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到辛亥期间的张元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元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元济(1867-1959)，清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戊戌维新时期，在京创设通艺学堂，为年轻官吏和官家子弟传授西学和外文，1898年6月6日与康有为同日受光绪帝召见。此后，曾两次上光绪奏折，提出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融满汉之见、通上下之情、定用人之格、善理财之策（注：参见《张元济诗文》，第11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等项奏议。变法失败，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本文试图从张元济选择上海，投身民间出版事业并获得成功和他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与热情逐渐消退两个方面，考察他在这一时期内的人生轨迹。
一
戊戌变法失败，张元济决定南下上海谋生。这是他实现人生轨迹重大转折的第一步。为什么选择上海？这与他在戊戌时期的经历有关。
张元济在戊戌时期，与康、梁、六君子等人有很多交往，但当时他却不热衷于上层的政治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品级低下，虽受过光绪召见，但毕竟无法进入权力的上层；另一方面，他在总理衙门任职期间，见到官吏们昏庸、愚昧的众生相，认识到中国尚不具备一支能执行新政的官员队伍，从而萌生了启迪民智、教育为先的思想。“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信，1896年6月8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他以兴办通艺学堂的实际行动，去实现自强救国的志向。此后，他与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书信不断。他从托汪在沪采购书籍、仪器和聘请教习的往返书信中，逐步了解到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状况，上海中西文化交汇和人才荟萃的近代都市风貌和那里的图书、出版市场。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任内，就认识到了“今日已为列国之世界”，（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信，1897年3月31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2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而上海是中国最能接近世界的窗口。再说，浙江海盐的老家，一贫如洗，无祖产可供他去享用，为了生计，也非得找一个合适的好地方去拼搏一番不可。这些因素，决定了他遭革职之后，不再重复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非官即隐”的道路，隐居山林，而是选择了上海。李鸿章得悉后，便把张介绍给了正在创办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的盛宣怀。盛聘张为公学译书院主事。
南洋公学创办后，缺乏教材和参考书籍。译书院之设，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原定从国外主要是日本，选择社会科学书籍。选题计划原定“以练兵为急务”，因盛本人经商、办企业和教育，才有“理财、商务、学校次之”。张元济入掌译书院时，已译出8种和选定拟译书目23种，全是军事书籍。（注：参见《交通大学校史》，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张元济以他的思想和学识，对盛施以一定的影响，选题方针有所修正。他先后主持编译了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琐米尔的《万国通商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此外还有《社会统计学》和几种哲学书籍，使译书院出书面貌为之一新。至1901年7月，已译成31种，出版了其中14种。（注：参见《交通大学校史》。）张元济主持译书院期间出版最有影响的书籍当为严复译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张说服盛宣怀出资二千两作为稿酬，不能不说是近代翻译出版史上的大手笔。这本书的出版，引发了社会上对我国“以言利为讳”、“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的批评，也对英国经济发达的原因加深了理解，社会反响不可谓不大。
1901年，公学总理（校长）何嗣焜病故，张元济受命代理了半年。半年内他完成了何氏开办外院（小学部）的计划，还创办了特班。特班招收有一定基础的“有志西学者”，学制分前后两期，每期3年。课程有英文、算学、格致、化学、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逻辑，并规定学生“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注：《南洋公学特班章程》，西安交大档案2325卷。）他聘请浙江同乡、殿试同年、好友蔡元培担任特班班主任。张、蔡二人利用张掌管译书院的便利，一同如饥似渴地阅读外文书籍，吸收国外的新知识。半年以后，张与学校监学美国人福开森意见不合，辞去总理职务，仍回译书院工作。
张元济入南洋公学工作，实现了从一名政府官吏到官办高等学堂的教育工作者的跨跃。在上海从事教育工作期间，由于对社会、对教育理论认识的深化和对国外教育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他的教育观实现了从英才教育到普及教育的升华。他在戊戌维新时期创办通艺学堂，着眼点还只是培养少数有新知识的官吏。而1901年时，他看到了封建教育制度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是：“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四十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所知也。”他意识到“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况且“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而进于智争。力争之世不必开民智也，取用其力而已足也；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人之智以为智，而后其智始充。”这时他对普及教育有了重要的认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他对办学堂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转变：“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则知为求独立也；令纳租税则知为谋公益也，则无不欣然乐从矣。盖如是而后善政乃可得也。”（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书，1901年10月5日，《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8页。）1902年，他的《答友人问学堂事书》是他三年教育工作的思想总结。全文第一段标题为“勿存培植人才之见”，文曰：“非谓学堂不足以育才，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泰西人罕不学，非必皆人才也，然于人当知之事无不知之，而民智大开。在上者有所施行，亦不至于妄为阻抗。此善政之所以能行也。吾国民多愚蠢，饮食男女之外几无所知，国之危亡非所问，种之衰灭非所计，屯蒙浑噩，蠕蠕于群动之中。临如是之人民，虽有善政，行且见恶。故诏兴铁路，则谓有碍本地风水矣；诏废书院，则谓绝寒士生路矣。吾皇圣明，而海内谤之，亦此故也。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为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本此意以立学，则必重普通而不可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注：见《张元济诗文》，第170页。）这一段文字，足见张元济对普及教育的认识，已近于完满，尤其最末一句，直接指导他后来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普及教育这一观点的形成，成为他下面将要跨出的人生轨迹第二步大转折的思想基础。
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工作期间，由于印刷业务联系，他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夏瑞芳等四人，1897年在上海办起了一家规模很小的作坊式的印刷所，印刷商业簿册和宗教书籍。经过几年经营，资金稍有积累，勤奋而又具商业头脑的夏瑞芳试图从出版方面取得突破。经过几次尝试之后，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而受阻。他向张元济诉说自己的奋斗史和抱负。张与他谈得十分投机。张提出要搞出版，就得建立自己的编译所。夏接受了张的意见。在夏劝说下，张于1901年入股商务印书馆，1902年辞去南洋公学职务，到商务筹建编译所，并推荐蔡元培出任第一任所长。至此，张元济实现了从官办高等学堂的教育工作者到民间出版企业投资者和主持人的跨越。这是他在短短五年间实现的人生第二次大跨越，从此实现了他人生的最终定位。
翰林出身，担任高等学府要职的张元济，为什么会在“士、农、工、商”顺序排列得十分严格的时代里，去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印刷所的职务？与福开森在办学观点上的不合，南洋公学译书院经费短绌，难以为继，这些都是原因，但仅仅是外部原因。其真正的动因，还是在于上文所述他的教育观的转变，他对普及教育的认识。他是以商务印书馆作为基地，去实现他的抱负。
入商务之初，就有“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注：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见《张元济诗文》，第240页。）后来，他始终把商务印书馆看作重要的教育机关。”（注：张元济致胡适信，1926年5月16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823页。）晚年，在《别商务印书馆同人》的七绝诗中，说得更明白：“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注：载《张元济诗文》，第52页。）他这些话，以及在商务数十年的实际工作和出版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作于1952年的这首七绝，说明了他透过夏瑞芳，看到了商务印书馆是一片“好耕植”的“良田”，那是一片可以为我国教育普及、民智提高尽力的“良田”。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他看清了要实现教育普及，朝廷已不可恃，只有走向民间，“仗群才”，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才有成功的可能。
清廷经过八国联军的祸变以后，深知其统治已岌岌可危，不得不重新提倡新政。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行，改革教育思潮重新抬头，各地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兴办新学，除了经费、校舍、师资之外，一套编写得体、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教材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旧式教材固不适用，即便当时社会上已有的几种教材，不是国人自编的“语多古雅，不易领会”，便是教会直接从国外翻译过来，“不合于本国之习俗”。（注：《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载《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第二页。商务印书馆1904年版。）编辑出版一套适用的教材，成了一种社会的急需；从另一个角度讲，上海众多书店、印刷所，哪家能抓住这个机遇，就等于找到了成功的天梯。由为实现普及教育志向加入商务的张元济和具备进步教育思想的蔡元培主持的编译所，把目光投向新式教育，是逻辑的必然。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把握住了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一套成功的《最新教科书》出版了，时代赋予的机遇降临到了商务印书馆。
《最新教科书》按学制，分学期、分科目编写，适应了近现代学校教育体制。张元济直接参与其中国文教科书的编写，校订了算术教科书，主编了修身教科书及其教授法。国文教材严格把握了由浅入深原则，在思想内容上，提倡爱国，提倡中华传统美德，适当引入外国政事及科学知识。全书有大量插图，附有刚从日本引进的彩色石印技术印制的彩色插图。修身教科书在内容上有重大突破：全书不提“忠君”，没有歌颂皇帝、皇太后的课文，体现封建社会秩序的道德纲要的“三纲五常”被大胆地摒弃了。课文中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博爱等新观念。新科书配备相应的“教授法”，即教师用书，适合了当时懂得新式教育的教师甚少的现状。第一册《最新国文教科书》于1904年4月出版，五、六天之内千册销售一空。1906年，清政府学部分布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102种，商务版一下子就有59种入选，占53%。参与编辑的庄俞回忆说：“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注：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第6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商务的教科书在市场竞争中大获全胜，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属于《最新教科书》系列的多达69种。后来，商务版教科书以其内容和形式之新颖，编纂质量之上乘，长期执全国教科书之牛耳，市场占有率保持在70%左右。
张元济以他普及教育、启迪民智的思想作为商务的出版方针，在教科书的基础上，发展出辞典工具书、中外名著、期刊和古籍等门类。这五大门类构成了商务版图书的框架。
从可以查找到的数据看，商务印书馆的资本，1901年张元济入股时为5万元，1903年为20万元（是年商务与日本金港堂合资，其中日资10万元），1905年为100万元，1914年为150万元。（注：《商务印书馆历年资本比较表》，载《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750页，商务书馆1992年版。）粗略计算，13年间年均增长率达30%，这是一个经济奇迹！由于张元济的加入，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了一家兼有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成为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基石。商务印书馆以其高质量的、顺应乃至超前于时代进步潮流的出版物，哺育了近代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使他们成长为新型的知识分子，为我国文化、教育乃至思想观念的近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这一时期，张元济在事业上不断成功的同时，对政治的热情与直接参与程度在不断冷却。戊戌变法失败，他被逐出都门，走向民间，来到远离京都的商埠，但一开始，他还保有相当高的政治激情。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我华北。张元济一听到“大沽炮台昨已开炮，轰击各国兵舰，德兵官受伤，炮台失守”（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之后，马上想到：“各国必并力前进。螳臂挡车，胜败可决。祸变之惨，将不忍言。政府一蹶，东南各省必乱事蜂起。哀我生民何堪遭此荼毒。”（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
他看到这场由慈禧挑起的战祸已无可挽回，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利用南方的有利地位，辟开战祸，保全富庶的东南之地及这一带亿万民众的生命和财产。他立即给盛宣怀写信：“今督两江、粤、鄂诸公，皆负时誉。阅报并知先生昨有联衔电奏请救危局之举。惟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我公负天下重望，且为各国所引重，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盛对张十分器重和信任，这从几天后张母病故，盛亲至张宅祭奠一事可证。两天后，盛宣怀致电刘坤一，谓：“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任保护，勿任干预。”（注：转引自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3卷第2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盛宣怀在张之洞、刘坤一与外国领事间频频联络，6月23日，盛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请饬上海道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留东南以救社稷”。（注：转引自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第54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到6月26日，《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在沪订立。不管史家对东南互保如何评说，张元济为此事积极参与了谋划，“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0年6月1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5页。）至少说明他心系东南民众的生死，忧国忧民之心未泯。
目睹八国联军的祸变，看到慈禧为渲泄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私愤，不惜利用愚昧民众，导致京城受陷，华北千百万生灵涂炭的惨状，张元济认为这是当局缺乏外交知识，一味盲目排外的结果。他在南洋公学工作稍有头绪之后，即与蔡元培、赵从蕃等发起创办《外交报》，并在创刊号发表《外交报叙例》，阐明办报宗旨。他说过去中国外交上的失败，“夫亦见地之不广，作用之不密”所造成。“广之、密之之道，不外于知彼知己，与时势为推移，刺其蕃变，舍报莫属。”于是办报人就“举我国对外之事实，与各国所以对我之现状之隐情，暨各国立法行政之迹，凡足资借镜者，博访而广译之，以为此报。”（注：张元济《外交报叙例》，载《外交报》第一期，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外交报》除了社说、谕旨、文牍各栏外，还广译国外外交消息、文件、外报文章、外交家传等，各种各样的观点、思潮在报上得到表达和反映，完全不同于专制集权的一统化。《外交报》甚至还登载过一些批评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张元济在这份连续发行9年的我国第一份外交专业报刊中，希翼着他普及现代外交观念、国际知识并对当局产生影响的深切希望。
1903年，君主立宪这一社会思潮在国内和海外华侨、留学生中开始萌发、传播。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我东北爆发了一场罪恶战争，它直接激发了立宪运动的高涨。张元济等江浙立宪派人士，对我东北前途十分担忧：“观俄国举动，若令战胜，我恐无地自存。然必俟日兵败俄，我往收地，无论日本不肯让我如此便宜。我兵力、财力亦断断不得。彼时日本必以代守为言，真无异虎退狼进也。”（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4年3月3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10页。）一个月内，张元济三次上书盛宣怀，提出“且见庚子东南公保之约，成于宫保之手，则维持大局，济尤不能无一再之望。现在时机已迫，若再失误，以后将无可措手。”（注：张元济致盛宣怀信，1904年2月1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09页。）他与张美翊、吕景端进行了紧急磋商，提出要及早准备，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之所属。他们说服了盛宣怀，盛联合湖北抚台端方和办理商约大臣品海寰，又拉入岑春煊、魏光焘两位总督，联名上奏，要求派大臣出国，名为考求新政，实际四出游说，以图保全主权。张元济还与张謇、张美诩、许鼎霖、汤寿潜等人经过连日商谈，由张美翊执笔，写了一份说帖给他的老师、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
，请瞿派人调查宪法，倡导立宪。由于得到瞿的支持，终于促成了1905年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这是中国高层官员第一次正式出访，其结果直接推动了以后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然而，同一时期另两件事，反映出张元济政治活动热情明显下降。
1900年7月，以唐才常为首的正气会改名自立会，约集维新人士80多人，在愚园召开两次会议，称为“中国议会”。会议发布不承认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等宗旨。张元济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第二次会上，会长容闳指派干部，由张和孙宝瑄任会计，但张力辞不就。除了上述张力辞会计不就一项外，任何有关资料和研究文章中，均未见他参加活动的记载。特别是1929年丁文江等为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就这段历史询问过张元济，张的回答不得要领。这与1949年他回忆戊戌变法、1952年写《追述戊戌政变杂》成鲜明对照。
庚子以后，慈禧在内外交困中，企图以“新政”作为救命稻草。维新人士除康、梁外，均可重获起用。瞿鸿很欣赏张元济，1904年他通过汪康年试探张是否愿意在仕途上复出。张元济痛恶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对朝廷的腐败有切身的感受，出版事业上的第一步成功，又使他深受鼓舞。他的复信意味深长：“善化师拳拳于弟，至为可感。惟数年以来，自镜稍明。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抑亦非所以对师门也。晤时如再询及，尚祈婉达鄙意。来书吾辈既为国民云云，诚然诚然。然亦只能尽其力所能为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信，1904年8月14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654页。）这时，他已把编纂小学教科书这件政要们不放在眼里，大儒们不惜去做也不一定做得来的智民的基础工程，看得远远高于在官场的浮沉。这封信也是他已经实现了在民间出版事业中的人生定位的极好证明。瞿鸿是张元济很尊敬的老师。1918年瞿在沪病逝，张不仅前往吊唁，还特地赶赴杭州送葬。如此对待逝去的师长，他生平大约也就这么一次。换一个角度看，这么一位恩师着力提拔他，他没有听命，足见他这次所实现的人生定位的稳固性。当然事物难免有些曲折。
1906年初，学部奏调函件果真下来了，张元济感到“此事究于前途关系至大”，到学部去工作了两个月，又奏调至外务部筹办储才馆，一共在京耽了三个月，为两部起草了一批行政性文件，便匆匆告假，返回商务印书馆。1907年两次任命邮传部职，1909年任命为度支部咨议官，他都没有接受，一再辞请开缺，从此绝迹仕途。
张元济是赞成君主立宪的。在探索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中，他历来主张“和平改革，勿伤元气”。（注：张元济《戊戌奏稿·跋》，载《涉园序跋集录》，第127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戊戌期间，他赞成并投入维新运动，但更多的是试图从开发民智这一基础工作做起，积细微之功效，促成社会的质的进步。1908年，他在日本得知朝廷宣布开设国会期限定为九年时，说：“在海外闻此消息，不觉欣喜。”（注：张元济致高凤谦、陶保霖、杜亚泉信，1908年8月3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962页。）甚至还说：“平心而论，九年之说诚不为迟，但求上下一心，实力准备，庶免为各国所嘲笑。”（注：张元济致高凤谦、陶保霖、杜亚泉信，1908年8月3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962页。）1906年，实业界、知识界知名人士组织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他是最早入会的成员之一。（注：参见《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内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名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的资料还说他在1911年2月当选为该会副会长。（注：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至今能见到的资料或正式出版的权威性的资料集以及有关论文、专著中，都未能找到张元济参加预备立宪公会活动或谈话的记载，《预备立宪公会报》中也没有他的文章。后来，各次国会请愿，成立省咨议局的活动，他也没有参加。那么张元济在立宪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呢？他设法利用他手中握有的文化传媒的力量，把他认定是有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立宪思想，通过商务出版物，推广到士大夫、社会上层人士、学生和民众中去。
商务印书馆的主要人物，包括后来担任过多年董事长的郑孝胥，创办人、总经理夏瑞芳，经理李宣龚（拔可），掌握出版方针的张元济，以及高凤谦（梦旦）、陶保霖、孟森等诸多高级编辑，都是预备立宪公会成员。1904年创办的商务最主要的杂志《东方杂志》，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立宪思想。仅从1904年各期的篇目看，刊物及时介绍了日俄战况、1904年7月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事，有转录自《外交报》的《论挽救西藏之策》等，这些内容试图以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作为改变专制政体的动力。各期的社说中，有录自《中外日报》的《论中国必革政始能维新》，录自立宪人士英敛之主办的《大公报》的《论中国立宪之要义》，时评《奏请立宪之风说》等等。《东方杂志》这一政治基调，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
1907年初，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推出一部80册400万字的《日本法规大全》，是他为立宪运动做的一件大事。当时国内上层人士和知识界普遍认为向日本学习是中国近代化的捷径，明治维新后集日本法律之大成的《法规大全》必然是大家关心的一部重要资料。早在1901年，张元济就在南洋公学组织力量翻译，后因故拖了下来。1904年立宪运动高涨，盛宣怀重提此书，希望商务续成。张元济再次组织力量，克服了不少困难，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夕校改完竣。这部书出版半年内，预约及门售达3千余部，为国内各界系统了解日本明治以来法律体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推动立宪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1908年，张元济对商务的出版做过下述指示：“宜时时从高一层着想，以为国民之向导。……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时事新报》载上谕胪列应为各事，可否即就所举各事选定编译次第，先行试办？鄙意尤重在先编浅近诸书，层层解说，如何为议院，何为选举，每类一册，……成一丛书，专备内地绅士入门研究之用……议院法、选举法如确已宣布，亦可编撰释义。”（注：张元济致高凤谦、陶保霖、杜亚泉信，1908年8月31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962页。）后来，这套由商务几位立宪派高级编辑编纂的丛书，如杨廷栋的《钦定宪法大纲讲义》、孟森的《新编法学通论》等，一一面世。1911年，张元济为了“以普通政治知识灌输国民”，（注：张元济致梁启超信，1911年1月28日，载《张元济书札（增订本）》，第1024页。）与沈钧儒、林长民等24人发起创办《法政杂志》。
商务印书馆在这一时期中出版政法书籍很多。张元济与他的同事们运用了商务的强大编辑力量，为君主立宪的推行，在舆论上，在宪政知识普及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的普及上做了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工作。这是张元济的态度与风格：远离政治运动的核心，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在宣传、教育不同层次的民众方面，出了大力。后来君主立宪没有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商务这些书籍在社会各阶层中广为流传，使民众觉悟有了不少提高，为这一场社会大变革作了思想准备。
三
从戊戌到辛亥，是张元济人生轨迹的重大转折期。他被戊戌政变逐出政治舞台，离开了所受儒家传统教育给他规定的仕途，选择了走进中国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心上海，并在那里从事文教、出版事业，走上了“官”和“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这十余年内，他的人生轨迹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曲线：一条是他从南洋公学译书院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继而开创出了商务印书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是一条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上升的曲线。另一条是他从一名受过皇帝召见的中央政府官吏，进入了民间，起初还保持了一定的政治惯性，但后来，他的政治热情和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的程度逐渐消退，直到绝迹仕途，远离政治活动。这是一条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的曲线。在这两条曲线一升一降的同时，他的抱负，他的社会进步观，即发展教育，启迪民智，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强国富民，却始终没有改变。这又形成了另一条稳态的曲线。而他人生道路的选择，是由这一思想观念决定的。他后来在事业上的成功，也同样由这一思想观念生成。这三条交织着的曲线，勾勒出张元济在清末十余年间，由官到民，从儒到商，走知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道路的人生大转折过程。由于他本人具备了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办事认真、勤奋刻苦、热爱祖国这些基本素质，在社会大变革到来的时刻，与许多他的科举同年、戊戌同志及条件相仿的旧式学者不同，没有在大变革中无所适从，更不恋栈于腐朽、纷乱的官场，而是清醒地看到世界进步的潮流，结合自身的志向、性格和特长，作出了正确的人生定位。正是自身素质、外部环境和正确的抉择，使他取得了文化出版事业上数十年的成功与辉煌，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同时，通过他的劳动与智慧，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基础，由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