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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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对话”,不仅是指通过类比寻找二者之间某些共同和相似之点,或者一般地对它们进行某些内容的比较,而主要是指通过探索二者之间存在的某些共同意义可相容的内容,寻找在研究对象、思维范式、研究方式等重要问题上相互间的可能启发和借鉴,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的真正对话,首先需要辨析的是,是否存在这种对话的基础?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是否存在着共同或相似的理论目标和哲学史意义?

过去很长时间,人们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绝对对立起来。这种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二者产生的理论指向和目标的评价上,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实现了哲学史上从旧的形而上学向辩证唯物主义的变革,而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则是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的倒退,有的论者即使指出了它力图“超越”唯物唯心的特征,也认为其根源是因为这些现代西方哲学家们既要贯彻唯心主义路线,又要竭力避免同自然科学相冲突。

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是在基本相同的西方社会条件和理论背景下产生的。从理论背景说,17世纪以来在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本体论上以探究世界的物质或意识为本原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认识论上以从思维的内容或形式方面来确定认识可靠性的经验论与理性论。尽管在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持这两种立场和态度的不同哲学家存在许多差异,但他们表现了一种共同的思维特征和传统,就是将思维和存在、心灵和身体、主观和客观看作是彼此独立互相分离的。理性主义者把人的理性看成与人相分离的抽象而万能的原则,用它来把握处于它之外的客体世界的图景,推论科学知识,建构哲学体系,走向了思辨的独断的形而上学;经验主义者强调认识开始于经验,但或者认为从经验只能知道各种经验知觉之间的关系,所谓外物不过是知觉的组合,停留于纯粹的经验主义,或者虽然肯定外部世界的存在,却并不了解经验如何能沟通和实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统一,把客观世界看作与人不相关涉的超越的自在存在,陷入抽象的自然主义。无论是纯粹的经验主义还是抽象的自然主义,都在意识和外部世界之间立起了一道隔离的屏障。康德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并且试图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将哲学研究的中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一方面提出以自在之物和主体的思维形式作为认识的两个前提和源泉,同时又提出和论证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将主体和客体结合了起来。他实质上提出了这样的深刻问题: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应是认识得以可能、认识论理论得以建立的必要条件,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认识对象形成的过程。康德所谓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实际上已涉及到了研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构成和被构成的关系,这个问题后来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的研究课题。但是,由于康德设置了两个认识前提,在他那里,主观的思维形式和客观的经验内容互不相关,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各自独立,由此而走向了二元论和不可知论,使得他最终没有能够正确解决自己提出的问题。黑格尔虽然辩证地解决了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回答了康德的问题,但他的解决完全求助于主体能动性、“绝对观念”,其实是把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消融在意识内部。费尔巴哈力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统一,却又取消了主体能动性,回到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因此从根本上说,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特征和传统依然牢牢地纠缠着德国古典哲学家,它已使哲学的发展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困境之中。

近代哲学上述思维特征和传统的根源何在?有二点是可以指出的:

1、心理主义的原则。所谓心理主义,是指将认识论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把世界区分为(人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人的(内部)意识世界就象一所带有墙壁和楼层的房子,是人的全部体验的寄居地,被称为“心灵”;心灵能确定人的体验之界限并将它集中于该界限之内。心理主义由此为哲学家们制造了一个永恒的认识论难题:人如何走出这个自身的心理世界去获得关于外界的可靠认识呢?心理主义又是与生理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理主义主张只能依靠经过感官和周围神经系统这类途径,以及它们所获得的刺激程度来接受和传递外界信息。这样便极易造成如下两个错觉和结果:一是将感官视野所涉的范围放大为整个世界,限制了对外部世界感觉的丰富性,同时因为难以从心理学上解释上述认识论的难题而使感觉经验成了隔离主观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屏障;二是混淆意识的判断行为(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和判断内容(作为逻辑学的对象),以判断行为的主观性消融判断内容的客观性,否认自身意识的经验感知和判断内容具有客观存在的特征。这实际上也就是把意识的感知和判断内容的“为我存在”与被感知和判断对象的“自在存在”区分和对立了起来。这一点,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对心理主义所做的批判是值得我们认真体会的。

2、主体实在论的原则。近代西方哲学对古代和中世纪哲学的超越,突出表现在推崇和弘扬人的理性。无论是17-18世纪的英法经验论和唯理论,还是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都从人和人所具有的认识能力即主体性出发,去讨论人和他所面临的对象之间也即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许多人甚至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质,以理性作为审察和评判一切的标准,与古代哲学的直观性和素朴性及中世纪扼杀人性和理性的经院哲学相比,无疑极大地推进了对主体认识能力及认识方法的研究,推进了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近代西方哲学家们视野中的人,不是作为简单的自然存在物就是作为抽象的精神存在物,人的理性、主体性,也被看作是一种反思的对象而成为与其它对象一样的独立实在,从而将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看作是两种彼此分离的独立实在。这种具有独立实在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自我),成为近代经验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前提。

因此可以说,心理主义—主体实在论的原则是决定思有、心物和主客分离这一特征与传统的近代西方哲学思维范式。在这种思维范式的支配下,哲学的课题是以思有、心物和主客分离为基础与前提,用人的主体能力(经验或理性)去把握客观世界,建构形而上学体系;哲学的视域是探究和建立主体对于在它之外的对象的认识关系,由此而实现了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折;而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则被看成是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独立存在的实体。

摆脱近代哲学发展的矛盾和困境的出路,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超越这种思维范式进而克服由它所决定的近代哲学特征和传统。这正是西方哲学继续发展所面临的基本课题,也是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折的主要标志和真实意义。从哲学史的逻辑和历史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恰恰是在对近代哲学思维范式的超越和突破中产生的。由此可以明确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面临着基本相同或者说相似的课题,二者当时的理论目标是共同的或是相似的,这就是要以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解决思有、心物和主客的关系,推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这种基本相同的哲学课题和理论目标,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运用新的思维范式超越传统哲学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体现了在哲学发展史上具有某种共同的意义。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意义,便是今天我们讨论加强二者之间对话的基础;但它们对近代哲学的矛盾和困境的解决,又有着重要的差别,这种一致性和差别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它们在超越近代西方传统哲学过程中的真实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在超越近代传统哲学过程中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以及所体现的某种共同的哲学史意义,主要可以从下述几方面进行思考和把握:

1、关于哲学课题和视域的转变。现代西方的大多数哲学家及其理论都反对并力图超越近代西方哲学那种思有、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按照外国一些学者提出的通常也为国内哲学界所接受的一般区分,这种超越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倾向。科学主义坚持以经验为哲学的对象和知识的基础,拒斥超经验的形而上学,其中一些科学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现代数学与逻辑的方法作为哲学的方法,使哲学理论及其方法论自然科学化,另一些科学主义者则把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和重点转向语言学,以语言哲学取代或等同于哲学;人本主义坚持哲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的自我意识),主张哲学的方法不是观察、实验、逻辑分析,而是前反思的内心体验、存在的现象学直观或语言学理解。两种倾向的理论内容错综复杂,互有交叉,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通过解释学的和语言哲学的研究表现出合流的趋势。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人本主义及其内部的观点有多少差异,但都已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唯物唯心、可知不可知之争,而是力图回避或超越这种传统争论;也不再集中于论证(超经验的)本体世界的存在,而是把外部自然界的自在存在作为哲学研究(不言自明)的前提,将重点转向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及与人相联系的对象世界。它们并不否定客观自然界的自在存在(这一点近代主客观唯心论者亦是如此),也不否认客观性,而是认为只有与人相关联的世界对人来说才是有意义有价值因而才是现实的,没有与人发生牵涉关联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则是自在的、非现实的对象世界,所以是无意义的虚无的,如萨特所表述的,客观性概念自在地包括人和事物的原始关系及他在世界中的地位,科学的客观性在于考察人介入世界之后诸对象间形成的关系结构。这表明,现代西方哲学的课题和视域已从建构抽象的形而上学体系,追求终极意义的基础、本体,转向注目于和人相关联的客观世界,关切人类自身生存的客观基础、关切人的现实生活。

这显然也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出发点和方向。马克思哲学产生的理论标志正是在于,吸取了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时把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这一合理内核,进而从人的存在方式即感性的实践的活动出发,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彻底颠倒,将哲学的课题和视野确定在研究人的现实存在和发展,以实践为中介的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与交互活动。

2、关于主体与对象关系问题的转变。近代西方哲学主要是从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离出发,论证前者对后者的把握和认识关系,现代西方哲学课题和视野的转换,同时也使这种把握和认识关系不再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论证的重点,就是说,现代哲学已不是如近代传统哲学那样以认识论为中心了。科学主义思潮固然如此,其中有些流派拒绝讨论经验以外的问题,另一些流派专注于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研究哲学问题。人本主义思潮更不例外,它不但将传统理性哲学的主体与对象的认识关系排除出哲学讨论的视野之外,而且将这种关系转变为显现和构成关系。叔本华、尼采等早期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认为,人不会同所谓世界本身即自在世界发生关系,而只与和人相关涉的实在世界发生关系并生存于其中,这样的实在世界是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其意义由主体(意志、本能)赋予,它对人所呈现出的现象实际上是主体加工改造的结果,是根据主体的需要和作用而显现与构成的。这种主体和客体之显现和构成关系,在胡塞尔和萨特那里得到了系统而细致的描述。胡塞尔运用建立在直接直观基础上的特殊的现象学方法,分析(主体)意识的意向活动和意向结构,区分意向相关项,从而揭示出:对人显现出来的客体是通过意识的意向行为所构成的,这个客体的意义正是意向活动所赋予;萨特走着同样的道路,他区分了自在和自为,以反思前的我思为核心,通过其意向性建立起二者的统一关系,强调只有同自为相关的存在才具有(现实)意义;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把存在与语言密切联系起来,主张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拥有世界,世界也只有进入语言并通过语言的理解才具有意义,而世界对人显现的不同意义,则完全是由人对语言的不同使用所决定的。

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之间具有的类似性和可相容性。在马克思看来,“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们的意识”,人通过自身的能动活动、实践认识和改造周围环境,使之成为适合自身生存的现实世界,人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又是在创造一个对象世界,这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种“改造”和“创造”,一方面表现在,通过主体的理性能力揭示、整合所面对的自然和社会现实(其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人类改造的结果),形成知识系统和科学理论。这种知识和理论既成为人在活动中理解自然对象并将它建构成现实客体的基本条件,又通过内化为劳动者的智力、技能诸素质和物化为表现技术进步的劳动工具等方式而成为更有效地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改造实在世界的手段;另一方面表现在,人通过改变自然的活动,在客观对象中实现着人所特有的目的、意志、情感和价值观念,建构起一个属人的意义世界,使“人化自然”打上了主体的烙印。

3、关于主体自身意义的转变。如前所述,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认识论的转折,与此同时却将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看成是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独立存在的实体。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派哲学家一般都在肯定人作为物质或精神之存在物的前提下,强调人作为主体及作为主体的自我之意义,在于它趋向于对象的活动性和实践性,它超越的意向行为和构成能力。换言之,他们不是把人理解成理性的存在或自然的存在,而是理解成超越性的、创造性的活动和过程本身,主体、自我是自由、自主、自为的。回顾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存意志或权力意志,柏格森和弗罗伊德的生命冲动或无意识本能,以及现象学运动中从胡塞尔的意向性到海德格尔的此在和萨特的自为,便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哲学家在主体意义界定上的这种重要转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肯定人首先是物质的存在。但马克思同样从人的活动和实践、自由和自主的角度确定作为主体的人的意义。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在于,动物是凭本能自发自在地生活于自然界之中,而人则是以实践活动不断地改造对象,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是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化自然,一个属人的世界。因此,作为主体的人,是实践的存在。实践构成人的本质,是人所特有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上述这些内容上的一致性和可容性说明,在超越近代传统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都强调哲学以人及由人所对象化客体化的现实世界和生活为自己特有的课题与对象,人的自由和自主、活动和实践则是此课题与对象展开的基础,这是现代西方哲学与近代传统哲学划界的主要标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所共同体现出来的哲学史意义。

毫无疑问,二者在理论内容和社会阶级属性上都有着重要的乃至本质的区别。就上述具有这样一些一致性和可容性的内容而言,便可以指出如下两点重要区别:

其一,对物质世界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家在主要关注作为主体的人对世界的显现和构成关系的问题时,在强调主客体统一过程中主体活动的主导作用时,虽然没有笼统地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但物质世界只是这种显现和构成关系的抽象的逻辑前提,无任何肯定性和规定性,或者在探究主体意识作用时干脆用括号将它悬置起来。主体(自我、意识)实际上成了不受任何制约的人和世界相关涉相统一的出发点和前提,它作为世界显现者和对象构成者,却撇开了自身意向行为和创造活动的客观基础即物质对象本身。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强调人对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的同时,又把二者的关系看成是互动的,就是说,肯定这种能动作用的客观基础及其受此基础的制约性。这种受制约性主要表现在,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他本身就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永远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独立生存;物质世界的条件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基础,不仅决定着人类社会的物质活动过程,而且也是主体能够建构对象并赋予对象以属人的意义、进行各种创造性活动的最原始前提,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其二,对人的活动和实践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为了克服近代传统哲学那种主客、思有二元对立的理论,建立它们之间统一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般都肯定主体具有能动作用和创造性活动,其中有些人也提出甚至强调实践。然而,他们所肯定的主体能动作用和创造性活动,主要是指意志、体验、冲动、反思(或前反恩)、直观之类的意识活动,它们或者只是意识本身的自言自语,或者只是意识超越自身的意向活动,因而都是非感性的、抽象的,主要具有理论建构的功能,仅仅服从理论体系的需要,所以在他们那里,建构的是讲坛哲学,理论尽管精致,却离现实遥远。“实践”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范畴,但在那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实践,社会领域甚至自然界离开了主体的创造活动则什么也不会发生,事物对人显现的意义与事物是否独立实在这样两个不同的问题被混淆在一起,物质世界也由此被归结为依赖并且从属于人类实践的因素,实践成了本体。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当然是主体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它是在实践的主体、手段和对象所构成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马克思曾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主观三个概念,把实践与主体性联系起来,用这样的实践观去看待事物,事物又是实践的对象化的结果,实践创造着自身的对象,创造着人类社会,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不是主体;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物质活动,实践本身又是物质存在的特殊方式和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与人和世界的一般物质转换活动相分离的实践,只能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实践,成为实现和沟通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桥梁,成为马克思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思有、主客关系,科学认识人类社会的钥匙。

当代世界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具有鲜明的现实性革命性,这主要体现在它深刻地把握并从理论上解决了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变革的问题,因此,它的丰富和发展,首先必须研究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立足于现实需要,回答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产生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理论目标,决定了它们能够进行对话的基础;今天,二者依然面临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现实需要和实践问题。思想解放以来国内哲学界的多次讨论已经证明,实事求是地开展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批判地研究和借鉴其中的某些合理东西,也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条可行途径。

从基本理念和方法论而言,可以提出如下几个比较重要的对话切入点。

1、关于哲学评价的视角和标准。近代西方哲学在克服古代哲学的直观性和素朴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客、思有关系二元对立的特征和实现的认识论转向,使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明确地凸现出来。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就是对近代哲学这一成就的总结和肯定,它已经成为对唯物论和唯心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划界的经典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现代西方哲学已经以新的课题和视域超越了近代哲学的这一成就,并对如何处理特别是如何建立主客、思有之间的统一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唯物论唯心论、可知论不可知论的划界已是一种哲学的常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了那种以经验常识方式对哲学的简单化庸俗化理解,却没有能深刻反思简单地用这种哲学常识作为评价哲学理论之标准的做法所可能出现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再抽象地以基本问题这个划界的标准,简单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理论观点,而是应该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和特征,从时代要求和哲学发展出发评价现代哲学的探索视野、思维方式和理论内容。

同时也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评价,也应该转换视角和标准。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和理论,超越主客、思有的二元对立,超越以何者为第一性作标准而划分开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不同内容,促进了哲学研究的深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对哲学发展的要求,其中当然有许多片面或错误的东西,但也包含着不少积极的因素。这使我们看到,改变传统的思考视角和评价标准,从现实生活的要求和哲学的现代水平出发,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对哲学的本质、功能和意义等的有价值思考,彻底摆脱近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克服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教条式理解,消除抽象区分唯物唯心和简单重复哲学常识的作法,对于当前进一步解放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教学改革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是有重要意义的。

2、关于体系观念。在很长的时期内,哲学教科书特别是全国通行的教科书成为大学生甚至一般哲学工作者学习、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依据,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其中所阐述的原理、观点也被等同于“哲学”本身。80年代以来,随着哲学自身思想解放和研究的深入,这种教科书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了根本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解释,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但与此同时,人们又总是希望并力图以新的形式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表现出了难以割舍的体系观念和体系情结,只是这种重新建构的基础或核心概念、重点方面或主导线索各异,加上建构者们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解读,因而不但形成的体系面貌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连以何种名称来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也颇多争论。我们似乎同样有理由提出疑问:这些重构的且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名称的体系就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吗?展开讨论这个疑问不是本文的话题范围。这里要提出的是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建立完整严密的体系,是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希望和要求?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所批判超越的其它哲学之间相区别的一种标志?必须看到,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发展的开放的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本质要求。体系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则是从某一逻辑起点出发,达到另一个封闭的终点,这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相违背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特别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非体系化”的要求和观点,这反映了他们在超越近代哲学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虽然他们仍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但是他们提出并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是体系还是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这类问题,对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从体系观念转向问题意识,从单纯考虑理论建构到着重以其科学方法论为武器自觉参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是有启发意义的。

3、关于哲学研究领域、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马克思主义是包括哲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面对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变化的现实世界和形形式式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我们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依据实践,努力在哲学研究中开辟新领域,寻找新视角,运用新方法。这是在新条件下深化哲学研究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更深刻地认识和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众多、内容各异、方法不同,或多或少都试图从不同角度丰富或深化对社会的认识。仅就关于语言在哲学中功能的研究而言,解释学揭示了语言对存在的关系,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使人们看到了语言作用的元哲学意义;哈贝马斯将普通语用学确定为交往的基础,认为它作为交往的游戏规则表征着社会的进化。后现代主义者以话语研究代替语言研究,主张用话语范式、话语实践来定位和定向社会,表达和说明文化,理解和解释历史,开辟了哲学研究的又一新领域和新方法。正确地分析和评判现代西方哲学的是非功过,恰当地吸取和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对于我们更好地适应时代对哲学研究和哲学教学改革的要求,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和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应该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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