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发展阶段论文,夏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夏文化的探讨是中国考古和历史学界的一件盛事。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有学者将夏文化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联系起来〔1〕。70年代以后，大家最终把目光集中到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身上，但具体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从对较大时空范围内文化变迁的分析入手，结合历史文献，对夏文化的起源、形成、中兴和消亡过积略作探讨。
一、起源
研究夏文化的起源，主要就是探讨何为先夏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那么作为其主要渊源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就至少是先夏文化；如果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已进入夏代，则王湾三期前期就可能是先夏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遗存主要分布在豫西、豫中地区。前期遗存如郑州站马屯一期〔2〕、临汝北刘三期〔3〕、郾城郝家台一、二期〔4〕和上蔡十里铺一至三期〔5〕。陶器以灰陶为主，红褐陶也占一定比例。流行横篮纹。典型器类有侈口罐、高直领瓮、三角形足或矮乳状足罐形鼎、双腹盆、平底碗、钵、豆、圈足盘和平底实足鬶。后期遗存如洛阳王湾三期〔6〕和临汝煤山一、二期〔7〕。除红褐陶大减，篮纹由横拍变为竖或斜施以外，其典型器类几乎均为承继前期而来。所以，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应是一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两个发展阶段。如果后期属先夏文化，前期自然也是先夏文化。这就是说，虽然对夏文化认识不同，但在把王湾三期文化前期作为先夏文化这一点上则是可以统一的。
如果进一步溯源，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就应当是由时代上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晚段的谷水河类型为主体发展而来〔8〕。谷水河类型遗存在郑洛地区屡有发现，如洛阳王湾二期四段〔9〕、渑池仰韶三期〔10〕、禹县谷水河三期〔11〕和郑州大河村五期〔12〕。陶器以夹砂灰陶居多，篮纹横向，其主要器类高领罐、侈口罐、罐形鼎、双腹盆、碗、钵和稼斝等均属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同类器的前身。因此，谷水河类型也可纳入先夏文化范畴。
那么，谷水河类型是不是郑洛地区最早的先夏文化呢？
郑洛地区相当于半坡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早段的是颇具特色的案王寨类型遗存，如郑州大河村三、四期〔13〕、渑池仰韶二期〔14〕和洛阳王湾二期一至三段〔15〕。陶器素雅精美，流行太阳纹、睫毛纹、网纹、∽纹及x纹彩陶；除双折腹鼎、盆和钵等明确属承继当地阎村类型而来外，其余陶器多为新出。从大河村三期壶、细颈壶、双连壶、楼孔圈足豆、凿形足鼎等的较多出现，可以推测出秦王寨类型是伴随着东夷居民的西渐，在大汶口文化强烈影响下形成的。此时兴建的郑州西山古城〔16〕可能正是东夷人修筑以防御土著的堡垒。到大河村四期，除继续接受来自东方的影响外，南方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圈足碗、圈足小罐和锅等也常见于秦王寨类型。
谷水河类型虽然继承了不少秦王寨类型因素，但二者区别还是很大的。前者是厚胎多拍印纹饰的西方风格，后者是薄胎素雅的东方特点。前者中柱状足鼎、平底碗、敞口钵、扁壶等很少见于后者。由于谷水河类型中涌现出的大量新因素正好是渭、汾流域庙底沟二期类型的典型特征，所以它的形成自然是和庙底沟二期类型的强烈影响分不开的。西山古城恰巧废弃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的谷水河类型形成之际。
显然，秦王寨类型只是谷水河类型的来源之一，不再是先夏文化。最早的先夏文化谷水河类型可能是在西方庙底沟二期类型居民东进的背景下形成的。
文献记载夏后氏禹的来源，多谓其出自西羌。如《史记·六国年表》云：“禹兴于西羌”，《盐铁论·国疾篇》曰：“禹出西羌”。《潜夫论·五德志》又称禹为“戎禹”。顾颉刚先生认为禹最初属“九州之戎”的宗神〔17〕。
西羌或九州之戎所居的汾、渭流域，恰巧是庙底沟二期类型的分布地，或者庙底沟二期类型就是西羌或九州之戎的文化遗存。属先夏文化的谷水河类型大约正是由于西方羌戎族人东进并融合当地居民而形成的。具体来讲，夏人极可能是西起晋南再东进豫境的〔18〕。
二、形 成
关于夏文化的形成时间，主要有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两种说法。〔19〕哪一种更符合实际呢？
如果仅从郑洛地区着眼，则从谷水河类型到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直至二里头文化都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过程。但若放大眼光，就会发现龙山前、后期之交，在豫南、湖北地区发生了一次文化上的巨变，这一变化同夏文化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龙山前期，在豫南、湖北地区分布着承继屈家岭文化而来的石家河文化，如驻马店杨庄一期〔20〕、郧县青龙泉三期〔21〕、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六、七期〔22〕。陶器虽以灰陶较多，但红陶也占相当比例。实用器类主要有高领溜肩罐、腰鼓罐、宽扁足釜形鼎、漏斗形擂钵、圈足碗、镂孔粗柄豆。还有大量颇具宗教色彩的红陶小器物，如红陶杯、平底钵、变异壶形器、大口圈足杯及小动物、小人。屈家岭文化时期始建的石家河古城等仍在沿用〔23〕。
龙山后期，在豫南、湖北地区分布着驻马店杨庄二期、淅川下王岗晚二期〔24〕、均县乱石滩上层〔25〕和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八期一类近似于王湾三期文化的遗存。陶器绝大多数为灰陶，红陶很少。实用器变成直领瓮、侈口罐、罐形鼎、细柄豆、圈足盘、盆形擂钵、平底碗和平底钵等。红陶小器物已基本不见。石家河古城等也遭废弃。
可以看出，龙山前、后期之交文化巨变的实质，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的中原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其时约当公元前2200年。
夏代是从禹开始的〔26〕。与禹创建夏王朝直接相关的重大事件便是“禹征三苗”。许多文献都记载这件事。如《墨子·非攻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说明经过禹这次大规模征伐，三苗集团基本衰亡了。
石家河文化被认为就是苗蛮文化〔27〕，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又正好是先夏文化，那么上述这次文化巨变反映的不正是“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吗？〔28〕如此，则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就已属早期夏文化。王城岗古城正好兴建于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也许确属“禹都阳城”。〔29〕
三、中 兴
夏文化的中兴，具体指二里头文化在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早期夏文化阶段，属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的遗存在郑洛地区分布密集，以王湾三期和王城岗一至三期为代表。陶器精美规整，胎较薄，侈口罐小底鼓腹。并已能冶铜。表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后段遗存遗址数减少，以王城岗五期、郑州牛砦〔30〕和密县新砦龙山遗存〔31〕为代表。陶器变得粗糙笨拙，胎较厚，侈口罐大底瘦腹。呈现出明显的衰落景象，至晚期夏文化阶段，二里头文化早期不仅和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晚段的衰败状况全然不同，而且比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早段也有了更大发展。例如，偃师二里头早期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大型铸铜遗址以及铜、玉、象牙、漆器等。陶器不仅数量、种类多，而且制作工艺先进，规整精美。〔32〕
二里头文化是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其主要器类中口长腹罐、圆腹罐、大口尊、罐形鼎、盆形鼎、擂钵、鸡冠耳盆、平底盆、器盖、甑、圈足盘和单耳杯等均可在王湾三期文化中找到渊源。但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深受东方文化影响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觚、鬶、三足盘的形制和龙山文化同类器更为近似〔33〕，壶、曲尺形镂孔柄豆则似源于造律台类型。
文献记载，夏前期曾有过“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和“少康中兴”的政局变动。“太康失国”是由于东夷居民的侵入〔34〕。其后经仲康，至后羿代相为王，“因夏民以代夏政”。〔35〕相妻后缗奔于有仍而生少康。后来少康依靠有虞氏、有鬲氏等的帮助攻杀浞、浇，恢复夏政权，实现了“中兴”的局面。〔36〕
用“后异代夏”虽然可以解释二里头文化中东方因素的出现〔37〕，但其后既然有“少康中兴”，则应当引起新的文化变动。这就与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持续发展的情况有些矛盾。其实“少康中兴”也是同东方势力的影响分不开的。少康所依靠的有仍和有鬲氏大约在今山东西部〔38〕，属龙山文化分布区。可能属有虞氏文化的造律台类型中也包含大量龙山文化因素〔39〕。这样，二里头文化就极可能诞生于少康之时，是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随着有仍、有鬲和有虞等东方居民的西进并带来龙山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而且如此一来，王湾三期文化后期晚段文化中衰的现象也可以用“太康失国”来解释。
从[14]C测年数据看，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约从公元前2200持续到公元前1900年，二里头文化也正始于公元前1900年〔40〕。因此早期夏文化共约300年时间。据记载，禹、启、太康在位共一百多年，再加上仲康、相、羿、寒浞四世近百年〔41〕，就和[14]C年数相差不多了。
四、消 亡
夏文化的消亡和商王朝的建立是同时的。
目前关于夏、商分界主要有四种不同认识，即在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分别划界〔42〕。总体看来，以三、四期分界说证据较为充分。如二里头遗址二、三期均有大规模的宫殿建筑，至四期废弃；深腹平底罐、细绳纹鬲等漳河型一类文化因素在四期有较多出现，大口尊增加，而圜底深腹罐、平底盆、三足盘、觚、盉、鬶等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却明显减少〔43〕。此外，大范围的文化变迁也反映出三、四期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和影响面，二、三期较一、四期明显大。二、三期遗存除在伊、洛流域密集分布外，在周围较远或很远的地方也有所发现。带有一定地方特点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遗存，向南在驻马店杨庄、淅川下王岗和信阳三里店〔44〕，向北在夏县东下冯〔45〕，向东在杞县鹿台岗〔46〕和朱岗〔47〕等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因素更是远布湖北、四川、安徽、上海、江西、陕西、河北、内蒙等广大地区〔48〕。
杜金鹏认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布和影响面的急剧扩大，是由于夏人在商人强大军事压力下的大迁移。向南者为“桀奔南巢”，朝北者成为匈奴的来源之一。因此他主张夏、商断代应在二、三期之交。〔49〕这种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但却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矛盾。既然在周围很远地方都能发现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因素，则表明二、三期正处于鼎盛阶段，正在对四周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如果二期为夏三期为商，则流散四处的夏人只能继承到二期因素，只会在二期基础上朝不同方向发展，如何能在西南、东南直到东北都出现三期因素呢？
实际上，除少数边远遗存中二里头文化三期（晚段）因素的突然出现可能是由于夏人逃亡所带去的以外，其余主要可用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来解释。夏王朝末年仍是十分强大的，夏文化的灭亡也并非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史载桀伐岷山、有缗和有施〔50〕，就是其强大的证明。《左传·昭公十一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正与“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相仿佛。夏通过征伐或其它方式将其文化传播至远方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上述现象反映的恰好是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为夏、商分界这一事实。
夏从少康而至桀共约300年时间〔51〕，这与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14]C数据从大约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大致相合。〔52〕
注释：
〔1〕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期；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市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2期。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3期。
〔5〕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4期。
〔8〕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9〕〔15〕严文明：《从王湾看仰韶村》，《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0〕〔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渑池县文化馆：《渑池仰韶遗址1980一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3期。
〔11〕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4期。
〔12〕〔13〕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3期。
〔16〕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第1版。
〔17〕顾颇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年。
〔18〕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第1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9〕前者如：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考察》，《文物》1978年9期；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后者如：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0〕北京大学考古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驻马店市杨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10期。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22〕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23〕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7期。%
〔2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7期。
〔26〕《竹书纪年》（《文选·六代论》注引）：“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27〕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10期。
〔28〕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
〔2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密县新砦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5期。
〔32〕赵芝荃：《探索夏文化三十年》，《中国考古学论丛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3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占》1965年5期；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
〔34〕《路史·后纪》卷十三注引《竹书纪年》：“太康居斟寻，乃失邦”。《太平御览》卷82引《帝王世纪》，“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史记·夏本纪》：“帝太康失国”，《集解》引孔安国：“为羿所逐，不得反国”。
〔35〕见《左传·襄公四年》。
〔36〕见《左传·襄公四年》、《左传·哀公元年》、《潜夫论·五德志》、《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离骚》等。
〔37〕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
〔38〕顾颉刚：《有仍国考》，《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2年。
〔39〕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
〔40〕仇士华、蔡莲珍等：《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10期。
〔41〕〔51〕参见庄春波：《羿浞代夏少康中兴轶史与年代学和考古学解释》一文表Ⅱ“夏代诸王纪年表”.《中原文物》1990年2期。
〔42〕一、二期分界说如：李民、文兵《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郑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75年4期。二、三期分界说如：殷伟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考占》1978年1期：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三、四期分界说如：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6期：田昌五《夏文化探索》，《文物》981年5期。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间分界说如：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3〕郑光：《二里头陶器分期初论》，1995年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4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1期。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46〕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8期。
〔47〕郑州大学考古专业等：《河南杞县朱岗遗址试掘报告》，《华夏考古》1992年1期。
〔48〕杜金鹏：《夏商文化断代新探》，《中原文物》1993年1期。
〔49〕杜金鹏：《夏商文化断代新探》，《中原文物》1993年1期。
〔50〕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
〔52〕仇士华、蔡莲珍：《解决商周纪年问题的一线希望》，1995年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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