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的调查分析——以三峡库区青年为表述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区论文,村人论文,意识论文,对象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5-00080-07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超大型社会，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现代性变迁，庞大的乡村社会在逐渐生长现代性的因子。近30年来中国数亿农村人越来越弃传统的盲从与封闭的政治意识，树立现代的理性与开放的政治意识，成为中国现代性政治繁衍过程中愈益重要并且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体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的战略性工程。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如何使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现在乡村的大众化，嵌入为新农村人现代性政治意识中的核心价值，超越政治意识的“去主流化”，寻求新农村人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使主流政治意识在新农村人群中驻守内化，即成为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大命题。
本研究选择三峡库区青年为实证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形成对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特征的实证描述与理论分析，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框架下新农村人现代性政治意识的生长逻辑提供实证数据支撑。
一、理论框架与样本来源
“新农村人”是笔者基于本研究需要而引入的一个特定指称。广义上的新农村人是指处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村人；狭义的新农村人特指身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亲身感受新农村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变化并且尝试适应这种变化的乡村社会新一代青年。本研究以后者为指向。
政治意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应，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任的复合形式，它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是政治的隐性结构。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政治意识左右政治主体的行为，影响社会的政治面貌，促进或制约政治发展。[2]
农村青年的政治意识体现为农村青年对于政治系统及自身在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态度。根据政治文化理论，农村青年对政治系统的取向可表现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任。[3]
本课题组于2007年7-8月进行调查，以三峡库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青少年事务协调委员会为依托，抽取年龄范围在18—38周岁的在该区工作、生活、学习的青年，职业分布包括学生、农民、教师、医护人员、企业员工、区直机关干部、自由职业者等，并针对残障、下岗失业、边缘、救助优抚、移民等弱势青年进行了类别调查。调查采取问卷调查和现场座谈结合的方式，深入农村、企业、机关、街道、市场、社区等地方和单位共发放问卷2100份，回收问卷1850份，召开座谈会11场，与200多名被调查对象进行了集中座谈。问卷的设计从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范畴出发，把农民现代性政治意识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任，再在其中细化为二级三级测量指标形成问卷。在每个调查点选取部分库区青年进行半结构性访谈，以充实问卷调查以外的内容。
本次调研活动有效样本分布情况为：
1.性别。本次调研对象男性占40％，女性占60％。其中独生子女占29％，非独生子女占71％。
2.年龄与婚姻。最大年龄为38岁，最小为18岁，平均年龄为26.53岁。调查结果显示其中已婚人数占56％，未婚人数占44％。
3.出生地。出生地为农村的调查对象人数最多，占总数的69％，出生地为集镇的调查对象占总数的13％，出生地为城市(含县城)的对象比例均为18％。
4.政治面貌。调研活动对象中，共青团员最多，占61％，共产党员占21％，其他党派人士占3％，无党派人士占15％。
5.文化程度。受过高中、中专或中技教育的比例最大为41％，其他依次分别为大专或大学文化程度37％，初中文化程度22％。从总体范围上看，调查对象的总体文化程度并不高。
6.职业。职业依次分别为：农民占8％，个体或私营企业主占7％，企业雇用管理或技术人员占9％，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占4％，进城务工人员占2％，商业或服务业人员占13％，自由职业者占8％，科教文卫人员和工人各占16％，学生占12％，暂时无业的占2％，其他占3％。
二、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的基础——政治认知
政治认知社会是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的反映，是对政治客体的一种主体规定，包括人们对政治系统功能、作用、结构和关系等的感知和认识。[4]
(一)政治基本问题认知度比较高
绝大多数库区青年知道公民具有选举权的起始年龄。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青年对于选举年龄的认识是通过学校教育得到的，可见学校对国家政治知识宣传与灌输所起的主渠道作用。
库区青年对应该选什么样的人大代表总体上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认为应该选举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代表的占57％，没有意见的占23％(见图1)。
图1 对人大代表的要求
库区青年对邪教深恶痛绝。92％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坚决打击邪教；但仍还有5％的人持无所谓态度，3％的甚至表示反对。后两种意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见图2)。
图2 对于邪教组织的看法
库区青年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总体上较为成功。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宣传，在库区青年心中基本得到了认同。其中58％的人知道但记不全；11％的完全记住；另外还有26％听说过，只有仅5％的人完全没有听说过(见图3)。
图3 对社会主义荣辱观认知度
(二)对党团、工会和妇联等政治性组织的认知程度不一
库区青年多数认可共产党的影响力，但比例不容乐观。被调查人群认为中国共产党影响力很大的占总人数59％，对共产党致力于为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肯定和支持。认为影响力一般的占23％，认为影响力较弱的占5％，其他的人不做评价。
共青团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范围有限。库区青年认为共青团的影响力很大的仅占总人数24％，不到全部调查对象的1/4；认为共青团影响力一般的却占总人数45％，可见共青团组织在农村的被认知度已不是很高；另外21％则认为共青团在当地的影响力甚至是很弱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10％对共青团的影响力暂不做评价。
工会的影响力也日益萎缩。认为工会的影响力一般的占总人数40％，认为影响力很大的仅占总人数的18％，而认为影响力较弱的占总人数27％，比认为影响力很大的还多将近10个百分点。还有15％对工会的影响力暂时没作评价。
妇联的影响力与工会近似。对于妇联的影响力，认为影响力一般的占总人数37％，认为影响力很大的占总人数26％，认为影响力较弱的占21％，仍有16％未作出评价。
(三)对社会现象的看法基本一致
1.影响库区青年政治与公德意识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环境。在影响自身社会公德意识的因素的调查中，大部分青年认为社会环境是对其政治与公德意识的影响力最大的，占到了总数的74％。而学校教育对其的影响力仅占11％。其他一些因素，包括家庭陶冶、成人表率、舆论导向、影视作品等占15％(见图4)。
2.库区青年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注重互助互利。库区青年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互助互利占到总比例的52％；认为是利益双赢的占14％；认为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占12％；认为是毫不利己的占8％。这些数据体现市场化改革对新农村人观念意识产生的巨大影响(见图5)。
图4 影响政治与公德意识的主要因素
图5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
3.当今库区青年最痛恨的社会丑恶现象是贪污腐败。逾70％的被调查者最痛恨腐败现象，以下依次是贩毒吸毒、假冒伪劣、黑恶势力、铺张浪费、抢劫盗窃、拐卖人口、卖淫嫖娼、聚众赌博和其他(见图6)。
图6 最痛恨的社会丑恶现象
三、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的主题——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表现为从肯定到否定、从赞成到反对的连续状态。政治态度是一个人或社会群体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务的基本看法。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过程，它是在其他政治心理过程互动的基础上共同作用的结果。[5]
一般而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的政治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冷漠到政治泛化，再到政治淡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前，绝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态度是陌生的，冷漠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定历史时段，由于强调政治挂帅，政治被泛化，社会生活大多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广大民众政治热情高涨，被卷入持续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中。但是这种政治热情带有盲目性，政治运行过程也缺乏民主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初步改革引发了人们长期被压抑和扭曲的政治参与欲，人们渴望参政议政。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利益至上，又出现了政治淡化的倾向。虽然淡化的政治相对于泛化的政治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终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若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社会凝聚力减弱和离心倾向的增强。[6]同时，社会物质急剧膨胀，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巨大冲击。一些低俗文化也因此深度地影响了农村青少年。相当数量社会成员的道德失范，致使人们对政治的态度更加漠然。根据调查，库区青年最关心的问题的前五位分别是：贫富差距、就业问题、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党风廉政。所关注问题大多集中于与被调查者切身生活关联紧密的方面，体现库区青年同样处于当代中国社会语境转换及市场化导向的条件下，宏大的政治理想被消解，越来越生活现实化，在政治态度上则趋于冷漠化(见表1)。
表1 库区青年所关注的社会问题
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所占比率(％)
贫富差距 17.10
就业问题 11.90
社会保障
9.60
社会治安
9.20
党风廉政
9.00
“三农”问题
8.00
社会道德
7.40
医疗卫生
7.20
生态环境
5.60
教育问题
5.40
海峡两岸关系
3.00
资源短缺
2.00
征地拆迁
1.60
安全生产
1.20
改革改制
0.90
市场秩序
0.80
其它问题
0.10
因此，库区青年兴趣多元化，政治参与积极性偏低。青年们最有兴趣参加的组织前三位是：同学会、各种有兴趣组织或团体、共青团，中国共产党与关于学习的团体或组织并列第四位。由此可见，吸引青少年参与组织的不是政治，而是兴趣爱好和相同的文化生活背景(见图7)。
图7 库区青年有兴趣参加的组织活动
当然，调查显示，长期以来社会主义政治与道德传播有明显的成效，也在库区青年意识中留有深刻的印记。例如对于雷锋精神，库区青年的认同度达到了97％(见图8)。
图8 是否会发扬雷锋精神
库区青年充分推崇社会正义感，当他人或公共利益遭受侵犯时，库区青年选择一定会见义勇为的占60％，选择可能会见义勇为的占32％，选择不会和不知道的仅占8％(见图9)。
图9 是否会见义勇为
正是由于政治态度在总体上消极化，调查发现库区青年对自身群体的道德评价较低，64％的青年认为青年道德状况一般或者较差，3％认为非常差，74％的青年认为社会环境是影响青少年社会公德意识的主要因素。在青年认为青少年最需要加强的教育中，排名前三的依次是：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人生价值观教育。青年对社会公德有非常高的要求，强烈要求改善社会公德。
而库区青年最希望党团社组织开展的活动中，前三位顺序依次是：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创业活动及保护母亲河活动，这显示新农村人在新阶段的观念转变，体现新型奉献精神与环保意识的加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冷漠化固然值得警惕，但总比动辄政治狂热与泛化要更为理性。
四、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的核心——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社会成员伴随着政治认知过程产生的对政治机构、政治角色等的内心体验和感受，如好恶、爱憎、亲疏、信疑等心理感受，是衡量人们对政治客体采取合作、支持或容忍态度的程度指标[7]，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等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8]
(一)入党理由多元化
在库区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理由选项中，有49％的青年选择要加入共产党最突出的理由是想早日成才，为社会和他人多作贡献；26％选择信仰共产党，大部分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目的非常健康和积极。另外有17％是为了使自己活得充实而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其他8％则持一种功利心态。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理由多元化。这既体现政治信任基础的多样化，也表露政治信任度的松动(见图10)。
图10 库区青年入党动机
(二)国家政策认同度高
调查的比例依次为：非常有信心占13％；有信心占67％；基本有信心占12％；不太有信心占8％(见图11)。
图11 政策认可程度
(三)对国家前景充满信心
以两岸关系和台湾统一问题为例：库区青年中69％相信两岸通过积极努力，最终会实现和平统一；有12％的认为台独势力如越出“底线”，即必须武力解决统一问题；有7％的认为应通过国际外交手段迫使台湾回归祖国；还有11％的认为由于条件不成熟，两岸统一的时间表还要继续推迟。此外还有1％的对此问题保持沉默(见图12)。
图12 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
关于国家保持长期的稳定与发展：49％的青年有信心，30％的青年非常有信心，16％的基本有信心，有信心的比例共计占到总数的95％。这说明青年们普遍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高度认可，并对国家将来的发展持有信心，也希望祖国可以保持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但也应当看到，还有5％的对国家的未来不太有信心或没有信心(见图13)。
图13 对祖国保持稳定的信心
因此问卷调查显示库区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在总体上仍保持相当的信任度。但通过访谈等途径，新农村人的政治信任问题还是存在诸多需要关注的方面。
当前城乡二元化大格局未得消解情况下，农民涌入城市务工谋生，非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农村的经济资源不再是农民生存的唯一必要条件。乡村经济利益纽带的松懈，不仅使村民产生政治冷漠，也必然在一定范围内导致政治信任的松弛。从近几年出现的暴力抗法、越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等事件，可以看到乡村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和治理困局。村民面对现实无能为力，只能委曲求全地接受。不拒绝、不反抗，但也不认同，对公共权力心怀戒备。这种若隐若现的政治冷漠和信任危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主流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农村被“去主流化”，这也是乡村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效推进的阻力所在。
五、简要结论
如上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所选择实证对象的调查与分析，获得对于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现状的描述性认识。根据对三峡库区青年政治意识调查问卷与访谈的统计分析，从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任三个方面形成关于这一特定人群政治意识初步的群体性特征，在总体上反映新农村人在政治意识上对主流保持基本的认同，据此可以大致框定新农村人具备基本的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和基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政治权利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秩序意识。
政治体制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与政治社会化，是影响新农村人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政治意识的主要因素。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加上国家重大工程的进入，三峡库区发生区域性社会的外生型激变。带来现代化进程加快，客观上可能会导致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现代化出现“断裂点”，并带来群体性政治意识的“去主流化”。
基于如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组织、教育、大众传媒、文化公共品、城乡流动五个方面作为乡村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路径。组织建设是国家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末梢的根本保障，其关键在于构筑县乡政权与村级自治机构之间连接通达的有效渠道；教育是灌输现代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乡村社会获得大众化的基础环节，其要点既在于农村学龄人群的义务教育权利要得到充分保障，更在于应移植城市经验，为新农村人构建终身持续的教育平台；大众传媒为乡村社会跳跃性地弥合二元鸿沟提供可能，面向乡村的广播、电视、电话、传媒乃至互联网，可以迅速地推动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现代化的进程；文化公共品(如电影院、图书馆、文化站、体育馆、会展室、俱乐部等)设施的广泛建设，是以更为多样的途径、更加亲近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村青年；而近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导致中国形成前所未有的城乡流动，极大地冲决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物质壁垒和文化隔阂，这为现代性因素流转延展、马克思主义在乡村的大众化提供最为重要的人的因素。
如上五个方面互为因果，构成相互联系的系统路径，据此可以巩固新农村人的主流政治意识，养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性政治意识。总而言之，破解新农村人政治意识“去主流化”难题的核心方略，在于实现新农村人政治意识现代化与乡村社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化”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