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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地区土改中的“踢开旧圈子”现象与贫雇政权的建立
——以山西省平定县为中心
金伯文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 1947年下半年，全国土地会议释放出大力支持贫雇、全面整党的信号。在整党与筹备贫雇组织过程中，平定县发生了“踢开旧圈子”的现象，旧的干部被暂时停止工作，这一现象在其他太行地区的运动中也不少见。“踢开旧圈子”的动因十分复杂，除了与激进的政治空气有关，还与全面支持贫雇的路线联系紧密。对旧基础的严厉整肃牵涉中共建设乡村贫雇政权的尝试，其伴土改而起，亦与土改交织。另一方面，在中共强大的训导力量下，许多工作组成员通过集体商讨与自我修正，尽力将中央原则贯彻到复杂的乡村实践当中，短时间内将运动推向高潮。很大程度上，工作组仍然维持着村政的基本运行。乡村社会展现出一方面动荡变化、一方面又上下一致的局面。
关键词： 土地改革；干部整改；平定县；工作组；贫农团
纵观中共革命发展史，党的建设对中共革命胜利的贡献不可谓不大。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1](p605-606)党的建设中，干部整改十分重要，被视为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高党的纯洁性的有效方法。1947年下半年全国土地会议召开后，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进，纯洁党内干部、组织贫农团等任务经由各个下派工作组① 下派的工作组因地域、规模等不同也被称为“工作团”“工作队”，本文统称为“工作组”。 落实到基层乡村。在工作组接管地方政权后，许多地方出现了将旧有的乡村干部“踢开”重新建立贫农组织以落实整党建政工作的情况。基层村干部贪腐现象的整顿和贫雇农政权（以贫农团为代表）有着密切联系，整顿腐败问题不仅关乎党干纯洁，也关乎农民群众的经济与政治翻身。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乡村整党运动，学术界不乏研究。② 代表性的主要有黄道炫：《洗脸：1946年至1948年农村土改中的干部整改》，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徐进、杨雄威：《政治风向与基层制度：“老区”村干部贪污问题》，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李里峰：《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载《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载《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不过，“踢开旧圈子”① 所谓“踢开旧圈子”，即暂停旧的乡村干部工作，暂时不允许旧干部参与到当前政治生活中来。 现象的产生，以及其与贫雇政权建立的关系，依然有利用案例进一步厘清的空间。本文以平定县② 平定县地处山西省中东部，太行山西麓，东接河北，处于两省交界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平定建立了三个根据地政府：以正太铁路为界，路北成立平定（路北）县政府，属晋察冀边区；路南以平辽公路为界，分别成立了平东、平西政府，属晋冀鲁豫边区，最多时三政府共辖461个村。抗战结束后，路南两县合并为平定（路南）县政府。1947年5月平定全境解放。1948年9月，统一的平定县人民政府成立，属榆次专区，共辖14个区，384个村。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平定县长期被不同的政府管辖，日占区、游击区与根据地交错，中共各项政策的贯彻与执行自然有所差异。但抗战时期中共就在此建立了根据地，在平定农村的减租减息等土地工作也进行较早。平定全县解放后，中共在路北、路南农村的基本政策已经没有太大不同，1947年底的许多县委文件中，已经不再特意标注路南、路北字样。平定县受中共接管不晚，故此次整党运动进行较为完整，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考察样本。 土改为主要考察对象，细致考察了基层工作组干部在翻身与整党过程中的工作动态与心理变化，探寻了实际工作中整党审干与组织贫农团的内在联系。“踢开旧圈子”与贫农团的组建，都与土改运动中的干部整改密不可分。“旧圈子”的踢开，有助于建立更为纯洁的贫农团体；而贫农团体建立之后，也在贫雇路线的框架下展开了对旧干部队伍的审查与整肃，故而“踢开旧圈子”与组织贫农团并非单纯前后相继的两个工作阶段，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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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群众路线是中共延续至今的优良传统，发挥群众的作用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是治党治政必要的遵循。土改时期贫雇政权的建立，是中共探索群众路线实现形式的一次重要尝试。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大力开展，中共中央提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检视这段结合贫雇路线进行干部整改的历史，对新时代践行群众路线与从严治党工作，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贪腐问题与贫雇农的政治翻身
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后，土地改革的浪潮向地主经济发起冲击，到1947年年中，太行区的土改已“达到相当彻底的程度”。[2](p198)地富几近消灭，贫雇分到斗争果实，经济上翻了身，中共理想的土改模式近乎实现。然而，在重新分配地主经济资源的同时，一部分干部与积极分子却开始利用权力攫取再分配带来的经济资源，出现贪腐现象。
以平定县柴家庄为例，该村农会主任贪污了粮食与煤窑，有的干部“干什么也要叫大家服从自己的意见，一不服从自己就不干，不愿群众去斗争”，[3]也出现了部分村干部与积极分子骨干结合起来贪污腐化的现象。[4]这些腐化干部的行为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当一些地区地富已经所剩无几时，群众对部分腐化干部的不满会更加凸显。当时身为工作组员在安阳执行任务的阮章竞③ 阮章竞（1914—2000），广东中山人。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7年北上太行山，曾任游击队指导员、八路军太行山剧团团长、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戏剧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随工作组进入安阳县。 记下了令他困惑的一件事：
我检查我的意思未讲透，是没敢明指出斗争中的牲口，都为（腐化）干部和积极分子占有了。我不明指出的用意，是想说明干部问题是农民内部问题，而不要认作为斗争对象，成了斗干部。这个意思的未谈透，就起了麻烦。我应当直截了当说出就是在干部手里。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干部和地富根本不能一样……本村地富已消灭，问题就在干部身上……就是指明在干部手里，同时也说明干部问题和地富不一样。说是容易，对群众说既不容易。这是个领导艺术，真是个大的锻炼。[5](p246-247)
阮章竞看到的，并非个别现象。对群众来说，地富的压迫与腐化干部的贪腐并不那么好区分，许多干部也知道，“成分与思想不能脱节的。但成分好也不一定没有地主富农思想”。[6](p22)贪腐问题解决与否已经切实关系到土改运动中群众的实际利益，即使刘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人也收到了来自基层的反馈：“沿途听到了许多我们干部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的自动性与运动的自发性的例子……六地委的同志，也不相信依靠现有的机构，能够普遍的很好的完成土地改革。”[7](p356)
出版近一百年后，该委员会的报告仍是震后研究的范本。由于当时对不同数据集的记录非常完整和仔细，目前研究人员还继续用现代分析技术来研究1906年的这次地震。
平定县一名工作组干部十分通俗地总结了农村中利益依赖的链条：“各种人都有依赖。比如妇女依赖汉子们，最下层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依赖会说会道的人，会说会道的依赖……干部，真正社会的最下层没有发动起来。”[8]在这一权力链条的驱动下，“会说会道”的群体率先掌握权柄，其中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在利益的驱使下贪污腐化。相比于地主富农的压迫，干部的贪腐和不作为对贫苦农民来说可能更为直观，平定县有一例：“马贵年老头子，清算时给他算14袋小米，但分配一袋玉米一袋谷二两棉花，分下一亩远地……想叫村干部给他分点近地，多分点粮食不用再讨吃了，结果没达到自己的心愿。他和农会主任要求了几次都被拒绝了……所以他见了人仍是诉苦。”[3]这样的情况显然背离了中共发动运动的初衷。因分配果实而翻身的“新中农”，本该是打倒封建的成功案例，其中却有一部分靠中饱私囊蜕化成“新贵”，催生出了阶级之外的不平等，有农民抱怨一些贪腐干部“想要啥就沾，老百姓不用想，世界上事铁耙也耙不平等”。[3]出现未翻身的贫雇群众被部分先翻身的腐化干部压制的情况，是中共决不能允许的。1947年下半年，中央决心解决干部腐化问题。
为总结《五四指示》颁布以来的工作情况，以适应新的革命形势，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此次会议从中央层面发出了结合土改进行干部整改的指示。会议对干部贪腐问题做了十分严肃的判断，刘少奇指出：“党内不纯，这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带基本性质的原因。党内不纯在一年土地改革中更加证明、更加暴露了。”[9](p386)既然党内不纯成为阻碍土改的一大因素，群众对腐化干部的斗争行为便得到了土地会议的认可：“干部党员贪污，自己要负责。群众最不满意。对公家用去部分，群众是能谅解的。最近群众主张先斗干部，后斗地主，原因即此。同时，我们要给群众撑腰，不然就要形成官官相卫。”[6](p31)
中共革命一贯强调阶级分析与路线调整。在这次土地会议上，刘少奇明确指出在当前抗战已经胜利，解放战争已经展开的局势下，阶级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故而阶级路线也要相应变化，统战的阶级路线理应转变为土改的群众路线。而部分翻身较早的干部，则因脱离了贫雇阶级、脱离了群众，出现了腐化。“推其原因，我们的老干部原来大部属于贫雇，可是翻身较早，现在一般均属新中农，或富裕中农了。”[10](p224)这样一来，彻底支持贫雇农民的路线呼之欲出，农民的民主权利，即政治上的翻身被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正如赖若愚所说，过去的运动只注意了“封建削弱的程度，而忽略了贫雇翻身的程度”。[10](p228)土改中农民获得土地与生产资料的权利，必须由相应的政治地位予以保障。全国土地会议将农民的要求归纳为四点，其中就有民主要求：“就是要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不受别人——尤其干部——的非法侵害。”[6](p13)将土地与民主归为“最基本的要求”，也暗合中共领导贫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使命。启发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阶段土改中，对党和干部进行整改的武器。
在“华大座谈会”上，工作组干部李某纲这样表述二地委会议关于“旧圈子”的意见：
旧的干部面临整顿，新的基层政权就应该建立起来。既然选择依靠贫雇的路线，就需要有以贫雇为核心的政权组织，这便是贫农组、贫农团及农会。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高度评价贫农小组的意义：“贫农小组的历史经验很多，作用很大。于何时取消，看看再说。但长期要以此为中心。这是共产党在村中依靠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6](p34)晋绥区农会更是发出政权由农会掌握的号召，宣布“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掌握政权”。[11](p380)
以全国土地会议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标志，新一轮的土地改革拉开大幕。同时，对干部的全面整改与对群众的全面撑腰双管齐下，放手发动群众以建立更加纯洁的群众政权以及大范围审查干部的信号被释放出来。
1947年底，在经历了二地委会后对旧干部的“踢开”、以穷引穷等一系列工作后，“华大座谈会”召开。“华大”是平定县下派的一支工作组代号，曾指导各村庄成立过贫农小组、工农委员会等具有基层政权性质的组织：“华大在过的这些村庄，一般都有了贫农小组，有的村庄有工农委员会，五区大部有工农委员会，工农会的性质与现在的新农会差不多。各村的名称都不一样。在工农会未成立前，有的叫翻身斗争委员会，有的叫贫农委员会的。过去各村的搞法是到村里找穷访苦，我到后进行个别培养，集体训练积极分子，成立贫农小组，小组培养差不多了，进行组织工农会，以贫农组为骨干。”[8]二地委会议承接全国土地会议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成立纯洁的贫农团成为重要工作之一。在成立贫农团之前，“旧圈子”，包括以上所说的贫农组、工农会等组织，被暂时“踢开”。
二、平定基层工作组对“踢开旧圈子”的讨论
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之后，运动的风暴席卷解放区，平定县自也不例外。在这场革命浪潮中，干部应该担负起领导责任，但部分干部的不纯问题已经被中央指出，紧接着的土改必然与整党结合在一起，这也代表着中共全面改造乡村社会的宏大志愿。
当部分农村干部队伍被认为已经严重不纯时，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依赖工作组。工作组作为中共非常规性的派出单位，自全面抗战以来成为中共政策贯彻与控制基层的重要手段，发挥的作用不小于任何一个在土改中建立起来的权力单位。1947年12月，平定所在的二地委根据上级土改精神召开了地委会议，会后，各县工作组干部回到所属县，带来了地委关于土改与整党整干的新精神。根据这一精神，平定县下达了“踢开旧圈子”的指示，以便组织起更纯洁的贫农队伍。
平定县下乡的工作组曾有两次工作座谈会涉及“踢开旧圈子”，分别是1947年底召开的“华大发动过一般群众村庄工作的座谈会”（以下简称“华大座谈会”）与1948年2月召开的“荫营工作组座谈会”（以下简称“荫营座谈会”），两次座谈会工作组成员们的观点有所不同，前者组员们大多表现出对“踢开旧圈子”的支持与拥护，而后者则以纠正与反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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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荫营座谈会”上，干部却都否认地委会议直接传达了“一脚踢开”的精神。工作组干部秦某说：“地委会议上报告整党和整顿队伍两个问题后，也提出过华大在过的地区是不是还要重新再来一套，可在旧有的基础上来进行。可以个别调整干部。有些小的毛病是改造教育，个别清洗、个别整顿。”[12]另一位干部张杰也说“二地委会议的精神，不是完全重搞”。[12]虽则此次座谈会以纠偏、反省为主题，不过以上两位干部说的，也传达出了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1947年11月底，毛泽东已经给各地下发了《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的文件，在中央高层事实上已经对土改中的“左”的现象有所警惕时，二地委的确不太可能直接发出过左的号召。那么二地委的精神如何演变成“一脚踢开”的呢？
发动群众进行整党，在党内早已有之。作为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法宝之一，群众对党与干部的批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它可以避免干部脱离群众，并有力唤起干部对群众的血肉联系意识。对此次干部腐化危机，刘少奇明确提出：“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来反对官僚主义。”[9](p387)在此精神的指示下，过去的组织都将受到群众的监督。太行区下达指示：“地主富农所操纵的支部，必须坚决的解散，就是一般支部，也必须完全放到群众中去审查，用群众的力量来甄别党员，改造党。不是两头撑腰，而是一头撑腰，必须把党完全放到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最有效的克服与防止脱离群众的倾向，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护。”[7](p240)晋绥边区也发出告农民书：“干部的好不好，是关系农民大家的事情。因此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11](p379)
上荫营分五个小村，原来各村只有贫农小组没有集中的领导，开始研究踢开旧圈子（工农委员会前的工农会），成立贫农团，第一次贫农大会干部不参加。根据二地委精神（二地委会），工农委员会是极不纯，不能领导平分土地，踢开旧圈子后成立贫农团时是以苦引苦，以穷引穷，比穷，比历史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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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委会关于“工农委员会极不纯，不能领导平分土地”的论断，与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对“党内不纯”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二地委会议应当没有直接传达“一脚踢开”的精神，这一点在其他村庄的工作队员的叙述中也得到了证实，组员康某就称小西庄的平分土地“是在旧基础上进行整理的，可是对过去的要进行检讨”。[8]但除了小西庄，其他绝大多数村庄都将旧圈子踢开了，即使是小西庄，也经历了对旧干部的严肃整顿。可以推测，二地委应当给予了下级干部一定的弹性，即在平分土地与推翻封建能够顺利完成的情况下，在旧基础上进行整顿或者“踢开旧圈子”，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多数的干部做出了与李某纲一样的结论：“经过工作组讨论，一致认为是踢开旧圈子好。”[8]
需要注意的是，“杀口得”也不能和“多”、“寒”等搭配使用，与“病”相搭配时不表示“病得很重”，而直接表示“病死了”或“病故了”。
张某的反省与秦某如出一辙：“二地委会议的精神，不是完全重搞，自己想到区里可能有些具体的布置吧，但也没有……贫农组工农会的不纯，经过各堡反映情况后感到就是毛病不小。认为就得重新搞，思想上就接受了。当时认为自己考虑是不对的，因为荫营工作上有缺点，发生了些毛病，就得重搞。”[12]张某的话更能体现他的思想变化：在小区各堡的会议上，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是严峻的，给工作组干部们以确实“有毛病”的印象，从而让工作组领导认为必须重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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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贫农团的同时，对干部的民主审查也随之开始。为唤醒群众的积极性，揪出坏干部的毛病成了审干的重头戏。在工作组的撑腰下，贫农进行了大胆的诉苦。审查过程当中，一些行为确实恶劣的村霸被揪了出来，例如被斗争的平定县老虎沟村前工农会主任兼合作社主任，过去是穷人，但“贪污很厉害”，借助斗争之便“有了牲口，生活也好了”；还有冯家庄的原副主任王保来，虽说是个穷人，但“当过村霸”，“群众对他不满”。[8]这场推翻坏干部压迫的运动，利剑指向的就是腐化干部的历史过错，村霸与“新贵”被打倒，将运动推向高潮，也取得了震慑干部、发动贫雇的效果。
尽管事后干部都承认地委会议的精神并非完全重来，但地委有整党整干的指示精神却是事实，带着这样的精神回到县里，很可能产生先入为主的判断，张某也承认“当时把二地委查阶级，查成分机械地搬到平定农村里来”。[12]相应的，各小区各堡搜集到的材料，难免是问题查处越多越好。如1948年1月，四区干部给上级的汇报：辛典村贫农团组织失误的原因是工作组干部“依靠了旧的一套”；曹家掌村贫农团内部闹矛盾的原因是“贫农团不纯洁……吸收了十三个干部”；阎家村“群众要回被扣的石头地主”是因为旧工作组有问题，让地富“坏蛋”混进贫农团。[13]不难看出，四区干部为这些问题找的原因，都暗含“旧的一套有很大问题”，这反过来又加深了上级关于“旧精神、旧圈子是有严重问题”的印象。与此同时，对地富的斗争也正如火如荼进行。中共一向强调路线的正确性，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说的很明确：“在党内要分清界限，坚持正确路线，要把党员思想分清，没有中间立场，要就是中央路线，要就是地主富农的路线。”[6](p22)在这种情况下，秦某与张某这样的工作组干部选择“踢开旧圈子”，能够最大程度坚持正确路线，避免被旧的错误路线影响。如此一来，他们也完成了从“不是完全重搞”到“就得重新搞”的自我说服。
另一方面，尽管旧基础在这个阶段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斥，但农民对旧干部的态度从来不是一味反对。旧干部虽然被排斥在第一次贫农大会之外，没有选举权，但依然拥有重新进入贫农团的被选举权。如韩树山在“华大座谈会”上说的：“过去的搞法是许多的毛病，但不能否定一切，确实过去这一段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程度，当然也不能否定过去的缺点，经过斗争，干部一般是好的，经过大家的审查，有的参加了贫农团，有的又当了贫农团的代表，我们对过去的旧基础应以分析的态度看问题不能看成一样，我们是否定了组织，对好的还要，对不好的就不要，将组织完全不要是不妥当的。”[8]这事实上能够体现基层工作组成员对辩证法的运用。在阮章竞所在的村庄中，村长检讨很诚恳，也没有许多腐败变质的举动，贫农们对他没有特别大的意见，阮章竞也称“他重新被选上的可能性很大”。[5](p285)旧基础虽说被踢开，但依然有部分能被贫农团所接纳的旧干部。李某纲虽然说过，新的贫农代表“没有一个旧的”，但在审查工农委员会时，“撤职了五个干部，留下四个委员”。[12]这样主流是踢开，但又对部分干部有所保留的情况，给了工作组干部事后反省和改正的余地。
干部秦某回顾了荫营座谈会上决定“踢开旧圈子”的情景。他以为从地委会议回来之后，“县里也先开两三天会讨论讨论，那些村如何做，结果也没有讨论，直接就分小区了”，并且在没有充分讨论研究的情况下，县里就开了着手党干整训的会议：“第二次开会把各个堡情况汇报了一下，提出了‘旧的精神’和‘对党员的压力不大’两个问题，不分石头，① “石头”指对农民群众有欺压行为的人或事。 单在支部上来个压力是不妥当的。第三次会议贯彻了个精神‘踢不开旧圈子’不行，华大培养的党员，不能参加贫农团。”[12]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虽然地委没有“完全踢开”的精神，但经过了县里的两个会议，却发现给旧干部的压力确实不够，旋即贯彻了“踢开旧圈子”的精神。在谈及他自己的想法时他说：“当时吾感到是把在分区所提的在旧的基础上来搞的问题放一边了，但对问题认识也不是肯定的，对的正确的，所以只有上级着怎么做就怎么做。”[12]
在干部整改精神的指示下，“踢开旧圈子”的气氛迅速升温，对“旧组织”的排斥一度到了十分激烈的地步。这一现象并非平定县的特例，薄一波在总结晋冀鲁豫地区“左”的问题时，用“空气”一词作了精辟的评价：“领导上必须有确实把握，才能正确的掌握政策。否则，稍一不慎，就会为莫须有的“空气”所左右……如果从成分上来看，冀鲁豫的党，是相当纯洁的，但亦为空气所压抑，也到处找地富成分，找地富操纵的支部，结果走到一脚踢开老组织不要。”[10](p249-250)
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在上级没有只提供“踢开旧圈子”一条选择的情况下，多数工作组选择踢开旧圈子的行为其实有着许多潜在动因，不能单一地用上级压力与“空气”来说明。“在旧的基础上个别整顿下那队伍早整顿好了”，毕竟是秦某在纠偏之后的后见之词。“踢开旧圈子”作为全面贯彻群众路线的一环，若不能将其与贫雇的进一步翻身与贫农政权的建立联系起来看，就难以全面地把握这次乡村权力更迭的逻辑链条。
三、干部整改与组织贫雇政权的内在联系
如前所述，上级定下“选择贫雇”的基调，乡村政权面临重塑。对基层工作组的干部而言，组建更纯洁更强大的贫农团依靠的是全国土地会议后全新的贫雇路线。正如赖若愚所言，腐化干部的上台，“是以上级委派或支部委派的资格出台的，不是以贫雇代表的资格出台，他不是有意识地代表贫雇利益，也没有一个贫雇组织或其他群众组织监督他支持他”。[10](p239)华大工作组成员对此印象深刻，陈某说：“（过去的）工作方式方法是在过去找穷访苦，选择积极分子，只是我们自己去找，自上而下的选择的是少数的人，不是大批的，不是群众找而是我们封的，群众不一定认为他们是积极分子。”[8]就连贫农组的主席团主任寻访穷苦的工作也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荆XX（贫农组的主席团主任）那时是找几个穷人进训练班，只招一团团，进行慢慢的培养训练。”从这个角度来说，贫雇政权的建立，是发动一场新的权力实体对旧的腐化的权力进行的“翻身”，如陈某所说：“河底（村）是新党员（发动群众后介绍入党的）都参加贫农团，过去的旧党员未当过干部的也可参加贫农团，其他当过干部的一律不要。”[8]这想必也是“踢开旧圈子”的一大动因。
贫雇农的组织并非此次土改首创。中央苏区时期各地就曾普遍建立过贫农团进行查田工作，且权限很大；土改初期，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基层农村也建立起了各种农民组织，如平定县华大工作组建立起的“贫农小组”“工农委员会”等。[8]这种组织是中共践行“群众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拥有大权限的贫农组织一般拥有两种权力，一种是审查权，包括对成果分配、阶级划分的审查以及对政府干部的审查与监督；另一种是选举权，即选举与撤换运动领导机构的干部与成员的权力。这两种权力一旦得到认可并获得工作组的切实支持，其影响范围可以延伸至土改运动的方方面面。
1947年10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其中规定了农民组织的权力：“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14](p422)这样一来，农民代表大会以及更为核心的贫农团大会及其委员会在土改中即拥有了极高的权力地位。中央工委据此给晋冀鲁豫也下达了更为明确的指示：“在目前土地改革期间，应由无地少地农民组成贫农团，再由贫农团大会选举贫农委员会（可不叫贫农小组）。”[14](p430)
(2)试验梁跨中挠度和支座处结合面滑移：均采用位移计。在梁端支座处布置一个位移计，用来测量支座处结合面滑移，试验梁跨中处布置一个位移计用来测量跨中挠度。
贫农团的建立，是伴随着民主整党一同进行的。对旧基础的整顿与组织贫农团不是单纯前后相继的工作，呈现的是相辅相成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1948年2月5日，薄一波向中央建议：“应使土改与整党及建立从村到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运动相结合……在群众意见下处理坏干部、坏党员。”[15](p60)由此可见建立基层的群众政权与干部整改的内在联系，这也是结合民主进行整党的一大要旨。按照李某纲的说法，首批被找出的老实贫农成为核心群体，被首先告知整党和平分土地的事宜，随即组织贫农大会，“将过去的贫农小组踢出去不少……后开中贫农大会，讨论要不要工农会的干部，经讨论撤职了五个旧干部，留下四个委员（成分是贫农三个，中农一个），撤职后取消了工农委员会，进行了选举，选出贫农临时代表11名，名字就叫贫农临时代表会”[8]康某也叙述了相似的步骤：“开始先审查干部，大家都认可没有大的问题。只是提了提意见，后才团结到一块，成立了贫农团大会，清洗了旧干部，现在贫农团，共425人。（因543人有40余人不在家，有50人左右不好，贫农团不要它们都未参加）。”[8]这符合中共高层将群众民主与民主整党相结合的规划：“必须把干部放在群众的监督与支持之下，使他不感到孤立，使他自觉的依靠群众而不是依靠上级。将来有了贫农团、农代会，这一问题便可以解决……必须有民主制度的保证，使群众能够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能够支持干部，监督干部，批评干部。”[10](p240)
综合前人的研究与本人理解，本文将大学制度文化定义为：大学规章制度本身及其内在价值体系、组织运行机制和制度执行过程中所蕴含的文化的总和，它是大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综合体，这个综合体包括制度意识、制度价值、制度理念、制度传统、制度经验、制度习惯、制度规则、制度条例及制度执行文化等。
被“坏干部”困扰的阮章竞，一直在组织贫雇的工作中寻找解决干部问题的方法，他记录道：“（三月十号）晚上参加联合的小组会，群众问题争吵不休，问题集中在如何叫干部把多占的和贪污的果实拿出来，和以后的干部怎办？”有人提出要“对撤换干部来个紧箍帽”。阮指出：“‘紧箍帽’是个好办法，但帽在哪里？”[5](p255)从这一天开始，如何有效地给干部带上“紧箍帽”成了他一直思考的问题。十天后，他在贫雇大会上谈道：“近十来天群众提出的翻身与民主要求，完全正确。”[5](p252)并着力启发贫雇关注干部问题，再次提及“紧箍帽”：“谈到思想上的问题，从不敢当家到如何叫拿东西（叫干部），到管理干部的金箍帽问题”[5](p252)在阮章竞眼中，唯有成立贫农团等农民组织，并为翻身贫雇及时的权力的撑腰，才能够真正做到给干部带上“紧箍帽”。他写道，为让群众对干部的处理足够放心，且让群众摸清前途、锻炼群众的民主生活，“提出串通旧新翻身户，准备成立贫农团，作为行动的准备阶段”。[5](p251)在贫雇大会上，他也是从“紧箍帽问题”，引到“贫农会、代表会”上。[5](p252)
然而，在贫农团筹备阶段，干部问题仍然是困扰他的一片阴云。1948年3月25日，阮章竞在笔记中检讨了令同志们感到“无法下手、苦闷”的情况：“大家都提出在这几个关节上出了毛病！一个是提贫农团的筹委问题，一个是群众对我们失望。一个是对我们不相信（对整干部）。……群众对这几件事有一件，对干部问题不蹬底，怕他们仍当干部，将来报复。”[5](p254)在平定县百里之外的安阳，如何处理旧基础，同样也是工作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经历了3月25日的苦闷，阮章竞对自己的思想作了反思：“昨天研究了前天晚上的情况，觉得工作中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个是对老基础，对干部和支部问题，因为我思想上多少存在宗派情绪，强调了改造方针（当然这是对的）而忽视了群众的意见。”而后，他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定重新说明对老基础的态度：停止干部职务，成立大组长（即组长联席会）……只留抗勤、生产等委会（这些都是非党员），民兵组织，由我们派人专门领导。”[5](p255)至此，阮章竞初步解开了自己此前提出的困惑，即如何向民众解释坏干部与地富不同的问题。同时，他也做出了与平定县华大工作组相似的举动，停止了老基础的工作，以促使农民放心大胆地组织贫农团。
如此一来，政治上对腐化干部的翻身斗争的思想就明确起来。在一次讨论会上，阮章竞与群众提出了“没翻好身该怎么办”的问题。他的启发方式能够明显地表现出对部分旧的“坏干部”翻身的运动路径：“大家说，要打通思想，我提出这样很对，可是群众说没翻身，向谁来要土地填坑呢？向关老爷？大家都笑。张喜仙提出，向贪污多占的人。我问那是谁？她说‘谁？坏干部。’这就把土地问题解决了。”[5](p260)
3.1.5 膀胱内气体爆炸 爆炸需要可燃性气体与氧气按一定比例混合，可燃性气体产生于电切或电凝组织过程，通常聚集在膀胱顶部，氧气则主要在负压冲洗时由空气中带入。临床报道中爆炸多发生于负压冲洗后或可见膀胱内气泡而未排出，直接诱因多为对膀胱颈口或前壁肿瘤(接近膀胱顶部气体)进行的切割或止血操作[18]。
由此解决“坏干部”的路径便逐渐明晰，即暂时将“旧圈子”踢开，以使群众放下心理包袱，调动群众斗争情绪从而建立更为纯洁的贫雇政权组织，再利用贫雇组织进行审查与整改干部。从这个角度来看，“踢开旧圈子”也是为组建更为纯洁的贫农团以及从心理上争取群众的考量。“旧基础与旧圈子”的问题，如同盘根错节的藤蔓缠绕在贫农团的组建这根枝干上。群众的心理活动以及对运动的回应，也会对土改工作的具体展开产生影响。例如阮章竞的工作，并没有超出中共高层定下的框架，但是直接面向群众的他，依旧为群众的想法所影响，他自己也承认，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思想落后于群众”。[5](p249)
中共高层十分清楚，贫雇农领导权的树立，必然不会一帆风顺：“领导权要由贫雇农掌握。斗争是不可免的，但必须好好说服，取正确方式，不要妨害团结。有村干部挑拨贫农与中农之团结，共产党员不能如此做。若如是，一律开除党籍。因为这是最危险分子。”[6](p33)关于视情况暂时先将旧组织解散以确立贫雇农领导的做法，中央工委曾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出过指示：“关于树立贫雇农在土改中的领导问题，可在法律上规定许多办法去保障。例如：解散旧农会及工、青、妇、民兵等组织。旧干部的审查撤换与处分及新干部的提拔，以及定成分，各种组织会员的介绍……均须先经贫农团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农民大会讨论通过。”[11](p383)由此看来，为贫农团保驾护航而解散旧有组织的做法可谓是有例可循。平定县的李某纲也认可：“踢开旧圈子即能进行诉苦了。”[8]
看来阅读的兴趣、阅读的习惯、阅读的价值观、阅读的感受和体验构成了阅读品质的主要要素。培养小学生的阅读品质就是要从这些要素入手，加强对学生的培养。
1948年初，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已经谈到了土改问题可不必推倒重来：“老区土地早已基本平分，而不要再来一次平分，也不要人为地去组织领导一切的贫农团，只要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实行土地调整，即可完全解决土地问题。”[13](p83)从讨论内容上看，荫营座谈会，是在纠偏的精神下进行的，中共十分强调思想上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既然座谈会强调纠偏，干部们着重反省过“左”行为也很容易理解。但两次座谈会上干部们观点的反差仍旧值得探讨。
福建省局各相关业务处室、行政服务中心、认证审评中心加强了对对下放设区市局和授权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厦门、平潭片区管委会实施的审批项目的业务指导和培训，提高了基层业务人员的行政审批和服务工作水平，优化了监管人才队伍结构，并提高了生物医药监管人才队伍的自律意识，保证监管人员在监管过程中依法使用自由裁量权，切断罚款与监管的利益关系，杜绝收贿受贿现象。
四、贫农团的问题与纠正的到来
在土地改革当中，民主翻身与干部改造相结合，是中共改造乡村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在基层，对腐化干部斗争的呼声明显高过对党员干部的治病救人，不止平定县出现了这种情况，韩丁记录下的张庄，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侯队长一再强调说，坦白交代，改正错误，决心为人民好好服务的人，前途是光明的。虽然他强调了“过关”的两个方面，但在党员心里留下的主要东西，是要他们为村里翻身不彻底的局面承担责任，接受批评，低下头来。许多人认为即使他们坦白交代了，也永远过不来了关。[16](p375-376)
这种情况，想必是广大基层干部与群众心理的真实写照。在这种心态的笼罩下，难免发生党员心态消极、群众寻求报复的情况，乡村党支部的政治生活和党员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如平定县岳家庄党支部自“工作组下乡以来，开三次支部会，以后就解散了！全支部党员五十余天没有过组织生活！”[17]由此可见，工作组接管领导工作后，迅速推进了土改工作，但支部的改造和教育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对这一点，阮章竞也有体会。1945年5月5日上午，阮与同事学习了太行区委关于纠“左”的指示，他感到“在整党问题上，虽然方针是改造，但在做法上有几件事是不妥当的：一是停止干部职务，二是这次的拿东西出来。这都刺伤了干部和群众的情绪。”[5](p297)此外，新产生的一部分贫雇干部中也出现了动机不纯、膨胀腐化的情况。这场运动中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从整干的角度来说，工作组作为超然于乡村权力之外的团体，手持贫雇翻身的剑柄，确实揪出了一批贪污腐化的坏干部，也震慑了基层党员。如武安地区的总结提到的：“整党后，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出了气，党员干部除承认错误之外，又自动提出给抚恤费或帮助一部分劳动，群众感到这样自己解决比送人民法庭也并不坏。”[10](p150)然而，贫农团无法成为常设性的行政机构，它难以弥补旧政权被破坏后的管理空白，反而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进入春季，农忙季节已到，在大多数地区，也多是工作组干部在筹划与领导农忙的生产。如阮章竞所在的地区，平分工作与麦收时间冲突，“大家感到麦收前搞不完，搞完就会粗枝大叶”，最后经讨论，依旧要依靠工作组“留下人继续在麦收后搞平分”。[5](p299)这也使得恢复与加强支部领导迫在眉睫。
1948年2月和3月初，毛泽东连续就土改宣传、工商业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做出指示，强调要反对“左”的倾向。虽则重点仍旧在整党，但更加强调党支部在民主建政当中的领导作用。同时，整党也更加重视对党员的“治病救人”，如晋绥分局所指示的：“在党内使干部不怕批评及群众的审查，并且给干部以出路，绝不是党内取消对地主富农思想的批评放弃清除党内暗害分子的政策，和取消群众审查干部的权力。而是为了使一切赞成土地改革的干部，获得为党努力的机会。”[11](p398)
在纠偏精神的指导下，晋冀鲁豫解放区从1948年初开始，做出一系列举动：
今年一月，中央局在继续研究了全区的基本情况后，指出老区、半老区的土改，已经彻底完成。广大农民的要求，已经不是继续土改而是生产发家，和民主建政……老区、半老区不再平分，不成立贫农团。二月底召开了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根据中央决定，结合本区实际情况，仍强调纠偏、生产、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团结各阶层人民，发展生产……四月初召开了第二次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检讨对二月会议的执行的情形。此时，各地情况均有好转，会议又批判了某些地区在整党中“一脚踢开”、“一律排斥老组织”的错误做法，确定了经过支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党方针……四月底公布了太岳、太行生产、纠偏的指示，公布了端正工商业政策的指示。[10](p247)
在上级纠偏精神的指示下，平定县委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工作组、党员干部与农民代表齐聚开会，这才将思想逐步打通：“最后大家争论意见一致了，党要领导贫农团新农会，党是好党，混进坏人来啦。”[18]
另一方面，冬季结束，春耕到来，生产工作的优先级上升，结束土改平分的工作，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干群关系亦需要做适当的调整：“春耕到来时，则以生产为主，停止其他一切工作，督促村干和党员在生产中立功抵过，以改善自己与群众的关系，普遍地召开了村干会议、村干训练班，进行了生产、纠偏端正政策的教育。五月又明确决定在土改已经彻底的二千万人口的地区中，公开宣布土改已经结束。”[10](p247)
在此之后，干部整改与土改工作基本脱离，对党支部的整顿重点放在了领导结束土改工作与春耕生产上来，如太行区党委总结的：“当前的运动是在结束土改与整党相结合的基础上普遍的开展起来的。”其布置工作的目标也是“为了争取绝大部分村庄的结束土改与整党工作能在农忙之前完成。”[10](p253)这一场土改与整党交织而来的运动风暴，也告一段落。
五、结语
全国土地会议拉开了新一轮整党整干运动的大幕。此次运动最激烈的环节只持续了数月，拉长眼光看，也不过是中共革命中连续不断的群众运动之一环，然而，这次运动还是在中共历史上有许多特殊之处，而且特殊性中，何尝又不在透露中共革命中的普遍性。轰轰烈烈的运动过后，总能留下诸多可供咀嚼之处。
在我国，一些地名或建筑物的名称就是用汉语拼音直接翻译的。这种现象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外国人也能够接受。例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在英语中一直采用Qianmen Street这个称呼，物资大厦就可以翻译译为Wuzi Hotel,中国计量大学可译为China Jiliang University，吉林建筑大学Jilin Jianzhu University，这样的音译法可以体现这个专有名词的特点，也不会由一个英语单词限定了它的含义。
中共土地改革，以推翻封建地主统治为要旨，亦以发动广大群众翻身为目标。经济翻身与政治翻身交织，是中共翻身理念的一大特征。而在土改工作的不断推进中，一些在土改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干部掌握利益分配的权力后产生腐化现象，妨碍着其他农民群众的翻身，以确保贫雇群众政治翻身的干部整改运动随之展开。
总体来看，在1947—1948年的这场整党整干运动过程中，中共通过群众民主的方法，有效清理了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切实实现了对基层干部的整顿，对后来的干部，也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实现了由统战政策向阶级斗争路线的转变。另一方面，为了配合土地改革的阶级路线，新的贫雇组织被要求建立起来，整改旧的干部基础与组织新的贫雇政权自然融合在一起。贫农团的组建，是中共更新基层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体现着全面改造乡村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宏伟愿景。
在运动发起的过程中，中共干部表现出一贯的高效率，在中共强大的训导力量下，工作组成员尽力弥合中央原则与实际情况的差异，短时间内将运动推向高潮。然而，快速推进的运动进程也会产生相应的问题。政策的下沉要求与基层的复杂性的矛盾，既考验着高层政策制定者，亦考验着基层工作组。另一方面，在中共的动员体系当中，革命道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由于这一时期革命形势迅速变化，新的阶级道德难以固化进乡村社会，阶级教育与价值标准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基层政权难以定型。正由于上述原因，很大程度上，村政管理仍然由非常规性的工作组掌握，乡村社会展现出一方面动荡变化、一方面又上下一致的局面。在往后的岁月里，中共将进行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如何做到既心手合一又收放有度，是这个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政党仍旧需要面临的考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河北省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Z].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3]平定县第七区柴家庄土地改革典型调查（1947年3月15日）[Z].平定县档案局藏，革命历史文件-1947-54-3.
[4]关于土地改革中经验与斗争的会议记录（1947年6月7日）[Z].平定县档案局藏，革命历史文件-1947-52-4.
[5]阮援朝.阮章竞太行山笔记手稿四种（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7.
[6]全胜.李尔重笔记摘抄[Z].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2017.
[7]《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Z].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8]平定对华大发动过一般群众村庄工作的座谈会[Z].平定县档案局藏，革命历史文件-1947-52-6.
[9]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档案馆.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Z].未公开出版，1983.
[11]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12]荫营工作组座谈会记录[Z].平定县档案局藏，革命历史文件-1948-75-7.
[13]致坚定同志四区工作情况汇报[Z].平定县档案局藏，革命历史文件-1948-75-1.
[14]《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Z].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15]薄一波.薄一波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6][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17]岳家庄关于整党问题的报告[Z].平定县档案局藏，革命历史文件-1948-45-1.
[18]平定县委会土改材料汇报[Z].平定县档案局藏，革命历史文件-1948-55-1.
中图分类号： K269.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5-0087-10
作者简介： 金伯文（1993—），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孔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