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生存观念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观念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1)01-0094-06
一、观念问题梳理
探讨中国电影世纪之交的发展策略，不能不面对许多复杂因素，但最为重要的是观念问题，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弥漫的背景下，商业和艺术、思想意识形态和娱乐、传统体制和现实处境的诸种因素的冲撞，使民族电影业发展的问题日渐尖锐。我们必须正确看待中国电影生存发展面对的诸多矛盾，在商业主流的生存环境中张扬艺术的创新之路。
1.清理电影是产业、事业还是私业的问题。
我们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电影是什么的问题。产业的命题似乎是世界公认的，但长期以来，电影首先是一个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的“事业”，在管理体制上，事业的判断指标影响着电影的基本存在，所以，一个牵扯着社会公益事业的认识使电影承载着繁重的宣传任务和重大责任。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美好地承担着这一美名，然后却经受不了市场经济的折磨。于是我们看到：对电影，国家首先看成事业（宣传教育责任），百姓却要注重私业（少花钱享受），行业则要产业（规模效应）但未必当事业（赔钱）。从单一的角度来看都没有太大的疑问，但电影却不堪折磨，自己溜边，成了产业、事业、私业都不讨好的角色。就产业而言，1999年电影产业滑坡，票房规模化减少收益；就事业而言，事业的成就在建国50周年的献礼片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艺术质量的评定却没有达到人们翘首以待的预期程度，作为吸引观众掏出腰包的愿望没有实现；就私业而言，百姓并没有蜂拥到影院，而是更为疏离电影，低于8亿的票房，在显然更少个人看电影的背景下相当值得忧虑。从实际来考虑，似乎国家应当首先看成事业进而操作成产业，但未必任何有助于提高宣扬国产影片事业感的好事都得到了支持，职位感似乎高于事业感；行业要产业化但应当作为文化事业来对待，但对于文化事业的责任感的衰退却比比皆是，经济感高于职业感；百姓需要少花钱看电影但更要艺术质量上乘的作品，人们更多在埋怨而更少对进入WTO后中国电影事业危机的认识……
其实，划分产业、事业、私业只是一种说法，真正关键的是我们到底把电影当成了什么？囿于职业关系或行业利益谈论电影，在根本问题上无助于事业发展。我们已经到了无法避开中国电影生存危机的时刻，电影只有培植成为产业才能生存，但损坏一个事业，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中国电影就是“我们”的，无论是领导机关、产业行业还是观众个人，对任何有助于中国电影创作、生产、发展、研究、宣传、观赏的事都要作为分内之事来做，电影必须是产业，但对于成功者来说必须当作事业做好！
2.弄清电影、电视和新兴媒体的关系。
在怀疑电影生命力的舆论中，对电视和其他媒体取而代之的议论是较有市场的。到底它们对电影造成多大威胁，是不是电影只有束手就擒？这是一个需要辨析思考的问题。
首先，电影发展势头的全面低落是世纪现象，它恰好和电视以及其他媒体的出现是平行的，但实际上，这是和大众文化的全面进军相一致的，从愉悦人心的角度看，电视抑或网络都是技术时代大众传媒的不同标志。电影低落未必就是落伍，在不同国度，电影的起伏也是常见现象，比如早几年日本电影的陷入低谷而现在有一度复苏的迹象，但单纯就娱乐功能而言，电影低迷的原因和时代有某种关联。
其次，电视的出现的确对电影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随着电视业的兴盛，传统电影业的衰退似乎相伴随。在电视越发发达的时候，电影的危机也不期而来。随着网络时代的降临，电影的对手将愈来愈强大而难以抵挡。电影受电视及新媒体的冲击是显见的现象，但电视的冲击本质上是时代文化转型的冲击，扩大信息的需求和文化娱乐的需求是电视和网络时代的需要，这时媒体传播的意义代替了电影艺术感知的意义，所以，电视和新媒体的兴盛，电影的相对冷落便相互对应了。
再有，电影和电视等在本质上有较大的区别，它们的对抗竞争力取决于彼此多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电影是公众场地的共有欣赏活动，带有仪式的某种正规性，艺术化的观赏是基本的要求，单一性的票价付出取决于家庭的生活水平高低，大工业的高额投入要求投入产出的环节复杂系统化，高科技的运用决定成本的不菲和视观的激动人心，而高技术的盗版又可能使其顷刻血本无归。相比起来，电视的包容面远为广阔，深究起来，方式的多样化和家庭化是电视优势的所在，而娱乐的更加自由化和个人化则又是网络的优势，比起看电影来自由无羁的观赏要求，是电视投合现代大众的要求所在，多项选择的可能又是电视等的长处，可以忽略不计的经济付出是投合将入小康的都市百姓的斤斤计较心理，迎合大众收视率的要求导致电视不断地翻新赶潮，造就了娱乐的注意中心，广告的支持使电视创作基本没有釜底抽薪的苦恼，没有必要规模盗版却有播放电影的便利，更使电视具有涵盖一切的可能，传统电影的确对抵御这样的冲击有难乎招架之感。
但电影就是电影，在和电视与其他媒体竞争中，他的生存空间并非完全丧失。应当明确，谈论三者关系的背景肯定是大众文化时代，中国电影远没有达到和电视传媒抗衡的程度，但决不意味着电影将被取代。传媒时代的电影只可能呈现阶段性和主题性的高扬，而不会始终昂扬，某个热潮将是其标志，更多的时候只有期待。现阶段电影无法和电视或网络新宠相比，它的生存与高峰必须做到主动制造，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意识形态倡导的主题创造电影不是没有必要性。对于劣势的电影而言，主动营造和积极倡导都是赢得高潮的必要步骤。
特别需要破除简单化地看待电影、电视的观念，实际上它们是处在某种程度上的结合与融合中。数码摄制转为拷贝的电影和专为电视摄制的“电视电影”以及电影在网络上播放都已成现实，电影与它们互不排斥的年月大概不会太远。2000年6月26日美国宣布，它的交互式电视服务AOLTV正式开播，交互式电视开始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电影、电视、互联网交互时代似乎到来。新世纪电影生存战略理当考虑这些问题。
3.辨析艺术、政治秩序与娱乐的分野。
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艺术、政治、娱乐似乎是抵触的多角关系，艺术要求个性，注重情感，天马行空，不受拘束；政治要求约束，注重理性，严守规矩；娱乐则要求开放，注重轻松，花样翻新，追求刺激。所以，中国电影始终较难协调艺术、政治与娱乐的良好关系。反过来，真正的艺术精品都是巧妙处理三者关系的典范。
在抱怨中国电影诸多问题中，人们更多地把矛头指向政治。似乎关涉政治就万事皆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是没有成规限制的，创造性是艺术的基本守则，凡是成功的创作都是生命力的创造物，但艺术从来无法回避时代政治的背景，出色的艺术品常常和时代政治问题紧密相关。不过，紧紧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的艺术也的确味同嚼蜡。于是，制定新世纪的电影战略当然必须处理好这种关系。
首先要明了艺术畏惧政治的原因包含有传统习惯的沿袭和现实规矩的无形束缚。艺术高傲地拒绝娱乐则是贵族因子和计划经济附生的产物，中国电影的历程都没有避开这些因素。至今，还很难说电影艺术摆脱了传统因袭，但对艺术与现实政治、娱乐的绝对化理解仍是发展的最大阻碍，试举几例加以剖析：
例一、触怒传统的反叛性是新生代电影命运多舛的主要原因。至少在目前，电影导演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影片拍摄的基本趋向，而中国电影很快就将成为第五代之后的新一代导演的舞台，就他们已经跃跃欲试的表演来看，最大的阻碍是处理艺术创造和现实秩序之间的关系。以比较宽泛的范围来看待新生代，实际上包括了已经有所成就的这样一些人：对第五代反叛及与之区别的导演，如张元、吴文光、王小帅、何建军、管虎、娄烨、胡雪扬、李欣等；90年代中期进入创造而反叛不激烈的一些导演，如刘冰鉴、范元、张扬、阿年、朱枫、胡雪桦、黄军、姜文、李骏、路学长、章明、霍建起、王瑞、贾樟柯等。由于生活经历在不同于前辈导演的现代生活时代中，新生代电影明显走着个人情趣化的路子，较多地在现代都市、边缘人生、摇滚生活、焦虑困惑等情态中打转，即或表现普通大众生活，也更多地关注着主流意识形态倡导之外的非常规情感，小众的忧虑、个己的心境、躁狂的男女关系以及没有最终希望出路等就是新生代电影相对集中的面貌。艺术形式则表现为原生态展现、MTV风格、脱出常规构图、叙事结构散乱等特征。长此以往，新生代的生存环境将非常困难。电影艺术是大众艺术，也是时代艺术，脱离大众的愿望，背离时代的常态，咀嚼于个人的小小悲欢，不可能赢得百姓的欢欣，也不会获得时代政治的允准。这时强调现实化，加强对时代政治的全面理解不失为必行之举。
例二、迎合教化是庸俗电影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中国电影对旨意的要求比较直接而明确。比起世界电影，传统中国电影主题的笼罩力更大，主旨的显豁性更强，电影创作的政治目的性更明确。所谓“晓之以理”是目的，动之以情是手段。中国文化要求“文以载道”，注重内容的教化性而轻视外在表现形式。由此，电影也深深植入了教化观念。由于中国电影产生发展的大半背景是战争频仍、国势动荡、政治势力角逐的年代，所以中国电影形成了电影理性目的十分强烈的特点，不同时期的政治风潮对电影的影响十分明显，这并非坏事，30～40年代优秀之作也得益于其思想的贴近时代与主题的深切。但教化是比较直露的题旨显现，耳提面命式的归纳教育，决不意味着否定电影的教育功能，相反，没有好的主题，电影的价值是要受到怀疑的。问题在于是否需要简单的主题？生活的指向就是单一的吗？更重要的是没有了活生生的形象，教化还有效果吗？
我们需要有严肃的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主流影片，我们缺乏堂堂正气的正面英雄和有浩然之气的大器主旋律影片，艺术性强的主旋律影片是观众渴望的。但人们厌恶只有教化、只会附庸口号而没有实际艺术内容的庸俗影片，它们败坏了良好意图的教育含义，使观众疏离影院，本能抗拒观赏。当相当一些影片思想超过了形象，教化目的超出了生活可信度，就使中国电影的艺术之味大大降低，最终损失了主流影片的价值。这时，大大倡导艺术性，强化艺术个性化表现，不失为矫枉过正的良方。
例三、胸无点墨是娱乐电影没有根本愉悦的主要原因。随着市场意识的增强，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娱乐性大大增长。优秀正剧的愉悦观赏性增强，艺术片的观众意识也有不小进步，纯娱乐片的数量大大增加。但适应现代百姓生活的真正意义的娱乐电影却微乎其微。娱乐从根本上讲是人生态度，无论何种样式影片，都能让观众看得欢欣喜悦，获得情感的愉悦，使电影成为一种享受的对象。然而，我们看到太多的不是胡乱的“娱乐片”——纯粹胡闹，就是没有娱乐的教育片——没有艺术。在其中，为娱乐而拍的武打片、为欢笑而拍的喜剧片、为某类演员而拍的系列片，都缺少真正的娱乐。当然，90年代的电影喜剧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就，分量虽然还不足以与频频得奖的艺术佳片相比高低，但喜剧的天地扩展了，也有了喜剧片的一些艺术创新。比如在保持重视喜剧效果的同时，对小人物的尴尬处境的关注更多地落在他们心境情感的表现上，人情色彩、悲悯情怀在喜剧人物的性情中丝丝缕缕地牵扯着；还有像张建亚的喜剧片是从形式到观念各层面的变化，喜剧手法、样式都有所创新，在艺术形式上，张建亚打破了喜剧一成不变的模式，创造出集冷面讽刺、灰色幽默、漫画夸张为一体的喜剧样式，丰富了喜剧片艺术，是90年代中国电影的收获之一。
但娱乐电影远不足以打动人心，即或一些颇受欢迎的影片也都存在着文化含量不足的明显毛病。温吞中庸在影片中常占主角，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娱乐加教育，或者彻底没文化的混同庸俗，能够大俗大雅的创作很难寻觅。这时强调文化色彩、娱乐就是愉悦人心的认识绝对重要。
二、体制问题辨析
中国电影的世纪问题无疑是如何面对WTO，可以肯定，没有人会欣欣然期待天上掉下一个馅饼，但目前人们的心态却并不一致：制片业更多“狼来了”的恐惧，似乎中国电影将面临灭顶之灾；放映业更多地抱有希望，因为从20部大片开始的递增放开对影院收入多少是一个诱惑；理论界的切肤之痛并不深，隔岸观火的感觉自然没有引发议论的喧闹。于是，现状并不叫人乐观，但是一个现象却值得玩味深究，即似乎不少人对WTO的到来有某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中国电影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太大，于是，入世的冲击说不定就是他们期待的改变现状的良机。
这正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中国电影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摆设，但积聚已久的疑虑将撼动人们的信心，没有理由掩饰窘况，必须直视绕不过的议题。如果上下对问题的解决有了较好的共识，中国电影的前景就将光明。我们已经探讨了许多关于中国电影生存策略的基本问题，现在该来研究最为重要却棘手的问题：体制、机制、市场。其中体制的问题是较少被谈及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
简单判断中国电影体制好坏是危险的，体制没有跨时空的意义，正如同拿着美国的所谓人权标准来诋毁中国人必需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极其可笑的。每一个不同时期必然有相依傍的适宜体制，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体制的确也产生过优秀的作品，不讲究票房的时代确有《喜盈门》这样赢得巨大观众群的观赏影片。第六代电影人倒是生活在相比较市场经济显露头角的年代，但他们似乎很羡慕第五代出山时的只管实践而不必操心拍摄和进入市场的年月。所以，不必过于简单地评说以往的优劣，倒是必须检讨当下的电影体制与时世的恰切程度。
站在现实的角度，电影生存所面对的已经是大众文化充斥和市场经济主宰的背景，电影体制的不相适应显而易见。10年来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出台了许多政策，试图改变现有体制，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但时至今日，体制落后的瓶颈依然存在，新老问题积聚在一起，解决问题的时日还不是短期可以度量的。
综合而言，人们议论较多的主要是包括僵硬的生产体制、过渡中的管理体制、标准分歧的审片体制等几个关节口上。
1.僵硬的生产体制。
尽管已经经历了几轮改革，电影生产厂家的体制也多少有了变化，但整体生产体制的革新还难以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和文化潮流，比起宣传策划的意识增强，比起政府管理部门对发行体制的改革力度，比起电视和其他新媒体生产经营的不断变化，我们的电影生产规模基本上依然是较为稳固的旧有体制。政府拨款经营、老厂负担过去人员的沉重经济负担、演员的剧团编制、拍片的政府控制计划和较大规模的拨款等，都是依然伴随着电影厂家的脱不去的基本样式。对放映业的不闻不问，对生产产品的宣传发行的隔膜，对市场行情的量化指标的懵然，对投资与吸纳资金的整体行为的缺失，对电影生产已是拷贝和后产品开发一体的认识严重不足等，导致目前的电影生产依旧没有更大的起色。尽管近10年来，电影厂家已经有过脱出传统的努力，但无非是变相的卖厂标和所谓的境外合拍实为挣些他人市场运作体制下分得的蝇头小利之羹。
国情使然的中国电影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一些职能，代表着国家文化的基本方向，这就要求政府养护必要的精华生产厂家，投入必要的资金，在世界电影大势的背景下，没有国家对民族电影事业的支持，好莱坞的强大商业电影将可怕地统治一切。但必要的支持并非包养，在电影生产业还没有成为支配市场的主力力量，单一的创作生产还没有能力在市场立足时，还要靠国家的资金投入，这是必需的。问题只是如何使钢用在刀刃上，出艺术精品。令人忧虑的生产状况是，电影生产不是冲着市场而是奔着评奖，把自以为是的符合评奖的几条作为生产的标准，以赢得政府投资的生产方向，这只会推延适应市场生存的时间。原本被资金和生存制约的电影生产却背离市场，更为依赖非市场化的行径，未必不是下一轮的淘汰者。可喜的是，国家主管部门刚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对试行股份制、推进院线制等有了明确的意见，这将为中国电影生产翻开新的一页。
2.过渡中的管理体制。
中国电影的管理体制是颇有中国特色的，从生产部门而言，中央一级的主管部门是广电部（现在的广电总局），到地方主管的则是文化厅局，管理体制的交叉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就宣传发行和放映部门而言，又是归地方主管的文化厅局直接管理，还有各级发行公司的庞大体系，更呈现出行政管理和业务管理的交织。尽管从90年代以来，无论政策业务管理体制还是发行放映体制都有过几次较大的改革，也取得了种种集团组合和某某模式建立的成绩，但似乎战斗正未有穷期，仍需探索改革。
从现实来看，管理体制的变化肯定还要深入进行，需要有创建的举措，适应进入WTO的中国电影生存发展的新思路也许是和现状大大区别的，比如生产发行放映的一体化，精简管理的层面，文化管理部门和广电管理部门的统一化，直至取消行政管理只留存宏观指导而创作发行完全商业化和集团化。从长远来看这也未必不可能，正如在并不古老的10余年前，中学生带手表还是颇令人侧目的事，但转眼间便没有人对甚至小学生带手表说三道四。时间和条件成熟程序有时匪夷所思，电影管理体制也必然如此，它的根本改革是最终必须解决的问题。
体制变化将带来创作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我们已经走出了好的几步，而且这几步都是现有管理体制下的稳妥变化，如电影集团的建立，使生产运行机制有了明显变化，从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等为培养青年创作队伍，以新的方式扶助一批青年导演拍摄低成本影片开始，生产新迹象就显而易见。鼎鼎大名的紫禁城影业公司的机制是最为值得研究的现象，并没有天差地别的创作，却因为显而易见的操作区别，导致几年来该公司的创作成品多是年度电影的亮点。
如何实现良好有效的电影管理体制，是需要实践推动、改革到位而水到渠成的，但目前应当有紧迫感，让管理体制朝着积极鼓励创新的方向走是当务之急。切莫造成防范胜于引导的误区，而应当把宏观指导和支持服务于创作作为政策导向，中国电影如果不能尽快实现规模效应则难以对付加入世贸的强大压力。
3.标准分歧的审片体制。
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化规模加快的严峻现实，焦虑审视的味道逐渐明显，在人们的议论中，对审查体制的批评始终不绝如缕。尽管《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审查规定》早已发布了好几年，但2000年中，多位知名导演甚至大张旗鼓地提出立法问题，喧喧嚷嚷引人注目。
问题的焦点似乎集中在审查体制的多重方面，一是是否应该审查，二是由谁审查，三是以什么样的程序审查，四是审查标准是什么，最后是非序化问题。的确，越是艰难的时候，对审查的怨言越是明显，不仅仅是迁怒，焦急和困惑也是导致不满的推动力，这说明是到了冷静思考的时候了。
电影审查制度是根源于国家文化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审查几乎难以避免。各国或者是以成品的分级制来限制观赏的层面，或者是以完整形成的限制条件来规范成品，因此一定程度的审查不能说不必要，尤其是在将电影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度，仅就遵守成规、避免出格这一点来讲就无法回避审查。所以，审查的理由不是讨论的议题，关键是要遵守法规。从理论上讲只要审查成为法规就理当遵守，游戏规则没有理由单方面破坏，这里的麻烦出在不断出现的违规出境参赛而获奖的影片评判问题。一般而论，没有通过审查的影片不应当出境，否则就是违规，就近年的违规事件本身而言，不应当有充分的理由，如同某作家在国外访问所见时，感叹外国几岁孩子焦急地修理厕所便器，因为他知道遵守冲水的规则，违反是很羞耻的事，自觉遵守约定俗成的规则是公共美德。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创作者对自己创作的深信不疑与敝帚自珍，导致对审查本身的公平合理性产生疑惑，而违规影片的确又多是得到世界电影节奖项、客观上获得评奖认可的，这就更加深了未通过者对审查的质疑。至少，如何制定一个宽泛度大的允许参赛规则，既遵守法规，又避免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大赛失之交臂，是还会遇到的难题。
于是，与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审查标准。如何认定一部影片是否通过，是由审查机构掌握的，肯定要经过艺术、技术、主管机构以及相关题材涉及领域人员的认可。技术上的标准较好判别，疑惑主要在于其他方面。关涉国家大政方针和基本国策必须严格把关，但应当告之问题所在。麻烦往往出在创作者不认为影片思想倾向有问题，而审查意见与之相左。更为严重的或是创作者拍摄时改变了拍摄计划，导致与同意拍摄本的基本倾向大相径庭，或是按照同意计划拍摄后审查时却提出疑义，造成修改的无法逾越的困难。至于原本没有立项报批的创作另当别论。最终审查难免苛刻，因为要投向发行市场，不能不慎重再三，但既然前期审查已经通过，成品审查重在何处就是人们关心的所在。就艺术质量而论，专家挑剔情理所在，但为什么一些质量平庸的影片却堂皇通过？显然是没有政治问题，由它去接受市场考验的因素使然。但是否有不是艺术质量问题却是艺术观念差异而造成的审查麻烦，也能以观众的评判来定夺呢？一些新锐导演往往为此满腹牢骚。
艺术评判的确难以一刀切。回顾历届电影专家奖“金鸡奖”的影片，其中曾引发相反意见的的确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存在，比如对《乡音》倡导观念的争议，对《人生》肯定什么问题的分歧，对《黄土地》、《红高粱》的各异评判等。所以，单就艺术而言，电影审查应当把握：第一，明确严格规则分寸，使创作在界限中自由艺术发挥，违规受罚，没有出轨应当通过；第二，尊重艺术个性，艺术没有个性难以立足，不同年龄的创作者肯定有自己的艺术趣味，让艺术个性充分发挥，电影才可能五光十色；第三，不以个人喜好左右创作，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情趣爱好，但迅疾变化的时代造就了差异很大的艺术感觉，作为大众艺术，不应以个人的情趣衡量所有的创作，宽广的胸怀是艺术评判的前提；第四，不应统一规格样式，造成平庸横行。
至于审查人员和审查程序问题，其实《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审查规定》有规定，不必说三道四，但人们的误解却应当理解，因为创作者更希望审查的是艺术评判，但实际上电影审查委员会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文化和意识形态标准是摆在第一位的，从公安到宗教的政策，从妇女到共青团的权利都必须兼顾，所以，创作者理当相信代表国家的审查机构的全面性，却难免担心艺术分寸的把握。相信在进入WTO之际，电影审查将会随着情势的变化而更好地改进。
对于审查制度的剖析是要提醒创作者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事情都有规矩，目前的审查不可避免，好的审查将会促进创作，放任自流未必就是幸事，人所共知的波兰电影在过去严格的体制下倒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优秀影片和出色导演，现在的自由却未必能重现往日辉煌。我们所要期待和促进的是让电影审查更有规则和公开合理。
收稿日期：2000-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