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用什么以什么话语——也谈女性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谁论文,以什么论文,也谈论文,话语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从写作的历史断层中浮出表面是新近的事儿。在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炒得沸沸扬扬，用身体和乳汁写作令世人张口结舌时，我们不妨来思索这样几个问题：女性写作的历史、女性为谁写作、女性用什么写作、女性写作的话语、女性与女性主义写作。
女性写作的历史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女性与小说》一文中谈到，女性小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关于女性与她们写的小说，一是指女性和关于女性的小说。我们在谈女性写作时，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即女性和她们的写作。据伍尔夫考察，在18世纪之前，没有女性持续写作，而到了18世纪，女性几乎像男人一样习惯于写作。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提出：为什么她们18世纪前不写作，为什么18世纪出现了女性写作。其实，说女性18世纪之前不写作也不确切，用伍尔夫的话说，我们若在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寻找，也可以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看到世代女性的形象：公元前600年，萨福和一小群女性在希腊岛上写诗，后来沉默了；大约公元1000年，日本妇女紫式部完成一部优美的长篇《源氏物语》；16、17世纪多半是女性沉默的世纪；18世纪女性写作复现，而且在大获成功。
然而，同男性的写作成就相比，在历史上的女性作品只是寥若晨星。女性不写作的原因在于，她们一直被排斥在许多人生的经历之外，她们的生活天地是狭隘的，这纵然能使她们专注于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情感体验，可社会为她们提供的写作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即便她们再有才能，也跳不出既定的生活桎梏，更何况还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波伏娃在谈及社会和历史对女性才能的践踏时指出：“一个人在开始时无论多么有才能，如果他或她的才能由于他或她的社会条件和周围环境而得不到开发的话，这些才能只会是死产的。”司汤达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他在一句特别动人心弦的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人类得不到任何一个天才的女性。”（《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伍尔夫在《有自己的一个房间》阐明了女性写作的基本条件：如果她们不属于任何别人，不是男人和家庭的一种财产，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话，女性是能够成为写作天才的，但至少在18世纪之前，历史并没有给女性以这样的条件。18世纪女性开始写作同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的兴起是相关的，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本身也构成了女性主义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篇《女权辩护》揭示出妇女和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们同样具有获得权利和行使义务的资格：理性、德性和知识。这种男女平等的呼唤也是18世纪女性革命的时代最强音，女性在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才能，以及以往社会对自己的压迫之后，她们的笔端也随之流畅起来。的确，女性是应当写作的，因为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男作家主要或大多半时间是为女性写作的。在选材、定题和运用语言时，他们也从未考虑过来自女性的评判。那么女性是为自己写作的吗？
女性应该和实际上在为谁写作
即便是对于一直被看作是为女性而写作的伍尔夫，女性主义者中也有人认为她或多或少还是为男性写作的。而且有人断言，每个女作家或多或少也是为男性写作的。这里也有两个问题：女性应当为谁来写作和女性事实上在为谁写作。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总会遇到悖论：如果我们说女性应当而且仅仅应当为女性写作的话，那么无疑地限制了女性作品的适用范围，使女性写作的天空变得狭小了。这样说来，女性在写作时，本不应考虑谁来读自己的作品，只是写其之所不得不写，止其之所不得不止，她们的作品是为人类服务的。然而，就像男性作家宣称自己的作品是中立的、客观的、真理的一样，如果女性真的以中立的笔触去写作，为男女、为人类去写作，那么她也很可能使用公开化的语言，以普遍化和大众化的方式去写作，并在作品中把自己埋没，这对于从历史上凸显女性的写作目的来说显然不是明智之举。从目前的历史场景来看，女性写作实则是不应超越为“女性而写作”的目的的。按照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艾莉森·贾格尔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前女性主义”的时代，也就是说女性仍旧处于被压迫、被贬低、被忽视的地位，既然如前所述，男性作家不可能为了女性来写作，那么女性若想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人了解自己的世界就只好自己拿起笔了。如果女性写作也以中立和真理、以及客观性自居，那么女性沉默的状况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因此，无论从价值秩序和历史进步的阶段来看，至少在今天，女性作家应把为女性而写作摆在首位。
从现实来看，目前的女性在为谁而写作呢？人们似乎都熟悉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经常提及卫慧、棉棉等人的小说。认为她们注重在日常的场景中以各自的身体去表现各自的存在，乐于追求生活刺激和情感冒险，追求时尚生活和流行文化，表现出漂泊不定和随遇而安，——一种后现代式的青年亚文化。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她们是在用“身体”写作，写女性自身，抑或是为女性写作，但实际上，那种女性身体的样态和语言、性爱和呢喃，无一不讨男人的喜欢，因而实则还是为男性而写的。也许，作家写作时头脑里装的是女性，但她们的身体、她们的体验、她们的情感和她们的世界，还是不由自主地套上“父权制”的锁链。于是，她们的作品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翻卷起来。
女性用什么来写作
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的答案是用身体写作。她强调，女性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女性。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通过写她自己，女性将返回自己的身体，这身体曾被从她身上收缴过，曾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的病态的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曾经成了她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而在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当女性的身体被还回来时，她没有理由不用身体写作，因为只有她的身体才懂得前所未有的歌，女性要以对身体功能系统的体验为基础，以对自己的色情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开始写作。西苏看到，女性的身体不只是她自己的身体，在她身上，一直保留着产生别人和产自别人的力量。女性既是母亲和抚育者，是给予者，又是她自己的姐妹和女儿。母亲是一种隐喻，女性从未真正地脱离母亲的角色，她的内心总有善良的母亲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水写作的。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母爱，女性的身体才是双性的。当男人们泰然自若地保持男性崇拜，凭借着生殖器崇拜而宣扬男性（单性的）力量时，双性的女性却以性爱和母爱打破对方生命的疆界，而这一过程是一种多样的重合，且永不枯竭。男人们用身体去追逐世俗功名，女人则需要用身体写作，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女性通过身体把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通过身体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当西苏充满激情地论述女性要用身体写作这样一个论点时，在哲学上的确有点儿难避本质论之嫌。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但能把所有女性身体统一起来的东西恐怕还得是自然的力量：乳汁和母爱。因为从社会的角度看，并没有统一的女性，这正如西苏自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在目前还不存在妇女独立的整体，不存在典型的妇女。”（《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就像人们无法谈论一种潜意识与另一种潜意识相类似一样，他们也无法整齐划一、按规则编号分等分类地来谈论女性的特征。“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同上书）既然每个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阶级不同，那么她们的体验也很难一致。因此，强调女性用“白色的墨汁”写作实际上在宣扬一种本质论。尽管如此，西苏的用心是好的，她要社会和历史还回女性曾被囚禁和践踏的身体，她要以突出女性的身体让人们认识一个崭新的女性世界，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和写作划清界限。
倘若我们不愿意再重复西苏“用身体写作的”本质论错误，那用什么来代替西苏所讲的“身体”呢？用“性别”(GENDER)，也就是说女性应用“性别”写作，这里的性别含义等同于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社会性别”，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女性别。在女性主义理论看来，性别是一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范畴，是社会现实被组织、被表明和被检验的方式。性别首先是一个社会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和社会的人们对性别有着不同的理解；性别也是一个经济范畴，男女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性别角色归根到底是由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决定的；性别还是一个政治范畴，它包括权力关系，是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性别又是一个文化范畴，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不同的塑造和表现。女性用性别写作就是用社会时代和历史所赋予她的身体、价值观和情感体验来写作；她们应当写自己“被体验着”的身体和生活。性别寓意、性别体验不同，作品的内涵和形式也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写自己就是要写自己的性别，反抗“父权制”下的性别压迫，以特有的性别感受创造出新的女性文化。
女性用什么样的话语写作
在文学作品中，话语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载渡方式，它承载了沉重的历史负荷，揭示出深层的社会结构以及权力关系。那么，话语的意义是什么？在“父权制”的符号系统内，可否有真正的女性话语？女性应当使用“女性话语”写作吗？“女性话语”是什么呢？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这里都可以暂且把话语看成语言、符号和声音的同义语。按照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观点，语言的实践活动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从中发生的交往伦理，人们以语言为世界命名而发现自己是“主体”，因此，话语和语言实际上是主体得以命名，世界得以命名和主体之间得到相互沟通和理解，主体认识和说明与世界之关系的枢纽和桥梁。
然而，在“父权制”的符号（话语、语言和声音）系统内，可否有真正的女性话语？也就是说，女人可否能像女人一样说话？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多数西方哲学都在倡导两分法、阳物中心论和逻辑中心论。主体的位置或许是男性的，女性只被认同为有缺陷的，或者是被阉割的男人，她们不能在符号上得到自我定义。但他也认为，妇女不应像男人那样要求主体性，因为那样的话，就又重复了两分法，他只是要求女人“像一个女人那样说话”。德里达的要求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父权制”的符号系统内，本身就包括了下述的可能性：第一、男人更可能在语言中占主体地位，把自己设计为行为和话语的主体，而妇女更可能抹杀自己，对男人和社会作出让步；第二、第一人称I的使用可能对女性来说并不必然指向对女性的认同；第三、妇女习惯于成为男人自我表现的载体，她们在语言中的自我表现是缺乏的；第四、女性在讲话时可能有更多的情感和屈从，她们的话语可能抹杀了自己的主体性。
这些可能性刚好吻合了伍尔夫的发现，她看到女性在写作伊始，在技术上有许多困难，因为男人创造的句式对女性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这样的句式就显得太松散、太笨拙、太夸张了。因此，女性必须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在伍尔夫的这种认识基础上补充说，在“父权制”的符号系统内，一般来说都是男人在代表妇女讲话，即便是让妇女自己来讲，她们多半讲出的也是维多利亚式的男人的声音，所以，如果女性开始写作，就必须认识到消除虚假女性声音的必要，以便为自己说话。
这样看起来，“父权制”的符号系统本身就注定了女性在其中不可能有自己的话语。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拉迪克曾为话语下了一个定义：“当代女性主义者中，话语指政治、体制和语言实践的系统联系网络，话语突出了我们的语言和思想反抗。”《中国女性与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际上，话语表现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女性的话语即是她们社会地位的缩影。在人文科学中，有三个相互转换的概念：语言、世界和意识。世界上无一物不能组成为语言，人的意识也无一不像语言一样构成。但是，人们却不能占有这些语言或话语，相反却被它们所操纵。语言和话语本身既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又是由后者决定的。
无疑地，女性写作要打破“父权制”的语言符号系统，使用自己的话语，也就是像吉利根所讲的女性应发现新的词汇和创造新的方法为自己说话。什么是女性话语？吉利根认为，女性话语是关系和联系的话语，话语同声音一样是联系内外在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工具和通道，是理解心理、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新钥匙，一种关系的石蕊试纸和心理健康的标尺。但另有女性主义学者并不同意吉利根的观点，认为女性对关系和联系的注重是以往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不确定和低下造成的。女性长期以来被局限在家庭领域，她们必须以关爱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来弥补自己劣势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有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写作必须使用双重声音的话语（缄默者和主导者）在女性主义之内和之外讲话。还有人指出，女性话语是松散的、串联式的，而不是复杂、从属的和线性的。女性不是一个能够统一的概念，因为女性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女性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从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并不存在抽象的、统一的女性话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向“父权制”的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提出挑战的女性写作话语的一些特色：1、非等级制的、非两分法的；2、女性占据主体地位，表达出女性主体性的；3、多元的、差异性的；4、平等的、关爱的和关怀的；5、侧重于经验的、松散的和情境的。应当承认的是，这些特色本身也是变化着的，正如我们在前面阐明的那样，话语归根到底是本身与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而不是由性别决定的。
女性与女性主义写作
女性与女性主义写作是不同的，因为并不是每个女人都是女性主义者，所以女性写出的作品未必是女性主义的作品。那么什么是女性主义的标识呢？这在女性主义内部也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突出的是女性的体验和情感，把它们摆在作品的中心地位，但另一些人并不赞同，英国女性主义学者罗瑟琳·科渥德在《女性小说是女性主义小说吗？》一文中谈到，“如果只因一本书将女性的体验放在中心地位，就认为它具有女性主义的兴趣，这将陷入极大的误区。同时值得争论的还有：我们泛泛地称为女性主义作品的小说实质上也各不相同。”因为“女性主义永远不能成为女性的一致经验和利益的产物，因为这些经验和利益没有如此的一致性。女性主义必须永远是在一种具有特殊政治目标的政治运动中女性所结成的联盟，它是一种基于政治利益而非共同经验的联合。”（《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确，如果以女性体验为女性主义的标识，随之就会产生一个“女性体验”的统一性和真实性问题。由于女性的体验并不是铁板一块，女性之间存在着阶级、种族、文化、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我们能指称出的总是一部分女性的体验，而且描述女性体验也需要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产生又面临各种问题，如谁来发展这样的语言？谁来认可它是否是适当的？谁能代表女性说话？所以，科渥德让我们跳出女性体验的圈子来定义女性主义是有道理的。这里的关键词是政治利益、特殊的政治目标、政治运动的联盟。事实上，女性主义可以概括为以消除性别歧视，结束对女性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革命。女性主义者是指真诚地投身于这一社会运动，参与其思想文化革命的任何男女。基于这一定义，女性主义写作可以看成是以消除性别歧视和结束对女性的压迫为政治目标的写作，而女性写作则泛指女性的写作，显然，女性的写作未必是女性主义写作。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主义写作主要有两个历史任务：反思和创造。反思就是像女性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里奇所说，用崭新的双眼回顾过去，以新的角度翻开历史的篇章，拨开那些环绕在女性身上的臆测，发掘出女性的真实生活，引导女性去想象自己，解放女性的语言束缚，以及女性如何开始观察、命名并重新开始新生活。“如果我们不想看到旧的政治秩序在历次新的革命中重现自己，那么性别概念中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过去的作品，而且要与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有所不同；不是将传统延续下去，而是要打破它对我们的束缚。”（《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创造就是把写作当作一种使命，女性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话语形式，以性别进行写作，把自己写入文本，就像通过奋斗把自己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这一创造的本质在于摧毁男性写作的霸权和菲勒斯中心主义，使写作服务于反对性别歧视和对女性压迫的政治目的。西苏把写作当作生命和拯救问题，女性主义写作说到底也是妇女解放和人类拯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