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解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文化交流
甘慧杰译
编者按：本文是依田熹家教授在翻译本所研究员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时所加的解说。依田熹家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解说》中认为，日中的近代思想是共同拥有欧美知识，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香港、上海、东京在近代先后成为东亚地区西学传播的主要窗口。因此，在研究一国历史时，不宜仅限于一国范围作孤立考察，而应置于亚洲、世界范围作比较分析。对中日两国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明输入背景下文明转轨进程的比较研究，是近年两国学者颇为关注的课题之一，依田教授翻译《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也与此不无联系。为沟通信息，开阔研究视野，本刊特将《解说》全文译介，以飨读者。
（一）
日本和中国，与那些近代化“先进”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起步要晚得多。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如何引进和吸收有关欧美的近代国家的知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有关欧美近代国家制度的知识的传入，日本要比中国稍微早一些，而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的洋务书刊的盛行，日本从中国得到这类题材的信息数量也越来越多。幕府末期，日本大量翻印了这类书刊，致使两国在这方面的知识达到了共有的程度。两国在这个时期都已经了解到，欧美的政治，是由相当广泛的议会制来决定国家重要事项的。但是，两国却都把议会等同于衙门，把议员等同于官吏，这种认识持续了很长时期，而且也都没有正确地理解诸如有广大人民代表参与的政治以及三权分立等事物。在日本，尽管幕府每年向欧美派遣使节团直接和欧美社会接触，并且参观了欧美国家的议会，但这种认识并未得到更多的改善。
然而，在求得欧美国家制度的知识之后，在日本，受其影响而欲改革国家制度的意向很快地付诸实施，而在中国，这种意向的实施，一直要等到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是因为，幕末时期的日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正处于为消除政治上的割据性而需要建立统一国家的过程。同时，面对外国的压力，为了能使幕府、藩等的实力凝聚起来，以及为了集聚朝廷、幕府、诸藩等形形色色的政治要素，欧美的议会制度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另外，在江户时代末期，作为当时统治机构构成原则的世袭制的弊端已日益明显，而用议会制作为“提拔重用”的手段来克服这种弊端已被强烈地意识到了。与之相反，在中国，尽管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完成，但是却存在着“国内已经统一”的幻觉，且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而制度又是其文化传统的根本所在，改变制度就是反对文化传统，这种观念普遍存在。
虽然日本采用欧美的制度来改革本国制度的意向已在幕末的文久年代开始出现，并在庆应年代（注：文久和庆应，都是幕末时期日本的年号）显得轰轰烈烈，但是这种改革意图的方向仅局限于在以各藩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家，而让广大人民及其代表参与政治等等的主张几乎没有提到。因此，带有这种本质而产生的明治维新政权，与其说它是近代国家的政权，不如说它是作为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国家的政权，也可以说它在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作为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国家还没有形成。与其相反，统一国家在日本的形成，对其以后的近代化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清朝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并不是作为近代国家之前提的意义上的统一国家，这种情况即便在“同治中兴”之后仍未改变。因此，这个问题直到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失败后兴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才提出。而且，制度本身的近代化成为问题的时候，由于中国缺乏“统一国家”这个前提，必然地要同时追求“前提”和“近代国家本身”这两个不同阶段的任务，于是带来了思想和运动的困难和混乱。但是，如前所述，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在主观上追求“近代国家本身”这一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追求“作为前提的统一国家”的实现，即把形成以清朝皇帝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作为其变法的中心目标。因此，追求真正的近代国家的任务，就落在了此后以孙中山等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从此，在缺乏近代国家之前提的统一国家的状态下，为实现近代国家而进行的各种运动接连不断。以至于辛亥革命之后，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日本和中国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除了两国受到列强的压迫强弱有别外，在完成统一市场方面也存在差异。另外，面对列强的压迫，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统一的国内市场是国民国家、民族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日本，幕府体制下的统治机构虽已分裂，而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统一市场已大致形成。包括虾夷、琉球在内，大体上都被纳入了统一市场之中。这种要求以统一市场为基础来实现统一国家的意向日臻强烈。在幕末的“尊王论”和“国学”中也含有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为目标的内容。因此，在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以实现近代国家为目标的意向得到加强。自由民权运动最终实现了拥有相当宪法和议会等带有近代国家之基本性质的明治宪法体制。与中国相比，日本只不过拥有狭小的国土，而且四面临海，因此，在江户时代中期，凭借着这一阶段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利用海运，就能够比较容易地形成统一市场，这说明当时的交通工具对统一市场的形成起到了有利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日本是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来解决近代化问题的。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是拥有广大国土的内陆国家，利用当时的交通工具还不能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缺乏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前提。由此，清朝中央权力逐渐削弱，割据倾向日益明显。这一现象在辛亥革命之后仍继续着，于是发生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情况。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沿海、内河的 汽船航运和铁路的发展，中国本土的统一市场就正式形成了，从而为近代化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此后，以五四运动为发端的民族意识的高涨，北伐革命以后地方军阀的日趋没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式侵略而显示出的顽强抵抗等等，都是因为已经具备了这一近代化的重要前提。
欧洲和日本等国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近代化，就在于他们善于把实现近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一个个循序渐进地加以解决。而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之所以碰到了种种困难，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缺乏近代化有力前提的状态下，必须同时解决几个不同阶段的课题。这可以说是比较研究日中两国近代化过程之后得出的结论。（详见拙著《日中两国近代化的比较研究绪论》）
（二）
我们更应当加以注意的是，日中两国的民主思想在长时期内是相互影响的，可以说是两国共同掌握和发展了这方面的知识。
如前所述，欧美国家制度的介绍，日本要比中国早一些时候（一七八九年，杇木昌纲的《泰西舆地图说》）。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洋学（注：“洋学”是幕府末期发展了的“兰学”。）作为一门“学问”开始兴起，这对后来的近代化来说，具备了比中国要有利得多的前提。尽管如此，洋学的内容因受到统治者方面的弹压而偏向于科学、技术方面。在国际形势、欧美的国家制度、近代思想等方面，香港、上海发行的洋务书刊和中文报纸给予了幕末的日本以很大的影响。因此，洋学者佐久间象山在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后，虽然认为该书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记载只不过是“儿戏”而已，但在其他内容方面却不得不给以很高的评价。在当时的日本，能够直接读懂洋书的人为数不多，但由于当时日本有知识的人大多能读懂汉字书籍，因此能够从这些洋务书刊、汉字报纸当中直接吸取较多的知识。（同时，洋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兴起，对日本的影响，比起大量发行这类洋务书刊、汉字报纸的中国来说，要深刻得多。）庆应二年（1866年）发行的空前畅销的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书，标志着从魏源的《海国图志》以来，有关欧美的情况大多从洋务书刊上得来的日本，开始在这方面能够拥有日文写出的正式介绍欧美的书籍。此书之所以获得了轰动效应，原因就在于此书是用日文写成的，于是就进一步扩大了读者的层面而获畅销。
同时，福泽的《西洋事情》的发行，标志着东亚地区有关欧美情况传入的经由地，由香港、上海等地转移到了日本。
明治维新以后，含有思想内容的欧美情况，更多地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卢梭、孟德斯鸠、穆勒等人的著作传入中国的时候，很多是根据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的。日本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转变成“立宪政体”，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康有为在戊戌变法运动的时候，曾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翻译的西洋书籍作了目录，介绍给中国。关于这件事，在给他的弟子梁启超的一封信中写道：“日本的文字是中国的文字，只有空海发明的“假名”文字少量地交织在其中，不过是十有其三罢了。西洋的诸学之书，主要的都已译成了日文，因此，我们要利用此成果。”
在革命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上为中国民主思想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秋瑾，在其体现女性解放思想的文章《精卫石》中，刻画了渴求解放的女性们逃离家庭，留学日本，矫正缠足，用科学和新思想武装全身去投身革命的成长过程。当时的日本，妇女的地位谈不上高，但是初等、中等教育已经相当普及，因此，也许对秋瑾来说，日本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国家吧。
在这本书中，有如下之阐述：
“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主要是通过日本的途径介绍进来的。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已三十多年，中经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从中国掠得巨额赔款、大片土地和众多市场，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政治思想方面，经过自由民权运动，进一步涤荡了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已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中国要学西方，不妨从日本学起。再者，中日两国仅一水之隔，路近费廉；日文借用了很多汉字，中国人学日文比学西文容易。这些因素，促使当时大量中国留学生留学日本。一八九九年，中国留日学生不满百人。到一九○三年已达一千三百余人。这些学生当中，很多是热血爱国青年，他们一边学习，一边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
这样，对于清末中国民主思想的发展，日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在这个时期，对于共和思想的理解，中国恐怕是达到了亚洲的最高水平。
如上所述，日本和中国的近代思想是在共同拥有欧美知识，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近来，在历史学领域中，主张不是仅从单一国家的范围内来孤立地考察某国历史，而应该从整体范围来考察某国历史的倾向正在加强。比如，在研究日本时，应从“世界当中的日本”和“亚洲当中的日本”的角度来考察日本。这一点也适用于研究中国历史。这本译书的翻译出版，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