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党建理论研究的若干思考（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党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年来党建理论研究发展很快，其主要特点是，改变了囿于党章体系、简单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注释的空疏学风，而是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改革开放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方面，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重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努力借助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开展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因此，党建理论工作者不仅继续在理论普及宣传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大量通俗性读物和宣传性文章，在理论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但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讲，党建理论研究有进步，但和国内其它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仍然比较滞后，在许多方面，还不能适应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及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成果中经验材料较多，理论升华不足。理论工作者走出书斋参与调研、实践，努力掌握第一手的资料和实际工作中的新鲜经验，坚持用事实说话，这是党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重要的优点，值得肯定；但是，理论研究的最终成果，不能停留在感性材料的总结甚至是工作经验介绍的水平上，还必须进行提炼，进行理论的抽象，升华为带有普遍意义的深刻的理性认识。这也是党建理论工作者与党务工作者所承担任务的根本区别。但是，目前不少资料丰富的调研报告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结果，一些可能蕴含深刻理论意义的新鲜经验，往往因为没有得到必要的理论升华而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很快被湮没。
第二、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目前，党建理论研究实际上封闭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仅仅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问题和经验，而缺乏必要的比较研究。现代的政党政治、政党建设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共性的政治现象。任何政党，无论它们具有何种迥然不同的阶级性质、意识形态，或千差万别的组织形式，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探索政党活动的一般规律，观察其它政党的活动方式、领导方式，进行不同政党的比较，不仅是党建理论学科发展的必需，对于开拓我们的研究思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总结和借鉴经验教训，也至关重要。
第三、研究方法仍显单一、陈旧，研究人员构成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近几年来在相关学科的积极参与和渗透下，党建研究已经体现出活力和新意，但还远不能就此定论，党建已经形成了较为扎实丰厚、能融汇各科、自成一体的学科体系、规范、方法。虽然一些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已在一些热点问题上介入了党建理论研究，但大多停留在“联合攻关”的层面，属于偶尔“客串”，尚未成为党建理论研究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概念，有时也仅作为赋文的技巧或道具，而并未成为真正的研究工具。即使在党建研究中采用最多的调查研究，在方法或技术方面，也仍显得规范性不强。所以时至今日，党建理论是否属于一门成熟的学科，有时竟会受到质疑。
二
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成为必须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论述，高屋建瓴，以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发展，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作出了最集中最概括的回答。因而，它既是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的现实要求，又是深入进行党建理论研究的有力思想武器。以“三个代表”的论述作为指导，是今后党建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
就理论研究而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改善领导、如何巩固执政地位的问题。形势、任务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三个代表”论述的提出，为这些重大的党建理论问题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党建理论研究，应该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紧紧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中心，展开以下一些与此关联、并且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的研究。
1、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邓小平党建理论的推进
邓小平党建理论回答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目标、党的建设的原则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新时期党建工作和有关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对邓小平党建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近年来，江泽民就党建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述。其中，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三个代表”的论述，“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解决党的建设两大历史性课题，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力的行动指南。”因此，全面准确地掌握“三个代表”论述的精神实质，科学地揭示“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内涵，阐述清楚党代表这些要求、方向、利益的机制，是党建理论工作者面临的重大任务。
同时，既然“三个代表”的论述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行动指南，那么，根据这个纲领和指南，进行党建理论框架的创新研究，就应被提上议事日程。只有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的创新，理论才会不落后于现实，才能真正发挥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2、党的阶级基础问题
这是关于党的性质的根本问题，是回答其它党建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前提。
随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我国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可避免地会引起阶级、阶层关系的变化。大批职工的下岗，就是其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继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对党的性质和阶级基础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阶级社会各种现象的一个基本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阶级社会各种现象的一个基本方法。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党的性质、阶级基础，实际上是包含了一系列具体题目的大课题。例如，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工人阶级是壮大了，还是萎缩了？与过去相比，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思想上、价值观上是否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与社会学的阶层概念有何区别和联系？如何看待企业中的高收入人员阶层？党的阶级基础和党的性质与党员队伍的成份是什么关系？执政党的选民基础和党的阶级基础之间是什么关系？“利益群体分析法”与阶级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有何区别？等等。这些问题中，显然已超出了传统的党建学科研究的范围，但确实是人们普遍关注并存在着大量歧见的重要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在内的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
3、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问题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提高执政水平问题，既是政治学的研究课题，也是党建理论的研究课题。因为它与党的组织方式、活动方式等自身建设的问题密切相关。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正在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熟练地掌握了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艺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党继续沿用了革命战争期间的领导方式来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当整个国家、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党的领导方式就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正如党章所明确指出的：“党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和情况的变化，不断改进领导方式和方法，提高领导水平。”也只有这样，党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改进党的领导方式，首先需要解决在理论上如何看待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的领导方式的论述。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首先创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领导的理论和模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领导制度和方式。但由于列宁执政的时间短暂、条件有限，对一些问题未能进行深入而明确的阐述。应当如何看待和继续列宁未完的探索，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对党的领导方式的影响，从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中能汲取一些什么教训，就是重要的理论课题。
邓小平党建理论中包含了许多对党如何实现领导的考虑。邓小平曾指出：“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针对过去的习惯做法，邓小平也提出过改进建议：“如果能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有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要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就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而言，邓小平党建理论中确实蕴涵着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和探索的宝贵思想。
研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必须对“党的领导方式”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它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是指党的领导的哪些具体层次和环节？另外，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政府机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也需要作出科学的说明。至于提出改进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党的领导方式的具体思路和操作性方案，就更是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解决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问题，关键是在有关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进展，只有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具体思路和操作性方案方面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4、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曾指出：“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化，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么，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造我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坚持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以及党的各项任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也不得不作相应的调整和改进。
目前，基层党组织是遇到新情况最多、暴露的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庞大的组织体系和巨大的惯性思维等作用，使得基层党建工作的滞后性表现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与基层党组织在党建中的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
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们认为，目前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功能定位不明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党政不分问题的严重存在，基层党组织实际上是各级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直接掌握权力成为基层党组织的重要功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不断推进，基层党组织直接掌握权力的功能日益弱化，甚至不复存在，特别是在企业及新经济组织中。在这种不能直接掌握行政权力的情况下，基层党组织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具体功能，用什么样有效的方式来联系和带领群众，怎样起到整合国家、企业（基层单位）和职工群众利益的作用，怎样发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政治核心和战斗保垒作用，就成为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党的领导基础、执政基础就会发生动摇。因此，科学地确定各类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形成符合现在实际情况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规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原则和领导关系，现在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出现，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许多地方大力开展扩大党组织覆盖面的工作。但实际情况是，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即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消除空白点”的目标。因此，如何理解党的基层组织的覆盖面问题，即什么是基层党组织合理的设置原则，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理论解答的问题。
同时，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日益完善，企业间的控股与领导关系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大量的跨部门、行业、跨地区参股、控股的现象，企业的领导关系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按行业或按地区垂直领导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关系如何确定，或者说，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确定领导关系，同样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在城市社区建设进展较快的地区，社区内各个单位的党组织，实际上也面临着复杂的领导关系。至于党员个人，由于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单位的人”，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多重组织关系、组织生活以及必须参加多种党的活动的义务。而在利益多元化情况下，双重或多重的领导关系，将不可避免地给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个人造成无所适从的尴尬。这些由社会转型而带来的新的实际问题，是现有的党章和党建理论还未予以规定和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