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创作考辨——兼论新发现的《红罗记》传奇稿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稿本论文,传奇论文,如意论文,新发现论文,子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如意珠》传奇及其作者，迄今为止，各种文献著录不尽相同：
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九“明代作品（上）”“秦子陵”条云：
字莲香，江苏如皋人。生平事迹未详。《如意珠》：《今乐考证》著录。旧抄本……有范覃天启丁卯(1627)题辞。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叶怀庭《纳书楹曲谱补遗》订有《密打》一出。
《文史》第2辑载周妙中先生《江南访曲录要》云：
《今乐考证》著录十著录，系姚梅伯据《曲考》从《纳书楹曲谱》入录者，未详考作者姓氏生平。
郭英德先生《明清传奇综录》卷三“传奇勃兴期（下）（明天启元年至清顺治八年，1621-1651)”“秦子陵”条云：
泰子陵，字莲香。……《如意珠》：《今乐考证》著录，入明无名氏传奇目。现存旧抄本，南京图书馆藏。里封题“第五楼”、“卧云山房”、“如意珠”。首载署“子陵一兄先生雅正，振夫弟汪承铎未定草”、“柿亭弟马金铎未定草”、“霞城朱轩”、“锡蕃刘之晋”、“颐固沙岭”、“丁卯小除夕范覃”、“丁卯除日黄方莲”、“陈国璋”、“季士莪”、“杨寿同”等之题词。署“如皋莲湘秦子陵填词”。
并转叙周妙中先生《江南访曲录要》云：
朱轩为明松江华亭人朱国盛次子，字韶九，号雪田，贡生，工诗善画。国盛万历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轩亦应生于万历年间。卧云山房乃明鄞人范大澈室名，大澈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天一阁主人范钦从子，字子宣，又字子静，号讷庵，官鸿胪寺序班，月俸悉以聚书，著有《灌园丛谈》、《卧云山房遗稿》。朱轩、范大澈俱明末清初人；则秦子陵亦为明末清初人无疑，而此本或即天一阁故物。（天一阁目未著录。）范覃题词当在天启七年丁卯(1627)，此剧当写于是年，或稍早。
李修生先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明传奇”部分有方云先生执笔的“如意珠”条，云：
秦子陵撰。《今乐考证》著录。……叶怀庭《纳书楹曲谱补遗》有《密打》一出。此剧现存稿本，卷前有明天启丁卯(1627)年汪承铎、马金锋、朱轩、刘之晋、沙岭、范覃、黄方涟、陈国璋、季士峩、杨寿同诸人题识。
这些剧目文献对《如意珠》的具体著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根据范覃题辞在明天启七年丁卯(1627)，推定该剧是明代作品，而周妙中、郭英德二位先生进一步认为，“秦子陵亦为明末清初人无疑”，“此剧当写于是年，或稍早”。这些推论看似逻辑严密，但认真考辨起来，却难以令人信服。
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访得该馆典藏稿本《如意珠》传奇，其真实情况是：
该剧四卷四十八出，每卷一册，共四册，第一册封面题曰《如意珠传奇》，封里上首横书“第五楼”，下方居中竖书“如意珠”，下方右侧自上而下分别竖钤“卧云山房”笺记、“莲乡”印以及“秦”、“仙”印各一，下方左侧自上而下分别钤“逸春秦城子陵氏初号莲乡”、“逸春”、“秦子陵印”印。卷一之前尚有作者十位好友的题辞，分别是：七绝二首，落款署“子陵一兄先生雅政，振夫弟汪承铎未定草”，钤有“汪承铎印”、“振夫氏”二印，题辞首有“卧云”闲印；七绝二首，落款署“俚言题赠即希子陵一兄先生教削，柿亭弟马金铎未定草”，钤有“金铎”、“拒凡”及“□□轩□□□”三印（字迹难辨），辞首有“生于乙巳”闲印；七律一首，落款署“子陵一兄大人雅正，霞城朱轩”，钤有“轩印”、“霞城”二印，题辞首有“坐花”闲印；七律一首，落款署“子陵吟坛先生斧政，锡蕃刘之晋”，钤有“刘之晋”、“锡蕃”二印，题辞首有“听雨山房”闲印；七律一首，落款署“子陵社兄大人斧政，颐园沙岭”，钤有“沙岭”、“鹤松”二印，题辞首有“何如”闲印；［南吕宜春引］套数一套，落款署“莲翁正，丁卯小除夕范覃题”，钤有“范覃研谷氏”、“小昂诗古文词”、“俯仰人间今古”三印；七绝一首，落款署“丁卯岁除夕日同里弟黄方涟为莲乡先生正题”，钤有“文波诗文小记”、“宁作鸳鸯不羡仙”二印；七律一首，落款署“次文波韵为莲乡先生正题，同里陈国璋”，无印；词二首即“调寄浪淘沙”、“调寄一剪梅”，落款署“俚词二阕题奉子陵大兄先生呈政，秋樵弟季士峩学填”，钤有“季士峩印”、“我山”、“游戏翰墨”三印；七绝八首，落款署“己巳三春题奉莲乡大兄大人词坛斧正，莲仙弟杨寿同初稿”，钤有“寿同”、“廉三”二印。卷一、卷二的剧名下分别题署“如皋莲乡秦子陵填词”，卷三、卷四剧名下分别题署“如皋叶村秦子陵填词”。各卷文字皆用略带有隶书风格的小楷书写，庄重古朴。
可见，《古典戏曲存目汇考》、《明清传奇综录》、《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的著录与南京图书馆典藏善本的实际情况都有出入：应是“莲乡”而非“莲香”，应是“马金铎”而非“马金锋”，应是“丁卯岁除夕日同里弟黄方涟”而非“丁卯除日黄方莲”，应是“季士峩”而非“季士莪”，应是“如皋莲乡秦子陵填词”、“如皋叶村秦子陵填词”而非“如皋莲湘秦子陵填词”，杨寿同题辞在己巳年而非丁卯年。此外，其他未署日期的题辞更不能统一认定为丁卯年所题。
二
庄一拂、李修生、方云等先生将范覃题辞的丁卯年认定为明天启七年(1627)，未言依据。郭英德先生转引周妙中先生观点，但理由不足取：周先生认为朱轩是“松江华亭人朱国盛次子，字韶九，号雪田”，明末清初人，而稿本《如意珠》朱轩题辞后落款处却是“霞城”，可见，为《如意珠》题辞的朱轩字霞城非字韶九，此朱轩（字霞城）非彼朱轩（字韶九）；至于以“卧云山房”为室名的在中国古代更是很多，明代有范大澈，清代有戴顷波、王作霖、高沄、穆清等，将“卧云山房”确定为范大澈的室名显然有失简单。因此，由推定朱轩和范大澈是明末清初人而推定范覃题辞作于天启七年(1627)，并进而推定《如意珠》是明末作品，其结论不能成立。
其实，为《如意珠》题咏的人在清刘琛所辑、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的《大清如庠题名录》中多数都有记载：
嘉庆己卯二十四年科入二十二名：……马金铎柿亭……
道光甲辰二十四年岁入二十二名：……范覃研谷……
道光丙午二十六年科入二十二名：……杨寿同莲仙，附贡……
道光己酉二十九年科入二十二名：……刘之晋锡蕃，春华子……修生十五名：……季士峩……
咸丰甲寅四年岁入二十二名：……季士峩我山，附贡……
同治戊辰七年岁入三十二名暂额十名：……陈国璋紫珊，雯子，辛巳岁贡……
这里记载的马金铎字柿亭，范覃字研谷，杨寿同字莲仙，刘之晋字锡蕃，季士峩字我山，都与稿本上的印钤相符，包括陈国璋在内，他们就是为《如意珠》题咏者。
为《如意珠》稿本题咏且注明题咏时间的有三人：“丁卯小除夕范覃题”、“丁卯岁除夕日同里弟黄方涟为莲乡先生正题”、“己巳三春题奉莲乡大兄大人词坛斧正，莲仙弟杨寿同初稿”。既然道光甲辰二十四年(1844)，范覃始为庠生，那么，其“丁卯小除夕”的题咏之事只能发生在其后，所以，范覃题咏的时间丁卯年应是同治丁卯六年即1867年。
黄方涟的题咏时间也可考知。《（同治）如皋县续志》卷十三“艺文志”云：
黄方涟《皋乘拾遗》六卷附录一卷。钱士杓跋：……黄君文若就文献之勘征，核前贤之得失，博采旁稽以弥其缺。……不佞于编纂之役，悉收其所录前贤著作入《补遗》内，而以是书附载艺文之末乃志。书未成，君已遽归道山，追念良朋，曷胜呜悒！
该志卷九“耆老传”又云：
马金铎，字柿亭，庠生，精篆隶，著有《柿亭存草》四卷……寿八十七。
黄方涟《皋乘拾遗》和马金铎《柿亭存草》惜已佚。钱士杓为《（同治）如皋县续志》的编修人之一，他在编修《（同治）如皋县续志》“艺文志”《补遗》时，采用了黄方涟《皋乘拾遗》的内容，而且“书未成，君已遽归道山”。如皋知县、《（同治）如皋县续志》主编周际霖撰写的《〈（同治）如皋县续志〉序》作于“同治癸酉岁”即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如皋县续志》于此时修竣。该志既云马金铎“寿八十七”，则马金铎生年应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之前。前文已述，马金铎题咏《如意珠》的题辞前有“生于乙巳”闲印，则此马金铎的生年“乙巳”当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之前且较近的那个“乙巳”年，即乾隆五十年(1785)。由马金铎生年和享年，我们便可推出其卒年在同治十一年(1872)。马金铎的题咏与黄方涟的题咏在时间上应是接近的，黄方涟的题咏既为丁卯年，那么马金铎的题咏也当接近此丁卯年。黄方涟题咏时的这个丁卯年便一定在马金铎卒年之前即同治十一年(1872)之前且接近的同治丁卯六年(1867)，而不会是更早的嘉庆丁卯十二年(1807)，因为《（同治）如皋县续志》未将黄方涟列入“耆老传”，说明其享年不足八十，既按享年七十九算，由“君已遽归道山”的同治十二年(1873)上推，黄方涟生年最早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而嘉庆丁卯十二年(1807)题咏时才十三岁，显然不可能。因此，黄方涟题咏的丁卯年只能是同治丁卯六年(1867)，这与范覃题咏的时间相同，他们都是同治丁卯六年(1867)题咏，所不同者范覃在这年的“小除夕”，黄方涟在这年的“除夕日”。而“同里陈国璋”“为莲乡先生正题”而吟咏的七绝诗，明言“次文波韵”，“文波”即黄方涟（注：黄方涟有“文波诗文小记”印，《（同治）如皋县续志》卷十三“艺文志”中钱士杓的跋文称黄方涟“文若”，或为误刻，或为黄方涟的又字，亦不可知。），陈国璋的题咏在黄方涟题咏之后不久。
范覃、黄方涟、陈国璋的题咏时间既知，稿本中排在其后且自称“已巳三春题奉”的杨寿同的题咏时间当为同治己巳八年即1869年。
由此，则《如意珠》的创作当在同治丁卯六年(1867)之前。而从题咏情况看，友人题咏时作者在世，所以，作者决非明末清初人。
三
秦子陵的生平及创作，亦可从《如意珠》稿本状况进一步考知。
从封里所钤“卧云山房”笺记、“莲乡”、“逸春秦城子陵氏初号莲乡”、“逸春”等印，剧名下所署“如皋莲乡秦子陵填词”、“如皋叶村秦子陵填词”以及刘之晋题咏所署“子陵吟坛先生斧政”、范覃题咏所署“莲翁正”、陈国璋题咏所署“为莲乡先生正题”、杨寿同题咏所署“题奉莲乡大兄大人词坛斧正”等内容可知，秦子陵为如皋（今属江苏）人，名城，字子陵，初号莲乡，晚号逸春，别署叶村、吟坛、卧云山房等。此外，《如意珠》第一出《词原》有云：“先生高见，但居士自号‘双龙潭钓客’，似乎出乎尘嚣，归于恬淡，为何又作此牢骚之剧？”可见，秦子陵又署“双龙潭钓客”。
能够考证出的具体题咏时间中最后的时间是杨寿同的题咏时间：“己巳三春”，即同治八年(1869)暮春。那么，秦子陵的卒年应在同治八年(1869)暮春之后。修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同治）如皋县续志》“耆老传”记载寿命八十岁以上的过世和健在者，其中未载秦子陵，说明无论此时秦子陵已经过世还是健在，此时其享年或年龄都不足八十。由此上推七十九年，则秦子陵的生年不会早于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所以，秦子陵的生年应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后，卒年应在同治八年(1869)暮春之后。
《（同治）如皋县续志》“秩官志”、“选举志”、“名宦传”、“列传”、“艺文志”以及《大清如庠题名录》均未载秦子陵，可见秦子陵未有功名且未留下诗文别集。马金铎题咏曰：“其人生性最风流，妙笔洵推第五楼。”秦子陵不但生性风流，而且颇有才华。除马金铎题辞中言及“第五楼”之外，朱轩题曰：“明珠不向暗中投，一线穿成第五楼。”刘之晋题曰：“楼成第五又倾窥，如意奇传分外奇。”沙岭题曰：“曲牌第五号名楼，诸子题诗在上头。”季士峩题曰：“尘梦百年身，絮果兰因，闲情都付杜司勋。第五楼中重补恨，刻意伤春。”杨寿同题曰：“更怜得意文成处，集凤楼真五凤楼。”稿本《如意珠》封里所写“第五楼”即指《如意珠》传奇。这种称谓疑受清初李渔小说集《十二楼》的影响。李渔的戏剧、小说多写爱情、世情，其《十二楼》包含十二篇短篇小说，每篇以“楼”命题，如《合影楼》、《夺锦楼》、《夏宜楼》、《拂云楼》、《十卺楼》、《鹤归楼》等，李渔自述作意：“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顽痴。”《如意珠》也像《十二楼》那样“通俗语言”、“入情啼笑”而又寓有深意。“第五楼”之称不仅表明《如意珠》剧情的爱情题材、世情寓意，而且作者友人的题咏特别是刘之晋在题辞中注云“向有词谱嘱题”、“先生佳词叠出，开人智慧良多”等都暗示我们，该剧之前应还有四部爱情或世情故事剧作，每部剧作分别依次冠以“第一楼”、“第二楼”等别称。所以，显然秦子陵的戏剧创作应是比较丰富的。
清中后期的传奇创作不同于清初传奇创作的重要方面在于其案头化倾向，案头化导致作者过于追求文辞而不屑于度曲。秦子陵在《如意珠》第一出《词原》中就明确地表示其“填词大都悉意，身不亲教竹肉，未必尽合宫商”，并借副末之口寻找托词：“挥毫意不及宫商，文字歌喉各擅长。梦里霓裳才授谱，剧中傀儡早登场。目空四海原多泪，笔吐千花自有香。若道填词先度曲，未闻关马学周郎。”当然，也绝非秦子陵一人如此，其观点代表了“南洪北孔”之后尤其清嘉庆之后传奇创作的大致趋势。
《如意珠》的创作旨在抒发作者穷途遭际。第一出《词原》副末开场即云：“呀，别有居士自述谱曲一律吟来便了：题桥依旧病相如，空把文章托子虚。改曲漫寻删去稿，添膏夜读借来书。心非李白难裁锦，泪不鲛人岂是珠。失却骊龙颔下宝，照愁灯下谱穷途。”作者以司马相如自比，但司马相如有汉武帝之知遇，而自己空有满腹经纶，只好写写剧本而已，甚至剧本写出也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遭遇，流连戏剧只能使自己更加与仕途无缘，所以，“失却骊龙颔下宝，照愁灯下谱穷途”，戏剧创作只作穷途之哭罢了。该出副末又云：“近过居士斋，得观《穷途哭》原稿，老夫以名色不佳，题其签曰《如意珠》。”可见，《如意珠》原稿名曰《穷途哭》，改名《如意珠》更寓深意，正如汪承铎题辞指出的“从来顾曲在歌喉，每为明珠惜暗投”，作者的高明就在于“明珠不向暗中投”，戏剧创作就是其最大的收获。
需要特别指出，庄一拂先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和李修生先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皆云，叶怀庭（即叶堂）《纳书楹曲谱补遗》有《密打》一出。清代叶堂《纳书楹曲谱补遗》编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笔者查阅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王秋桂先生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六辑影印的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原刻本《纳书楹曲谱补遗》，发现《纳书楹曲谱补遗》收有《如意珠》之《密订》一出，而非《密订》。《密订》用的曲牌为：［高宫合套］［端正好］—［锦缠道］—［塞鸿秋］—［普天乐］—［伴读书带笑和尚］—［刮地风］—［尾声］。若仅从出名《密订》看，很像是现存稿本《如意珠》的第十四出《订钗》，但《订钗》用的曲牌是：［北中吕］［粉蝶儿］—［南泣颜回］—［北石榴花］——［南泣颜回］［北斗鹌鹑］—［南扑灯蛾］—［北上小楼］—［南扑灯蛾］—［尾声］。两相比较，不但曲牌相去甚远，而且曲辞完全不同。拿《纳书楹曲谱补遗》所收《密订》一出的曲牌、曲辞再与现存稿本《如意珠》全本各出的曲牌、曲辞比较，也都没有哪一出与《密订》相符、相近。可见，《纳书楹曲谱补遗》所收《密订》是独立于现存稿本《如意珠》之外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同名剧作《如意珠》中的一出，与现存秦子陵《如意珠》稿本无关。也就是说，中国戏曲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如意珠》，一为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前出现的无名氏《如意珠》，一为清同治六年(1867)前不久出现的如皋人秦子陵《如意珠》。姚燮《今乐考证》“著录十国朝院本”明言其著录无名氏《如意珠》传奇是根据焦循《曲考》，同时交代焦氏《曲考》又是从《纳书楹曲谱》录入，可见，姚燮《今乐考证》著录的《如意珠》乃为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前出现的无名氏《如意珠》，并非秦子陵《如意珠》。庄一拂、周妙中、郭英德及李修生等先生认为《今乐考证》著录的就是秦子陵《如意珠》，显然失察。
四
令人欣喜的是，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又意外地发现秦子陵的另一剧作《红罗记》传奇稿本。这一发现非但印证了前文关于秦子陵的考辨结论，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秦子陵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秦子陵的《红罗记》传奇未见任何文献著录。南京图书馆《红罗记》传奇稿本，全书四卷四十四出，每卷一册，共四册。四册分别题署“红罗记传奇卷一，如皋莲乡秦子陵填词”，“红罗记传奇卷二，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红罗记传奇卷三，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红罗记卷四，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
第一册扉页从上方到右面再到下方，有墨笔所画弧形芭蕉树一株，芭蕉树叶下墨笔竖书篆书体“驻春楼”三字，其右下侧自上而下分别钤有阴文方朱印“秦城”和阳文方朱印“子陵”，左上侧钤有叶形阴文朱印“卧云”。扉页之后，有分别署“时在道光甲午岁嘉平月竹醉日灿亭管华书于兆花书屋之南轩”、“时在道光乙未岁正阳月之中浣云渚李光玙拜撰”、“同治甲子岁姑洗月云阳韵卿氏宦振声拜稿”等序文三篇，序文后又分别有署“汪桂林丰江”、“朱轩霞城”、“刘僎蓉坡”、“刘之晋锡蕃”、“沙岭颐园”、“吴镳咒莲”、“杨绍祖芷衫”、“季士峩我山”等八人题咏诗词二十一首。这些序文和题咏，除宦振声序文无版框、每面六行、每行二十字、共四面外，其它皆为黑色双线版框，版心上部书写“第四楼”，下部钤有长朱印一方曰“卧云山房主人”。所有序文、题咏都无撰者钤印。
第一册封底用旧稿纸，墨笔书写：“卧云山房投笔集卷三十一，玭山小雅秦子陵，诗余单调小令，十六字令。“正楷字体，与正文相同，但旧稿纸倒装。第三册封底一页纸为该剧第三十三出“哭别”中的因写错而废弃的未写完稿纸，小楷字体，与正文相同。第四册卷末墨笔署“雨千弟林滋读校”。
《红罗记》传奇稿本的八位题咏者中，除了朱轩、刘之晋、沙岭、季士峩四人同时为《如意珠》题辞、笔者在前文已有论述外，汪桂林与吴镳的情况也有案可稽。《（同治）如皋县续志》卷九“耆寿传”载：“汪桂林，字凤巢，庠生，少颖异，工诗，名流过海上者，唱酬无虚日，有《半江诗钞》，寿七十六。”《大清如庠题名录》卷三：“嘉庆丙辰元年岁入二十二名名：……汪桂林，半江……童古录取：汪桂林。”《如皋管氏宗谱》卷二十四“列传”收有汪桂林所撰《刘孺人传》，文末按曰：“汪桂林，字半江，附生。”可见，汪桂林，字半江，而非字丰江。“丰江”为“半江”之笔误，是请人誊清时抄错所致。从该本正文的字迹及页面情况和“丰江”细节我们知道，如同《如意珠》稿本一样，《红罗记》稿本也是誊清稿本。
《红罗记》稿本扉页有阴文方朱印“秦城”、阳文方朱印“子陵”、叶形阴文朱印“卧云”以及序文、题咏页版心所钤长朱印“卧云山房主人”等，印证了笔者此前由《如意珠》稿本得出的有关作者情况的结论。而根据《红罗记》稿本第二、三、四册的署名都有“如皋小雅秦子陵”和第一册封底所用旧纸上的内容又可知，“小雅”也是秦城的别署。
《红罗记》稿本为我们进一步证实了秦子陵的生活时代。写于“道光甲午岁”即道光十四年(1834)的管华序文称，“莲乡秦子陵少从余游”；作于“同治甲子岁”即同治三年(1864)的宦振声序文称，“壬戌岁，遭逆扰，避居如皋之东北乡，借数椽以蔽风雨。适与秦高士秦莲乡先生结为比邻，幸蒙垂青，不以愚为卑鄙，订忘年交”，壬戌岁即清同治元年(1862)；李光玙的序文撰于清道光乙未岁即道光十五年(1835)；《大清如庠题名录》卷四载，“同治戊辰七年岁入三十二名暂额十名：……吴镳，咒莲”，为该剧题辞的吴镳为清同治戊辰七年(1868)的庠生；前文已述，汪桂林为清嘉庆元年(1796)庠生。由此可见，前文关于秦子陵生年的推论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秦子陵为明末清初人之说不攻自破。
《红罗记》稿本还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秦子陵生平的更多材料。管华序曰：“莲乡秦子陵少从余游，工诗古文词，其举业则风华典赡，气势排
，诚所谓少年文字气象峥嵘者，破壁而飞正未可量也。”看来，秦子陵少年时代就才华横溢，不但工诗古文词，而且时文也写得好。宦振声序文和第一册封底所用旧纸上的内容又告诉我们，秦子陵家住“如皋之东北乡”的玭山，且被宦振声称为“高士”，其晚年是一位虽未取得功名但其才学品德为乡人所敬仰的乡间名士。对于管华提到的秦子陵才学，宦振声的序文同样予以肯定：“虽然，先生之令人可钦可羡者不止此。于举业则超超元箸（按：“超超元箸”疑为衍文），气象峥嵘，超超元箸，可以仿佛乎焦储；于诗古则风华典赡，色色精工，可以颉颃于李杜；至于丹青笔妙，触手生春，则又先生之余事耳。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若先生所谓无所不能者，非耶！”秦子陵非但传奇写得“令人可钦可羡”，而且举业、诗古、丹青样样精工，可谓无所不能，实在是乡间少有的奇才人物。
《红罗记》稿本第一册封底所用旧纸的书写内容告诉我们，秦子陵另有至少三十一卷的诗文集或诗词集或词集，名曰《投笔集》，该集的第三十一卷收有“诗余单调小令”，其中首列“十六字令”，可惜未得传世。
关于《红罗记》传奇的创作情况，管华序文指出，秦子陵在研读经书之余，感到“笔墨无聊，俯就音律，作传奇五种，曰‘五凤楼’”。由此进一步证实，秦子陵曾经创作过五种传奇，总名为“五凤楼”，其中《红罗记》传奇为“第四楼”，《如意珠》传奇为“第五楼”。宦振声序曰：“适与秦高士莲乡先生结为比邻，幸蒙垂青，不以愚为卑鄙，订忘年交，盘桓久之，先生将所著《芭蕉楼》传奇示览。”《红罗记》传奇又名《芭蕉楼》，这与《红罗记》稿本扉页所画芭蕉树以及该剧剧情正相吻合。另外，《红罗记》稿本扉页所标书名为《驻春楼》。所以，《红罗记》的别名有《芭蕉楼》、《驻春楼》。
在“五凤楼”中，《如意珠》作于清同治六年(1867)之前，那么，《红罗记》的创作更早。《红罗记》稿本的三篇序文中撰写时间最早的是管华序文，该文写于道光十四年(1834)，那么，《红罗记》传奇的创作当在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不久。由于该序文提到秦城已经创作了五种传奇曰“五凤楼”，所以，这就把《如意珠》传奇的创作时间由清同治六年(1867)之前也进一步提前到清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不久。
《红罗记》写书生黄玠在友人的帮助下得与佳人吴绿筠、曾云娥成婚的曲折经历。第一出《陈情》副末开场所吟［满江红］词点明了该剧的主题：“抱恨终天半途里，前功尽弃，问上帝，生才如是，谈何容易。即此英年如此耳，前程不卜可知矣。欲学他人力可回天，浑无计。论福命，轻如纸，淋笔砚，心难死，叹年华弱冠蹉跎过已，未得文章华工国，怎能姓字垂来世，没奈何填几曲词儿教新戏。”《红罗记》传奇的创作旨在为有才华而不得志的书生鸣不平，让其得到所应得到的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是作者秦子陵发自内心的愿望。因为秦子陵本人就是这样的才华横溢而又人生偃蹇的人。在该剧第二出中，作者不禁长叹：“可怜十年面壁，曾用达摩功夫，几度看花，竟遭刘贲偃蹇，苍天难问，白发易生，纵有班超之才志，何年投笔封侯。”刘贲为唐代昌平人，曾应贤良对策，极言宦官祸国，考官害怕得罪宦官，而不敢录取，同考的李邰说：“刘贲不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秦子陵叹刘贲偃蹇，实际就是在叹自己的偃蹇。班超的投笔从戎事迹，为历代失意文人所谈论不已，作者将含有词作的作品集命名为《投笔记》，同样是哀叹自己“十年面壁”而不得其果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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