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代际间地位流动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性论文,中国论文,居民论文,地位论文,代际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近些年来，屡见不鲜的“富二代”、“官二代”以及“代际贫困”等现象折射出中国代际间不平等问题已经日趋严重。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一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阶层固化趋向，以及民众向上层社会流动机会逐渐丧失的过程。代际间不平等对社会和谐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产生了不利影响，并日益成为集结多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它已经构成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梦”，强调要给底层人民以希望，使他们能够有平等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那么中国当前居民代际流动的机会平等吗?对于该问题的研究将更好地理解中国发展的性质，并对改革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代际流动研究是考察社会结构特征和变迁的一种重要途径，可以分析哪些机制主导人们流动方向，同时被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开放程度和机会平等状况的主要指标(Andrea et al.，2011)。现有代际间收入流动性研究大多通过父辈与子女收入关联性来度量，较弱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则意味着父辈收入对子女收入存在重要影响(Mazumder，2005)。反之，则表明社会为下一代子女提供了更多的平等竞争的机会。同时，一些研究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进一步对代际收入传递背后的原因进行了解释(Becker and Tomes，1979、1986；Restuccia and Urrutia，2004)。国内一些研究也关注了中国代际间收入流动性问题。王海港(2005)利用城镇家庭收入数据分析指出，中国1988年和1995年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384和0.424。尹恒等(2006)的分析也发现，相对于1991—1995年间，中国城镇个人收入流动性在1998—2002年间显著下降。然而，章奇等(2007)以及孙文凯等(2007)都基于中国农村数据分析发现，1987—2002年间农村收入流动程度在增强，这显著地降低了持久收入不平等。王朝明和胡棋智(2008)基于7种收入流动性测度指标的研究也大致支持着流动性增强的观点。此外，也有研究指出中国收入流动性呈现出的是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状况(杨俊和黄潇，2010)。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侧重分析了代际间职业传承关系问题。Hellerstein and Morrill(2011)研究发现，大约30％的儿子和20％的女儿从事着与其父亲相同的职业，但是这一比重对如何进行职业分类较为敏感。也正是因此，一些研究通过职业类别排序的方式来测度代际之间职业相关性。Carmichael(2000)和Di Pietro and Urwin(2003)的研究都发现，父子职业上存在较强的相关性。Ferrie(2005)的研究则表明，职业流动性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差异。此外，一些研究关注了父辈与子辈同时受雇于一个工作单位的情形，研究发现父辈所在工作单位更有可能雇用其子女进入该单位工作(Pérez-González，2006；Bennedsen et al.，2007；Kramarz and Skans，2011)。国内方面，邢春冰(2006)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地区代际间非农就业机会一定程度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传递。吴愈晓(2010)发现，改革开放之后，具有精英背景的中国农村居民有更高的机率获得精英职业地位。 相对于既有研究而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首次从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地位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国代际间社会流动性状况，并通过横向对比分析得到更加丰富的结论；(2)首次纵向检验和对比分析了中国代际间和隔代间社会流动状况，即社会流动是否会随着代际延续而呈现出不同特点；(3)丰富和完善了收入流动、社会阶层变化以及代际间分析等研究文献，并提供了宝贵的微观证据。 文章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第三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启示。 二、数据来源与测度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由中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营养和食品安全研究所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卡罗来纳人口中心联合调查并创建的。它涵盖了地理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公共资源和健康指标差异较大的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9个省份，并分别于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以及2009年进行了8次调查，每次调查大约访问4400个左右的家庭，包含19000个个体样本以及部分社区统计数据。 CHNS数据库中的“住户调查”和“成人调查”数据库提供了居民户收入状况、家庭成员职业、年龄和受教育状况等人口学背景数据资料。本文通过调查年份、居民户编号以及居民个体编号将两个子数据库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家庭成员关系匹配得到父辈与子辈配对资料，这构成了本文实证分析的原始数据资料。根据分析需要，作者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掉子辈或者父辈属于退休返聘的样本点(问卷中问题b2b针对退休个体询问是否属于退休返聘类型，回答是即取值1的样本予以剔除)，这一类样本点个体的职业及收入特征无法真实反映其实际地位状况；(2)根据问题b2a“没有工作的原因”，可以剔除掉由于做家务、学生和退休等主动不参与工作的样本点，而将正在找工作、残疾、其他及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被动失业视为没有固定职业，作此区分对于有效地划定未工作个体社会地位的归宿是必要的；(3)根据问题a13“目前是否在上学”，可以剔除掉目前正在上学(含父辈或者子辈中任何一方)个体的样本点，这类群体由于尚未真正进入劳动市场而无法有效地识别社会地位；(4)处于工作初期的个体职业特征可能无法有效代理其实际社会地位状况，包含子辈年龄低于30岁样本点，将会使得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误(Bohlmark and Lindquist，2006；Black and Devereux，2010)，我们进一步剔除掉了子代或父代年龄在30周岁以下以及年龄超过65周岁的样本点①；(5)在经济地位分析过程中，进一步剔除了父辈和子辈任意一方个人收入信息缺失及汇报为负值②的样本点，并以最大和最小1％比例剔除掉了收入异常值样本点。最终，我们得到了本文分析使用的代际配对样本组，覆盖了居民户家庭成员收入、职业特征以及调查时间和地区县市等多维度数据。 表1中汇报了本文分析样本的分布状况。在区域上，样本大致均衡地涵盖着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年份上，8次调查中样本占比均超过10％，同时基本呈现出一种逐年增加趋势，这也保证着时间上样本的一般意义。在社会地位分布结构上，平均而言有将近60％的个体从事着农业等沉重体力劳动，同时超过30％的群体为体力劳动者，而处于精英性职业类型的群体占比不到7％。政治地位分布方面，平均而言大约70％的群体从事着非公职职业，另外的30％人群占有着政府机关或国有单位等公职职业。此外，人均收入水平在1989—2009年间不断提高，同时在地区间也存在一定差异。 (二)测度方法 在代际间社会流动性分析中，转换矩阵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在一般意义上，它可以写成如下双随机矩阵形式(bi-stochastic matrix)：
其中，
(x，y)表示个体在t-1代第i类地位转向t代第j类地位的概率，m是按照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的等级数，这里的x，y分别代表流动前后的地位状态。如(2)式所示，
意味着代际间从最底层流动到第二等级的居民在最底层居民数量中所占比重，因此转换矩阵中所有元素
均大于0且小于1；其主对角线上元素
意味着代际间社会地位未发生，元素越大则意味着流动性越低，即固化越严重；位于对角线以上元素
(j＞i)则意味着实现了代际向上流动，元素数值越大表明向上流动的概率更强；而对角线以下元素
(i＞j)表明个体代际间向下流动，数值越大意味着个体地位恶化的风险越高。流动矩阵是目前众多流动性测度中争议最小的测度方式，因此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分析社会流动性的测度问题。
基于上述代际流动矩阵，我们可以划分出社会流动状况的三个基本维度：其一，“是否发生了社会流动”，主对角线单元格为未发生社会流动或者水平流动，非对角线位置单元格发生了社会流动；其二，“社会流动的方向”，对角线下方单元格为下向社会流动，对角线单元格为未发生社会流动或水平流动，对角线单元格为向上社会流动；其三，“社会流动的距离”，表示起点到终点位置的变化量级(=终点-起点)。与此同时，流动性质量是进一步有效分析居民地位变动状况的有效指标(Hofer and Weber，2002；王洪亮等，2012)。据此构建以下几个指标对流动性质量进行进一步测度：
其中，(3)式为居民代际地位向上流动概率；(4)式是居民代际地位向下流动概率；而(5)式是居民代际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概率之比，反映着居民地位改善概率与地位恶化风险之间的权衡系数，因此它是度量一个社会中地位改善机遇状况的有效指标。此外，将所有个体代际位次之差的绝对值相加也可以有效度量流动性状况。该数值越大意味着社会流动性更强，这里的n代表社会地位层级个数。据此，第t-1代转向t代位次之差可以表述为：
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将重点测度居民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地位在代际之间的流动性状况③。为了构建流动矩阵，进一步对各种社会地位识别和刻画说明如下： 1.社会地位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社会还未完全定型化，地位体系尚处于发育过程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研究代际流动，父代和子代的分类都宜粗不宜细(Walder，1995；高勇，2009)。这里主要基于三分法下个体“职业特征”来识别父辈与子辈所处的社会地位。 根据CHNS成人问卷中主要职业类别，将01高级专业技术工作者(医生、教授、律师、建筑师、工程师等)、03管理者/行政官员/经理(厂长、政府官员、处长、司局长、行政干部及村干部等)以及08军官与警官归类于精英群体，这一社会地位掌握着特定类别社会资源并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将02一般专业技术工作者(助产士、护士、教师、编辑、摄影师等)、04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秘书、办事员)、06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工段长、班组长、工艺工人等)、07非技术工人或熟练工人(普通工人、伐木工等)、09士兵与警察、10司机、11服务行业人员(管家、厨师、服务员、看门人、理发员、售货员、洗衣工、保育员等)、12运动员、演员、演奏员划为大众群体，这一社会地位个体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同时能够获得稳定而可靠的工作收入；将05农民、渔民、猎人、13其他或者回答不知道，以及由于“正在找工作”、“残疾”、其他原因以及回答不知道什么原因等4类“被迫性”失业类型(b2a针对没有工作原因进行询问)视为底层群体，这一社会地位个体从事沉重体力的农业劳动或者处于被动失业状态，并且收入存在不确定性。这三类群体之间不论是在劳动强度还是在收入状况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属于断裂性不同社会地位层次，同时也满足宜粗不宜细原则。 2.政治地位 在中国，能否进入公职部门实际上是衡量个体政治地位的一项有效指标。基于此，本文也主要通过个体工作单位类型对居民的政治地位状况进行识别。 结合CHNS数据资料中个体工作单位类型，我们将政府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所以及国有企业三类归并入公职群体，这些部门不仅掌握着特定的政治权力，而且对相关公共资源具有主导性分配权，同时享有相对于其他单位更高的政治地位；而将诸如集体企业、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私营和个体企业、三资企业等各类工作单位类型归为非公职群体，这一群体相对而言政治能力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针对工作类型回答其他或者不知道，以及“被迫性”失业类型也同样被视为非公职群体。这两类群体在职业性质及政治权力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作为政治地位的分类也是合适的。 3.经济地位 经济地位作为个体特征的重要方面，其在代际之间的传承状况近些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也基于剔除掉物价因素后的个体上一年度收入信息，对代际间经济地位的传承关系进行分析。 我们采用一般性④的五分法，将个体收入划分为20％分位以下、20％—40％分位、40％—60％分位、60％—80％分位以及80％—100％分位五个收入组，据此将父辈和子辈个体分别根据其在同辈群体中的相对收入状况划入相应的收入群组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不同代际群体之间收入状况实际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也不可比，因此这里的收入分位组均是相对于本代其他人群的相对收入状况。 基于以上三类个体地位的定义和识别，可以分别将父辈与子辈划定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中。我们将父辈⑤的特征地位视为子辈社会流动的起点，而将其自身所处特征地位视为流动终点，则可以进一步通过代际间的匹配组合对代际流动性进行分析。同时，基于家庭成员身份，我们可以进一步将“爷爷奶奶”与孙辈劳动市场特征给配对到一起，分析隔代间地位流动性状况⑥。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部分将首先从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地位三个方面，对中国代际间社会流动性状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动态分析代际间流动的距离及时期和地区特征，最后进一步对隔代间社会流动性状况展开对比分析。 (一)代际间社会流动性状况 表2从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地位三个方面汇报了中国代际间社会流动状况的分析结果。从社会地位方面来看，中国代际之间社会地位固化状况较为严重，特别是对于底层群体而言，有73.47％的底层社会地位在代际之间延续；同时有68.04％的大众群体也从事着与父辈同样层次的工作类别。进一步从各地位向上流动概率上来看，底层群体向上流动概率大约为26.5％；而大众群体向上流动更加艰难，概率仅仅为3.44％，与此同时，其社会地位恶化的概率超过28％；而处于社会顶层的精英群体代际间向下流动的概率也高达89％。这意味着中国各群体社会地位改善几率和恶化风险呈现出一种严重的非对称特征，即社会地位恶化风险要远高于向上流动的概率。在流动质量方面，居民向上流动概率14.98％，向下流动概率高达59％。因此，中国社会地位固化严重，贫弱在代际间延续；同时大众群体和精英群体也面临较高地位恶化的可能性。
在政治地位方面，处于非公职群体父辈的子女进入公职群体的概率仅为12.27％；而对于公职群体而言，公职工作单位超过60％的概率在代际之间传承，与此同时伴随着超过30％的流入非公职群体的概率。可见相对于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在代际之间传承和地位固化状况更加严重。相对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言，中国经济地位的代际间流动性更强。收入状况位于20％分位以下组别父辈的子女能够以超过60％的概率进入到更高的收入组别，与此同时各类收入组别中的经济地位固化状况均未超过50％，这表明中国经济地位在代际间传承关系相对较弱，同时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几率相对更高。但是，仍然值得注意的是，收入位于80％分位组以上的经济地位层次能够以接近50％的概率在代际之间传承，这意味着高额财产的代际继承一定程度上抑制着经济地位的社会流动性。在经济地位流动质量上，居民向上流动概率为39.96％，向下流动概率为40.25％，大致相平衡。 (二)代际间社会流动性动态分析 为了动态地观测代际之间社会流动性特征，表3从代际间社会流动的距离以及阶段和地区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对比分析。首先在代际间社会流动距离方面，政治地位在代际间固化状况最为严重，固化概率达到82.62％；社会地位代际间固化程度次之，代际之间也有高达67.36％的子女与其父辈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当；经济地位的流动性相对较高，有将近65％的个体在代际间经济地位发生了流动。根据流动距离分布，可以得到：中国代际间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流动性分别为0.35和0.17；而代际间经济地位的流动性高达1.08⑦。这也表明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代际间固化严重，而经济地位流动性更强。这种流动性差异可以从中国现行社会制度上得到解释，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与分权的经济制度一方面使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代际传承上更容易受到威权影响，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着以个体分散化决策为基础的经济行为，从而维持着经济地位上更高的社会流动。 表3中的B部分汇报了代际社会流动的阶段特征⑧，不难看出，在各个阶段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固化程度都相当严重，政治地位的固化程度超过80％，社会地位的固化程度也超过了60％。与此同时，在三个阶段纵向对比上，社会地位的固化程度呈现出一种弱化趋势，同时个体向上流动的概率在增强；而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固化状况逐阶段在强化，同时个体政治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弱。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各项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地位的获得变得日益开放和更具包容性；而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传承关系强化一方面源自政治权威的加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日渐成熟为经济地位“强者愈强”提供着制度性保障。 CHNS问卷中覆盖着东北、东部沿海、中部省份以及西部地区等经济差异状况较大的9个省区，这有利于对比分析不同经济环境下的社会流动状况。在表3中分地区代际间社会流动状况上同样可以看出，代际之间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固化状况较为严重，超过50％的个体仍然处于其父辈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中；与此同时，代际间经济地位上的流动性相对较强。地区间对比分析上，社会流动性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固化程度相对于其他省份大致更低，与此同时个体实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而其经济地位的代际间流动性相对更低，同时个体向上流动的概率相对更差。这表明更加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在增进政治、社会公平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和恶化经济公平的不利后果。
(三)隔代间社会流动性 代际间社会流动性状况是否会随着代际延续而呈现出不同特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中完整的家户成员信息为我们进一步分析隔代爷孙间社会流动性提供了可能。
表4中汇报了中国隔代间社会流动性状况的分析结果。在社会地位方面，隔代间地位固化问题同样严重，处于底层群体的爷辈的孙辈将以70.72％的概率继续处于低层次社会地位；中间地位的大众群体也有超过65％的固化程度。这从根源上也源自中国相对集权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幸运的是，相对于代际间而言，这种社会地位固化问题在隔代间有所弱化，同时底层和大众群体向上流动的概率在增强。政治地位方面的情况大致与此相类似。孙辈隔代间地位固化在非公职群体的概率高达84.15％，而相对于代际间87.73％的固化程度而言，隔代间的固化程度在弱化，同时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概率有所增强。这一有趣的结果似乎为“‘富’不过三代”提供了一种经验上的佐证，虽然隔代间政治和社会地位固化程度依然严重，但是这种传承相对于代际间有所弱化，呈现出一种渐趋减弱的趋势。而这一进程实际上与几十年来中国民主和法制进程的不断进步密切相关。 隔代间经济地位流动性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况。在经济地位固化程度上，相对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更低，几乎在各个分位收入组上都未超过50％；然而隔代间固化程度相对于代际间更严重，因此随着代际的延续，经济地位的固化程度在强化。而在向上流动机会方面，位于40％收入分位点以下的低收入个体隔代间向上流动概率相对于代际间在下降；位于40％收入分位点以上的个体隔代间向上流动机会相对于代际间更高。这意味着随着代际的延续，低收入群体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更加艰难，而中高收入组别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大。这一结果实际上与代际间经济地位的阶段性流动特征基本一致，并提供了一个更长时期跨度的对比验证。逐步确立和日渐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导致经济地位流动短期不平等的同时，在更长期间内也进一步加剧了“强者愈强”的经济格局。 四、结论与启示 代际间不平等对社会和谐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产生了不利影响，并日益成为集结多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它已经构成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中国梦”，强调给底层人民以希望，使他们能够有平等的机会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现阶段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为居民提供着一个流动机会均等的社会?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代际间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地位的流动性状况，研究结果表明： (1)中国居民代际间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固化严重，经济地位代际间流动性相对较强。综合而言，代际间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流动性分别为0.35和0.17；而代际间经济地位的流动性高达1.08；与此同时在流动质量方面，居民社会和政治地位恶化的风险相对于向上流动的概率更低，而经济地位向上流动和地位恶化可能性大致相平衡。 (2)在1989—1993年、1997—2004年和2006—2009年三个时期中，中国居民代际间社会地位的固化程度呈现出一种弱化趋势，同时个体向上流动的概率在增强；而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固化状况逐阶段在强化，同时居民政治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弱。 (3)在区分东北、东部沿海、中部以及西部省区对比分析上，社会流动性呈现出不尽相同的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固化程度相对于其他省份大致更低，与此同时个体实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而其经济地位的代际间流动性相对更低，同时个体向上流动的概率相对更差。 (4)进一步分析隔代爷孙间社会流动性发现，随着代际的拉长和延续，孙辈隔代间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固化程度在弱化，同时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概率有所增强；与此同时，经济地位在隔代间的固化程度相对于代际间更严重，低收入群体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更加艰难，而中高收入组别群体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大。 本文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经济地位的代际间不平等，中国居民代际间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问题更加严重，这也同样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让全体社会成员更好地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和制定实施相关政策设计来帮助全体居民(特别是底层群体)能够更好地去实现他们的社会梦和政治梦，值得政府及社会各界深入地反思和研究。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增进经济公平，在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同样需要予以调节和干预。 注释： ①实际上完全有效地甄别个体处于劳动市场成熟期间的年龄段很难达到，因此我们只能是依据国外既有研究中年龄段的划定方法。 ②出现收入为负值的原因可能有两种：其一为个体当年属于经营亏损状态；其二为统计或录入失误。而这两类情况都无法通过补救准确归入特定收入分位组。为了得到准确的分析结果，当年出现负收入的个体样本点均被剔除。 ③考虑到代际间流动性状况可能受到特定划分方法的影响，我们在注重划分标准的常规性和有效性的同时，也试图基于多种方式来进行地位识别，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地位度量方式上。在职业三分法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将社会地位两分为底层群体和非底层群体，以及精英群体和非精英群体。通过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实际上这并不会影响到分析的主要结论。以代际流动矩阵分析为例，在前者中底层群体内部传承比例高达73.47％，在后者中代际间非精英群体固化比例更是接近90％，同样得出社会地位代际固化严重的结论。实际上，结论的稳健性主要源自中国社会阶层总体向下偏向的分布态势，即在整个阶层地位分布中从事着沉重体力劳动群体占比较高，这也使得分类方式的变动对整体结论影响作用有限。 ④国家统计局相关城乡居民收入统计信息中大多采用的也是五分组下的平均收入状况。 ⑤本文将个体父亲、母亲中对应地位特征较高的一个视为父辈地位特征，作为子女流动起点；在隔代分析中实际上是爷爷、奶奶直系隔代关系中更高的特征视为流动起点。 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爷孙年龄被同时限制在30岁到65岁之间，这导致相对于代际分析而言，隔代间配对样本点数量实际上要少得多，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开展一个拓展性的对比分析。 ⑦根据(6)式计算方法，结合流动距离及相应权重可以计算得到各种地位流动性状况。以经济地位流动性为例，(1.80％+1.75％)*4+(4.03％+4.41％)*3+(8.17％+7.77％)*2+(18.20％+18.02％)*1=1.08。 ⑧CHNS调查分别于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以及2009年开展了8次。本文将前3次、中间3次以及最后2次分别划为一个阶段，因此这里不存在时点选择问题。
标签：社会流动论文; 概率计算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流动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