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毛泽东哲学著作研究观点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著作论文,哲学论文,观点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仅就日本学者对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军事著作中的一些军事哲学思想的研究观点作一概述，以飨读者。
对实践论的研究简况
1951年4月，日本的《前卫》杂志第57 期全文译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由此，日本开始了对毛泽东《实践论》为中心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毛泽东哲学的重要意义。1952年，日本政法大学教授松村一人最早在日本《思想》杂志上连续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他认为：毛泽东的哲学不仅具有中国民族形式，而且具有国际意义，他说：“假如用一句话来表达毛泽东哲学的话，那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理论，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日本所需要去批判继承的丰富而深刻的内容。 ”（日本《思想》杂志1952 年12月号）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柳田谦十郎也认为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新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条件、中国的现实，来直接为当前的革命实践服务，离开这个理论，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二、毛泽东是实践型哲学的发现者。日本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新岛淳良在其《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些问题》一文中认为：“毛泽东是实践型哲学的发现者，对于他的实践哲学来说，认识的出发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客体，更准确些说，不是物。这意味着毛泽东实践型哲学同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反映论’不同，即毛泽东的实践型哲学不是把人的思想、意识看作镜子照映事物那样存在的反映，而是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实践中的一个过程，因而否定只有一个固定的理论空间的思想。”（日本《思想》杂志，1958年1月号）
三、毛泽东实践认识论的发展阶段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把人们的对实践的认识发展分为感性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日本哲学界学者对毛泽东的划分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武谷三男教授把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分为：“现象阶段、实体阶段和本质阶段。”梅本克教授认为：“武谷所说的后两个阶段是毛泽东所说的‘理性认识阶段’。两者的区别在于：在毛泽东那里，主观辩证法是客观对象发展规律的反映；在武谷那里，认识的发展并不以对象为基础，只是主观辩证法或思维规律辩证法；毛泽东的辩证法是社会认识辩证法，武谷的认识论是自然认识的辩证法。”古田光教授倾向于武谷的理论，他认为：“毛泽东和武谷的认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武谷将理性认识阶段进一步区分为‘实体阶段’和‘本质阶段’，这种分析在逻辑上更精致。”新岛淳良不赞成上述评价。他认为：“两者具有质的差别。武谷的作为对象的自然界自身的三阶段中的‘阶段’同认识的‘阶段’是有区别的。武谷的阶段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形式’；武谷的三阶段论是人类全部认识史上的特定阶段，特定认识领域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一般认识的运动规律。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观点，把人的认识内容发展概括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新岛淳良：《毛泽东的哲学》，劲草书店1966年版）
四、毛泽东自觉能动性理论。日本中国研究所成员、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会教授竹内实在《关于自觉能动性问题》的论文中，具体考察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的构成和发展之后认为，“自觉能动性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之一。”“毛泽东的自觉能动性思想萌芽于1917年4 月他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这是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随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在《论持久战》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两篇文章中，自觉的、能动性的辩证认识过程思想得到了详实的阐发。”（竹内实：《毛泽东笔记》，新泉社1978年版第124页）
1963年5月， 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的观点，并对实践形式作了阐述。日本哲学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列举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为人类实践的主要活动，这是毛泽东的独创。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都是人作用于对象、变革对象，而科学实验则是以认识对象为目的。毛泽东把科学实验列入实践之中，并且把它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并称为‘三大革命运动’，其意义在于：第一，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及认识方法放在了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正确位置上；第二，把科学家的活动放在人类社会实践之中的一个正确位置上。”（新岛淳良：《毛泽东的哲学》，劲草书房1966年版，第87页）
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三辅勤教授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辩证法，在处理人与社会有关的具体事件和问题时，证明是极为有效和实际的。但在涉及到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时，就显得困难重重，显出了与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从毛泽东关于认识总过程的论述来看，他对认识的矛盾运动理解不足，一些论述仅仅停留在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上，而没有论及认识的矛盾是实现自身的同时得到解决的。第二，毛泽东的真理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辩证法，他不讲真理的谬误和转化、他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理解是机械论的，他所说的相对真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中的绝对真理。”（三辅勤：《毛泽东主义》，劲草书房1976年12月版，第53、33、34、37页）三辅勤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也是令人难以同意的。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毛泽东对真理与谬误的转化论述最多，毛泽东用实践的观点来解决认识过程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即使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提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提法有某些差别，也决不能否认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
对矛盾论的研究简况
1952年8月，日本理论刊物《前卫》第71期， 全文译载了毛泽东的《矛盾论》。1953年7月和9月，《前卫》杂志第82期和85期又连续刊登了山崎谦写的《怎样学习〈矛盾论〉》的讲座性文章，就“《矛盾论》学习态度上的种种偏向：《矛盾论》体会的必要态度，掌握和不掌握《矛盾论》的差别，《矛盾论》的特别意义，用《矛盾论》的立场解决矛盾使之变为物质力量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由此开始，日本哲学界开始了以《矛盾论》一书为中心的对毛泽东矛盾论思想的全面研究。他们研究主要成果有：
一、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贡献。1952年，松村一人在《思想》杂志连续发表文章说：“读了《矛盾论》，我首先感到的是，毛泽东《矛盾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毛泽东在理论上创造了克服一切公式主义并符合复杂的客观世界的矛盾辩证法，这种矛盾辩证法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松村一人教授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具有两方面的划时代意义。第一，将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诸法则的核心，由此而阐明了诸法则的内在联系；第二，第一次将矛盾的特殊性等重要问题从哲学上加以理论化。”（松村一人：《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载《思想》杂志1952年9月号）
松村一人教授还认为毛泽东的矛盾理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有四点：“第一，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多数矛盾’的思想，并以其为出发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性质的方法解决，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第二，矛盾辩证法的创造性在于把探究矛盾特殊性的方法具体化。如他指出了研究规定各种运动形式的质的差别，以及规定一种运动形式的各个发展阶段差别的特殊矛盾的重要性，并且依次把矛盾特殊性具体化，在具体化的每个阶段里都解决了新问题；第三，用矛盾辩证法阐述的根本矛盾和阶段性，是哲学的一个创新。根本矛盾是有关整个过程的问题，它决定过程的本质，而主要矛盾是有关过程的各个阶段的问题；第四，阐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证明事物向新的方面转化的本质。此外，矛盾辩证法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转化、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的论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日本《思想》杂志，1952年9、10、12月号）
二、毛泽东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矛盾理论的区别。三辅勤在1976年出版的《毛泽东主义》一书中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不同的。这不仅表现在对矛盾的认识和解决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对辩证法三大规律的解释上。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马克思认为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某些领域是适用和必要的；毛泽东则把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形而上学宇宙观等同起来，完全否定了形而上学方法的作用。第二，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把差异和矛盾等同视之，不能正确地把握矛盾的本质，不理解恩格斯关于‘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的原意，不理解矛盾的产生和矛盾的解决是矛盾在实现自身的同时得到解决的，而是从阶段矛盾的解决来进行类推，认为矛盾的解决就是通过斗争来扬弃已发生的矛盾，把一切矛盾看成在本质上是一类的；马克思主张存在着可调和的矛盾，毛泽东却否认这种矛盾的存在，否认矛盾的自我实现是解决矛盾的方式，把矛盾分为对抗和非对抗两类。第三，毛泽东所列举的‘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互相合作’，作为科学体系的术语并不是一个意思。对立着的两个存在或两个方面是在发生关系中共存的，但不能由此说它们各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同一性’只意味着某物既是它自身，又是它自身的直接对立物这种两面性，而不包含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相互渗透’只能把自己作为他物创造出来这种两重性创造，而不包含使自己转化为他者。第四，矛盾辩证法关于辩证法规律的论述也是不全面的。他把‘对立统一’以外的规律全部从辩证法规律中驱逐出去，对质量互变规律的解释有些机械，完全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三辅勤：《毛泽东主义》，劲草书房1976年12月版，第46—51、62—70、86—91、313—316页）三辅勤把毛泽东矛盾论与马克思矛盾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作为学术问题讨论是可以的，但否定毛泽东的矛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不能令读者同意的。
三、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来源。竹内实、野村浩一等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思想的来源是古代中国的阴阳二元论，在本质上属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一种。”赞成这种观点的还有石堂清伦、中岛信雄、森信成等学者。他们认为：矛盾辩证法并非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而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二元论的一种发展，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其触媒。新岛淳良教授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固然深受阴阳二元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从唯物论接受唯心论的影响，或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影响这种意义上来说的。因为阴阳二元论的本质是机械论和预定调和论。”“阴阳二者对立虽然是互相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但对立双方是各由对立的它项来充实自己的，而不是互相侵犯、互相消灭的。矛盾辩证法与阴阳二元论的最大差别就是矛盾论与预定调和论的对立。因为矛盾辩证法不仅强调外在影响，不是把对立的双方作为固定了的位置来把握，而是作为斗争对象来把握，作为一方克服一方的世界来把握。正是这一本质的区别，使毛泽东把阴阳二元论这种西欧人不知道的意识形态作为对手来思考，从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适用范围，丰富了唯物辩证法。所以说，中国传统的阴阳二元论是毛泽东矛盾辩证法的反面教员。 ”（新岛淳良：《毛泽东的哲学》， 劲草书房1976年版第10章）
四、毛泽东矛盾理论对日本的影响。日本中国研究所理事浅川谦次在他的文章中说：“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给予日本进步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我最近参加了某一地区的小集会，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在会上，青年人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教导的方法分析形势，谈论主要矛盾是怎样转化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次要方面是什么”，“这些情况明显地表明，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日本进步工人、农民和学生的思想，并且扎下了根。”（日本《赤旗报》1962年7月22 日）日本共产党（左派）机关报《人民之星》在编者按中也写到：“矛盾论是引导日本革命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用一分为二这个革命观点分析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的矛盾辩证法是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以这个思想作指导，党才能争取活动和建设的快速发展。”
对军事哲学思想的研究简况
日本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特别是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他的全部唯物辩证法理论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不了解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就不能真正了解毛泽东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实质。他们认为，毛泽东与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法主要用于战争。日本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战争哲学观的发展。日本著名军评论家林克说：“毛泽东创造性地、科学地、划时代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军事理论，创立了与资产阶级军事学说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和军事原则。”日本学者伊藤浩文在其《毛泽东战争论》一文是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战争观把列宁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观点运用于实践，确立了政治统帅军事和党指挥枪等一系列重要原则，这些是对列宁的战争和政治的统一论的进一步发展。”他具体指出：列宁认为“各国资本家进行的战争，只有靠反对资本家的工人革命才能结束，毛泽东则提出通过战争来结束战争。”
二、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特色。日本著名军事评论家关野英夫在《没有核力量的日本安全保障》一书中写道：“自古以来，优胜劣败是兵家不变的常理，但毛泽东恰恰在以劣对优或以弱对强时，把优胜劣败的规律彻底推翻了，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特色。”曾任日本自卫队第二部情报组长的持田真一中校在《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的一点研究》一文中写道：“毛泽东战争观的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古代以《孙子兵法》为顶点的东方古代兵法的战争论，并把这些加以毛泽东式的解释，由此组合成毛泽东独特的辨证战争观。”“毛泽东最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他的战略辩证法同时追求两相矛盾的事物，具有四方面的特殊品格：第一，军事战略服从于政治战略。毛泽东的战略辩证法真谛在于从政治立场的高度来阐明军事战略，军事战略必须从属于政治战略，是毛泽东的信念。‘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军事从属于政治的铁的法则。第二，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但是保存自己并不是消极的，要把发展自己看作是消灭敌人的准备行动。要有积极意图。第三，诱敌深入。把入侵之敌诱到有利于自己的战场上，以消磨敌人战斗力和士气，最后以自己的战术一举歼灭之。这种思想支配着小部队的战术，大的方面也支配着中国国土的防御战略。第四，彻底的歼灭战。
毛泽东的思想并不是要把敌人从肉体上消灭，而是要解除敌人的武装，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把俘获的人和武器视为自己的战斗力。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
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游击战提高到战争中的战略高度加以认识。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聘指出：“把游击战理论加以系统化、战略化、普遍化的始祖，无论怎么说也是中国的毛泽东。他是现代游击战争之父，是典型的实践指导者。”久住忠男先生也在他的《战争·战略·日本》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论述最精辟的是游击战理论。他所论述的游击战，比以往任何战略书籍都丰富。他那富有想象力的论述是举世罕见的。在20世纪出现的各种战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在他的论述里面，有坚定的理论和体系。”（久住忠男：《战争·战略·日本）至诚堂版第103页）
原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辩证游击战略理论中，游击战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他深有感触地说：“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可以说是一种全民紧急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理论，它把全国人民分不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了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日本军事杂志《丸》1965年12月号）
三、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在实际战争中和未来战争中的威力。山崎重三郎还回忆说：在毛泽东军事辩证法“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游击队组织，给了日本及其制造的政权以种种严重打击，使他们既不能开发资源，又不能取得物质，造成供应困难，人心不稳，以致占领军从精神上发生动摇。这种军事理论曾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同上）
随着新式武器的不断出现和国防的日益现代化，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否还有指导未来战争的意义呢？对此，日本陆军少校高校雄一郎在其论文中写道：“在未来战争中，中国军队仍然要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之敌，仍然要依靠人民战争理论体系去指导战胜敌人，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理论依然具有指导战争的重要作用。”（日本《新防卫论集》杂志，198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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