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语言生态与双语教育政策研究
吴钧谚/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本文根据豪根提出的语言生态理论，探讨了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两个方面着重阐述了广州的语言生态。此外，本文梳理了双语教育政策在广州的历史发展过程，剖析了双语教育体制的特点，并指出广州的语言生态与国家的双语教育政策息息相关：双语教育政策对文莱语言生态具有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语言生态 广州 双语政策
一、前言
广州地处中国南部、珠江三角洲，隔海与香港、澳门相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原移民陆续流入岭南地区。20 世纪80年代，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很多其他省市人涌入广州务工。广州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人口为1404.35万人，是语言生态多样性极其显著的地方。本文以Haugen的语言生态理论为指导，试图阐述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关系。
二、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
Haugen首提“语言生态学”概念，“语言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任何特定的语言与其环境交互作用的学科”，强调了语言与所属环境的关系和语言在环境中的动态过程。语言所处的环境是指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语言使用者。
一个地方不同的语言构成了语言生态系统，或相互协调发展，或相互竞争。我国学者张公瑾认为：“面对语言竞争，采取语言教育政策是维持语言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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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由政府颁布，旨在解决出现的问题，是有效促进语言生态系统运作的政府行为。然而，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语言政策可能会给语言生态带来危害。所以，制定语言政策应充分考虑其对语言生态构建的指导性，促进良好语言生态环境的构建。
三、广州的语言生态
2)分析悬杯水平方向的运动速度和加速度变化规律，分别与原模型的运动参数进行比较，如图6和图7所示。在栽苗点处悬杯的速度达到最小值，有利于零速投苗，加速度变大，方向向后，说明悬杯对钵苗有向后的推力作用；此时速度与加速度曲线发生突变，说明悬杯开启非常快，即凸轮迅速由回程转到近休止位置，悬杯相对栽植器静止，绝对速度与加速度由栽植轮转动和机器前进运动所影响；悬杯闭合时，凸轮由近休止转到推程位置，由于推程段是等速运动规律，因此出现加速度的第二次突变，加速度达到最大值。因为推程段不会影响移栽机栽植质量，因此可以通过改进凸轮推程段来减小加速度的最大值。
本章主要从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要素来探讨广州的语言生态。
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20 世纪80 年代，许多其他省市人涌入广州务工，他们大多使用普通话。至2015年，广州的外来流动人口高达967.33万。另外，近二十年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所以，普通话在正式场合（工作场合、学校和政府等）的使用率是最高的。
汉语存在多种方言，不同方言区的人也可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当今，社会流动性增强，不同方言都会给交流带来不便。这相应地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因此，全国范围说同一标准语言就有必要性。对此，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普通话”。因粤语与普通话差异大，普通话在粤方言区的推广显得尤其重要。1991年，专门的调查组深入广东做调查研究，就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提出建议。2001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唐叶（2006）曾调查，在广州30所中小学的相关位置，都贴有“说普通话”字样的标识。而问卷和访谈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必须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即除英语以外，其他课等都是使用普通话教学。至大学时，除了固定的大学英语课，几乎所有的课程都使用普通话。可以说，普通话教学全覆盖，这对学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言。据广州日报报道，截至2016年1月，广州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双边贸易往来，投资落户广州的外商投资企业达2万多家，外资企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2%；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穗常住的外国人达2.8万人，在全国各大城市居于领先地位。英语在广州人语言生活中的功能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广州的语言生态可以分为三个类型。（1）本土语言：粤语、普通话和客家话。（2）境内其他方言：潮汕话、韶关土语和省外其他地区方言等。（3）境外语言：英语、日语等。其中，主要语言是粤语、普通话、客家话、潮汕话，英语。而其他语言由于其使用的场合非常有限，语言活力指数较低，仅限于人群内部的交际。
粤语是广州本土方言，至今约2200多年历史。由于广东处于以五岭为屏障相对封闭的地域，远离中原政治和经济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岭南文化得以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所以，粤语仍保留不少古汉语的特点。同时，与其他地域方言不同的是，粤语是许多粤文化产品的载体，还具有媒体语言的功能，如电视台，电视剧、电影片都有粤语版。而粤语是在非正式场合（家庭、商场、市场、公园等）使用率较高的。
四、广州双语教育政策
4) 加强宣传，提高居民对物业服务的消费意识。由于物业管理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有部分居民还不是很了解。政府相关部门应开展一些宣传教育活动，比如说在每年的房展会上，可以进行物业管理知识的宣传，也可以针对广大业主组织一些普及物业管理知识的讲座，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以及出版一些物业管理专刊派发到小区，让广大居民认识物业管理、了解物业管理，从而了解享受物业管理服务是一个消费的过程。同时，物业管理公司也可以在在小区之内开展一些物业知识的普及活动，以促进群众对物业服务的认知。
2010年7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被单独列为一章，并把“教育信息化建设”列为10个重大项目之一[1]。教育信息化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是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应用，真正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有效整合甚至是深度融合，才能促进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2020年，我国教育信息化将进入融合、创新阶段。所以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进行分析比较，有利于教师针对教学内容合理选择学科教学整合模式，更好地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
开展中药材种子生产技术研究，是推进中药材规范化栽培的一项重要任务[18]。该研究比较了不同部位间独活种子在发芽率与千粒重方面的差异，对促进独活种子规范化生产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但种子采收时种子质量还受采收时间、施肥、种根大小等因素的影响，有待开展进一步研究。
21世纪初，我国即将加入WTO。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 2001 年国家教育部决定把开设英语课程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从 2001年秋季开始，广州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并把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定为三年级。教育部还特地颁布了《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意味着小学英语教学逐步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广州已经在城乡全部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现在广州97%的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英语课程。英语更是广州市中考和高考的科目之一，学校对英语教育的重视度非常高。随着年级的增长，英语课程设置随之增加，英语浸入式会更强。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规定，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设大学英语课程。广州一些高校甚至明确规定学生需要通过大学四级考试，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可以说，英语课程是在小学到大学贯穿始终。
双语教育体制的实施不仅可以确保普通话作为主导教学媒介语的地位，而且可以通过提升英语来与国际社会接轨。
五、广州双语教育制度的特点
广州实行双语教育体制与广州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语言生态紧密相关，在教育体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鲜明特色：
（1）经济发展对广州语言生态产带来重大的改变，为双语教育制度奠定了实行框架和经济基础。上世纪 80 年代，广州走在经济发展的前列，使讲粤语的本地人产生优越感，对不断涌入且讲普通话的外来者身份持“看不起”的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流入广州的人群当中既有打工的，也不乏拥有知识才干、技术和资金的外来人。部分“广州新移民”生活相当富足。普通话使用群体经济地位的提升意味着粤语使用群体的相对下降，而粤语随之显示出弱势。加上其他省市经济奋起直追，广州人也看到了其他省市的广阔市场，意识到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陈梦怡，2017）。同时，因广州地理位置优越，对外贸易开始早，使广州人比其他地区更早接触英语，对英语重要性的感受更为深刻（徐晖明，周喆，2016）。在广州人心中，英语水平高意味着更多的升学、就业、出国的机会，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回报（单韵鸣，李胜，2018）。可见，掌握普通话或英语已成为一种语言资本。为寻找就业机会，导致广州人向普通话或英语的不断转移。这给广州的语言生态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其影响力还超出了其他方言，也为双语教育制度的实行奠定了基础。
（2）广州政府全面落实普通话-英语双语教育政策。从此，双语教育政策把广州人政治、经济重要的两种语言——普通话和英语用于民众教育当中，在不同教育阶段实现双语教学完全覆盖，不仅加强了广州人的汉语能力，同时又使广州人的英语能力不断提升。这样的双语教育体制使学生较好地学习了民族语言和民族传统，同时又能够掌握与世界沟通的语言——英语。
六、结语
广州双语教育政策的实行与其语言生态密不可分。虽然双语教育政策实施是基于国情，但对广州语言生态有一定的影响。积极的一面是，双语教育政策在广州的实施不仅突显了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语言的地位，强化了民族意识，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也在全球化下培养了学生与世界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能力。但，政策实施对本土语言的使用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广州没有任何相关措施来保护粤语和客家话。因此，如何统筹制定符合语言生态发展的语言政策，使其更好地考虑本土的语言生态发展，需要政府、学者及语言使用者等各方的智慧。
参考文献：
［1］Haugen,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A］.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118～125.
［2］陈梦怡.国内近10年城市居民语言态度述评——以上海、广州、南京、南宁、西安等11座城市为例［J］.现代语文 (语言研究版 ),2017(08)：119～122.
［3］唐叶.广州市中学生语言态度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6.
［4］单韵鸣,李胜.广州人语言态度与粤语认同传承［J］.语言战略研究,2018,3(03)：33～41.
［5］张公瑾.语言的生态环境［J］.民族语文 ,2001(02)：30～32.
作者简介： 吴钧谚（1995-），女，广东广州人，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级学科教学（英语），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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