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不能承受之重——《考瑞基多拉》及《乐园》中的母亲、记忆与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多论文,记忆论文,之重论文,不能承受论文,母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是由于母亲、通过母亲作为一种记忆的源泉，个体才被置于家庭谱系之中。
——盖·杜格斯①
抱着孩子的母亲拥有着(承载着)她孩子的记忆。
——詹妮弗·弗雷切纳②
黑人文学在美国有着很长的历史，但是由于民权运动和黑人美学运动的影响，美国黑人文学的内容和特征自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便是黑人女作家群体的出现及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70年代起，以托尼·莫里森、艾丽斯·沃克、玛雅·安吉露、托尼·凯德·巴姆巴拉、歌劳莉亚·奈勒以及盖尔·琼斯等为代表的黑人女作家群体的崛起，对黑人文学传统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丰富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内涵，促进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她们一方面继承黑人文学的传统，继续在种族、身份等问题上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又开始超越传统，对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进行审视，对黑人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在人物的刻画上不再固守陈规，塑造出一批与黑人文学传统模式化人物大相径庭的角色。很多评论认为，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突出反映了黑人女性积极建构种族文化身份以及女性身份的愿望，揭示了黑人女性所受的双重苦难——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反映了黑人女性在以白人为主导和男权统治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建构种族身份、寻找自我的历程。③作为美国黑人女作家的重要代表，盖尔·琼斯和托尼·莫里森分别在小说《考瑞基多拉》(Corregidora 1975)和《乐园》(Paradise 1998)中，塑造了饱受历史创伤的黑人母亲形象，在描述她们所经受的从肉体到心灵，从种族到性别的累累伤痛时，两位作家指出了承载着历史记忆的黑人前辈女性们所陷入的困境。本文从母亲在黑人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出发，从创伤记忆的角度切入，分析这两部小说中母亲在传承历史记忆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正由于“母亲作为一种记忆的源泉”，一个人才被置于家庭谱系、历史、民族及传统之中。作为一种直接记忆的宝贵源泉，“母亲”常被“置于过去之中”，却又被置于历史之外。安妮·麦克科林托克认为，女性常常是口述记忆传承的直接渠道，而她们自己却被“拒绝于任何(历史)作用之外。”④将女性/母亲作为(个人和社会)记忆的主要载体与官方书写的历史却是大相径庭的，因为民族主义及反殖民主义的话语将女性的作用局限于“生产者”和“文化传递者”。⑤正是由于中心/边缘、家庭/世界、传统/现代、女性/男性的二元对立体系造成了“母亲”作为“牺牲品和英雄”的双重角色，母亲形象常被看作失落的传统身份中缄默和坚忍不拔的象征，代表着民族精神核心未来的成长。⑥
在民族主义及反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女性被刻画成民族的精神核心，被作为国家英雄儿子的生产者，而在后奴隶时代(postslavery)的美国黑人文学中，母亲形象更多地通过母女关系得以呈现。母亲作为文化记忆和传统精神承载者的形象，常常通过母亲谱系的叙述得以刻画。在论及母系作为传统隐喻的作用时，玛德胡·杜贝指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通常用母系的隐喻来构建黑人女性文学传统……，把母亲当作女性文学传统的源泉，当作它延续的捍卫者”。⑦可见，在杜贝看来，母系隐喻在构建黑人女性文学传统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母系文学传统的构建又将黑人女作家紧密相连，使她们成为这一传统中“黑人女性文学的母亲”及“赋有责任感的女儿”。爱丽丝·沃克在其《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中也曾指出，从历史发展上看，美国黑人妇女不外三种命运：一是受苦受累、生儿育女的牛马命运；二是某种机遇使少数人得以施展才华；三是当代黑人妇女才有的继承黑人文化传统、改变所生活的世界的命运。⑧
黑人母亲在历史上遭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境遇，造就了她作为女性另一种声音的表达者及记忆的传递者。赫坦斯·斯彼勒思认为奴隶“家庭生活”的特殊境遇导致了美国黑人女性(作为母亲和女儿)独特而强有力的位置，⑨戴安娜·萨德芙进一步指出黑人母亲身份(motherhood)与“双重历史”紧密相连。⑩母亲，一方面是奴隶制最终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又起着传承这种历史压迫记忆的媒介作用。著名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批评家帕特里希亚·希尔·柯林斯认为：“虽然作为母亲对一些女性意味着压迫之源，但对其他绝大多数女性，不管是在个人意义还是集体意义上来讲，它都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和完成之路。母亲可以被看作一个场域：在那里，女人可以表达和学习自我定义的权力，珍惜、尊重自己的重要性及自我依靠和独立的必要性。”(11)可见，女性记忆被当作是女性增强自我力量的源泉。因此，探讨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母亲与传统及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下美国黑人文学批评的重要方面，“母性传统”(matrilineal tradition)和“女性记忆”成为黑人女作家及女权主义批评家研究的重要主题。盖尔·琼斯的《考瑞基多拉》和托尼·莫里森的《乐园》这两部重要小说自然也不例外。
很多评论着重分析这两部小说体现出的在挑战“父权的”(大众的，历史的及书写的)话语基础之上的“母性”(女性的，个体的及口头的)话语。但在这些研究中，有一个重要方面被忽视了：这两部小说并没有解决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区别，因为两部小说都指出了同一个事实：“母性”记忆常常屈从于父权话语的历史，如果说母亲所拥有的创伤记忆是一种财产，那么这种财产又将如何得以传承？而作为“生产者”和“文化传递者”的母亲真的是这些财产的合法继承者吗？根据玛丽安娜·赫斯真的观点，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所经历的创伤记忆为第二代创伤，或“后记忆”；一个创伤幸存者的后代，总是力图在“她自己的生活叙述”中理解“在她出生前的创伤记忆”。她认为，那些从未被经历过的事件构成的第二代后记忆的视觉及叙述再现，采用“同一代人之间的接受和认同行为”，即，幸存者后代接受那些她们所未经历过的创伤经历，接受那些记忆，使之成为自己的记忆并写入到她们自己的故事之中。(12)后记忆表现出的是一种在时间和地点上的困惑，一如琼斯和莫里森笔下的人物所经历的困惑，她们不能直接进入对现实有巨大影响的过去之中，不能拒绝记忆的责任，也不能无视创伤在历史和当代文化中引起的政治效果。后记忆引发了一种精神上的束缚，创伤幸存者的后代们必须在与“无法承受的空缺”中找到关联。(13)
《考瑞基多拉》和《乐园》两部小说中的家庭所经历的历史创伤，明显早于见证这些创伤的母亲(女儿)们所讲述的故事，通过她们讲述的故事，母亲/女儿们承担了历史见证的责任，但她们也同样表达出作为黑人女性这一特殊身份构建历史的不合法性。在讲述奴隶制和美国种族主义的创伤后果的故事时，琼斯和莫里森分别刻画了一个传承和讲述家族历史的母亲/女儿形象，故事围绕着她们的历史意识展开，即历史创伤在家族谱系完整和记忆传承中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她们与她们的母亲及母性谱系隔离开来；这种隔离感源于她们记忆的丧失，这种丧失并非因为她们对家庭创伤历史的忘却，而是因为她们不能通过主流渠道传承她们的记忆。在《考瑞基多拉》中，小说主人公厄莎·考瑞基多拉描述了自己“繁衍后代”的家庭责任，而“繁衍后代”是延续考瑞基多拉女性记忆、见证痛苦历史创伤的主要方式。生活在20世纪的美国，远离她祖辈们的经历，厄莎陷入一种困境：她感觉到见证残忍过去的紧迫性，却又无法进入到这些记忆之中。厄莎见证责任所采取的是繁衍后代这一方式，而《乐园》中的主人公帕特丽莎·贝斯特则是以文字的形式来记录她的先辈们所经历过的创伤。作为一名教师，帕特丽莎力图以文字重构家庭及社区的历史，但一如厄莎，她也有一种历史的隔离感，因为她也没有经历过经济上的剥夺及种族隔离的创伤，而恰恰就是这些元素构成了她所生活的小镇及其家庭的社会身份。帕特丽莎尽管在小镇长大，成为一个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却始终被一种隔离感所困：她是社区的一部分，又不能逾越社区划定的界限。作为创伤经历者的后代，两部小说中的黑人母亲/女儿处于一种矛盾的困境之中：她们认识到自己在家庭谱系轨道中的重要性，但又感到自己不能进入到这些家庭记忆之中，因此，重要、基本的家庭记忆的传承被隔断了。考瑞基多拉·厄莎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夹在家庭历史内外的意识：“考瑞基多拉是她们的，不是她的”。(14)那么，琼斯和莫里森是如何描述出这种传承记忆的不可能性呢？这种不可能性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作为托尼·莫里森同时期的作家，盖尔·琼斯在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也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她的小说大胆探讨美国黑人作家一直谨慎而不轻易涉及的美国黑人文化中的暴力、性欲和疯狂等主题。《考瑞基多拉》讲述了奴隶主考瑞基多拉的性侵犯给考瑞基多拉家族四代女性带来的心灵上的摧残和影响。西蒙·考瑞基多拉是一个巴西的咖啡庄园奴隶主，他肆意凌辱庄园的女性，不仅使厄莎的曾祖母怀孕，又强暴了厄莎的祖母——他自己的亲身女儿，并使她怀孕。考瑞基多拉烧毁了所有能证明这些妇女曾是他的奴隶的证据。这些女性一代代承诺她们要不断地“繁衍后代”，以传承历史记忆。厄莎是考瑞基多拉家族的第四代女性，是一个在夜总会表演的布鲁斯歌手，从她的曾祖母和祖母那儿知道了家族的历史。厄莎答应母亲会“繁衍后代”，将“考瑞基多拉女性们”的故事传承下去。当所有的官方证据被销毁后，讲述及重述这些记忆便成了保存和延续考瑞基多拉女性记忆、见证痛苦过去的方式，这样不仅使这些记忆根植于厄莎的脑海中，确保这种见证的延续，还是她的前辈女性们与创伤妥协的一种方式。
“讲述”一方面被作为一种治疗方式，帮助经历创伤的女性，“就好像那些话在帮助她，那些不断重复的话语好像能替代记忆，从某种程度上超过了记忆”(15)。另一方面，讲述又被作为使这种过去的创伤记忆延续的方式，“重要的是要繁衍后代……这就是证据”。(16)要实现讲述的双重目标，厄莎是要付出代价的，她“继承”了她“母亲们”的创伤，而最终变成了她自己的创伤。前辈女性们的创伤经历成为厄莎身体的直接体验，也就是伊丽莎白·亚历山大所说的“身体的知识”或“身体的记忆”。(17)从母亲传给女儿的创伤记忆将世世代代以最直接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谈到“母亲们”的记忆时，厄莎说：“她们的过去在我的血液之中……我的血管是几世纪的会合”(18)。在了解到前辈女性们遭受到的性侵犯后，厄莎感到她们的主人考瑞基多拉先生“依然在(她)体内嚎叫”(19)。记忆变成了一种见证的伦理承诺，使厄莎全盘接受了她前辈女性们的创伤。厄莎将她面对的现实与她先辈们的过去融为一体，以至于她丧失了区别的能力。当厄莎第一次告诉塔德颇(她的第二个丈夫)关于她传承前辈女性们记忆的责任时，塔德颇问她，“我想你恨他，是吗？”塔德颇此处的“他”指的是马特，厄莎的前夫，也是一个布鲁斯歌手，在与厄莎结婚后他不愿意再让厄莎演唱布鲁斯，在一次争吵中把已有身孕的厄莎从楼梯上推了下去，使她不仅失去了孩子，还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使她无法再实现“繁衍后代”的承诺。但厄莎的回答却是，“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坏蛋”(20)，显然，厄莎所说的“这个坏蛋”是奴隶主考瑞基多拉。可见，厄莎将代表现实的马特与代表过去的考瑞基多拉混淆在一起，厄莎的这种困惑贯穿于整部小说中，因为厄莎的现实经历不断让她回到前辈女性们的过去之中。
厄莎这种把自己的生活与其先辈女性们生活的混淆，就是过去与现实的混淆。这使得厄莎的生活与其前辈女性们的经历遥相呼应。一如考瑞基多拉过去对厄莎祖母的称呼，马特称厄莎为“我的猫咪”、“我的小金片”。小说结尾处，厄莎和马特在二十年后重逢，他们在曾住过的旅馆相逢，“并不是原来的房间，但是同一个地方。同样地方的感觉”。此刻不仅厄莎与马特的过去再次浮现，厄莎曾祖母和考瑞基多拉的过去也重现出来。厄莎力图通过展现她“母亲们”的过去来恢复与马特的关系，“我握着他的脚踝。就像我不知道哪些是我和马特，哪些是曾祖母和考瑞基多拉”(21)。马特和考瑞基多拉之间的区别模糊了。整部小说采用过去时介绍了厄莎的记忆，或者可以说是厄莎从前辈女性们那儿继承的创伤记忆，在这个记忆中，现实从过去中剥离了。这种本作为官方历史记忆反对力量的母性记忆，最终成为一种不由自主的重复，“将考瑞基多拉女性囚禁于一个非她们自己创造的历史之中，因为她们所拥有的历史给予她们的只不过是被剥夺的历史”(22)。因此，女性(母亲)记忆的建立本用来反对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失，却使女性在历史再现中缺失了。
厄莎无法进入到考瑞基多拉家族的历史之中，因此也无法重复这个历史，黑人女性在黑人社会文化身份的缺失，使她认为自己不是这个历史的合法传承者，而她自己也不想用这样的历史来构建自己的主体身份。当她在探寻不可及的过去时，厄莎又拒绝了那些会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过去的记忆。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厄莎具有选择再现历史的叙述因素的主动权，尽管厄莎力图清晰地表达她生活历史的连贯叙述，但整部小说中充满了倒叙、梦境、幻觉和时间上的跨越。这种有意识的碎片叙述表明她拒绝将自己的出生及身份仅仅置于考瑞基多拉家族历史之中的愿望。
母亲记忆能跳出自己的束缚，呈现“这一历史的跨越”吗？有没有办法使母亲记忆不仅能面对历史的安排，而又能阻止拥有话语权的官方历史的不断重复呢？莫里森的《乐园》对此作出了回答。莫里森的历史三部曲《宠儿》、《爵士乐》及《天堂》所反映的是跨越了两百多年的黑人历史，从18世纪掠捕和贩运黑奴，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在《宠儿》和《爵士乐》中，个人与集体的历史最终对现在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生活在痛苦现实中的人们获得了解脱和新生，而在《乐园》中，莫里森的历史意识聚焦到了历史创伤对历史重构的影响。《乐园》的背景是建于1949年的俄克拉荷马州鲁比镇。鲁比的人口都是黑人，过去黑奴的遗族。所谓“乐园”，是指小镇边缘的女修道院。女修道院里都是逃避男人的女性。莫里森使用了双重线索的叙述手法，一条线索围绕鲁比镇的男性展开他们对历史的重构和杀人动机，另一条则围绕鲁比镇和修道院的女性，讲述那些女性为何逃入修道院躲避的故事，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又平行发展。
鲁比镇与其他居民区不同的是：与世隔绝。不仅白人在鲁比镇不受欢迎，甚至浅肤色的黑人也要受到排挤和歧视。黑人罗杰·贝斯特是小镇上第一个破坏了血统规矩的人。他娶了一个浅肤色的棕发女子为妻，从此，他的家族不仅被从“圣室之家”中剔除，一家人在鲁比镇都受到牵连。他的妻子狄利亚就因为模样像南方穷白人而且又生了一个白人长相的女儿而遭镇上的黑人嫉恨。当狄利亚难产时，人们不愿送她去医院致使她不幸身亡。狄利亚和罗杰的女儿帕特丽莎和外孙女比莉·狄利亚同样因为肤色原因而陷入痛苦的深渊。帕特丽莎是学校的历史教师，业余时间研究鲁比镇诸家族的谱系历史。为了改变被人歧视的命运，她嫁给了长得像“煤矿最深层八层石头”的黑人比利·卡托，并生下一个女儿。令她难过的不仅是丈夫的早逝，更是因为女儿比莉·狄利亚继承了她的浅肤色而受到人们的孤立和非议。当帕特丽莎最终醒悟是小镇的人们使她一家成为种族主义的替罪羊时，她懊悔自己认同并按照鲁比的道德标准来约束比莉·狄利亚，使女儿失去了母亲的保护。最终，帕特丽莎把她多年收集整理的鲁比镇家族的历史资料付之一炬。从形式上看，帕特丽莎的这一行为与《考瑞基多拉》中被烧毁的证明黑人被奴役的证据相似，虽然两个焚烧行为的社会语境和社会力量并不相同，烧毁本身却象征着与历史、文化记忆及合法财产权利的抗争。历史证据的销毁使“官方故事”得以完整保存。烧毁的行为发生在小说“帕特丽莎”这章的结尾，而在此之前的叙述却充满着反叛的历史证据。为了让帕特丽莎有能力选择烧毁她的家族记录，她得有权进入到官方历史和非官方的文化记忆中去。
碎片化的记忆、多层的历史、过去与现在的交织贯穿于《乐园》的整个叙述。每个人物、每个地方都有其自己的历史，这些历史又成为其他人物历史的一部分，而根据每个人物的个体需要，这些犬牙交错的历史又不断地被否定。如，莫里森把帕特丽莎这一章紧置于康索雷塔章节之后，这两个女性叙述之间视点的转换是“讲述”。康索雷塔是“女儿国”——修道院的核心，康索拉塔以善良、理解、博爱的宽阔胸怀，接纳、抚慰玛维斯、格蕾丝、塞尼卡、迪薇这些伤痕累累的女子，她不仅给她们提供了一片寒舍，还教导她们学会自爱和互爱。而比邻的鲁比镇却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男人们紧紧控制了经济、社会、家庭大权。对帕特丽莎而言，鲁比镇代表的是这个地区所有事件发生的中心，而修道院代表的是所有反叛及非法行为发生的边缘地带，也就是说，鲁比是合法社区的代表，修道院则是一个非法的附属。相反，康索雷塔把修道院当作一切场景的中心，鲁比被认为是一个重要但陌生的附属邻居。这一点在对从鲁比去修道院的吉基的刻画中得以充分体现，“突然间，她已出了小镇。当地人称之为的‘中央大街’在这中断，吉基到了鲁比的边缘，与此同时也到了它的中心”(23)。在莫里森的笔下，将小镇与修道院分开的17英里在边缘与中心的交汇处消失了。
帕特丽莎对小镇宗谱的寻求与她的另一部小说《宠儿》有类似之处，却又不同。在《宠儿》中，忘却是黑人从痛苦创伤中走出来的方式，“他们忘却了她(宠儿)，她就像一个噩梦……记忆似乎是不明智的”(24)。在《乐园》里，鲁比镇的头领们高度警觉地保护、追随着过去，并把过去当成小镇合法的身份象征，率领男人冲击修道院的头领摩根认为，“如果你，你们中的任何一个，忽视、改变、抹去或者添加那烤炉上的话语，我会砍掉你的头……”(25)。摩根兄弟的祖父泽迦利亚和其他人向俄克拉荷马迁徙的过程中，遭到沿途各城镇居民的拒绝，其中包括当过奴隶的黑人们。遭到一连串的拒绝之后，他们最后意识到，是自己本引以为豪的纯正的黑色皮肤使那些浅肤色黑人都鄙视他们。于是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小镇。在摩根两兄弟的记忆中，祖辈的这段历史就是由永恒的耻辱、仇恨、排外和对乐园的梦想构成的，而能代表这段历史的就是当初祖辈们建造的烤炉。烤炉刚建成时，祖父在烤炉嘴上写过一句话：“小心他皱眉”——“他”指的是上帝。在摩根兄弟的心目中，这个烤炉具有见证与代表祖辈历史的神圣地位。“孪生兄弟相信，是当祖父发现正直之途非常狭窄时为烤炉的嘴唇选择了这句话”，而且“要表达能够永恒的至理。”(26)社区关于烤炉的争论贯穿于整部小说中，年轻一代既没有经历过恐怖的美国奴隶制，也没有经历过二战后的种族压迫，但却被不断重复告知这些历史创伤的原因和后果，在力图进入到祖辈们的过去之中时，他们又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版本和解释，而这恰恰是老一代所不能接受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摩根这个反对种族隔离的保守黑人民族主义的代言人，一方面谴责年轻一代的鲁莽行为，另一方面却以枪杀修道院的女性来“保护”鲁比的父权控制，保护他们祖辈们的历史。
帕特丽莎在记录小镇和居民的官方历史时，还记录了她母亲的非官方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帕特丽莎是通过回忆来讲述她母亲的历史的，在她母亲和小镇的历史之间，帕特丽莎感觉自己是被迫在写她母亲的记忆，而不是她自己的记忆，由于母亲的过世，也由于小镇的老一辈不愿分享他们的个体记忆，帕特丽莎找不到自己问题的答案。如果说帕特丽莎的任务是记录小镇期望看到的合法的历史，她失败了，因为她的记录中包括了被小镇首领们看做是不合适、反叛、甚至是亵渎上帝的事件。如果说她的责任是记录她母亲的历史，她也失败了，因为在一种麻痹的“后记忆”状态之下，她无法进入到不属于她的历史创伤的“真实”之中。但她作为宗谱记录者的失败却证明了她作为见证人的成功，因为她力图使她母亲的经历合法地进入到小镇的“官方故事”之中。帕特丽莎是小镇的忠实居民，却又游离于其外，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她对小镇有一种的认同感，而与小镇的隔离感又使她力图发现官方合法历史与黑人创伤历史之间二元对立的意义。作为这些创伤事件的见证者，帕特丽莎的记忆努力证明了“后记忆”的矛盾(困惑)：她是一个继承了太多又太少记忆的矛盾体，她还是一个意欲将这些记忆传承下去却又无法完成的母亲。她将自己的生活和意识融于过去的历史之中，而正是这个过去又使她不能完全理解和拥有。像《考瑞基多拉》中的厄莎一样，帕特丽莎的愤怒直指“官方故事”，因为它们造成了作为文化记忆传承者的母亲身份的断裂。所以，帕特丽莎自己烧毁了一切。对厄莎和帕特丽莎来说，对家庭历史的评述及对家庭母系族谱的重构并不是一种复活母女感情纽带的方式，因为这种断裂是无法弥合的，而正是这种断裂才留给了她们叙述的空间。
丧失生育能力的厄莎无法完成“延续前辈女性们记忆”的重任，在经历了失去子宫这一创伤后，厄莎开始意识到她必须在祖辈们的历史之外找到自己的声音，她必须学会唱一首“能触及她和她的生活”的新歌。(27)而作为母亲的帕特丽莎也使女儿失去了母亲的保护。两个主人公似乎都没有成为真正的母亲，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母性的否定，并不能割断母亲与母系族谱及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两部小说使我们意识到记忆所起到的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甚至在女性自我力量加强的叙述中也如此。在这种叙述中，女性的知识和话语成为女性口述传统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成为女性记忆的负担，因为她们现在的故事得屈从于前辈们过去的经历，除了传承那些坚忍不拔的生存故事之外，她们还必须传承那些创伤记忆，从祖母传给母亲，从母亲传给女儿。她们无法承受的这些“记忆”碎片最终又成为一种创伤，周而复始，无法弥合。因此，盖尔·琼斯和托尼·莫里森的这两部小说重新审察了“母亲”与“记忆”之间的必然关系，把女性/母亲从她们作为文化记忆的传播者这一必然角色中解放出来。那么到底由谁来传承这些记忆呢？琼斯和莫里森堪称当仁不让。是她们这样的黑人女性作家承担了这个“记忆不能承受之重”，其作品中母亲的记忆看似中断了，但由无数记忆碎片建筑起来的创伤却是永恒的，可以穿越时空的隧道，不断让人从中领略到黑人女性被分裂的自我及其文化身份。
注释：
①Guy Dugas,La Littérature judéo-maghrébine d'expression fran
aise:entre Djeha et Cagayous,Paris:L'Harmattan,1991,p.144.
②Jennifer Fleischner,Mastering Slavery:Memory,Family,and Identity in Women's Slave Narrative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6,p.2.
③参见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75页；参见骆洪：《身份建构中的双重话语——谈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主题》，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96页；参见吴新云：《今见功名胜古人——当代美国黑人女作家创作述评》，载《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6期，第4—5页。
④Anne McClintock,"No longer in a Future Heaven:Gender,Race and Nationalism," in Anne McClintock,Aamir Mufti,and Ella Shohat eds.,Dangerous Liaisons:Gender,Nation and Postcolonialism Perspectiv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89—112.
⑤参见Floya Anthias and Nira Yuval-Davis,Racialized Boundaries:Race,Nation,Gender,Colour and Class and the Anti-Racist Struggle,London:Routledge,1992,p.7.
⑥参见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alist Resolution of the Women's Question," in Kumkum Sangari and Sudesh Vaid eds.,Recasting Women:Essays in Colonial History,New Delhi:Kali For Women,1989,pp.233—53.
⑦参见Madhu Dubey,"Gayl Jones and the Matrilineal Metaphor of Tradition," in Signs 20.2(1995),pp.245—67.
⑧参见Alice Walker,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Womanist Prose,New York:Harcourt,1984,pp.231—43.
⑨参见Hortense J.Spillers,"Mama's Baby,Papa's Maybe:An American Grammar Book," in Diacritics 17.2(1987),pp.65—81.
⑩参见Dianne F.Sadoff,"Black Matrilineage:The Case of Alice Walker and Zora Neale Hurston," in Signs 11.1(1985),pp.4—26.
(11)Patricia Hill Collins,Black Feminist Thought:Knowledge,Consciousness,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New York:Harper,1990,p.46.
(12)Marianne Hirsch,"Projected Memory:Holocaust Photographs in Personal and Public Fantasy," in Mieke Bal,Jonathan Crewe,and Leo Spitzer eds.,Acts of Memory:Cultural Recall in the Present,Hanover,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9,pp.2—23.
(13)(23)(25)(26)Toni Morrison,Paradise,New York:Knopf,1998,p.102,p.67,p.87,p.14.
(14)(15)(16)(18)(19)(20)(21)(27)Gayl Jones,Corregidora,Boston:Beacon,1975,p.102,p.10,p.22,pp.45—6,p.46,p.10,p.184,p.59.
(17)参见Elizabeth Alexander,"Can You Be Black and Look at This?:Reading the Rodney King Video(s)," in Public Culture 7(1994),pp.81—98.
(22)参见Madhu Dubey,"Gayl Jones and the Matrilineal Metaphor of Tradition," in Signs 20.2(1995),p.253.
(24)Toni Morrison,Beloved,New York:Plume,1987,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