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若干问题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经济运行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笼统的格式去调控他的运作，只能借助于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子系统间的竞争与协调来调控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和运行轨迹。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及各部分之间联动的广泛性，当人们调整系统结构或是某子系统的结构，以期调整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时，往往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结果，影响甚至背离了调整的目标。其根本原因是，当我们从某个角度考察发现应当解决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时，往往由于对问题认识的局限性及措施的不完善性，而导致新问题的产生，使人们频于应付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削弱乃至偏离了调整的初始目标。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种种经验和教训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系统中的一些问题。
关于股份制问题。股份制是企业资产的一种组织方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股份制成为企业向社会筹措资金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这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一个方面，而且股份制还应与其他经济因子、政策手段、外部环境等相互协同作用，才能发挥其优势，并不是“一股就灵”、“一卖就灵”，如果以偏盖全、搞一刀切，到头来必然在经济发展中要付出高昂的学费。
关于农业市场化问题。有人认为农业市场化完全可以自发地调节供求关系，从而理顺价格体系，缩小剪刀差，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因此农业市场化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事实上，由于市场调节的自发性、滞后性及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对市场信息难以作出迅速的调整，使农产品特别是副食品和鲜活产品的供给大起大落，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过快地推进农业的商业化，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精壮劳力大量非农化，农业所急需的有限资金流失等。使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农业发展的任务也更加艰巨。为确保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决策的实施，在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地运用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各种调控手段，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他方面象科教兴农、规模经营等问题，都是农业发展系统中的一个个层面。在科教兴农中也存在着资金投入的规模和结构问题，农业规模经营中存在着提高劳动力素质与科技含量等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只有从对经济系统的深刻认识出发，我们才能抓住研究问题的实质，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地辩识众多经济现象及问题间的联系及症结所在，即要从多角度多层面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二、农村经济研究要跟上时代步伐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已历时18年，现在的农村经济状况及宏观经济背景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对中国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的发展有个新的认识。如不注意深入实际地考察中国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的发展变化，仍旧局限于对一些问题的原有认识，则势必脱离时代特征，这种与中国现实情况背离的研究结论，会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宏观政策和微观运作机制的制定带来误导。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一直认为农业比较利益低，农业经营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事实上，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们对农业本身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关于农业的产业特性，人们只强调其弱质性。其实除了自然风险大的特点外，农业还具有其他一些特性，如市场风险大、管理难度大、获利潜力大等。至于农业投资大、回收慢、效益不高的普遍看法，实际上是对一般传统农业而言的。现代农业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其产出水平已大大提高，农业科技含量越来越大。由于全球性的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作为资源性产品的农产品及其相关产品，将越来越成为短缺商品，农业所拥有的市场份额比其他任何产业都要大。人们生活的不断改善，也使对农产品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和高档化，奢侈品的概念开始进入农业领域，农产品的价格含量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都使农业有可能成为获利能力最高、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最终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之一。如近年来组建的苏州华鑫集团，长江农业集团等从事农业开发经营的企业集团，均真正实现了产供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他们不仅取得了喜人的经营业绩，更带动了大批农民步上了致富之路。
对于土地抛荒等问题，也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长期一来，人们习惯于从生产资源的角度去认识土地抛荒，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土地抛荒是一种生产资源的浪费，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更是一种要通过行政法规加以限制乃至杜绝的现象。但这并不是认识问题的全部，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生产力的效益出发，考虑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我们不难看出，对农民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劳动价值的选择，表明农民的劳动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的一些价值观念，他们在付出劳动的同时，已经在思考与劳动相关联的多种经济因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认识上的提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产生土地资源浪费的原因辩识及所采用的何种措施来制止浪费，则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为什么不应当重新审视一下农业政策，特别是土地使用政策，是否存在不适应农村现实情况的问题呢？现在全国大部地区实行的均田制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在改革初期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推行的一种农田使用制度，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在十几年后，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发达的农村地区这种变化则是本质性的。在这些地区农村非农化产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90%左右，均田制的承包方式造成的户均农业生产规模的限制，使农业收入对农民而言已无足轻重，且农业生产的资源投入机会成本也大幅上升，这才是土地抛荒问题的症结所在。这说明均田式的联产承包制，已经不利于发达农村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应研究如何在绝大部分农民的经济福利不受损失的条件下，进行农业政策（特别是土地使用政策）的调整，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形成。
三、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中基础问题的研究
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这种研究应同基础研究相结合，要以基础研究为立足点和前提，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而目前的研究情况并非如此，在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中，往往局限于战略方针的研究，有的研究甚至同基础研究相脱离。表现在对大量基础问题、对农村经济基本状况的认识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事实上改革开放18年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变化很大，有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农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联系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一五”期间，农业产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工业占30%，农业人口占80%。现在工农业产值的比重则正好相反，工业占70%、农业占30%。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有了很大变化。但仍常常有人仍以80%的农业人口作为分析国情的依据。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决策及所采用的战略方针，自然难以有效地引导和促进农村经济的顺利发展。所以说，基础研究是战略研究的前提，也是决策问题研究的重要环节。只有深入研究一些基础问题，才能对一些表面现象的认识有新突破，并进行本质上的把握。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问题，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基础数据、基本经济比例关系。这是我们进行任何研究的基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在完善的组织、科学的指标体系指导下，有系统地长期进行，以改变我国目前多套数据不一致的状况，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定期发布，以使数据资源得到更广泛地利用。（2 ）对农村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农民的基本观念、基本经济行为的研究。农村的经济发展必将引起农民观念的转变，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生产、消费、择业等行为的决策，影响他们对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反应的方式。这些都将决定我们的农业方针政策，是否能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3 ）对农村的经济、技术、生产、社会管理等基层单位的组织基础、运行的微观机制及运行的有效性的研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并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间进行比较，将帮助我们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个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才能有真对性及实际使用的价值。
四、农村经济研究要注意可操作性
研究农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是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应是研究如何操作经济运行、实施发展规划，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所在，也是检验其成效如何的试金石。要在研究如何走进市场、如何运作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如何加强农村经济研究的可操作性上下功夫。目前大家都认识到了规模问题已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认识到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的重要性，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研究土地流转机制如何具体运作、拿出可操作方案的不多，而进一步模拟土地流转机制的运作过程，发现可能产生的问题，并进行对策研究的就更少。
值得注意的是，强调微观经济运作机制及经济研究的可操作性，已成为当前经济研究的发展趋势。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和加拿大的威廉·维克里，这两位经济学家所研究的重点是，各国政府、公司或任何组织，可以在经常缺乏全面信息或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作出战略决定的过程。他们使刺激条件、能力和社会责任成为经济学方程式中的因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运作机制与现时各国政府经济发展、经济政策的制定关系密切，因此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加强经济运行机制操作的研究，有利于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同时对启迪与诱发农村经济研究的新思路具有重要作用。如对我国农业产业波动与价格形成机制的研究，短缺通货膨胀与农业增长的研究；农民收入波动对农业生产性支出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操作研究，有助于我们理顺农业波动的传导机制，切实在经济运行中加以疏导，减少农业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中国农业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将会有更多的经济运行机制需要研究。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要跟上时代步伐，切实加强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为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