘探与质询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凸显。
一
1990年代，是各类“微小叙事”在宏大叙述内部生成并使之蚀损的年代。韩少功的两 部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和《暗示》，在揉合昆德拉与传统笔记小说的多重经验的基 础上，“捕捉和囚禁”了一些词语和具象，揭示了它们的“密密繁殖，频频蜕变”以及 衰竭与死亡(《马桥词典·后记》)。它们对语言、具象及其“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的 关系(《暗示·前言》)的辨析与追问，是这一时期文学“弑父”事件中最富价值的艺术 探索之一。
九十年代文学所欲篡弑的宏大叙述属于“现代”文学。它对日常生活的编码原则是“ 历史”。由于黑格尔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差异，“历史”在中国分别 衍生出五四文学和革命文学两大传统。五四文学的历史编码由旧与新、愚昧与文明、三 纲五常与个性解放、黑暗与光明等一系列旨在文化批判的二元对立符码组成，革命文学 则由压迫与反抗、落后与先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与地主等一系列旨在政治解 放的符码组成。但正如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一致性远大于差异性一样，五四传统与革 命传统在叙事上共享的经验也远大于歧异：二者对于“真实”故事与人物的的讲叙，都 以符合“历史主线”(历史发展因果律)为原则，皆遵循“调节异质分布”(re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eterogeneous)的叙述方法，即对进入故事的人物根据“历 史”赋给他(她)一种抽象本质：文明者或愚昧者，革命者或反革命者，“我们”或“他 们”，同质者或异质者。各种原生的人物因此被调节和区分，并在历史递进线上获得各 自的位置与隐喻意义。他们的激情、喜悦与命运往往喻示着某种抽象本质生长和衰歇， 而各本质之间的冲突、斗争与权力转换又构成了五四后“民族国家”的成长寓言(杰姆 逊)。历史及其方法影响了几乎所有的现代中国文学作者。七八十年代，韩少功曾先后 受惠于这两类历史叙事小传统无远弗届的建构能力。九十年代以后，他认识到了它的遮 蔽性与排斥性，“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 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 ，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但)在更多的时候，实 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 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 成为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通过设置“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阈限 将“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删繁为一(黑格尔或马克思的唯一历史律)：符合它才是有意 义的，才能进入指定的区域被定义，被区分，而“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 没有意义’的东西”，“(它们)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 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这种意义观以及其背后的历史律“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 以及文化倾向”和一时的意识形态霸权，作家对它的信从往往使写作成为历史意识形态 的“自我复制”。(《马桥词典·枫鬼》)
《马桥词典》、《暗示》都在抵制这种自我复制。萧红的空间切换方法，马原、洪峰 的叙述圈套，格非、叶兆言的叙述“空缺”，韩东、朱文的现时欲望修辞学，都探索了 摧毁历史自我复制意图的有效方式。韩少功在这项集体篡弑事件中另具慧心。他在广泛 吸收昆德拉小说思辩化与散文化的特征和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片断化叙述的基础上，独创 了词典体小说。它们以言、象为叙述的起点与归宿，万端因果毕现，打散了主线及历史 律，同时，故事、人物边缘化了，与黑格尔或马克思式的历史想象相剥离，并脱出了调 节异质分布方法的控制。
韩少功还捕捉到了比文体更为根基性的言与象。《马桥词典》对语言在上层、下层场 域之间迁移时“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后记》)的探询，使革命和启蒙的宏 大叙述下降为微小叙事。韩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语言的深处，有 某些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念系统在暗中驱动和引导。”(注：韩少功：《道的无名与 专名》，出自《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85页。)这一理解相当接近巴 赫金对话理论的基本前提，“(语言)应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现象”，“一切语言，不论根 据什么原则区分出来的，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 ，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注：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 社1998年，第37页，第72页。)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历史”也是人们观察、阐释世界 的特殊“语言”和“视野”。韩少功通过重构语言-场域关系解构了这一宏大语言形式 。“历史”是来自上层场域的精英语言，这种语言及其规则由文明进入村野、由上层转 入下层“总是出现涣散和松懈”(《暗示·野言》)，马桥“词典”即以下层语言与规则 伏击了这种上层“视野”。“呀哇嘴巴”罗伯的“打玄讲”对革命的伏击具有代表性。 罗伯被队里安排去参加忆苦思甜一类的报告会，他需要按照革命的历史编码(即革命与 反动、我们与敌人等编码)“报告”马桥的过去史，但他一说深了就忘记了发言稿乱“ 冒玄气”，“他是歌颂红军的，是一直在歌颂红军的，说着说着就变了味，说红军好毒 辣呵——有个排长拉老乡关系，结兄弟，新来的连长就把他当反革命杀了。连长才十六 岁，个头又矮，砍人家的脑壳还要跳起砍，砍得血往天上喷，他就凑在颈根上趁热喝， 骇不骇人?说到阶级敌人，他甚至流出了反动的眼泪。‘马疤子算什么坏人呵?正经作田 的人，刚烈的人。可怜，好容易投了个诚，也是你们要投的，投了又说他是假投，整得 他吞烟土，恤人呵……’”显然，罗伯“不是个脑壳的脑壳”以下层独有的语言、添油 加醋的奇想搅乱了革命的神圣编码。小说还以类似方式，使启蒙的“历史”在通往下层 的道路上屡遭伏击而被后者的符号资源与表意规则逐一收编，比如茂公与农业社的激烈 矛盾，不是启蒙视野内的政治施虐与受虐，而是浮现于“冤”与“报”的循环，明启偷 盗特批给县委首长的富强粉一事，亦非迫害与被迫害的故事，而显现为乡间“话份”的 获得与丧失。
《暗示》通过揭示具象在更多场域间的差异清除了历史的主线霸权。与马桥语言在上 、下层间的迁移不同，《暗示》中具象隐义之间的互动与抵牾，广泛涉及社会各个共存 的场域，比如左右翼之间，中国、西方之间，城市、乡村之间，你我之间。它更深地抵 及了当代社会杂语共生、杂象共生的内部景观。革命、启蒙“历史”在这种场域交错之 处难以觅到不被污染的下脚之地，故事、人物都脱出了“调节异质分布”方法，从“有 意义的”/“无意义的”的等级阈限中逃逸四散。这是当代叙事中的“敞亮语法”：(注 ：朱大可、张闳：《2001：文化批判书前言》。)上层历史编码断裂的同时下层的“暗 夜”世界获得了敞亮，独断性编码断裂的同时多元的“暗夜”世界获得敞亮。
二
韩少功通过析言辨象完成的微小叙事的最高境界在于思想，而不是“叙述就是一切”( 注：李锐：《万里无云·后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的浑然体验。《万里无云 》、《檀香刑》、《坚硬如水》的作者都曾祈许“语言的洪水”裹来前无他人的视觉震 憾与广场狂欢，但谦和的韩少功仍保持着文学必须“放血”的朴素追求：他十年来的著 述实际上都是针对当前中国文化问题推出的“刮骨疗毒”之理性疗法。
韩少功在新左派与新右派(新自由主义)之争中被列名“新左”，主要不是因为《天涯 》接纳或认同汪晖等的文章，而是因为他的思考与当下知识界主流新右派捍格不入。八 十年代，左右两翼知识分子在启蒙旗帜下“共享着许多逻辑与想象”，比如市场神话与 美国梦，都“从当时各种触目惊心的‘极左’恶行那里获得了自己叛逆的信心。”(注 ：韩少功：《我与<天涯>》，出自《然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九十 年代，由于社会利益与生存空间急剧分割，知识界不可避免地分化。韩少功没有象新右 派那样将失业、三陪、官商勾结、资源掠夺等问题看成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也不愿将“被资本扩张进程抛进饥寒、屈辱、疾病、绝望乃至伤亡”的“个人”当成 “‘落后了就该挨打’的垃圾”。(注：韩少功：《个人主义是否珍视所有个人》，出 自《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36页。)这使他走向启蒙的背面，成 为知识界中对自由叙事与市场神话始终保持警惕与怀疑的不合时宜的“少数”。借马桥 谈“语言学转向”和借《暗示》谈庄禅哲学，是对他莫大的误读。
《暗示》和《马桥词典》疗毒对象广泛，包括极左思潮和后现代主义，但最主要的是 新右派的“驯化形式”。后者在政治、经济方面倡导有限政府论与经济放任政策，在文 学领域则相对局狭，主要是通过“遗忘”权力寻租、资本血腥和失业下岗等现实问题、 死死“咬定”极左政治的方式，打造自身叙事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近年来其意识形态化 步入了新的黄金期：一大批以揭露“反右”与“文革”真相的作品如《牛棚杂记》、《 思痛录》、《夹边沟记事》、《中国的一九五七》等相继面世，同时理论界还通过重编 现、当代文学教程和大学人文读本等“重写”工作，以极度放大了的“人与自我失落” 的局限，坚持不懈地对革命及其文学遗产进行清洗。这两类“伤痕”写作，既通过“受 害者”的历史拟想规训着人们对于历史真相褊狭的理解，又通过全面清洗革命及其有关 社会正义的思考的方式，将“人民”、“公正”一类严肃词汇涂改成了迫害与罪恶的代 名词，从而清除了某些可以诊断当前中国现代化“陷阱”问题的可能思想资源。它们客 观上起了为中国新贵阶层意识形态鸣锣开道的作用。
当代史尤其是“文革”史是新右派“重写”历史的重点，韩少功通过对言、象隐义及 言象关系的清理，揭示了这类叙事情境抽离的特征。新右派是以政治施虐/受虐的启蒙 逻辑讲叙“文革”的。马桥人茂公、明启、铁香等的故事，显示了在启蒙“语言”之下 ，更为复杂的是下层场域关于“冤”、“话份”与“情”的村野逻辑。《暗示》进一步 揭示了逸出启蒙具象之外的生活真实(隐义)。按照新右派的拟想，跳忠字舞是典型的“ 政治铁幕下的奴化教育”，但在此之下更为丰富的却是青年男女对“鲜艳服装，动听的 旋律，学习技能的好奇，新结识的伙伴，竞赛胜利的喜悦，异性动人心魄的肢体线条” 的“激动”与向往。革命样板戏也是新右派一直描绘为极左意识形态症象并加以恶魔化 的具象，但在此之下更为真实的是农民对于声色和节日欢愉的体验情境。显然，新右派 在使用源自启蒙“视野”的言、象之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实际上已被下层或其它“视 野”通过“替代、置换、变相征服、系统推翻”等(注：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 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页。)方式盗用了，言、象与其隐义已经断裂 。
韩少功还通过言言关系和象象关系的失衡，揭示了新右派叙事“片面的霸权”的病症 。新右派施虐/受虐逻辑的另一种传播途径是通过真实情境里言对言、象对象的驱逐实 现的。《马桥词典》通过敞亮下层语言结束了上层语言的霸权。《暗示》通过敞亮多元 场域内的差异性实象挑战了部分实象的主线霸权。在《忏悔》节中，韩少功以新右派作 品《干校六记》为例呈现了其内部象象关系的意识形态化。该书对红卫兵和“文革”的 讲述是恶魔化了的，作者杨绛甚至骂“路边冻得哆哆嗦嗦”的知青为“狼崽子”。这种 关于红卫兵和“文革”的“残暴”的印象(革命暴力亦类似)是意识形态(启蒙)化了的： 这并非说它们不真实，而是说它们的存在被当成了否定、遮蔽其它同样真实的实象的依 据。任何实象皆取决于特定场域和情境中的主体感受，对于同一过程或事件其实同时并 存着众多真实实象，但新右派唯己是真，“杨绛的简单和轻率”武断地抹去了“人们出于不同的生活经历”所拥有的“记忆中不同的生活实象”及“不同的看法”。当“简单和轻率”成为潮流，成为“从官方文件、主流报刊、流行小说直到学校课堂”所要求的“必须如此”时，思想的暴力便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扭曲了真相：新右派不但不能省察自身的片面思维，而且还利用媒体与学术资源驯化、“铲除和收缴”其他人“亲眼所见的另一些生活实象”。历史的多面向特征被钳制了。比如“文革”，其发生既有权力斗争的原因，也有当时老干部、高知阶层与群众阶层之间“怨恨”积累的背景，(注：田力为：《毛泽东难题与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历史宿命》，出自《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其实象既包括部分落难精英眼中的恐怖与残暴，也包括部分红卫兵眼中的“阳光灿烂”、部分工人“主人公”式的自豪与热情、部分农民免受新旧精英欺压的欢悦。这些实象之间本无真伪之别，但新右派不能容忍落难精英以外“视野”的存在，他们构造“公共舆论”、剪杀任何“不顺嘴的某些个人故事”，“谁要提到当时无谓的折腾之外还有真实的社会矛盾，谁要提到当时不公和歧视所引起的造反是造反的一部分，谁要提到激进行为动机中还有合理与不合理的相对区别”，“就是为罪恶的历史辩护”，“公共舆论已经准备好了太多的理论、逻辑、修辞来伏击这种异端。”“片面的霸权”的标准来自普世的自由话语，它对“文革”、土改和革命的解读是不准确的：拥有资源控制权力的部分精英的个人自由受到限制(带薪劳动)是事实，但缺乏竞争成本的工农的生存获得普遍的保障、其人格尊严获得空前的确立同样是事实。《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底层的相对自由与《思痛录》中精英的相对不自由是并存的真实。但由于资源控制的绝对不对称，新右派以文化英雄的姿态重登“思想专制和新的极权”的高台，底层却再次丧失自己的声音与知识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暗示》、《马桥词典》通过言-象-场域的关联提出了较为辨证、客观的理解历史的 方法。它分共时、历时两个面向。一，历史总是由多元场域中的不同语言和具象共同组 成的，理解它“需要各种看法相互交流、相互补充以及相互砥砺。”(《忏悔》)杜赞奇 认为历史是“一种同时兼具散失与传承的二元性或复线性的运动”，(注：杜赞奇：《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1页。)对这种“复线的历史 ”(bifurcated history)概念略作扩充，我们便可将之解释为多重运动的并列、交叉和 错叠。理解它应当在承认差异和彼此正当性的前提下寻求沟通和共识，“在差异和交锋 中建立共约，在共约中又保持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注：韩少功：《公因数、临时 建筑以及兔子》，出自《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这是新右派 超越片面霸权的必经之途。二，任何历史与事实都应该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背景和 相对长时段的多场域因果关联中去考察，才能显出可靠和公正，“因为各种对历史的扭 曲和误读无论怎样有效，但总是面临着一定的极限。瓦釜雷鸣或指鹿为马，往往只能得 逞于一地一时。一切超过失真极限的历史虚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沉淀和淘洗。”时间 给予了历史“双重品格”，“(它)公正于大体，不一定公正于小节；公正于久远，不一 定公正于短暂，公正于群类，不一定公正于个人。”(注：韩少功：《时间的作品》， 出自《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新右派的片面与失真在于 认识不到或拒绝承认“大体”、“群类”等概念中所包含的生命的声音。
韩少功从根基上动摇了“新右”叙事的合理性与权威性。这类叙事在今天拥有最强势 的资源配置和舆论支援，也在不断“招安”异己者(最近一例为阎连科放弃“现实主义 ”)，但它们在思考层次上未能进入言-象-场域的互动关系。韩少功为当代文学提供了 新的可能与资源。
三
言-象-场域互动的理性疗法也适于极左派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准)极端思潮的“驯化 形式”都与情境抽离、场域分割等问题有关。为抵制此类规训，除了在叙事中引入这一 交互关系外，韩少功还提出了思考当前中国问题时应当持有的两个原则：实践哲学与底 线正义。
韩少功的实践哲学是对言-象-场域关系的进一步发挥，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的道理相近：言须象的检验，象又须在多重场域的交互中并呈，而欲达此认识层次 则必著力于公共实践。他认为与“呼吸、血液、体温”相关的“生活实象是任何抽象理 性最终落实之处和验收之处”(《疯子》)，“语言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 生活实践有任何须臾的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 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大范围的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觉以做依托。”(《极端年代》)韩少 功相信公共实践可以消除新右派等极端“控制形式”。知青一代刻骨铭心的生活与思想 历炼可以证实，“在中国当代史上，美式或苏式的体制神话，有关富人或穷人的阶级神 话，瓦解于知识群体的汗水，伤口以及晒黑了的一张脸，以及他们心灵中难以磨灭的生 活印痕。”在七八十年代，“知识群体主流对国情现实真切的感受，对底层人民大众大 规模的接近和了解”终结了苏式神话、“文化革命”和极左意识形态。九十年代，像韩 少功这样的部分知识分子又以充满“生命底蕴”的实践结束了美式神话“幻视症”。但 置之当下现实，他也知道实践原则并未发生普遍的作用：金钱与技术正在清除具象与没 收感觉，新右派、后现代主义正在丧失“人道主义和公共关怀的感觉之基”。这并非因 为这类知识分子完全不重视实践，而往往是因为他们的实践与感受被限制在局部、片面 和单一。比如，封闭、分隔的生活空间使富人和精英难以亲身实感下层平民的实际生活 ，而只能通过媒体中的形象如入室的窃匪、绑票的暴徒等来了解，这自然使新右派在高 谈改革成本与代价易于不小心遗忘工人、农民的生命欲求，后现代主义者在谈论符号游 戏易于把弱势群体“真实的痛苦”混淆进去。更严重的是，生存分割与零散化所导致的 实象的匮乏还是相互的，精英误读平民的同时，平民也在将精英误读成锦衣玉食、残酷 贪婪的形象，“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看不到对方生活中更丰富和更细腻的纵深，看 不到哪个纵深里很多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的细节。”(《地图》)相互分隔的结果是“多 重意义被单向理解”，(注：韩少功：《多重意义被单向理解》，出自《在小说的后台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生总只能在片面的真实中失 去真实。只有尽可能多面的实践，才可能使思想摆脱个人经历与意识形态包袱的限制， 在差异与交流中达成理想的共同体意识。这种没有止境的实践也是当代文学消除已有极 端叙事的良药。
底线正义的原则强调对“人民”保持一种保守主义的正义关怀。这源于韩少功对于不 理想的社会现实的考量。在当代中国，80年代思想启蒙与经济改革的成果并未被所有人 群所共享，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在新的权力、资本与知识的博弈中下滑成了民工、 三陪女、下岗工人甚至罪犯。新右派对他们失业、失身等自由沦失的现实关注度不高， 因为这些“均为愚劣的活该”，(注：韩少功：《个人主义是否珍视所有个人》，出自 《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35页。)新右文学关注的是精英阶层昔 日的“荣光”以及狙断了这种诗性生活的底层暴徒(“人民”)的兽性。这种“仅仅有利 于少数人的个人主义”像一场瘟疫威胁着当代思想及文学。显然，在资源控制绝对不对 称的当下社会里，新右派并无与底层人民“在差异与交锋中建立共约”的意愿与努力， 人民要真正争得“人”的地位、实现与精英之间的“对话”与制衡是很困难的。这种令 人失望的现实驱使韩少功向现实中的弱者倾斜。他认为“我们不能说一切尊严都是同质 的，符号意义生成的符号长链或是源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或是源于个人的畸态虚荣 ，两种尊严，终究大异其趣。”(《真实》)他还表示文学要“真要关心人，关切大面积 人群的生命存在”，“要建设一种能够保护人生和健全人生的现代化文明”。他的《马 桥词典》、《暗示》和大量随笔的价值之一，在我看来，就在于“勇敢地抗拒某些不义 而且无知的文化潮流”，(注：韩少功：《超主义的追问与修养》，出自《在小说的后 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5—176页。)在于象拒绝“左派”罪恶一样拒绝“ 右派”罪恶，在于防止文学“再一次构成人间的歧视和压迫”(《残忍》)。韩少功同时 又是保守主义的。他的正义诉求建立在某种底线之上，他尊重每一个生命和每一个事物 ，一个人甚至一棵树、一条河流，他都给予爱与理解，他不能接受任何不义力量对于个 人生命尊严与伦理自主的戕害，而于此底线之外，他基本上是平和的和睿智的。所以他 赞赏张承志对“歧视和压迫”的反抗，自己却无意将“人民”神化并走向激烈的道德批 判，他与张广义不无灵犀相通之处，自己却对政治批判深怀警惕。他的不越界的(注： 蔡翔：《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有关韩少功<暗示>的阅读笔记》，文学评论 2003年4期。)“反抗与批判的品质”在叙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学形式：正义之美。 这种美满溢着日常的诗意，又是与贫贱者的“生命之美”(注：韩少功：《感觉跟着什 么走》，出自《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1页。)紧密相连。它包含着 韩少功对于不理想社会的诗学诉求，“美是一种感动，是一种有内涵的外形，特别是在 社会领域里，美永远和非权谋、非利欲、非技术的正义和同情相连”，“历史中一切有 沉沉分量的美，从来离不开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从来离不开无法在耀眼位置上去哗 众的多数。这决定了美的沉默地位，美的边缘地位。”(《包装》)
韩少功当然不是全无不足的作家。他的怀疑论色彩浓厚的反抗美学在解构右派、左派 、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极端“驯化形式”的同时，也约束了自己前行的步伐。他的小说“ 几乎不再以为自己能说明什么，不许诺任何可靠的终极的结论。”(注：韩少功：《多 嘴多舌的沉默》，出自《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9页。)他过于 警惕革命的和启蒙的意识形态的陷阱，因而拒绝了任何大的肯定性、建构性的信仰求索 ，这使他的作品在警人深省的同时却难以象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样以情感的饱 满、精神的绝地肉搏撼人心魄。当然，这种过于古典的期待并不合于今天的文学语境： 在韩少功只能也只愿以否定和怀疑的方式前行的背后，是他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命运清 晰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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