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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总理今年3月5日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1998年，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正在调整。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但是危机频繁发生，动荡此伏彼起，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有时表现还很突出。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维护经济安全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紧迫课题。”这一段话，是对当前国际形势充满辩证法的精辟概括。
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缓却又蕴含着诸多惊险事件，这在最近一年多来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算是贯穿着大国关系调整的世界多极化和夹杂着金融危机冲击的经济全球化。不过，无论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多么复杂多变、扑朔迷离，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辩证的方法观察问题，把握事物的两重性，就有可能做到揭示本质，明辨是非，确定良策，趋利避害。
缓和与地区冲突及强权政治的两重性
冷战结束以来，各国普遍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运用高新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方面。人们较多强调的是经济因素日益上升，全球性军事对抗势头减弱，大国关系普遍调整，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增强，霸权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出现了谋求政治解决地区热点和武装冲突的趋势，联合国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这些论断，言之凿凿，颇有说服力。不过，现实还告诫我们，冷战结束并不等于持久和平的到来，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有时甚嚣尘上。加之一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领土、民族和宗教因素不断诱发新的矛盾和争端，这些又为全球霸权主义的干预提供了可乘之机。现在，美国继北约东扩进入实施阶段之后，又提出北约“新战略概念”，要扩大北约的行动范围，确立全球干预新战略，强调北约的行动“不必都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北约“在美国领导下”充当“世界警察”角色。美国继在伊拉克耀武扬威、实施轰炸之后，最近又借口在科索沃出现所谓“民族灾难”、“南联盟拒绝北约向科索沃派兵维和”，悍然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开创了北约历史上的危险先例。美国及其支持者试图绕过联合国行事，贬低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恣意采取侵略行径，这是最近一个时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升级的重要特征。美国还与日本一起，策划研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甚至要将台湾纳入其中。凡此种种，都在警示人们：冷战虽告结束，但霸权主义依然是构成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多极化过程中的两重性
美国在新形势下谋求世界霸权的行径，是同世界格局的演变联系在一起的。冷战结束之后，两极格局彻底终结，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却自峙是惟一的超级大国，竭力鼓吹单极世界，妄图独家主宰世界事务。美国的综合国力确实要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不同程度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这种状况仍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下去；但是，美国与这些力量或力量中心的差距毕竟是在逐渐缩小而不是扩大，况且美国在对付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也是力不从心的，往往要拉着它的伙伴一道干或者由别人出钱它带头去干。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大国建立或者致力于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客观上也在受制于多极化趋势。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既强大又虚弱的两重性。再就多极化本身而言，形成多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种状况对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和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是对“单极世界论”的否定。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个拥有核武器且怀有地区霸权主义野心的发展中国家或集团的影响力上升，乃至在多极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而对多极化的进程产生某种负面影响。多极化的这种两重性，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
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
面对势头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有人强调说机遇难得，是好事；也有人担心地认为它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其实，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重性，它既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也将使各国的经济安全面临风险和挑战。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只不过利弊程度是可变的，对于某个具体国家来说存在着利弊孰轻孰重的问题。鉴于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几个经济发达大国主导，并控制着全球化进程，所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利因素当然会更多一些，比如原材料价格下跌，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不平等会加深；发达国家加紧推行经济扩张政策，谋求对市场的垄断，这会给对市场依存性增大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风险；更何况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与技术、国际竞争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等方面同发达国家存在着明显差距。但是，经济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并非全是福音，也会给它们带来诸如贫困和失业加剧等严重社会矛盾，而发展中国家如果办法对头，则有可能借助引进资金和技术来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本国向高技术、高增值方向转移。所以，发展中国家在注意防范经济全球化消极影响的同时，关键是要致力于加速自身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强阵地，扩大机遇，越过“陷阱”，趋利避害。我国对于经济全球化所持的原则立场，在1998年11月23日发表的《中俄高级会晤结果联合声明》中作了充分的表述。声明中说：“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正在成为决定世界经济状况的重要因素。中俄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同时，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因此，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经贸关系中恪守平等互利和地区开放原则，消除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岐视，摒弃利用货币金融杠杆将有损于某国合法民族利益的政治经济条件强加于人的企图。一系列地区和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困难时期应该相互支持，而不应借机谋取私利。”
中美关系中的两重性
认识两重性还可以避免误断。这里不妨列举国际关系中的两个例子。
中美关系何以时好时坏？这是因为一方面，两国之间有着多种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蓬勃发展和在世界事务特别是亚太地区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得不承认它对中国实行的“西化”、“分化”政策一再破产。所以，近年来中美关系取得了明显进展，相互的了解逐渐加深，在军控、经济、环保等方面的合作增多。另一方面，双方又在台湾、人权、军售等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尤以台湾问题最为现实和敏感。更何况，美国统治当局压根儿就不愿意看到中国这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强盛起来。美国一贯奉行的对华“遏制加接触”的基本政策，存在着两重性，根据它自身的利益需要和国内各派斗争的起伏，有时遏制加重，有时接触增多，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中国对美国则始终奉行“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基本方针，希望彼此都能高瞻远瞩，着眼未来，特别是要美国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对台湾问题，以便把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美关系带进21世纪。这说明，中美关系能否得到不断改善和保持正常发展，主要矛盾方面在美国。最近一个时期，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一些改善对华关系的步骤，却受到美国国会反华势力的掣肘，反华噪音增多，实际上是美国的内部斗争把中美关系作为了牺牲品。“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也要有辩证的认识。当1995年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有人曾断言两国关系从此一蹶不振，显然是缺乏远见的；反之，当近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善时，有人又认为两国关系从此一帆风顺，也是不切实际的。中美之间要真正形成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必须排除一切干扰，尚待双方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独联体松而不垮的两重性
独联体为何松而不垮？独联体自形成以来，一直处于松散状态，蹒跚而行，主要因其公认的“盟主”俄罗斯未能名副其实地担当起强大经济中心的角色。独联体之所以没有垮掉，表明各成员国还离不开或者说不急于离开它，谁都不愿意主动搞垮它而失去同俄罗斯的传统联系，甚至处于与俄对立的可畏境地。既然俄罗斯在经济方面满足不了它们的要求，那就只好另谋出路，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西方和其他周边国家，积极发展与美国、欧盟的双边、多边合作，包括一些国家与之共同开发里海石油资源。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自顾不暇，又不肯对独联体放任自流，所以，在维系独联体总体框架的同时，加强了独联体内部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构筑了被称作一体化“最高模式”的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酝酿了被称作“次高模式”的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关税联盟与货币联盟。独联体各国对俄白联盟多为敬而远之，不去效尤，主要是惟恐丧失来之不易的主权独立而沦为俄罗斯的附庸。新年伊始，叶利钦总统宣布俄1999年的首要外交任务便是“进一步加强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不过，在俄经济振兴之前，独联体难有多大作为，还得松散地“摇晃”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当独联体的协作有所进展时，说什么它将恢复苏联，或者，当其矛盾增多、裹足不前时，又说什么独联体行将崩溃，这些误断皆因忽视独联体的两重性所致。
总之，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中无时不存在两重性，且有整体与局部、主要与次要、长期与暂时之分，准确地予以鉴别掌握，将有助于增强我们认识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