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路——通过现象学到存在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真正的哲学之思永远不会指向或屈从于某种既定的目标，而总是处于不断超越给定性的开放性的路途之中。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而进到存在之思的路途正是这种思之本质的体现：它一方面表现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把握和进入，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现象学的批判与超越。而完成这一思之转变的根本点在于，海德格尔把现象学由一种追求系统性和明证性的本源科学转变为一种面向“生活世界”的“事实的解释学”，由此，他进入了《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在世的存在论分析，即存在之思。揭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之路，对于深入把握他的全部思想历程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哲学界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研究的深入标志着思想的深入。然而，同样十分明确的是，这种深入首先取决于海德格尔哲学本身的深刻与广博，取决于这一思本身的引入深思之处。海德格尔哲学无论其前期或后期，确有许多读来耐人寻味的地方，也不乏启人深思的观点。若无了这些，后人的思将失去其起点，被作为后人之思的对象的那种哲学，对于思而言便也无了意义。在思之历史上，这样的点有如航标灯，导引着思前行，敏锐地把握住这样的点，更其深入地去探寻或展开，是思所应领受的使命。之所以能够这样说的理由是，思本身就是一条“道”——路。人只不过是在这条路上走着，当你认为把捉到了一点儿什么的时候，你所认其为弥足珍贵的这一点儿，立即展示给你一个更为广阔的未知世界，思便会毫不顾及你人是否已经疲劳或厌倦，一味地开着路（bewegen，这一词在德文中同时还有运动和思考之意）延展开去。
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家，凡是有价值的，都不仅是或留下这样的路标，更是那思者——开路者。海德格尔正是这样一位思者，他也自认为这样一位思者，他认为他自己的每一项思，都是走在思之路的途中。也许，对他来说，这思之途中的种种奇异的景色，虽然不像树立在路边的路灯那样耀眼，而且往往一闪即过。然而，那却是真正存在过的东西，是思中最真实的存在。中途，就是思的存在，是思连接那些路标和驿站的生命线，这生命线比起那些标志和目的来，要重要得多。没有了这生命线，那些标志和目的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僵化的概念。海德格尔一生都在拼力摆脱那千百年来一直束缚着人之思的形而上学的概念藩蓠。因此，海德格尔反对任何对于既定目标的追求。在他看来，任何这一类的精打细算，那具有牺牲精神的思都不愿意听，“目标定得低贱也罢，摆得高贵也罢，它都不要听。这样的盘算就把牺牲精神的质毁得不成样子了。”①这一思宁在途中居无定所地飘荡，也“不在存在者中追求任何着落。”②在他看来，追逐目标就要玷污牺牲精神的敬畏胸怀之清白。海德格尔心甘情愿地将那思放逐在精神的荒野，坚韧不拔地去开出那思之路。
因此，海德格尔喜欢“路”。他把自己的思称作“上路”，称作“在途中”，他的书和论文也常以“路”为题，那路有种种，也有多条(die Wege)，林中路，田间路，也还有路标。因为，那思本身就是路。他甚至把中国古代贤哲老子《道德经》的“道”，直白白地译作“路”(Weg)。“道可道非常道”之“道”，全然没有了过去被译为Reason,Vernunft,Verstand等等时那种概念框架，却也少了在中文中的那种妙意玄机，成了人们实实在在地踏在上面立身与行走的“路”。但这路，又并非是我们日常所见之平坦的大路，那是靠思的强力，披荆斩棘，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出来的。海德格尔总是告诫我们，只要我们在思，我们就总只是在路上，在途中，我们尚未到达终点，因为我们没有终点，我们压根儿没有，也不能为我们的思的行程设定终点。我们应关注的就只是那路，那路途中的什么。
因而，在我看来，对于一位像海德格尔这样有着广泛而深刻影响的哲学家的思想的研究，当然不能像有些过于急功近利的人那样，刚刚好象抓住了点儿什么，便望文生义起来——焉然一派要把海德格尔说成是一位环境保护主义者，绿色和平队队员的样子。然而也不能把个完整的海德格尔割裂开来，只攻一点不计其余，非要说有什么海德格尔1与海德格尔2之分，以至谎说西方已然没有人再研究前期海德格尔，以为他抓住的海德格尔后期重要到了唯一的地步。诚不知，那样一来，便也断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来路。海德格尔本人明确反对这种分割。他在50年代末写给《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一书的作者P·理查森的信中曾明确地指出，若非要把海德格尔作前后期的区分，这种区分也只有在下述这样一种关联方式中才可成立，即“应该始终注意到：只有从在海德格尔1那里思出的东西出发，才能最切近地通达在海德格尔2那里有待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1又只有包含在海德格尔2中，才能成为可能。”③海德格尔还自信是一个严肃的思者，而决不是一个街头练摊儿的，今儿卖青菜萝卜，明儿卖锅碗瓢盆儿，什么挣钱干什么。那思是在已然荒芜了的精神原野上的艰难的跋涉，每一个脚印都是为了下一步的迈出，而每一步的迈出，又完全依赖前一步的踏实。那步步踏实的脚印连成一条线，便是思之路了。海德格尔的意思很明白，若不能把这条思之路翻来复去地连起来看，对其思想的理解不错便差。
那么，把这条线从头捋起，便是最起码的工作了。这样最初的一些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海德格尔是如何进入现象学的？又如何通过现象学达到《存在与时间》中关于存在之思的？《存在与时间》中的一系列概念是从哪里来的？
一
这个问题显然也一直盘绕在海德格尔本人的脑海里。直到60年代初，海德格尔才对他这一段思的历程的最初的几步作了些并不太详细的说明。在他的《我向现象学之路》一文中，海德格尔描述了在他步入哲学的初始，他对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逻辑研究》一书的迷恋，以及现象学带给他的冲击与困惑。
海德格尔一生中所关注的主要是存在意义(SINN VON SEIN)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所有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中最为根本的问题。自从他17岁时，因为读了布伦塔诺的论文——《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种含义》，而被存在意义这一问题所吸引以来，他一直为这个问题所缠绕。他只是为了寻求对这个问题的提法和进入这个问题的路径便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当他在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就读的时候，他终于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找到了踏入这个问题之门，然而却又长时间地徘徊，得其门却不得入。
在海德格尔与现象学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隔阂。他虽然几次三番去读这本书，却总是被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所困扰——“它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那自称为‘现象学’的思维方式是如何操作的？”④海德格尔后来说，这种困扰来自胡塞尔著作中那种表面上看来有些模棱两可的含混，这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诸多批评之一，而且是过了几乎半个世纪之后的一种并不那么清晰的回忆。言词之中批评的口气也并不那么苛刻。然而，海德格尔后来所回忆出来的这一最初印象却指示出这样一种表面看来似乎有些矛盾的情景：即虽然从一开始海德格尔就被现象学所吸引，但是也是从一开始，他对现象学就心存某种介意，甚至批评的态度——他从现象学中感觉到有某些他需要学习的新东西，然而他又不愿意全盘地吸收它，以免自己也成了现象学的。因此，他的眼光有些挑剔。
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因为，两者的纠葛错综复杂，难以厘清。现象学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起码就历史的表面现象而言，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而海德格尔对现象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的贡献，亦为世人所公认。海德格尔本人对现象学的吸收和批判更是长期并存，难分轻重。晚年的海德格尔也还时而谈起现象学。而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的关系更因其与他的老师，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个人关系的长期阴影而变得更其含混。
因而，就连国际知名的海德格尔哲学研究权威瓦尔特·毕默尔在谈到海德格尔与现象学二者的关系时，也说他常在两种不同的可能性之间摇摆不定。似乎两个方面都是可以肯定的，海德格尔确从现象学中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可以说，没有现象学就没有海德格尔的哲学进展，但是我们也许更可以说，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批判，如果海德格尔不以他那种彻底的批判从现象学中脱离出来，就更不会有他后来的影响如此深远的关于存在之思。
当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二卷出版后，海德格尔对之采取了一种与当时的哲学界一样的态度——因为这一卷里充满了对于构成认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意识行为的描述，而认为它“终究还是心理学的”。而且也正是因为胡塞尔对于意识现象的这种现象学描述，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又回到了恰恰是他从前所批驳的心理主义立场。”⑤他对胡塞尔采取这种批评态度时，心存某种疑虑：也许，这不能算作胡塞尔著作中的错误⑥？他的这种疑虑不无其更深层的追问作根据：作为对于认识之基础的研究的现象学，将对于意识现象的现象学描述划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是正当的吗？什么是对于意识的现象学描述？如果现象学既不是逻辑学的又不是心理学的，其特点是什么？
在海德格尔见到了胡塞尔以后，他与现象学之间的那种隔阂虽有所化解，却一直未能得到根除。在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胡塞尔的亲自指导下，学习现象学的操作方式。他很快就掌握了现象学的“看”与“还原”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满足于此。这时，海德格尔已是一名弗莱堡大学的讲师，他开始在课堂上讲授现象学，并带领研究生班练习现象学的思维方式的具体操作。他开始尝试着以他自己的观点来讲述现象学——改造并批判现象学。这一改变是根本的。在他看来，作为哲学的根本方法的现象学，面对的是整个生活世界，它本身也属于这个世界，自然也就有一个面对自身的问题。“现象学基本问题是，现象学自身如何对待自身？这是一个最棘手而又摆脱不了的问题，一个最原始同时又是最终极的问题。”⑦
二
近几年，对于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在西方也随着这一时期海德格尔的一系列讲稿的整理发表而逐步扩展和深入。这些讲稿包括了：《现象学基本问题》（1919-1920年）、《本体论——事实解释学》（1923年）、《时间概念的历史导论》（1925年）、《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等。这一系列原始材料的披露，使得人们清晰地了解了海德格尔如何从进入现象学，通过对于现象学的内在批判而达到了自身哲学的新起点。
海德格尔在他的1919-1920年度的课程讲稿《现象学基本问题》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辟面把这样一个难题摊开了，同时也摆在了现象学面前：现象学的基本问题是，现象学如何以自身的方式对待自然？他是在要求现象学，以现象学式的把自己摆到问题之中的方式重新开始。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样一种重新开始，就是要求现象学以自身的方式来检讨自身。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不是科学，它不必硬让自己去承担起那些与专门科学有关的主题。现象学是一种本源科学，因而，现象学提倡“向着事情本身”，就应该被理解为是对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即：要求自己达到对自身的源始的理解。就现象学而言，生活本应该是所谓的“事情本身”。现象学不应成为人所杜撰出来的一种世界观。在海德格尔看来，打着科学招牌的世界观无疑是一种谬误的生活，它本应通过真正的生活和彻底地、忠实地实行这种真正的生活而获得新生。谬误就是一种危险，在这种危险里，提出和进入“先验问题”都由于“科学的构成形式”而受到了限制。海德格尔把这种危险称为“科学观念的无批判的绝对化”。在他看来，自称为科学的现象学虽然在寻求一种“直接的给予性”。而实际上，就现象学自身说来，这种“直接给予性”是无法直接给出的。现象学的这种科学性实际上遮蔽了现实的涌动着的生活，而一切“直接的给予性”，包括了现象学的问题范围都首先是在那种无论什么方式的生活本身的行动过程中给出的。在这里，哲学要寻找的再也不是笛卡尔和胡塞尔那种意义上的一个绝对确定的点——无论是起点还是终点，而是要指向一个具体的境况，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经验到的境况，这是以科学理论的态度不可通达的。过去，科学的理论态度在认识上有一种优先的地位，而现在不然，这种态度的优先地位成了问题。因为，在这种理论态度中，生活中的那些具体的、日常最亲切的东西反而变成了不可理解的。在科学的表达中，那活生生的，涌动着的生活“不知怎么的”就被僵化了。现象学若要成为真正的本源的科学——即真正的哲学，就应直面那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亲切的，最生动的生活本身，去把握生活中那些最源始的、具体的东西。现象学的还原论，还原到最后就直接面对着那些活生生的、具体的东西，即生活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所要把握的不应该是自我，也不应该是所谓纯粹意识，而只有生活。现象学的“现象”、“显现”，就是这生活。只有生活才是“自我显现”的，才是“自足性”的和“具有意义性”的东西。
在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的这样一种批判性的解说中，已然包含了对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具有的所谓科学的理性化的理论态度的批判和拒斥。在他看来，整个西方哲学之所以在追问存在的历史上走了那么多的弯路和歧路，在于对“生活”这个最源始的、最根本的东西采取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态度，而遗忘了它。海德格尔对于哲学之基础的这样一种“非科学化”、“非理论化”、“生活化”的追求，在他以后的思想历程中，成为一种几乎是贯彻始终的基本态度。
三
在1923年讲稿《本体论——事实解释学》中，海德格尔对生活做了更进一步的精确规定。他指出，生活就是“事实此在”，在事实“就是‘我们的’、‘本己的’此在的存在特性的标志”，而这种本来就属于我们自己的此在的存在特性却并不在当下就进入眼帘，而是以其最本己的存在方式自己就在这“此”。这样的一种规定并不是过去那种标明与其他的对立而把自身孤立起来的划出域界的规定，而是对事实的描述。
海德格尔称这种对事实的描述为“事实的解释学”，“解释学”并不就是解释的准则，而是一种对事实的“通知”、“宣示”、“转达”，是导致遭遇、看见、把握和理解事实，并由以确定对事实的解释的统一。这样一种哲学之思的特点本然于此在之自身可见性之中。海德格尔拒绝了胡塞尔以科学的方式提出的，对现象学的明证性的要求。他认为，作为本源科学的现象学，应是事实的解释学，它应该在任何时候都是本己的此在在其存在的特性中对此在本身成为可通达的方式，并应能向此在本身传达这种此在，以及探寻那种使此在受到冲击而扭曲的自我异化。此在在这种解释学中自身成为可理解的，而且又是可理解自身的。这种自我理解就是此在为其自身勾划出根源性的寻视状态。在这种就其根源的自我解说中，此在与自身相遇。由此，此在的当下自足独立性才显露出来。
在这里，海德格尔还是肯定了胡塞尔现象学对于他的事实解释学的奠基作用。在他看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第六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随之他便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做了一番彻底的更新和改造。他认为，现象学首先不是一种研究的方式，现象学的“现象”也不只是一个涉及存在者的范畴。他从根本上拒斥胡塞尔把数学当作典范科学，把系统性作为追求完满性目标的作法。在他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仍认为，那是“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逐渐形成了一套追随自笛卡尔、康德和费希特以来的规范的哲学立场。而这一立场与思的历史性却始终毫不相干。”⑧他当时就认为，现象学运用的是传统的术语和科学的尺度，因而并没有达到一种明证性，反而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模糊。他认为现象学研究本应作为科学工作的基地，然而成为时髦哲学倾向而走红的现象学却沦为一种不清晰的，轻浮的，在概念之间无休止的哲学吵嚷。
他这种不友好的态度不仅仅是对着现象学的，而且明白了一种批判和消解传统的苗头。以追求事实本身为原则的现象学研究，应该成为一种为事实去蔽的经验，这种经验应去发掘“遮蔽事实的历史”。因而，对于传统的消解，并不是在摧毁的意义上来实行的，而是在追根寻源的意义上才谈得上。他谈到历史批判的必要性，同时也指责现象学的“非历史化”倾向。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作为能够通达、把握，以及准备与存在交往的主题范畴，永远是唤来，是开路，是备路(BEREITUNG DESWEGES)，它应该重新树立一种源始的哲学态度，使其在向着拆除那些越来越稳固的遮蔽物的道路回归的时候，有一种对看的既是批判的又是警告的指导功能，这当然是就折除“传统的”遮蔽物而言，必与整体形态的传统有关——正是传统本身以传统的方式遮蔽了传统。但是，海德格尔还告诉我们，也许，我们也还会受到另一种遮蔽的影响，这种遮蔽与此在有关。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以自我遮蔽，自我掩饰的方式存在，虽然不是附加的，而是按其存在的特性所固有的，这种遮蔽属于此在的存在特性，便也属于哲学的对象。
正如后来海德格尔指出的，此在，首先而且通常是以沉沦的方式存在。将此一存在“现象”出来，便成了彻底的现象学的任务。作为对事实的双重揭示的根本方式的现象学，亦即对此在的事实解释学，应避免传统的主客体对立的图式。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在错误的传统认识论的图式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观念，表面上是适合价值中立的立场要求的，然而价值中立的立场本身就是无批判的，同时也传播了一种“原则的盲目性”。在一种对于传统的基本原则的批判中，海德格尔已经开始逐步地尝试去以他的清楚明白的原则展开此在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事物都在此在的活动中与此在关联着。在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后来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在世的生存论分析的雏形。
四
正是按照海德格尔自己为现象学所确立的彻底性原则，他对于现象学的批判总是依照一种追根寻源的回归方式进行的。在他的1925年的讲稿《时间概念的历史导论》中，他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了现象学的方法以及这一方法的某些变化。他首先充分肯定了这个世纪的哲学所发生的变化，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胡塞尔的功绩，尤其是他的《逻辑研究》在哲学中所实现的变革。海德格尔把胡塞尔的新发现归纳为如下几点：第一，意向性，正是靠了这个概念，海德格尔弄清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是如何通过胡塞尔推进的，以及意向性活动和意向性活动的对象的关系是如何清理出来的。第二，范畴直观，海德格尔把这看成一种思想，他对此早就有了深刻的印象，而在这一点上，他与胡塞尔十分接近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范畴直观的构成性作用为海德格尔对存在意义的理解打开了一种新的视野。第三，先天概念，海德格尔通过对这一概念的源始意义的描述来保护胡塞尔不受对现象学颇有误解的李凯尔特的攻击。
即使如此，海德格尔对于现象学这一基本概念的解释仍然是全新的。在他看来，在现象学创立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再来重新讨论“现象学”这个专名也并非是画蛇添足。他从古希腊人关于“现象”这一概念的用法开始，展开了以后他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第七节中所表达的，以及更后一些时候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表达的那样一种系统的分析。在当时，他的这一分析既已颇具规模，亦已显露出他善于摆弄概念游戏的特色。在他看来，作为在“让人从其本身来看那自身公开出来的东西”这一意义下的现象学，完全可以以现象学的如下这句格言来理解：向着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与心理学、生物学、神学等标出了自身的特定研究领域的学科不同，现象学这个标题却没有道出其所关涉的对象领域，而只是意味着如何，意味着方式，凡以这一方式进入这一研究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它的论题，也都应该成为它的论题。因而，现象学是一个方法的标题，它只就把握方式说出了些什么，而且是由那些进入了此一哲学论题的东西来说出的。
然而，这样一种说出，并非都是那么直接了当的。在谈到1923年的讲演时我们已经涉及到海德格尔关于遮蔽的双重定义。此在总以一种沉沦的方式存在，掩饰，掩盖，掩埋，以至以“现像”（假像）的方式来现象，都可能是，而且更可能是现象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按其自身是可以显露的和应该显露的东西往往都被遮蔽着。遮蔽之存在作为现象之存在的对立而又联属的概念，最初的意思是未显露的存在，或说是未被发现的存在，即使是现象也还是可以不被发现的。然而，遮蔽的进一步的意思也许是更为危险的，即掩埋、掩盖。某事某物曾被看到过，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再也没有象以前那样清楚地看到过了，或许还可以看到，却有些模糊，然而又不是假像，朦胧依稀，却把捉不到那原本的东西。海德格尔认为这是最常见而又最危险的方式，因为在这里发生错觉和误导的可能最大。他之所以如此强调这种危险，正是他对现象学的一种由衷的担忧。在他看来，一种现象学的发现一旦形成，人们就可以跟着说了，然而那本真的实现，那导致最初的发现的东西却无人去理会了。天真地认为现象学天生就有一种以朴素的眼光去“看”的能力，认为现象本是显而易见的看法是错误的。相反，现象学趋向于一种“初始的领会着的解释”。向着这样一种原始性的回归是现象学的彻底性原则对自身的要求。然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现象学工作的困难在于形成一种积极意义下的针对自身的批判。
海德格尔通过如此一番对于现象学的批判性的考察，已经站在了关于此在在世的事实解释学的道路上，来到了进入《存在与时间》的门口。确实，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进入现象学不仅是通过阅读文献，而且是通过身体力行。”⑨他从一开始就是携带着“存在”这个始终都是为思而有的最初的也是最末的事情本身，行进在通过现象学到达存在之思的道路上。
注释：
①② 海德格尔：《路标》，德国法兰克福克罗斯特曼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308、309页。
③⑧⑨ 海德格尔：《给P·理查森的信》，参见中文拙译，载《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94、690、690页。
④⑤⑥ 海德格尔：《向着思的事情》，德国图宾根马克斯·尼迈耶尔出版社1976年版，第83页。
⑦ 海德格尔：《现象学基本问题1919-1920年》，转引自W·毕默尔讲稿，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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