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利率确定(市场化)的困境及其延伸_金融论文

发展中国家利率确定(市场化)的困境及其延伸_金融论文

发展中国家利率确定(市场化)的两难选择及其延伸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利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利率作为一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已为世界各国政府所认识和运用。利率水平的确定及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是各国货币管理当局在经济调控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对于正处在经济振兴和腾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金是其主要稀缺资源,对利率的调整在各类宏观政策工具中是更为突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市场体系还不成熟和完善,对外贸易条件也不容乐观,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并不宽松,从而对利率水平的确定(包括对利率体制的政策选择,即实行利率管制还是利率市场化),发展中国家多面临两难选择。

首先,我们来看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调低利率水平的压力。

1.为刺激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往往采取扩张型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可以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从而社会总需求的扩大带动供给的增加,进而保持GDP的高增长率。这是发展中国家一般降低利率水平的主要考虑。

2.在发展中国家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模式中,国内金融部门在调节经济方面实际被摆在一个异常突出的位置。它要能够按照政府的意图随时将社会财富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并以较低成本供给资本,确保经济扩张。所以,货币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在诸多货币政策工具中,出于自身市场条件的缺陷的考虑,往往不得不主要选择相对较为容易实施且见效快的利率政策工具。从而调低利率以刺激经济的压力相对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供灵活选择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要大一些。

3.为了快速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创造国民收入,发展资本市场已成为当今最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济战略选择。这是因为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直接融资的有效性,还有利于一国产业重组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从单纯的银行储蓄中分流资金,促进资本市场的活跃和发展,这就有必要降低利率水平分流储蓄。当然,这一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储蓄的利率弹性的大小。

4.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在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多是数量型增长模式。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以高投入为其支撑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平均资金利润率较低,而利率的制定在原则上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为上限;同时,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筹资多以间接融资为主,资产负债率经过前些年高投入的积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企业的利息及债务负担已接近承受的极限(事实上,最近一年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负债率的企业破产导致银行危机的连锁反应引起的),因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低利率政策,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

5.近年来,国际游资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给各国的汇率及货币政策有效性造成的影响已为世人有目共睹。发生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国际游资的掠夺性投机更是避之惟恐不及。而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是有效抑制短期资金流入的政策选择之一。为保持国内进行持续高速增长,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国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国际收支的平衡。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降低利率水平。

6.在市场经济已有所发展且趋于成熟的国家,其汇率水平与利率水平通常是同向联动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工业国家为保证其出口竞争优势,需要维持较低的汇率水平,从而要求较低水平利率的支持。

然而,从当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发展状况来看,利率的确定又面临着巨大的调高压力,而这种压力又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出现的。

1.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资金短缺,虽然在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利用外资成为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的有效途径。但发展中国家要保持民族经济的独立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后劲,最根本的出路仍然是立足于国内筹资。在国内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尤显重要。因而,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长期保持低水平是不能真实反映一国资源的配置状况的。所以,不管是实行利率管制还是利率市场化,要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和高效使用,切实发挥利率的配置功能只能在现有低利率水平基础上提高利率。

2.经济扩张所带来的资金缺口的增大,也在促使实际利率水平不断上升,资金成本不断提高。因而,总体上看,均衡性使得实际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应是一致的。但比较后发现,在过去的20年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利率增长率普遍低于实际GDP增长率。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实际利率增长率比该地区实际GDP增长率低4.8个百分点(包括中国),这说明这类国家和地区较高增长率是由较强的低利率因素支撑的,产业效率比起较高融资成本下的欧美企业自然要低一些;这同时也说明在实际利率增长率快于实际GDP增长的环境条件下,储蓄的利用效率相对较高。因为产业投资受到以利率预期为主的非产业投资收益的竞争。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竞争则不存在。看来要提高储蓄利用效率,也要求提高实际利率水平。

3.正在迈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市场化进程中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价格体系改革,客观上要求利率市场化配套进行。而在资金要素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率市场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利率上升。

4.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行钉住某种世界性储备货币的汇率制度,如亚洲很多新兴工业国家一直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这些国家经济调整发展的初期,这一制度也许能够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有利于出口的竞争优势。但随着近年来美元的坚挺,这些国家币值非自愿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逐渐失去优势,出口一再下降,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持汇率的稳定,需要上调利率以使资本项目有所盈余而平衡国际收支。

5.在长期扩张性经济政策实施下,发展中国家多遭受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保持实际利率水平为正以及抑制通胀,只有名义利率上调确保高于通货膨胀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调整的两难选择必然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及现实条件而选择一种利率倾向。但无论选择哪一种倾向,该政府都是以放弃其相反选择的积极政策效果为代价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初期,一般都选择低利率倾向,与之相应的则是金融压抑性政策和制度,主要表现在长期实行的低利率和高度严格控制的统制式金融制度,即中央银行基本上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个政府机构,主要商业银行均由政府把持。这种金融压抑性制度和政策在起初促使国民经济迅速重建、复兴与起飞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日渐发展或成熟,而金融深化的滞后,却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1.助长了经济的非均衡性。这主要指利率不能反映资本使用的真实成本,相对价格难以代表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融资的持续性低成本导致了投资过度甚至盲目性无效投资,银行部门贷款投入的刚性特点,这都使资源配置不可能达到最佳水平,从而产生经济结构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也许不至于产生严重问题,因为增长所产生的积极动力会抵消一些结构性矛盾。然而,当积累的压力伴随经济趋于成熟将首先导致金融资源的短缺,并使金融业与实业间的不协调性问题显露出来,进而在改革不能及时进行的情况下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

2.助长了资产价格的泡沫性上涨。这一点可以看成是金融压抑下的金融过度。高储蓄率、严格金融控制和低利率因素的综合作用加之持续性通胀的影响使大量家庭部门的流动性储蓄纷纷转向包括股票和地产在内的资产市场,致使资产市场的价格急剧上涨。然而问题是,不论是物质产品,还是金融产品,其价格长期严重背离其真实价值而高居不下的价格体系只能是脆弱的。当货币市场发生变化,比如利率波动时,就会引起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从而给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和运行的不稳定性准备了潜在的基础性因素。

3.助长了金融体系的脆弱和不稳定性。金融压抑下的金融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1)在产业部门不断以廉价融资扩充资产的过程中,由于企业普遍以存量资产抵押换取下次的融资扩张(这种扩张仅是资产规模的膨胀而非真正的规模经济),加之银行的贷款刚性以及银行盲目追求低级安全的经营意识,致使资产抵押贷款在整个贷款组织中所占的份额均在30%以上。比如1990年以来,台湾、马来西亚、韩国的这一指标分别为40%、32%、30%,如果将附属担保贷款计算在内,资产贷款份额将更大,比如韩国和台湾大约60%的贷款是由不动产作为附属担保的。如此高的资产抵押份额在某段时间内确实使银行经营建立在比较完全可靠的基础上,但这仅指地产、不动产及其他资产价格一直上升的时期而言;长期看,它却是导致金融体系脆弱的种子,因为这些地区的资产价格是泡沫推助起来的。尤其是当一国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引起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时,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会严重冲击金融部门的稳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呆坏账等不良资产问题。1997年初爆发持续至今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些国家从货币受冲击开始导致银行迅速被拖垮,很能说明这一点。

(2)受持续性通胀影响,金融部门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越来越不对称,即负债期限结构趋向短期化,资产运用期限结构日益长期化。初看起来,这种期限结构似乎可以获得利息方面的套利好处,然而这只能在短期利率处于下降过程中得以实现,但由于长短期利差一般非常小,加上融资手续费用,金融部门的这种资产负债结构其实难以获益,更重要的是短期利率的上升压力是明显的。随着各国抑制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的实施,短期利率已趋于上升,加上不动产价格开始下滑,收益曲线的较大波动都使得如此期限结构资产负债的金融部门真实利润呈直线下跌之态势。如韩国银行部门的实际利润增长率由1994年下半年的近20%直落至去年的近乎零增长。这就使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并逐渐失去了支撑健康有序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运作及产业企业发展的基础,从而失去了与外来投机力量相抗衡的能力。

至此,可以看出,以长期实行低利率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压抑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发展已较为成熟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不能适应客观现实的政策和制度选择了。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进入9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此起彼伏发生的金融危机面前,似乎已开始对政府主导性(即对企业的过分保护和对金融部门的直接控制)产生了质疑,而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又在人们对其利率市场化和市场自由化进程过快的指责中放慢了脚步。看来,利率市场化的两难选择已延伸至整个金融制度市场化的两难境地了。应该说金融深化和市场化是必然的目标选择,但在这个过程中,在这种困境里,如何重新审视曾经对二战后刚刚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所实现的为世人瞩目的经济与社会重建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低利率政策和统制式金融制度,如何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市场开放、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尊重个人价值等与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储蓄、勤劳等价值观念协调起来,恐怕是发展中国家走出暂时的困境,恢复和保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所要考虑的最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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