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
主体的镜像
——译者行为与人类学家行为的映射
殷培贤
摘 要 翻译研究进入后结构主义阶段后，翻译的文化转向使得译者主体性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译者的主体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翻译过程中，其身份有主客体动态转化的过程。人类学家在使用民族志方法书写他族文化的过程中，同样实现了主客体身份的转化。二者的行为互为映射。本文将以此为主客体转化为角度，研究译者与人类学家在翻译过程中主客体身份的变化与重构。
关键词 译者行为；民族志；主客体；重构
文化转向之后，译者行为的主体性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受到广泛关注。同样的，人类学家的在使用民族志试图裸呈他族文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己身份的主客体转换。民族志的撰写是人类学家对文化裸呈(即未经加工，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重要手段，人类学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己身份的主客体转换，同时实现了对他族文化的解读，译者也在主客体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译本的重构。
一、翻译研究发展历程
从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翻译一直充当着传播人类文明、加强人类文化交流的推动力。翻译在人类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同时，译者的身份也有着不同的抑扬。纵观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译者的身份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译者身份的讨论主要是一种传统的、主观的、感性的认识，翻译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与原作一样的阅读体验，主要是译者个人的主观经验，研究过程中大多都是对研究经验的介绍，译者主体性有较强的体现。受结构主义影响，第二个阶段总体的特点是基于结构主义之上对文本的分析，这个特点也制约了对译者身份的讨论，因而较少关注译者的功能和作用，更多关注文本本身的词句对译。第三阶段则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翻译研究开始从更为宏观的、语境的、语用的、功能的角度去分析，针对文本本身对应的分析开始减少，因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中译者的功能和主导作用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彰显。受到文化转向的影响，翻译研究的热点也从文本的关注转向了对译者的关注，译者主体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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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译者行为与人类学家行为的映射
在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视域中，民族志和翻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文化传通和再现他族文化是民族志和翻译的共同目的；同时，民族志和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手段，在对文化的阐释、“撰写”(即翻译作为一种“改写”)中表现出显著的主体性、历史性和社会性[1]。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民族志和翻译研究的相互映射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民族志的撰写和翻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调查撰写民族志，他们将观察到的记录成文，这个过程中夹杂着对他族文化的理解、研究，目的是把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族同胞。译者则是通过阅读和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对已经存在的文本进行重现，达到传递异族文化的目的。从语言层面来看，撰写民族志和翻译的过程中实现了语码转换。从文化层面来看，在民族志和翻译的过程中实现了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两者互为映射，民族志学者和译者的主体性在再现、阐释他族文化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一)人类学家行为中的主客体重构
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书写方式和研究对象，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撰写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表述他族文化的重要方式[2]。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描写他族文化，体现研究成果。学者对民族志的研究任务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这些定义都与翻译有着联系，互为映射。在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的眼中，“文化翻译”是民族志研究的中心任务；林哈特(Lienhardt)指出，翻译就是人类学的任务，因此，作为人类学主要呈现手段的民族志则主要发挥了“转化”或者是“教化”作用；利奇(Leach)也指出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翻译。还有学者把民族志的撰写当作是对他族文化的一种写作方式。事实上，这也是克林富德(Clifford)与马库斯(Marcus)于1986年论文集《写文化》中“标记”这一观点的诞生。作者指出，民族志实际是一种对文化的写作方式，他族文化被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撰写，人类学家对他族文化通过民族志方法进行再创作。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再现，而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撰写出来。人类学家个人的价值取向、所处的历史背景与当时的社会因素都会影响人类学家对他族文化的描述，人类学家的主体性得以体现。
人类学家对待他族文化、再现文化他者的立场和方法对整个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样，译者在联系原文本作者和译本读者的过程中对其作为译者身份是进行隐藏还是凸显，翻译行为中主客体身份转化对翻译研究的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人类学家和译者的身份行为特征互为映射。在人类学研究中，民族志的撰写是文化表述的重要方式，民族志的跨文化特性决定民族志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他族文化翻译和阐释性的描述过程；而翻译正是文化视域下对他族文化的一种建构、描述、阐释。在这样的过程中，民族志学者和译者身份主体性的抑扬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现象中殖民主义向后殖民的演变，二者构建他者文化的过程中显示出了相似的变化方向和轨迹。
在文化学繁荣的背景下，受宏观翻译研究视角的影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转向的背景下，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重点开始转向译者，从理论层面彰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对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地位和作用重新思考和定位。解构主义观点认为，源语文本根本就没有一个原意，或者说文本的原意难以企及。勒费菲尔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已经归属于新的语境，加之文化本身的差异，文本的意义会有消隐和更迭，这些因素在翻译过程中会被“操纵”“改写”使之适应译入语文化。所以，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翻译研究的研究范围不应该局限于言语层面，更应该囊括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的非言语因素。这些非语言因素包括了翻译任务的委托人、翻译文本的接受程度、翻译文本接受度的受限因素及其原因分析等。这也是勒费菲尔提到的翻译是对原作的改写，改写的目的在于提升源语文本在译语文化以及社会的接受广度，并借此发挥作用，译者通过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实现了自己从客体性到主体性的转化，翻译在多语共生的多元文化系统实现了文化建构的过程。译者不是语言学层面上对原作的字词单纯的翻译，实际上，翻译是一个译者作出抉择的过程，译与不译以及如何译是译者本身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人类学家在撰写民族志时也会面临同样的过程。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实际是实现了翻译过程中客体向主体的转变。译者主体性是译者在选择自己主客观身份时一种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主动行为，是译者体现出的审美要求、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审美创造力。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客体的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刻发生转化、互相影响。从原文本的视角看，译者是被动的客体身份，但译者选择翻译策略、操控翻译目的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对译本的再创造都说明了译者的主体身份。同时，译者主客体身份的变化还体现在翻译策略选择、预判译作的文化效应等。所以说，要从整个翻译过程界定“译者主体性”，而不能只依托于翻译的结果(即译作)来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身份和形象。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将翻译和翻译作品发挥的作用放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中，采用全球化视野和跨学科方法，如此才能更加全面地研究翻译。也就是说，译者身份的主客体转化与重构体现了翻译研究与相关学科视角交融的过程。
依照传统理论，符号的作用在于重现或是反映现实，达到现实在场的目的。依照巴特的观点，语言是有生产性质的，德里达也提到了语言的写作功能。由于语言本身具有写作功能，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介质，那么人类学家在试图裸呈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裸呈的目的[5]。使用语言撰写他族文化变成了一个文学过程，人类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建构了一个他族文化，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他族文化的完整透明的再现。民族志不是直接反映、再现、模仿他族文化，而是发明了他族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写文化”的民族志模式凸显了其主体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特征。
(二)译者行为中的主客体重构
人类学家强调对他族文化的裸呈，人类学家想要在这个过程中强调其作为文化描述方式的客体地位，也就是实现了主客体的转换。事实上，人类学家认为撰写民族志的过程是自己客观全面地再现他族文化，但这种客观性受到了质疑，即权威性与客观性实际上是在西方我族中心主义视域下的客观[3]。在这一视域下，人类学家撰写民族志时从客观走向主观，民族志的权威受到质疑与消解[4]。人们认识到，把从一种文化描述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始终面对的是一个不平等的世界，权利的不断变化、话语的不平等导致了人类学家对他族文化进行描述的过程中缺乏对他族文化的尊重，人类学家在撰写民族志过程中尽量体现的客体倾向滑向了主体倾向。
三、译者行为中的主客体重构意义
点评 在研究了探究一的基础上，探究二加大了探究力度，问题进一步开放，难度进一步加大．教者在引导学生分析的过程中，对在探究一中所形成的经验进行调用、辨析，产生新的认知，使培养能力这个看似“务虚”的目标真正得到了“落实”．同时，教者通过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让学生对各种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产生“顿悟”，有了“九九归一”的感觉．
人类学家在使用民族志方法的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重构，也就是说，人类学家在不断交换主客体的过程中重构了文本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是主客体互换角色中形成的。同样，译者也是在主客体转化的过程中重构了文本。主客体的转化使得译者行为与人类学家的行为互为映射。
在人类学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志和翻译是必不可少的方法，这种具有极大相似性的方法实际上在人类学领域和文化领域有实现文化传播和再现他族文化的作用，这两种手段的共性和特性使得其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学家在撰写他族文化的过程中，主体身份从抑到扬的变化是殖民文化向后殖民文化变更的必然，这与译者在翻译他族文化的过程是一致的。通过梳理人类学家与译者的主体身份变化，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出发，可以从一个更开阔的层面理解翻译在文化活动中的作用，减少文化势差，推广中国文化。
翻译研究发展到如今，翻译理论的研究发展必然要对相关学科的借鉴和影响，这是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重要特征。翻译理论同其他相关理论的互识、互证和互补扩大了翻译研究的理论空间，形成了翻译研究的多重视野。同时，翻译研究为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可供参考的方法。
参考文献
[1]段峰，刘汇明.民族志与翻译研究的人类学视野[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1)：91-95.
[2]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J].民族研究，2011，(3)：12-24.
[3][5]朱炳祥.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志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J].民族研究，2013，(3)：60-72.
[4]朱炳祥.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J].民族研究，2014，(2)：39-50，124.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7725( 2019) 09-0206-03
基金项目 本文系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主体性在民族志学者与译者行为中的扬抑——‘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YB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殷培贤(1978-)，女，河南开封人，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王 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