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北京市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造业论文,北京市论文,服务业论文,长三角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10)02-0015-08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一些研究者指出：“我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中一直处于低附加值的环节，其技术经济特征是对资源的高强度消耗和高密集化使用，由此也给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不尽快实现产业升级，一旦丧失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将急剧下降。我国制造业升级面临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基本上是在价值链的最低端，没有迈上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之路”。[1]
作为服务业整体不发达国家的一个特例，北京市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北京市发达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状如何？其对于制造业的升级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了吗？回答这些问题，不仅仅对于思考北京市未来的发展前景，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有所帮助，由此取得的经验，更是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中国的产业发展战略，尤其是如何促进制造业升级问题。为了更为深入地探讨相关问题，本文还选取同样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和上海作为对照分析组。在一定意义上，长三角地区的增长模式几乎就是我国的一个缩影：经济增长迅猛，但主要依赖于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的增长。到目前，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000多美元，但其第三产业的比重在2008年还不到43％，而其第二产业的比重则高达53％。即使是其中最为发达的上海市，其服务业比重也刚达到53％，与北京市相差2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将这两类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产业结构差异很大的地区放在一起比较，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长三角地区几乎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缩影，而北京市是中国的一个不同寻常的特例。因此这种对比分析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北京市服务业发展对于制造业升级所起的作用。
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影响其升级的内在机理
对于制造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然而，大部分文献在研究产业升级问题时，都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中进行分析。克拉克(1935)和库兹涅茨(1999)等人从产业结构变动角度阐述产业升级。他们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演进遵循一般的规律，以制造业为例，从生产结构来看，要经历轻工业化、重化工业化、高加工度化和知识技术集约化等四个阶段；从产业生产要素看，体现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顺次演变；从产出效果上看，主要体现为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的转变。总的来说，产业升级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企业或经济体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提升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2][3]
当前，人们最为关注的即是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前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的趋势是：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服务投资和服务就业人员在总投资和总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也越来越高。服务业比重的增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业内不断将一些非生产性的活动逐步外包，从而导致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二是制造业的结构转型，从而使得生产过程中对中间性服务性投入的需求也越来越多。由此体现出两者之间越来越多的相互融合发展。从根本上而言，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服务业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向高端攀升过程中作用不断凸显的过程，而这主要从以下两个机理中得以体现：
机理1：制造业企业内部制造环节和服务环节的分离降低了企业的装置成本并有助于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使得跨国企业需要按照比较利益原则，不仅在国内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的战略配置。因此，“外包”成为全球化3.0时代世界变平的主要特征和重要推动力。外包和产业的战略配置相结合，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来看，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制造业企业而言，通常专注于基于核心技术的制造业务和部分研发营销等服务活动，而将其非核心的服务环节，如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等外包给专业性的服务型企业，从而使得这些服务环节逐步从制造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服务环节的装置成本(set-up cost)相对较高，将这些本身不太擅长经营且平时不太经常使用的服务环节外包，交给专业化的服务公司来提供，可以将企业的这些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从而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而制造业企业生产过程复杂程度的提高对新技术的运用程度提高，也需要相互之间增进协调，从而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内容。
第二，某些制造业企业开始专注于产业链中创造价值的高端活动，把与技术活动和市场活动等有关的服务业务牢牢抓在手中，而把缺乏比较优势的制造活动转移出去，从而使自己逐步成为从事服务增值为主的专业化服务厂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美国GE公司。这种情况下是制造业企业升级的极端形式，企业成功实现了转型，从制造业企业升级为服务型企业。目前，在某些高技术的产业中，为了控制技术的外泄，或专注于系统的集成，或集中精力做深做精产品，服务业企业也开始把某些服务过程外包，从而深化了专业化的分工。
机理2：社会化的专业分工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并且在产业关联度上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
服务环节从制造环节的不断分离，使作为中间要素投入的服务业不断发展，从整个经济运行来看，社会的专业化分工更细，使规模经济变得可能。服务业需要大量的初期投资，而一旦投资以后，边际成本则相对较少，在这些领域，规模经济发挥着很大作用。可编码的、标准化的服务活动随着规模扩大而成本不断降低，本身就降低了制造业的中间投入的成本，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制造业的效率。迈克尔·波特(2003)指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专业化的、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即需要有高端的生产者服务业匹配，而高端的生产者服务业发展，反过来也取决于高端制造业对其的需求，这就从产业关联的层面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进行了界定。[4]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高质量的技术服务嵌入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通过技能的提升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且服务业所处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与当代处于寡头市场格局的制造业相互融合，无论是在产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还是在控制市场的能力和价值增值的幅度方面，都有别于传统制造业的增长模式，从而有利于制造业产业升级。此外，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客户-供应商”关系，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顾乃华等人(2006)则基于面板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指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如中国东部地区)，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越突出，那些企业无法自身提供的生产者服务(如金融服务)对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更为明显。[5]
从本质上来说，制造业向产业链的高端攀升主要是向价值链两端的攀升，而这两端主要是服务业。而制造业使用服务业的程度主要依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造业企业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和增强竞争力的压力，主要取决于其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竞争程度；第二，服务业的可获得性，这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程度；第三，相对于内部生产，外包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便宜程度，这主要取决于服务性企业的生产规模以及工人工资等其他因素[6]。北京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本地区服务发展的基础以及较为成熟的制造业外包经验，都使得服务业在促使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三、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程度的描述性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顶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不断地投入现代服务业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整体产业结构不断向“软化”趋势调整。基于全国、北京以及江苏、浙江、上海的2002年投入产出表，我们可以分析制造业使用服务业的程度。这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可以弥补常规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以增加值为基础进行核算的缺陷，从而体现出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业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为抓住重点，我们首先以各个行业工业总产值所占份额为标准，利用《北京市统计年鉴2007》计算出其2006年的十大制造行业。这十个行业分别是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然后以各地投入产出表计算这十大行业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多少外部服务行业，以考察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发展程度。其中服务业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所有服务行业均进行计算，另一个是排除掉其他社会服务业以及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部门之后的服务业，我们称之为生产性服务业。
表1是计算的结果。从表1中可见，生产性服务业使用系数与所有服务业使用系数差距很小，这说明，我们所排除的几个服务行业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几乎可以忽略。在地区间进行比较，十个行业中北京市的七个行业的服务业使用比重都是最高。以十大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使用系数的平均值来看，北京市制造业1单位的产出包含了0.16个单位的服务业投入，而在全国为0.12个单位，上海为0.14个单位，浙江、江苏为0.11个单位。以所有服务业使用系数的平均值来看，各地制造业1单位产出所包含的服务业投入，仅是北京市和江苏省增加了0.1个单位。这些数据表明，无论以哪个指标的平均值来衡量，北京市的十大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外部服务业比重都比其他地区高，较全国高33.3％，较浙江省、江苏省高45.5％，较上海市高14％。
从行业角度看，使用外部服务业比重超过15％的行业在各地有所差异，北京市有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上海市有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浙江省有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江苏省有化学工业。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区使用服务业比重高的行业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像化学工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使用外部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
四、实证检验
前文对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及其升级问题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逻辑阐述，而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仅仅是直观的描述统计，仅能部分表现两者融合的程度，不能反映出来两者的融合所起到的效应。本部分内容旨在弥补投入产出表分析的缺陷，利用常规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检验两者的互动发展对于制造业的升级是否起到效果。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从行业层面比较分析北京以及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作为制造业的高级投入，是否促进了制造业的效率提升。
1.指标、计量模型和数据
不同的研究对制造业的效率指标选取也有相当的差异。国外的研究中常用的指标是产出率(增加值与产值的比率)、效率指数(某行业产出占全国GDP比例与该行业劳动投入占全国总劳动投入比例的比值)、劳动生产率(行业总产出与就业人数的比值)。陈立敏和谭力文(2004)则选取了产业利润率、市场份额和劳动生产率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制造业的竞争力。[7]我们采用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产出效率。
我们选取服务业的产值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从而分析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的影响。一般而言，生产者服务对制造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更为直接，而消费性服务对制造业的效率的影响则大多是间接性的。然而，在现实经济统计中，有些服务业(如交通运输服务、银行服务业)既可以看作是生产者服务(为企业服务)，也可以看作是消费者服务业(为居民和一般消费者服务)，只不过不同服务行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程大中，2006)。本文在进行一般分析时，选取的服务业主要是统计年鉴上列出的各服务业产值总和①。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Tra、Sale、Fin、Est分别代表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这四个服务行业。选取这四个行业一方面是受数据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因为尤其在我国，他们一般被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
本文选取的是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四个地区、制造业29个细分行业2000-2005年共6年的面板数据③。数据来源主要是历年《北京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
2.计量结果
表2给出了北京、江苏、上海和浙江这四个地区2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Hausman检验是检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方法所得的系数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虚拟假设是否存在。由于四个地区的经验分析结果都表明接受虚拟假设，因此以下分析均适用随机效应模型。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所有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各地服务业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程度各不相同。由于所有变量均是取对数，因此解释变量的系数表示的是弹性含义。从表2的结果看，北京市的服务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可以带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加0.648个百分点；而江苏地区的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547个百分点，而上海和浙江该系数仅为0.773和0.546。所有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中北京和上海的系数较低的原因，或许在于其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中心，尤其像北京作为首都，其服务业发展很大一部分是为外地企业服务。
(2)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对四个地区制造业效率提高都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从系数来看，北京最高为0.657，江苏其次为0.455，浙江最低为0.245，而上海则为0.374。这说明了与长三角地区相比，北京的制造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入，江苏次之，而上海和浙江地区对固定资产投入的依赖相对较弱。人均固定资产年平均余额还可以反映资本的有机构成。这意味着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能够促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生产者服务的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入，竞争不断加强，对技术和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不断进步，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进而提升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从根本上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也是生产者服务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
(3)计量结果表明，在北京市和长三角三个地区都存在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多，导致劳动生产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的现象，并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其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企业数量多的行业大多是中小企业较为密集，而中小企业一般说来劳动生产率较大企业为低；二是企业数量多的行业可能存在过度竞争问题，这是由于各地区之间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明显，再加上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同时缺乏企业退出机制，因此不可避免出现过度竞争的局面。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制造业各行业的企业数增加1个百分点，北京市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将下降0.232个百分点，上海、浙江、江苏三地都将下降0.5个左右的百分点。相对而言，北京市的行业内企业数量增多，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较小。
表3是利用北京市数据，进行服务业细分行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Hausman检验的结果表明接受随机效应模型。由表3中可见，北京市的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房地产业均能有效促进制造业的效率提升。由于所有变量均是取对数，因此解释变量的系数表示的是弹性含义。从结果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高一些，两者增加值增长1个百分点，则北京市制造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将分别提高1.52和1.68个百分点。而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业和房地产业的影响相对小些。两者增加值增长1个百分点，将导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0.73和0.77个百分点。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北京市乃至全国如何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有一定启发意义。首先，在全球化竞争时代，北京市制造业要想实现向产业链高端的攀升，从产业互动的角度来看，还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北京市的服务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目前从产业结构上看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本文的实证检验也表明，北京市的服务业发展对于制造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方面表现在与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北京市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软化”，使用的外部服务更多。另一方面，外部服务的使用也有利于提高北京市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北京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已经起到积极效果。未来，还应当保持这种良好势头，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科技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以更好的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其次，北京市的服务业发展还有另外一层功能。作为首都，北京市应当积极发展总部经济，通过发展总部经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为全国提供良好的服务的同时，也促进北京市的进一步发展。北京发展现代制造业有人才、科技、信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面临着商务成本高、资源短缺、环保要求高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发展总部经济是一条既能充分发挥北京资源优势，又能回避北京资源劣势的发展道路，符合北京城市经济转型的基本方向。在吸引总部资源的竞争中，北京要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条件，使总部经济成为首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成为推动北京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
在现阶段，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市服务业对制造业乃至经济增长的引擎功能，首先应该重点进行服务业的体制改革。目前服务业大部分是存在进入管制以及垄断的行业，如金融、电信、铁路运输、信息等行业。要么由于自然垄断的属性，要么是由于行政垄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竞争力；同时，进入壁垒的存在，也限制了从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的比例，导致服务业内部专业化分工程度降低。因此，在新一轮体制改革中，服务业应该作为改革的重点。其次，要从对一般制造业的“招商引资”，转变为有针对性的“招商选资”。现阶段中国有关外资政策的关键问题，并不再是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是应该改变招商引资战略，把重点放在高技术、高产出和高附加值的大型项目和商贸配套服务项目上，特别要突出引入外资企业的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给予外资服务机构国民待遇，并且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给予支持。再次，通过财税政策的创新，鼓励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有着较高的折旧率，这在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现代生产者服务业内显得尤为明显，因此职业培训等继续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现行的财税政策中，折旧主要基于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而对于无形资产则不予以折旧。财税制度方面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途径，是允许服务部门人力资本进行折旧，计入成本，可在税前扣除，从而鼓励服务部门人力资本投入，促进服务部门整体人力资本的升级。
注释：
①这里的服务业总包括统计年鉴中所列出的所有服务行业。
②这2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造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记录媒介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品机械制造业和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③上海市的数据是从2001年到2006年；浙江省部分数据缺，因此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这个细分行业予以剔除，仅选择了2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