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俄罗斯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党史论文,俄罗斯论文,对中论文,近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9月苏联解体，至今已有十年时间，这十年间俄罗斯中国史学界逐渐克服了前苏联史学研究中的极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倾向，摆脱了政治思想上的束缚，使研究工作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如今俄罗斯中国史学界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学术观点日趋多元化，已呈现出“可以用中国的话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远东研究所所长 M.Л.季塔连柯语）。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年间发表有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著作近60部，文章约500多篇。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近十年来俄罗斯对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作一评介。
一、研究重点与成果
这十年间俄罗斯学者对中共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积极发掘、整理和出版历史档案资料和其他史料，深入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俄罗斯学者早就意识到，要修订和改写他们以前撰写的带有一定片面性的著作，要消除前苏联时期史学研究中的“空白点”，必须重视对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所以，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开放以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即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苏联外交部档案对部分俄罗斯学者的开放，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主要学术机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决定从1993年起“把科研力量集中在几个与发掘、研究新的档案文件工作有密切联系的大项目上，其中居中心地位的是编辑出版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这套文件集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选编，主要是发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管的与中国有关的共产国际档案文件，计划出5卷，现已出版3卷，发表1920至1931年间文件985份，绝大部分为首次发表，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契切林、加拉罕、越飞、维经斯基、鲍罗廷、孙中山、陈独秀、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的文电；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政治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记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罗易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和函电；苏联、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汉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联席会议记录；米夫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在华期间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活动情况和中共状况的书信和报告等。这些文件记录了维经斯基、马林等人的在华活动及其对中共组织建立的作用；越飞与吴佩孚、孙中山的接触情况及苏俄同孙逸仙结盟的目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活动和苏联领导人对国民党军事计划的态度；鲍罗廷在筹备和召开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活动；中共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同鲍罗廷的分歧；孙中山北上的决策过程及其目的；苏联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援助情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几个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等。这些文件都很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还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合作编辑了《共产国际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文件集，分两册，分别于1994年和1998年出版，发表档案文件385份，其中与中共直接有关的函电10份，如季米特洛夫关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中共的任务给伏罗希洛夫的信（1940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关于必须保持统一战线和防止同国民党破裂给毛泽东的密电（1941年2月4日）、季米特洛夫关于必须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和巩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给毛泽东的指示（1942年6月16日）、毛泽东关于国共对抗问题向季米特洛夫作出的报告（1943年7月底）等，这些文件对于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了有组织地编辑出版系列档案文件集外，俄罗斯学者个人还注意发掘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所保管的共产国际档案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和外交部档案中有关中国的历史文件，这十年间他们在一些书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披露档案文件的文章，如：A.格里戈里耶夫、T.扎泽尔斯卡娅在《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上发表的《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公布了苏联驻华大使II.尤金在1956年3月31日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C.Л.齐赫文斯基在《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4、5期上发表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公布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就苏联领导应对南京政府提出的四大国居中调停建议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交换意见的6份电报；A.M.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1995年第2、3期发表的《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披露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计划访苏时同斯大林的书信往来情况，以及米高扬于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他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谈的主要内容的书面报告；在1996年第4、5期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1949年6至8月间对莫斯科的访问》，公布了斯大林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和毛泽东、刘少奇给斯大林的函电；在1997年第2期上还发表了《斯大林与周恩来在1952年8、9月间的会谈速记记录》；A.И.卡尔图诺娃在《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6期上发表的《在契切林与加拉罕通信中的中国问题(1924-1926)》，援引了契切林和加拉罕有关中国问题的许多书信。这类文章很多，不一一列举。
作为一个重要史料来源，这十年间，俄罗斯学者还注意发掘当事人的回忆录，这方面的著述有：C.Л.齐赫文斯基的《我生活中的中国（30至90年代）》（莫斯科1992年版），记述他在华工作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C.H.贡恰罗夫的《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和1992年第1、2、3期合刊），这是作者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任苏联驻华总顾问的И.Б.科瓦廖夫的采访录；C.H.贡恰罗夫和Б.H.乌索夫的《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5期和1993年第1期），文章分两部分，前半部分简要地概述了中苏两国边界上军事对抗形势的升级经过，后半部分是原苏联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A.埃利扎韦京对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的回忆；M.戈尔巴乔夫的《莫斯科和北京“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载M.戈尔巴乔夫：《生活与改革》第2册，莫斯科1995年版），回忆了他在1989年5月访华时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谈话的内容；M.C.贾丕才的《苏联（俄国）的对华外交》（载M.C.贾丕才：《在平行线上——一位外交官的札记》，莫斯科1996年版），记述了中苏两国关系从友好到破裂再到正常化的变化过程；Б.H.韦列夏金的《在旧中国和新中国——一位外交官的回忆》（莫斯科1999年版），回忆了他亲历的中苏两国关系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这期间赫鲁晓夫之子C.赫鲁晓夫还根据他保存的3000多页录音手抄稿和录音磁带选编了俄文版《赫鲁晓夫回忆录》（莫斯科1997年版），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记述了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交往和中苏关系的演变。这些回忆录尽管不都客观和全面，甚至有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对于研究中苏关系不无参考价值。
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开始利用新发掘的档案资料开展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在《远东问题》、《近现代史》等杂志上经常发表这类文章，在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提交了不少这类学术报告。如A.M.格里戈里耶夫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斗争(1926-1927)》（载《远东问题》杂志1993年第2、3期）；A.B.梅利克谢托夫的《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相互关系问题》和B.И.格卢宁的《关于1923年1月26日的孙越宣言》（载《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第2册，莫斯科1997年版）。近年来还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专著，如H.Л.马马耶娃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1919-1929)》（莫斯科1999年版）；A.И.卡尔图诺娃的《莫斯科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军事方面(1923-1927.7)》（莫斯科2000年版）等等。
同时俄罗斯学者还根据历史档案和当事人回忆逐步开展了对中苏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的研究，发表的主要论著有：Ю.M.加连诺维奇的《苏中关系史中的“空白点”和“疼痛点”》（两卷，莫斯科1991年版）；H.Π.里亚布琴柯的《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苏中关系》（符拉迪沃斯托克1991年版）；A.г.雅科夫列夫的《从当代世界发展趋向的角度来看苏中对抗的教训》（载《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第1册，莫斯科1997年版）；Л.П.杰留辛的《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北京1998年第3期）；A.M.列多夫斯基的《斯大林、冷战及1937至1953年间苏中关系史：斯大林妨碍了中国革命吗》（载《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第2册，莫斯科1999年版）；Б.T.库利克的《走向正常化的苏中关系(1979-1989)》（载《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第2册，莫斯科1999年版），等等。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研究课题外，俄罗斯学者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也比较重视批判性地重新审视以前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探讨新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问题。这方面的论著有：Л.A.别列兹内的《有争议的中国革命史概念问题》（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版）》1990年第2期）；B.И.格卢宁、A.M.格里戈里耶夫的《中国现代史概念问题：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2期）；H.Л.马马耶娃的《关于评价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几个方法问题（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讨论）》（载《时代联系未断》，莫斯科1993年版）。这些文章概括地评述了前苏联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状况，具体地分析了一些课题的理论概念，如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之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提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等，指出了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片面性、教条主义等问题。
2.加强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的研究。苏联解体以后，随着对斯大林等前苏联领导人批判的深入，俄罗斯学者摆脱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和政治上的限制，开始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中苏两党关系和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行的各种政策。远东研究所把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划分几段，由年轻学者分头进行研究，如K.B.舍维廖夫在研究中共在1949至1956年间的社会经济纲领是怎样形成的；H.И.梅利尼科娃在研究中共的土地政策和中国的“大跃进”政策；B.H.乌索夫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1961至1965年历史和“文化大革命”史，等等。虽然后来编辑共产国际档案文件集工作集中了相当多的研究力量，但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中断，这些年来发表了一些资料性和评述性的著作，如K.B.舍维廖夫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史略（1956年11月）》（载《中国与世界：历史、现时和未来》第2册，莫斯科1992年版）；H.И.梅利尼科娃的《中共在1955至1956年间即在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纲领形成阶段的土地政策》（载《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问题》，莫斯科1994年版）；B.H.乌索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1960-1966)》（两册，莫斯科1998年版），等等。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引起了俄罗斯中国史学界的兴趣，他们越来越重视对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种方针政策的研究。近年来他们发表的这方面论著越来越多，如B.Ф.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2册，莫斯科1991年版）；Л.П.杰留辛的《邓小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5期）；B.Я.波尔加科夫的《中国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莫斯科1998年版）；O.H.博罗赫的《当代中国经济思想》（莫斯科1998年）；P.M.阿斯拉诺夫的《中共现阶段战略的形成(1977-1997)》（载《在现代化与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莫斯科1999年版）；M.Л季塔连柯的《中国的文明与改革》（莫斯科1999年版），等等。
总的说来，这十年间俄罗斯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是处于根据新发掘的档案资料重新审视关于中共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成果，克服以前著作中存在的主观上和客观上的薄弱环节和逐步加强对中共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的阶段。
二、提出的新观点
1.关于中国革命史分期的三阶段说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苏联史学界就开始放弃中国史学界对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传统革命战争分期法，认为中国史学界的分期法不科学，不符合历史发展进程。有的学者提出，“应以革命主要目标、革命进程内容和斗争方式为分期的基本标准”。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分期标准，还应考虑到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以及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还有的学者认为“应主要以革命任务的变换为标准”，结果分出了不同的时期或阶段。进入90年代，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教授Л.A.别列兹内提出了新的中国革命史分期法，即三阶段说，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从1912年推翻清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构成了一个目标为清除旧制度（实质上是中世纪制度）、恢复国家实际主权和摆脱殖民地附属地位的斗争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进程就其总目标而言是一致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质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他指出，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开始阶段，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清除了以清朝统治为代表的传统政治体制，这次革命就其具体目标和结局而言是一次反清反君主制的政治革命，但它未能为建立崭新的国家体制奠定基础。实际上，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础未被摧毁，只是为宣告成立中华民国这个虚伪的现象所掩饰。尽管如此，辛亥革命还是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上迈出了第一步，摧毁了两千年的皇权体制。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仍是争取实现首要的民族目标，即建立崭新的国家体制，具体而言是争取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体制取代反动军阀政权。到20年代中期，以国共合作为支柱并宣布自己为国民政府的广州革命政府，本来可以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萌芽，但到1927年夏，即国民党右翼发动四月政变之后，统一战线瓦解，该政府不复存在，出现了新的国民党政权。这个阶段以1925至1927年革命的失败而告终。从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这20年，别列兹内教授认为是中国革命进程的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共提出了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选择。20年代末以来中国事态发展的一个特点，正是在于力图把实现这种选择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一个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的资本主义发展被中断，这个阶段结束。（注：Л.A.别列兹内：《有争议的中国革命史概念问题》，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历史、语言、文学版）》1990年第2期。）
别列兹内教授从恢复国家实际主权，建立崭新国家体制的角度，把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革命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这是一个新的思路，但目前还没有被俄罗斯中国史学界所接受。
2.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因和目的
俄罗斯学者根据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因提出了新的看法。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梅利克谢托夫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是在中共和莫斯科力求建立党际间联盟和孙逸仙建议共产党人解散自己的政党并加入国民党的情况下作出的某种妥协。而这种联合的生命力则取决于“莫斯科”（和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的性质，取决于“莫斯科”和国民党的政治目标的吻合。1923年1月孙越签署的联合宣言就说：“孙逸仙博士认为，现在共产主义制度以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因为那里不存在顺利确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所需要的条件。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并认为，中国最迫切和最重要的任务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取得国家的彻底独立。”这位学者认为，对于孙逸仙来说，这种政治纲领是固有的，而对于人数不多、忠实于不断革命思想的中共来说，则很难迈出这一步。那么为什么中共最后同意加入国民党呢？梅利克谢托夫认为，对于这种急剧的转变，共产国际二大决议起了很大作用。这次会议为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革命构想和与此相联系的统一战线构想。这是列宁的思想，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之前，要取得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社会解放是不可能的。可见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贯彻执行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即在统一战线范围内，共产党员应努力占据主动的领导地位，并在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尝试使正在获得解放的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注：A.B.梅利克谢托夫：《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相互关系问题》，载《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第2册，莫斯科1997年版。）
远东研究所的一些学者认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这种做法的理解是：实质上这是一种策略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国民党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和组织渗透，并从国民党那里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稳固的共产党集团，实际上也就是分裂国民党，由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他们指出，中共代表刘仁静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上的发言非常坦率地谈到了这些思想，大会的秘密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东方问题提纲的补充）》和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对共产国际政策所作的解释都含有这种指导思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6页。）
俄罗斯学者的这些看法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的精神不完全一致。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是考虑到当时党“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要推进国民革命，“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所以很难说当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质上就是要分裂国民党，夺取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3.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限问题
俄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格卢宁和格里戈里耶夫认为，中国史学界使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不完全符合实际，时限不好确定。中国史学界使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按定义包含工人阶级领导因素（领导权），使用这个概念，即使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中共实现的、是通过它的领导作用体现出来的这样的论点，也需要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限问题，至少是它的上限问题。但是无论中共在开展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的活动以及在准备和进行1925至1927年民族革命过程中的活动具有多么大的历史意义，都必须承认，在这次革命中，共产党不是领导力量。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中共领导了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斗争，但这场运动就其规模而言，是有限的，是地区性的。尽管它为以后斗争阶段的发展创造了重要前提（党和军队的骨干、游击战的经验和农村工作经验），但在当时，还不可能对政治进程的内容、对全国解放斗争的性质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和根据地的解放进程中，中共才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起主导作用。在国民党发生危机和1946至1949年的内战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充分显示了它的主导作用。因此两位学者认为不好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上限。
两位学者还认为，“民主革命阶段结束”的提法也需要进一步明确。通用的提法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恢复时期结束后民主改革的进行，“民主革命阶段结束”，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会这么简单，因为中国在资本主义大锅里还‘未煮透’，前资本主义残余、传统、道德的稳固性及其对中共政治思想的影响还显而易见，国家领土复归一体的任务尚未彻底解决，很难把克服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态，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纲领和政治改革的任务归为纯社会主义目标”（注：B.И.格卢宁、A.M.格里戈里耶夫：《中国现代史概念问题：对新研究方法的探索》，载《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2期。）。两位学者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恢复时期结束后民主改革的进行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结束。
4.关于中苏两党发生分歧的原因
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以前认为，中苏两党发生分歧主要有两个原由，一是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那种不平等的党际关系（“大小党”、“导师党和学生党”）；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了危机，两党领导人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和国内政策问题看法不一致。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俄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库利克认为，以前研究著作中的一个弱点，是把苏中两党的思想分歧视为苏中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绕开了产生分歧的起因问题，因此往往把苏中关系的破裂归罪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争吵。研究档案材料后，可以得出结论：苏中发生分歧的根源在于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国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国内政策的评价简单化、表面化，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对快速克服经济落后状态的客观要求，因此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注：Б.T.库利克：《苏中分歧的起源》，载《在21世纪的东亚和亚太地区的中国和俄国》，莫斯科1995年版。）
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历史学博士杰留辛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期利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这些党成为执政党后，其阶级使命和奋斗目标也仍然一致。夺取政权后，尽管宣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共产党开始代表和维护国家的利益，而且世界革命使国家利益具有了阶级的形式。通常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的存在是集中统一和团结的基础，但在执政的共产党的实际外交活动中，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是头等重要的。因此，执政的共产党在选择反帝斗争的形式和方法时，取决于他们认为哪种形式和方法对巩固自己的政权更有利。（注：Л.П.杰留辛：《关于苏中冲突起因的若干思考》，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俄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博士雅科夫列夫则特别强调指出，中苏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或者说是忽视了两个国家各自的利益和反帝斗争总利益之间的辩证联系，在这个基本原因背景下，所有其余原因都是第二位的。他认为，中苏两个大国应该把它们在世界和地区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同它们共同利益的要求协调起来。（注：A.г.雅科夫列夫：《关于苏中冲突的原因问题》，载《走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的中国》第1册，莫斯科1999年版。）
5.关于对邓小平的评价
如果说十年以前，前苏联中国史学界多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持怀疑态度，认为邓小平“使中国离开了社会主义”，那么近十年来俄罗斯学者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已开始认真地研究邓小平理论，对邓小平的评价也越来越高。俄军事科学院历史学博士Б.戈尔巴乔夫认为，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把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一笔勾销，而是努力利用建国以来所积累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之有利于制定新的政策。邓小平不仅是个战略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个技艺高超的实践家，他善于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重新认识已经固定下来的方案和做法。邓小平最主要的成就是进行了经济改革，他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了。邓小平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但他所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不仅对中国的命运，而且对现代国际市场（包括西方市场）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使他可以与经济学家凯恩斯或弗雷德曼并驾齐驱。
这位学者还列举了邓小平的几个主要成就：他使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每年以10%（有的年份高达14%）的速度稳定地发展经济；他使中国的产品占领了一些真正的国际市场，首先是消费品市场；他非常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试验，证实现有的权威的市场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很高的效率。这位学者认为，如果说马来西亚、韩国和其他某些国家的经验是一种“例外”的话，那么中国的成就则可以说已具有某种规律性了（注：1997年2月21日《独立报》。）。
俄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历史学博士波尔加科夫对邓小平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邓小平为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代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而举世闻名。他更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谁也不怀疑，邓小平是一位伟人，是一位没有引号、没有一点儿讽刺、没有丝毫夸张的伟人。他在70岁以后，在生命的第八和第九个十年，已经充分实现了自我。就其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而言，邓小平至少在表面上同毛泽东处于同等地位，而实质上他超过了前任，比前任做了更多的事情。如果说他是学生的话，那么他大大超过了先生。（注：B.Я.波尔加科夫：《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载《远东问题》杂志1994年第6期。）
6.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前几年俄罗斯学者在谈这个问题时一般都采取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在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季塔连柯在他最近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文明与改革》（1999年）中，就专门论述了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季塔连柯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40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有继承关系，邓小平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改革的实践中和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符合了现代精神并发展和具体运用了这个思想。他还认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含有许多民族主义和中国中心论成分，而邓小平理论摆脱了这些成分，强调爱国主义、对外开放和努力学习所有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同它们进行平等合作。
季塔连柯认为，毛和邓的共同点是都强调国家的积极调节作用，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强调保证社会稳定，强调作为国内局势稳定保证因素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特殊作用；他们都把社会主义作为唯一选择，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历史必要性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使中国摆脱落后和贫穷的束缚、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繁荣昌盛国家的制度。但两个人在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上，特别是对建设新社会的途径和期限的理解上有差异。其次，在对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对它的生命力和它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评价上也有不同。例如，与毛不同，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腐朽。社会主义应该向资本主义学习经营管理，学习发展生产和使科学技术商品化。社会主义还需要证明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为实际上社会主义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建成。邓小平还认为，无论计划性还是市场生产都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总之，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与前者不同，后者对理论采取现实实用主义态度，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它的民族特点。
三、发展趋势
1.这十年间，俄罗斯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史学工作者在逐渐减少，有的学者已退休，有的学者改变了研究方向，不再做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就远东研究所而言，老的学者多为“超期服役”，新的科研力量还补充不上来，近一两年远东研究所只能将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用在继续编辑出版共产国际档案文件集工作上。
2.在远东研究所已形成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为首的中国现代史学派，他们在做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即编写“17世纪到20世纪的俄中关系史”和“中国革命和中国解放运动史”。1998年他们已编好几部关于两国关系史的重要文献资料集，其中的《20世纪的俄中关系》、《1945至1950年的俄中关系》文件集，将陆续出版。在这一学派中资深的老学者居多，还有在华工作过的老外交官加盟，估计今后对中苏关系史的研究会有深入的开展。
3.近年来，俄罗斯中国史学界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队伍日益壮大，他们特别注重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思考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途径的特殊性。随着俄罗斯政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日趋重视，他们会更加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中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情况下的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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