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战略思考
苏 榕,刘佐菁,陈 杰
(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033)
摘要: 当今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分析广东省基础研究队伍建设的问题与原因,探讨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的相关措施。研究表明,广东省基础研究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相对薄弱。究其根本,主要存在人才支持力度与方式、科研管理模式、人才评价机制、成果转化不完善四方面原因。通过借鉴国内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经验,建议广东省以重大人才工程实施、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发展环境优化为四大抓手,以新的更大作为开创基础研究发展新局面。
关键词: 基础研究人才;广东;对策建议
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科学探索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更加紧密,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孕育重大突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强化基础研究战略部署,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抢占世界科技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关键在于造就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1-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2018年初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针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从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建设高水平研究基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高基础研究国际化水平、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等几个方面作出战略部署,以求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夯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实现科技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重大跨越。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了“四个走在前列”的新要求;同时,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多数产业大而不强,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一些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重大装备受制于人,科技创新的驱动力亟待加强。原因在于基础研究积累不够、原始创新和科技源头供给不足,制约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广东省当前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强大的源头创新来支撑现代产业发展。
我决定留下来,再给自己一个机会。我跟伟翔约定,我们试离婚,如果这段日子,我们仍然感觉彼此需要,彼此相爱,那么就重新开始。
将DFI、原发肿瘤是否完整被切除、继发肿瘤切除性质、淋巴结转移情况、术后是否接受辅助化疗进行Cox回归多因素分析发现,DFI、淋巴结是否存在转移(95%可信区间为1.008-4.201和0.169-0.933)是影响肺转移瘤病人术后生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2。
1 国内外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策略
1.1 主要发达国家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策略
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并及时调整创新战略,不断适应、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3],如美国2015年推出第三版《美国创新战略》[4-5]、日本发布《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16—2020年)》、德国实施《新的高技术战略——创新为德国》,国际创新战略部署进入新一轮密集期(如表1)。
钩藤是一种有效的血管软化剂和天然植物降压药,不仅在中药制剂生产上广泛应用,并大量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国家。目前,有56种中药,200多个厂家以钩藤为原料生产药品,市场药用年消耗量达3 600吨以上;日本饮料市场需求在250吨左右。因此,种植钩藤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表1 主要发达国家近期科技创新战略
1.1.1 美国:多元化的基础研究人才资助模式,保持基础研究的全面领先
(1)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企业持续增长的多元化基础研究人才资助结构。联邦政府是基础研究人才最主要的资助来源,其资助比例占50%~60%[6];与此同时,企业对于基础研究人才的资助持续增加,2013年达到26%;大学、非盈利组织和非联邦机构对基础研究人才的资助保持在20%左右[7]。
(2)以世界一流大学为主导汇聚全球高端人才。美国一流大学众多,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并具有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同时,美国政府通过设立人才绿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从全球引进顶尖人才到大学从事基础研究,使得大学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
(3)通过稳定性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的模式资助基础研究人才[8]。美国国家实验室集聚了全球最顶尖的基础研究人才,其以“国有民营”的灵活管理制度,采取联邦政府长期稳定支持和与第三方机构运行管理相结合的模式,赋予国家实验室自主权,有助于保持人才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吸引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
1.1.2 日本:人才强国战略实现“超越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
(1)视人才为珍宝。早在2001—2005年实施第二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日本提出著名的“诺贝尔奖计划”,同时增加面向青年研究人员的竞争性研究资金[9-10];在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6—2010年)》中,日本政府强调将科研经费重点从物转移到人上,向首席研究员倾斜,将大部分资金集中于少数的首席研究员身上,提高经费使用效率;2011—2015年实施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时,日本政府提出“新预备终身制”,稳定支持优秀青年人才[11]。
1.1 病例收集和分组 在病人知情同意下选择患者及对照组(n=30),AD患者年龄均为<1岁,按照文献[6,7]方法进行临床试验病例的筛查。按临床表现瘙痒、红斑、浮肿、脱皮和结痂程度分为对照组(无症状,n=30),实验组 1(轻度症状,n=30),实验组 2(中度症状,n=30),实验组 3(重度症状,n=30)四个组,抽取静脉血做免疫学检查和甲基化检测。
(2)创新科研经费配置机制。一方面,日本竞争性科研经费配置实现了多部门的沟通和协作,确保科研经费配置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实施“科研费助成事业”,针对基础研究、挑战性的萌芽研究、青年研究项目等,研究费实现了可跨数年度自由使用的“基金化”[12]。
(3)建立兼顾流动性和稳定性的研究人员职业发展体制。主张对于研究人员的跨国界、跨部门、跨领域流动经历给予积极的评价,鼓励大学、科研机构开放仪器共享;注重加强产学研互动,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同时加强与国外顶尖研究机构的合作,促进人才流动性、开放性和国际化。
1.1.3 德国:充分发挥大科学工程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作用
(1)重点资助国家级高水平科研机构,特别是对马普学会、弗朗霍夫协会等四大国家科研机构的资助,充分集聚基础研究人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竞争性资助模式激发基础研究人才创新活力,提高科研机构的研究水平[13]。
阿诺德的思想在当时的英国并未得到人们的青睐,它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他的思想经由英美传入我国学术界的道路也并不平坦。进入新千年以来,他的思想重又回到学界的视野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它的回归不仅反映了我国出版界所具备的“伯乐”眼光,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也成为阿诺德思想传播的重要途径,日益庞大的读者群体也成为其思想传播的关键一环,这一切均成为阿诺德在异国他乡的知音。他思想及文化观念的有益成分亦可称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补充。随着阿诺德思想的不断传播,其中的有益成分定会在我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2 国内兄弟省份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策略
1.2.1 北京:注重人才协同发展,夯实基础研究地位
(1)探索基础研究人才多元资助模式。政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基础研究,2014年与首农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三元联合资助试点,以政府资金撬动社会投资,为基础研究人才提供稳定资助。
(2)依托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聚顶尖人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运行机制,以集群化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核心布局前沿性交叉研究平台,聚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地球科学等领域,打造我国基础研究人才高地。
(2)充分发挥大科学工程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作用。大力资助利用国家基础研究大型仪器和国际大型装置开展的研究项目,如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南半球天文研究组织、欧洲同步加速器等方面的研究。
(3)以创新基地为抓手,鼓励基础研究人才主动与产业对接。以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地为抓手,推进产学研合作;同时促进科技平台整合开放,组建了首都科技条件平台,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进行衔接,形成区域化的平台合作网络。
经比较,患2型糖尿病合并尿路感染的患者中,女性所占比明显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比较3种澄清剂对20%vol红枣白兰地的透过率可知,壳聚糖和明胶的澄清效果优于水不溶玉米面,故对二者进行复合,使其澄清效果达到最佳。
2019年下半年猪价或出现较快上涨,进入新一轮价格周期。根据生猪生产周期推算,当前能繁母猪存栏将影响明年下半年肥猪上市量,由于种猪调运受阻、受疫情影响低价区养殖户淘汰母猪以及养殖企业资金流偏紧,将会影响2019年下半年供给,有可能出现供应偏紧的局面,猪价进入新一轮上涨。
1.2.2 上海:依托张江国家科学中心,打造基础研究人才高地
近年来,通过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及NSFC-广东联合基金、“珠江人才计划”等项目,广东省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本地院士、双聘院士、院士培养对象分别为43人、122人、35人,总计增长超80%;累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5.8万人,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达国家院士、终身教授等143人。然而,与北京市、上海市等地区相比,广东省拥有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少,战略性科学家和大师级人才尤为紧缺。广东省拥有的全职两院院士远少于北京(815名)、上海(182名),甚至不及清华、北大一所学校,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等顶尖人才也远少于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等地区。基础研究人才“塔尖不高、塔基不实”,与人才强省战略要求不完全适应。
(2)集聚一批顶尖的创新单元、研究机构和研究平台。2016年成立的李政道研究院以丹麦玻尔研究院、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为蓝本,聚焦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宇宙学、量子科学与技术等领域,将引入全球顶尖科学家。
(3)实施大型科技行动计划。上海科学家发起的“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计划”,目前正在加快组建跨尺度、多维度的国际人类表型组创新中心,吸引集聚了大批精准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人才,引领国际生命健康和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方向。
1.2.3 江苏:注重人才培养,促进科技资源共享
(4)加强京津冀人才一体化,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建立了京津冀协同基础研究创新机制,签订《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和基础研究合作框架协议》,设立京津冀合作专项基金,完善三地基础研究人才资源交换机制[14]。
(1)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省自然科学基金专门设立了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杰出青年基金以培养能进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人选为目标,青年基金定位于“科研第一桶金”,为江苏省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做好了人才储备。
(2)推动科技资源和平台共享。注重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户,为科学研究提供强大支撑,如建立了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同时采取多元化投入、市场化运行、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新型发展模式,围绕产业配套和上下游链条规划建设公共服务平台群,为企业创新提供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技术解决方案。
2 广东省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存在问题
2.1.1 拥有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基础研究领军人才相对匮乏
只得慰藉于苏珊娜与浮西努相同的身世,神似的气质,假借战争的苦难造成人物情感的偏执走向,并且借弗希里的口:“人在最无助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在最危险的时候也是,这像嗜酒一样。”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省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稳定增长,规模居全国第三,然而,广东省基础研究人员仅占R&D人员全时当量的3.96%,与北京市(18.29%)、上海市(11.24%)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甚至还远未达到全国(7.08%)的水平。
(1)大力建设张江综合性实验室。实验室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为依托,充分集聚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能源科技、类脑智能、纳米科技、计算科学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人才。
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缺乏颠覆性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装备制造业关键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核”问题严重,90%以上的芯片依赖进口。部分重点领域基础研究人才缺乏,关键技术长期受制于人,无法满足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迅猛发展的需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省面上项目、重点项目获资助项数居全国第四,少于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青、国家优青)获资助项目数较少,居全国第七,与北京市、上海市有相当大的差距。从入选领域来看,广东省医学科学与生命科学类入选比例较高,数理科学类的入选比例最低。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区分布与广东入选项目领域分布
2.1.3 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不足
广东省R&D经费流向中,试验发展占绝对优势(88%);相较而言,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度严重不足,2016年用于支持原始创新的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为4.2%,低于北京市(14.2%)、上海市(7.4%),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与美国、日本、法国等高达15%~30%的比例差距悬殊。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往往由于缺乏经费支持,导致需要长期积累的基础性研究无人愿做,不利于集聚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如图2所示。
图2 近五年广东、北京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总量及强度变化
2.1.4 基础研究平台和设施支撑能力不强
一是广东省高校“多而不强”,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不足。尽管广东省高校总量居全国第二,但至今尚无进入世界200强的高校,“双一流”建设大学仅有两所,占全省高校总量的1.3%,与北京(8.7%)、上海(6.3%)差距较大。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不强,尤其是理工科教育较为薄弱,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与供给严重不足。
二是实验室体系支撑人才原始创新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至今,广东省形成了以4家省实验室、27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306家省重点实验室共同组成的省实验室体系。然而,目前国家实验室尚未在广东省布局。截至2016年年底,广东省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家,仅占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的4%。实验室体系布局严重不足,与打造科技创新强省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
(104)延叶羽苔 Plagiochila semidecurrens(Lehm.&Lindenb.)Lindenb.马俊改(2006)
三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截至2017年年底,8个在粤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顺利推进(如表2),然而,目前大科学装置资源相对分散,碎片化趋势突出,创新人才难以共建共享资源。
Calyxt公司提供的“更加健康”的大豆油是业界第一款真正的基因编辑食品,这款产品最快在2018年年底上市。一旦上市将应用在薯条、沙拉酱和烘焙食品中。
表2 广东省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情况
2.1.5 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
广东省科技论文发表量与总引用量居全国前列,但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较少。科睿唯安公司在线公布2017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我国科学家有261人次,其中广东省科学家仅有13人次,且集中在材料、化学、生物领域。
据2015—2017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完成人的统计分析,广东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有23人,仅占获奖总人数(550人)的4.2%,远少于北京市(180人)、陕西省(63人)、上海市(58人)、江苏省(34人)。
2.1.2 基础研究人才领域分布有待均衡
2.2 原因分析
2.2.1 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与方式不完善
(1)缺乏基础研究人员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机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教授曾指出,基础研究从一个新现象的发现到市场化应用大约需要20到40年。随着科技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大科学装置成为核心载体,跨领域、跨国界、长周期、大尺度研究成为重要内容,全球性大协作、大投入成为主要方式。然而,广东省基础研究人才靠竞争性项目开展研究,缺乏持续稳定支持,导致一些需要长期性探索的研究往往由于后期经费短缺而造成研究搁浅,难以产生重大原创成果。
2.2.3 基础研究人才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
(2)基础研究人才支持主体单一。在一些发达国家,联邦政府财政投入占整个基础研究的比例不足50%,企业投入将近20%,还有社会力量的投入。广东省基础研究投入中,政府投入大于90%,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投入占比较低,未形成财政支持为主、社会力量支持为辅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同时,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缺位导致基础研究和应用脱节,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难以突破。
2.2.2 未建立“以人为本、结果导向”的灵活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
(1)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未完全符合基础研究规律。一方面,科研经费管理程序繁琐,科研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考虑经费如何合理调配和管理,同时也导致了总体科研经费充足,但局部经费紧张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科研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资助经费支出“重物轻人”,尽管2016年新修订的《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将人力成本支出比例提高至40%~60% ,但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成本支出占比达50%~80%、日本上不封顶仍有较大差距。
(2)“结果导向,放开过程”的灵活用才模式尚未建立。现行的科研组织模式以政府主导为主,未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联动作用,未充分把握基于信息资讯时代网络化、泛在化、开放创新的新特征、新机遇,科研组织模式未能真正做到“结果导向,放开过程”,未能灵活地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助推重大科技攻关与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非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修班”的前段,来自中国和非洲的非遗研究者们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中国和非洲的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和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福祉:女性、认同、教育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本土文化:语言、信仰、习俗、艺术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与传播”等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1)现有评价指标体系未能全面反映甚至低估基础研究人才的价值。基础研究的目标在于拓展对世界的基本认识,研究成果难以在短期内显现,并且一般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涵括的多是可量化、可观察到的产出、成果、影响和效益,与基础研究的特点与规律不符,难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基础研究人才。
(2)现有评价机制“重头衔、轻贡献”。评价基础研究人才不看实际贡献,而是看人才头衔,导致科研人员把力量投入到见效快的项目,不愿意做难度大、风险高的原创性研究,甚至出现科研活动失范行为。
(3)基础研究人才考核“重短期、轻长远”。基础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行的年度考核制度不符合基础研究规律,不利于科研人员沉下心来钻研,不具备“把冷板凳坐热”的条件。
2.2.4 基础研究人才进行成果转化的渠道不通畅
(1)人才分享创新成果收益制度不健全。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尚未得到较好落实,基础研究人才实际贡献与收入分配不完全匹配,技术入股、股权激励等对基础研究人才具有长期激励作用的政策不健全,造成科研人员进行成果转化的动力不足。
(2)缺乏高水平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广东省对科技服务机构与平台建设的引导和支持力度不够,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科技服务平台与高水平技术经纪人,尚未建立一个对科技成果价值进行市场评价的权威机构,技术交易市场仍然存在着不规范、效率低等问题,严重影响了科技成果的高效交易和转化。
3 广东省加快集聚基础研究人才的对策建议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对广东提出了“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的殷切希望,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广东省应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加快集聚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着力打造国际创新人才高地;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集全球创新智力攻破广东省基础研究“卡脖子”难题;瞄准世界前沿,推进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建设,加快培养一批一流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的环境,强化破立并举,构建有利于基础研究发展的创新生态[15]。
系统的核心电路为超声波雾化器电路。它以水为介质, 通过压电陶瓷片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使水变为雾状微粒, 起到雾的效果。采Multisim 对电路进行仿真,如图6所示。雾化器工作电路由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 压电陶瓷片和水位监控等电路构成。
3.1 以重大人才工程集聚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
3.1.1 精准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1)优化调整“珠江人才计划”引进方式。通过大数据分析,绘制重点产业人才开发路线图,在全球范围内精准引进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科学家、具有推动重大技术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2)支持企业设立国(境)外分支机构就地吸引使用人才。启动实施广东省企业国(境)外研发中心就地取才计划,支持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境外设立研发机构或联合研究院,就地柔性吸引使用高层次人才。
(3)充分发挥院士创新引领作用。用好盘活院士资源,支持在省内高校、研究机构、科技型企业、高新区及专业镇等设立院士研究机构、院士工作站,促进企业深入对接全国院士团队,柔性引进全国院士资源来粤创新创业。
3.1.2 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本土创新团队
(1)加大力度培养本土领军人才。更大力度实施“珠江人才计划”和“广东特支计划”,培养本土创新科研团队;遴选培养学术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入选者申报两院院士,进一步畅通院士推荐通道。
(2)本土创新科研团队加快培养一批青年人才和后备科技人才。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三甲医院、科技型企业等创新主体创建博士工作站,并给予建站补贴;支持境内外优秀博士、博士后依托省内用人单位申报科技项目,取消项目申报指南中关于职称要求等方面的条件限制;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安排一定比例自由探索项目专门面向未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资助的博士、博士后;每年选派一批优秀博士、博士后赴海外开展短期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
3.2 以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造就一批高水平人才
3.2.1 依托新一轮重大科技专项培养人才
瞄准科学前沿和颠覆性技术,组织实施新一轮重大科技专项,重点在量子科学、新一代人工智能、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与器件、4K显示、智能制造、精准医疗等领域超前布局,重点突破一批颠覆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集聚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加强对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探索建立与科技部等国家部委联合资助机制,共同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设重大科研平台、转化重大科研成果,集聚大批优秀团队。
3.2.2 推进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
扩大人才科研自主权,让项目负责人享有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与技术路线决定权。优化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研究制定财政资金科研项目经费支出负面清单,探索在基础研究类项目中实行科研经费支出负面清单管理,财政科研资金中人员费、劳务费和绩效支出均不设比例限制。
3.2.3 试点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悬赏制度
试点选择在若干重点领域改变传统科研资助方式,按照“结果导向、放开过程”的原则张榜公布“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面向全球征集创新解决方案,吸引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智力资源“为我所用”。
3.3 依托高水平基础研究平台加快培养人才
3.3.1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基础性作用
加快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大力推进广东7所重点高等学校和18个重点学科建设,全面提高广东省高校人才培养能力。争取国家支持批准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分校,建立教育科研基地或研究院,创新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港澳及国际教育资源培养优秀人才。
3.3.2 充分发挥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人才集聚效应
发挥实验室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新型研发机构的人才集聚效应。加快建设已启动的4个省实验室,深入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倍增计划和省重点实验室提质培优计划。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新布局和引进先进光源、海底观测网、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新一批大科学装置落户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新型研发机构自主引进人才,并在科研设备进口、财政资助等方面力争做到与传统科研单位平等对待。创新服务机制,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和港澳地区科学家、青年人才开放共享,集聚一批老中青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研究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3.3.3 充分发挥军民融合发展平台在国防科技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引导扶持国防科工领域的大院大所在粤设立研发中心、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在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和新能源、军工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和空间信息等领域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培养一批高水平国防科技人才,推动军民重大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支持在粤高层次人才参与国防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加强广东省与科技部、军委科技委、军队院校、军工集团合作,加快转化应用一批军转民、民参军的重大科技成果,集聚一批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3.4 优化基础研究人才发展环境
3.4.1 加强基础研究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加快制定出台广东省《关于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启动实施基础研究类重大科技项目,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区域协同发展,推动粤东西北地区走人才差异化和跨越式发展道路。
3.4.2 建立合理的基础研究人才资助机制
探索建立基本科研经费制度,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等领域完善省财政对高校、科研机构、科学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并逐年提高财政科研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人才的比例[16]。建立基础研究人才多元化资助机制,鼓励企业通过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方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企业出资部分纳入当年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列支。
3.4.3 深化粤港澳基础研究科技合作
充分发挥港澳在基础研究以及国际化创新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联合港澳高校、科研机构等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积极研究解决“一国两制”3个关税区条件下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便捷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
3.4.4 探索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人才评价机制
科学设置评价周期,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适当延长基础研究人才、青年人才评价考核周期,鼓励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创新多元评价方式,建立以同行评价为主、计量评价为辅的业内评价机制,加强国际同行评价。建立科学的评价标准,着重评价基础研究人才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能力、成果的科学价值、学术水平和影响等。
3.4.5 畅通基础研究人才科技成果转化渠道
允许基础研究人才以知识、技术等要素作价入股,适度提高职务发明的报酬比例。争取国家支持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支持技术中介服务机构引进培育国际技术转移经纪人,举办各类成果对接展会,促进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转化。
3.4.6 为基础研究人才营造良好创新文化环境
积极倡导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探索出台科研人员行为规范指引,建立人才诚信档案和人才退出机制及失信惩戒机制。
参考文献:
[1] 黄卫.加强我国面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础研究基本布局和若干思考[J].中国软科学, 2017(8):1-8.
[2] 尹志欣,谢荣艳.我国顶尖科技人才现状及特征研究:以汤森路透2015高被引科学家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36-140.
[3] 胡婷婷,文道贵.发达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比较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 2013(31):1-4.
[4] 袁永,张宏丽,李妃养.奥巴马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 2017(4):178-185.
[5] 徐芳,张换兆.美国的大国创新战略布局及对我国的启示[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16(31):1-5.
[6] 钱万强,林克剑,闫金定,等.主要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发展策略及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7(12):37-41.
[7] 张绘.美国研发经费投入及战略调整的启示与借鉴[J].财会研究, 2018(2):5-10.
[8] 刘云,安菁,陈文君,等.美国基础研究管理体系、经费投入与配置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基础科学,2013(3):42-52.
[9] 苗阳,陈兰,邢文杰,等.日本“诺贝尔奖计划”对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战略的启示[J].科技与经济, 2017(30):86-90.
[10] 邱华盛.日本国家第二期(2001—2005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J].国际科技合作, 2002(2):35-45.
[11] 王立岩.日本科技创新战略的演进与启示[J].生态科技研究,2017(33):60-64.
[12] 杨絮,李哲,王以宁,等.日本教育技术国家级课题项目热点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 2017(27):5-11.
[13] 陶金元,陶秋燕.发达国家的创新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 2017(4):81-86.
[14] 钱万强,林克剑,闫金定,等.我国创新型省市建设中基础研究发展策略浅析[J].科学管理研究, 2017(35):55-58.
[15] 张玮.提升广东原始创新能力的战略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15(24):24-28.
[16] 钱万强,江海燕,张峰,等.基于文献计量的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形势及挑战分析[J].科学管理研究, 2016(34):1-4.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Basic Research Tal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u Rong, Liu Zuojing, Chen Jie
(Guang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Guangzhou 510033,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s moving forward to basic research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causes and relative measures of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basic research tale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some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it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in Guangdong as a result of imperfection of funding ways,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 mode,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research talent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uangdong should further implement major talent program, spare no effort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re key technology, build highlevel basic research platform and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for talent development.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talents; Guangdong; strategic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 C964;C961.9;C969;G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2019)05-0082-07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05.013
收稿日期: 2018-05-25,修改日期: 2018-07-19
基金项目: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重大项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人才工程实施支撑机构能力提升建设”(2016B070713001),“重点产业领域初创期科技创业人才、成长期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训项目”(2016A070714009)
作者简介: 苏榕(1991—),女,广东湛江人,硕士,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人才战略;刘佐菁(1982—),女,广东陆丰人,硕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与人才战略;陈杰(1990—),男,湖北黄冈人,硕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人才战略。
标签:基础研究人才论文; 广东论文; 对策建议论文; 广东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