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的唐调与宋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词有唐调与宋腔之别。本文拟对二者之义界、特点、生存状态与演变，做初步研究，就正于方家学者。
词论家论宋词之风调，多以南北宋分界，畛域分明。陈廷焯云：“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①这是就词的艺术概貌论述的。谢章铤云：“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②这是就词的体裁与语境论述的。周济云：“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③这是就词人的感情抒发与词的客观之境界论述的。王国维云：“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④这是就对词的学习与继承而言的。如此诸种论述都是以时代为标志来区分的，大体来说，这些说法也是比较符合宋词发展实际的。虽然以时代为界，可以寻觅宋词的发展演变之迹，然未能对宋词发展演变的艺术风貌，做出精确的概括。他们把宋词分作南宋与北宋两橛，不免将其发展与演变简单化了，其特点也仅就其一翼而言，难免以偏概全，不足以窥其全貌，不如邵祖平拈出唐调与宋腔概念之明白而确切。他说：
白石以前诸家之词，不归于秾丽，即依于醇肆；以风韵胜也!白石老仙之作，则矫秾丽为清空，变醇肆为疏隽；以意趣胜也!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调；白石以下之作，纯为宋腔；此亦大关键处矣!然白石亦豪杰之士哉!⑤
邵祖平的这段论述，不仅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词的唐调与宋腔的概念，并将其艺术特征与时代分野，做了精微而准确的概括，而且对研究宋词的时代风尚与格调演变，很有启示。
关于宋词唐调与宋腔的提法，并非邵祖平首创。早在明清时代，即渐有此说兴起，只不过没有像邵祖平说得那么明确恳切罢了。明人沈际飞评贺铸《忆秦娥》(“晓朦胧”)云：“无深意，独是像唐调，不像宋调。”⑥这里所谈的“唐调”、“宋调”，即邵祖平所说的“唐调”、“宋腔”，但对其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也似无褒贬色彩。清代谭献评李清照《浣溪沙》(“髻子伤春懒更梳”)时也说：“易安居士独此篇有唐调，选家炉冶，遂标此奇。”⑦又对彭孙遹《生查子·旅夜》评云：“唐调。”⑧谭献在评词中，虽则只提到唐调，但其心目中，除唐调以外，肯定还横亘着一个与唐调紧密联系而且对立的宋腔的概念，只不过没有明言罢了。但真正明确地提出唐调与宋腔概念并对其内涵加以初步界定的，无疑是邵祖平。
唐调与宋腔之义界，源自学界关于“唐诗”与“宋诗”的讨论。“唐诗”与“宋诗”之概念，本来是就诗的不同格调而言的，是对典型的盛唐诗风与盛宋诗风特质的概括，在历代关于唐宋诗的论争中，每每提到“唐诗”与“宋诗”，钱钟书、缪钺对其特质都有颇为精当的概括。钱钟书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⑨。缪钺则说得更为具体：“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⑩。钱钟书强调“体格性分”之不同，并提出“唐体”与“宋调”的概念。缪钺则对二者做了细致的比较，并在比较中显示其各自的特色。钱、缪二人关于“唐诗”、“宋诗”特质的论述，都是切中要害的肯綮之谈。邵祖平盖将诗史中的“唐诗”与“宋诗”的概念，借用来指称宋词风调与不同阶段之主要特质，在词的风格评价上，启用了唐调与宋腔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的运用，或许受了钱钟书关于唐宋诗“体”、“调”提法的启示，但毕竟是开创性的新提法，涵盖准确，值得肯定。然邵祖平对其内涵，尚未做明确的规定。窃以为词的唐调，是指词中以风韵擅长者，即词写得活泼洒脱，玲珑剔透，感情真醇，感染力极强者；词的宋腔，盖谓其以意趣取胜者，即词的体格沉炼，感情隐蔽深藏，词情深邃，词语也颇艰涩者。
词的唐调与宋腔，各有不同的显著特征，就其荦荦大端而言，唐调注重意象描写，注重抒写性灵，且多用白描笔法，兴象浓郁。宋腔重视延展铺叙，注重理性开掘，且多彩绘，善用比兴。故唐调词给人以情绪的感染，宋腔词则给人以深邃的理性思索。
唐调词本来是指盛唐诗歌所呈现的一种艺术风貌，它有近体诗特别是七言绝句擅风华之美的艺术特质。绝句短小精悍，最能突出地表现诗人一刹那间的情绪和感受。在写法上往往先叙事而后抒情，以事引起诗人情绪与感情的波澜，其重心在抒情，其感人处也在抒情，进而引发和感染读者之情。故有灵妙之思，有渺远之致，玲珑凑泊，鲜明畅亮。说词的唐调，其实是带有借用或比喻性质，是说其格调亦如唐诗之风调，其特点是生活化、形象化与情趣化，表现生动活泼，韵味悠长，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现试举例欧阳修《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11)
这是写新婚夫妇日常生活中一个很生动的片段，它将初婚少妇对丈夫的依恋与亲昵之态和盘托出。人物活泼烂漫，形象鲜明，新婚生活之美满幸福，溢于言表。特别是“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这一细节，情趣盎然。其态度似庄重而实含轻佻，问语略带挑逗。写闺中新妇之感情缠绵，生动逼真，可谓颊上三豪也。再如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东赶上春，千万和春住。(12)
词中以美人的眉峰、眼波比喻自然界山水之秀美，使江南山水的清新秀丽，别有一种诱人的温情与魅力。山水在词人笔下变得活灵活现，词的格调明媚而富有生机，与有别必怨的送别词的常调迥别，艺术表现上别开生面，结尾写惜春之情，跃然纸上。与此词写法相类的有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13)富于民歌风味，写得似浅而实深，似质而实腴，极其精彩而又隽永。又如张舜民《卖花声·题岳阳楼》：
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14)
词人将极为复杂的感情，通过写景与豪语透露出来，将沉郁悲凉之感写得婉曲而含蓄。诚如周辉所说：“殊觉婉而不伤也。”(15)此词出语慷慨悲壮而情意厚重，颇有蕴藉深藏之美。又如苏轼《西江月》：
照野瀰瀰浅浪，横空暧暧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敧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16)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的境界，令人愉悦，令人陶醉，令人沉醉其中而不能自拔。词人大笔挥洒，将其无比热爱自然的天性，将其超逸旷放的性格，将其对自然美景的沉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上四首词，都是很典型的唐调：以情感言，明朗、圆润、乐观，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健康向上；以外观言，语言玲珑、隽美、韵味无穷，是诗人心绪的真实流露。青春向上的情绪，活泼生动的语调，节奏鲜明的语言，似锦如织的画面，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生以新的启示。
宋腔多是以才学为词者，在写法上延展铺叙，注重章法技巧，如所谓提顿、勾勒等，在布局中见巧思，对于字法、句法、典故运用等特别用心，在写情思时重理趣、求深邃。总之，创作态度颇为严谨持重。读这类词，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鉴赏力，通过对词仔细地把捉玩味，才能悟出其中三昧。打开词卷，扑面而来的不是活生生的画面，而是字法、句法、章法、典故与情理，读来颇感晦涩。因此，宋腔不能靠自然感知，而要做理性的揣摩与解读。如王沂孙《齐天乐·蝉》：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珮流空，玉筝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17)
咏物词是很难写好的。诚如张炎所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18)此词虽则始终咏蝉，却不留滞于物，而是以蝉喻人，表现了思念故国的无限忧思，可谓亦蝉亦人，浑化无迹。思力精粹，感情深切。然词人情思表现颇为晦涩，又用了许多有关蝉的典故，行文老练持重，将其愁苦悲凉的感情，表现得极为深沉，殊觉感情厚重，而读来却十分艰涩。
我们再读一首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19)
此词采用主客对话体，以大段议论入词，用了散文句式，并打破了上下阕换意定格，一气而下，语言恣肆，结构散漫，是典型的以文为词，缺少词应有的含蓄与韵味。再如，刘过《沁园春》“斗酒彘肩”，不仅采用以文为词的笔法，而且将不同时代的人，放在同一场面对话，有着幻化与怪异的色彩。又如张昪《满江红》：
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独酌，独吟独笑。况值群山初雪满，又兼明月交光好。便假饶百岁拟如何，从他老。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簞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殢东风，眠芳草。(20)
这是一首宣扬老庄哲学的哲理词，表现了词人对名利荣辱的淡薄。哲理化与理性化是这首词的突出特点，因之，形象不够鲜活，情思也不够深邃，显得干瘪而乏味。再如辛弃疾《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甲辰岁》：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21)
这是一首酬应词，虽然为人祝寿，却没有阿谀奉承令人生厌的文字，是一首充满激情令人精神奋发的好词。词人借祝寿，意气风发地谈论了当前人们最关注的问题，对北伐胜利充满了信心。词中用了许多典故，能做到随意驱遣，为我所用，很自然地表现了我之主观感情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虽不免有“掉书袋”之讥，有以才学为词之嫌，然由于作者才气横溢，感情充沛，语言酣畅淋漓，倒无炫博之弊。
以上四首词，或凝涩，词旨隐晦难明，或酣畅，词旨太露太显，似均少风致，乏韵味，欠灵动，缺少词应有的含蓄蕴藉，可谓典型的宋腔。虽然它各有自己的优长，艺术表现上不无自己的特色，然却远离诗情画意，感人的艺术力量似嫌不足。
唐调与宋腔，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调，各有其优长与不足：唐调轻倩，宋腔沉博；唐调易感人，宋腔耐咀嚼；唐调不脱本色，宋腔内容深厚。总之，唐调以风华之美取胜，宋腔以浑厚之意见长，二者各有千秋，不必抑此而扬彼。
词的唐调与宋腔，在宋词中是相互交错杂糅。在同一时期，有些词人所写为唐调，有些词人所作则为宋腔；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因环境与情绪的变换，都可能既有唐调，也有宋腔。然按词的体裁的发展演变与词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还是有一个大体的发展与演变之趋势。
首先，以词的体裁言，小令多为唐调，长调则多为宋腔。“盖令词为纯感情鼓铸而成，最忌铺叙，亦不暇铺叙也”(22)。小令多写一刹那的情绪，只要按照创作的思路略加点染，就能写出一首颇为完美的好词，词人往往是一气呵成，文不加点，根本用不着过多的琢磨或精雕细刻，否则，就失去了自然本色。因其写出了词人一时真实的情绪和感情波动，故格外有感染力。慢词与长调，因其篇幅较长，内容较丰厚，在写法上则需铺叙延展，构思不易，下语协音也颇费斟酌，要做到字字妥帖，句句精警，颇费神思。因其构思艰苦，运笔滞涩，故写出来的词就不够灵动，读起来就难免有点苦涩。总之，唐调以抒情为主，写时往往靠灵感的启动，是主观感情与客体碰撞的神来之笔，情景兼美，韵味俱佳。长调与慢词，则靠词人精心的铺排，在事典的选择、境界的描摹、字句的推敲上，都要狠下工夫，这才成就了争妍斗巧、炫博耀奇的宋腔。
其次，以时代言，唐五代北宋词多系唐调，南宋词多为宋腔。读唐五代北宋词，有如读唐诗，感情是那么醇美，笔调是那么明快，意境是那么玲珑，音调是那么和谐；读南宋词，有如读宋诗，就难免有些隐晦苦涩。盖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南宋词以长调为多；北宋词大抵都能歌唱，南宋词大都是难于歌唱的案头文学。南宋时代，又以格律派词人居多，他们刻意为词，讲究词的技巧，立意为高，则不免脱离群众。不同的创作态势，铸就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北宋从开国到仁宗朝，经过近百年的苦心经营，经济发展繁荣，社会生机勃勃，反映在词风上，即为清浅、明朗、圆润。词人在歌筵酒席，即兴创作，极尽潇洒之能事。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经济的高度发展，人们精神的愉悦，这种种亮色，在词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徽宗时代，朝政腐败，迨南宋政权，则成偏安之势。统治者享乐腐化，不思恢复北方领土。“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23)。这是南宋统治者醉生梦死、腐化享乐生活的真实写照。爱国词人，希望能奋发蹈厉，恢复中原，但却受到了打击和压制，爱国之志不得施展，其词有着浓厚的忧郁色彩。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大都有这种特色。
总之，以创作的体制而言，中、小令多唐调，长调多宋腔。盖小令略加构思，一气呵成，长调则要多方调遣，难有活泼缥缈之致。以创作时代风尚而言，北宋词人，写小令、中调居多；而南宋词人，创作的长调词为多；北宋人写词随意，多为逢场作戏，南宋词人，则多着意为词，不免雕琢。故北宋词多为唐调，南宋词多为宋腔。
词由唐调到宋腔，有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这与词作为一种文体的衍变与演化有关，也与时代的艺术风尚有密切的关系。
宋初词坛，犹沿五代之遗绪，词人创作，仍为小令，晏殊、欧阳修、张先等人，其词多为小令。迨至柳永，喜写慢词，篇幅渐长。他所写的慢词长调，远不如小令之笔致活泼灵动。苏轼词中长调逐渐增多，然因处盛宋时代，而东坡又才气横溢，不大苦思，却能提笔立就，故能做到词意流畅而又气韵一贯。所谓“无意为词，偶然神味泱然”(24)。因苏轼词仍多是灵秀之气，能做到词意流畅而气韵一贯。迨至周邦彦，大晟乐府特别强调协律，写词难免走精雕细刻的路子，使词逐渐失去活泼轻快的状态，感情表达迂回曲折，情调显得拗折苦涩，其词老成持重，风调沉郁，读起来颇有沉闷之感，加之典故增多，读之不易，已渐趋宋腔。周邦彦可谓唐调转为宋腔的关键人物。诚如邵祖平所说：“词至美成，便觉后主、延巳、六一、东坡、淮海、小山之神韵气焰扫地以尽，下此则骎骎于格制，津津于层次，斤斤于咏物，孜孜于琢句，美成盖于此结集前人，开演后派，成一大关键也!”(25)从词的格制、层次、咏物、琢句四方面看，周邦彦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也是词的创作由唐调转向宋腔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周邦彦以前的词在于天巧，而周以后的词作则转向人工。写词不再是天分的自然发挥，而在于词人的学力了。姜夔词承周邦彦而来，词人虽然有着孤云野鹤式的飘逸，其词内容骚雅，风调清空，颇有空灵之气，但已没有北宋前期那种轻快活泼的调子了。迨至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诸人，其词已成典型的宋腔了。当然，吴文英写了九十三首小令，这些词颇近唐调，不能算作宋腔。辛弃疾与陈亮、刘过、陆游、刘克庄、刘辰翁等辛派词人，用典较多，以才学为词，以文为词，虽则词意流畅，然不免有些质直，韵致不足，当属宋腔。辛弃疾等人也写了许多颇为玲珑的令词，有着唐调的风采，即以长调而言，其思想内容充实，感情充沛，语言流畅，有很强的流动感，然其词渐次脱离了音乐，有着浓郁的诗的格调与意境，使其词大有“长短不葺之诗”的特质了，甚且雄放恣肆，议论风发，以文为词，更远离了唐调。
谈到宋词的发展演变，蔡嵩云有一段颇中肯綮的论述：
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如东坡之纯任自然者，殆不多见矣。南宋以降，慢词作法，穷极工巧。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梅溪、梦窗、远绍清真，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词法之密，均臻绝顶。宋词至此，殆纯乎人工矣。(26)
这一段话，将宋词由自然到人工转变之关戾说得十分清楚、明白，直如老吏断狱，无可回驳。北宋与南宋词风之迥异，关键在于无法与有法：北宋词无法，作者写词全在灵性，纯任自然；南宋词创作遵法，创作词则依词法以求工巧。工巧之至，则天性与自然不存。
在谈到南北宋词风之不同原因时，王国维提出令人深思的“风会”，他说：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27)
词之演变，确有风会。这风会并非天数，而是词体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词的创作时代风尚。从创作看，周邦彦、姜夔是词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周立词法，使写词有章可循；姜立楷模，更易仿模。史达祖、吴文英等人则变本加厉，从而使词由歌唱文学变为案头文学，格律派词人依词法创作而个人灵气在词中则逐渐隐退。另一派词人以辛弃疾为首，陈亮、陆游、三刘接其绪，他们以才学为词，以议论为词，纵横恣肆，笔意畅达，于是词与诗文创作接近而意境渐疏。由此可见，词作为一种文学，由盛转衰，则有其必然的趋势。如吴尺凫所云：
临安以降，词不必尽歌，明庭净几，陶
性灵，其或指称时事，博征典故，不竭其才不止。且其间名辈斐出，敛其精神，缕心雕肝，切切讲求于字句之间。其思泠然，其色荧然，其音铮然，其态亭亭然。至是而极其工，亦极其变。(28)
从词发展的总趋势看，南宋词既极其工，又极其变，于是北宋词的风致扫地以尽。当南宋词达到辉煌顶峰的时候，也预示着它的渐次衰落。
注释：
①陈廷焯：《词坛丛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20页。
②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二，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470页。
③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④(27)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修订本)，滕咸惠校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2页，第67页。
⑤(22)(25)邵祖平：《词心笺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页，第114页，第97页。
⑥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评笺，张璋等《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页。
⑦谭献：《复堂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
⑧谭献：《箧中集》，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4页。
⑩缪钺：《诗词散论》，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17、18页。
(11)(12)(13)(14)(16)(17)(19)(20)(21)《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0页，第260页，第343页，第265页，第284页，第3357页，第1915页，第111页，第1868页。
(15)周辉：《清波杂志》，施蛰存、陈如江编《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1页。
(18)张炎：《词源注》，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0页。
(23)林升：《题临安邸》，《全宋诗》第5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52页。
(24)赵尊岳：《填词丛话》，《词学》第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26)蔡嵩云：《柯亭词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902页。
(28)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17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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