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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7）04—0100—04
赫德（1835—1911），英国人。1854年来华。历任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翻译学员。宁波领事馆助理、广州领事秘书。1859年，被聘为广州新关副税务司。1863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丁汝昌（1836—1895），安徽庐江人。曾参加太平军。后投湘军曾国荃部。又转入李鸿章淮军。又改统马队，随刘铭传镇压捻军。1868年，东捻军失败，他以战功授总兵，加提督衔。1875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丁汝昌至天津投靠李鸿章。1879年，被派充炮船督操。[1](P274)
1880年12月8日，赫德在给中国海军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暂时保密：我们派出我们自己的中国水手到英国，把那几艘撞碰船带回。葛雷森和丁提督先去，当他们确知撞碰船何时可准备好启程时，就打电报给上海，然后章师敦带着水手们搭乘招商局的一艘轮船前往英国，他们将径往纽卡斯尔，如可能，一两天后即乘上撞碰船回国。我们想悄悄地进行不要张扬。水手都是很优秀的人，他们以及中国商船的旗帜在欧洲水域出现，将使人们大吃一惊！你要帮助葛雷森和丁提督，两位都是很好的人。”[2](P465) 12月27日，李鸿章奏准派督操北洋炮船记名提督丁汝昌等赴英国验收新购之“超勇”“扬威”二船。[3] 当时，日本欲为并吞琉球，中日关系紧张。
1881年1月24日，在另一封信中，赫德又写道：“当葛雷森为派中国水手去英国驶回那几艘撞碰船的事致电上海时，务请你也给我发封电报，以使我及早知道中国水手出访的消息。你对葛雷森或丁汝昌不要太奉承，但要给予帮助且又彬彬有礼”[2](P492)。2月6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不要把葛雷森（案：为中国海关英籍职员）看得太高，不要让人们认为他或丁是非常大的人物”[2](P506)。
2月18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本月14日我与丁提督和葛雷森一起前往往纽卡斯尔，我们今早晨返回城里。提督似乎对他的这次访问很满意，并用热烈的言辞对一切都表示欣赏。他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来写他的报告，报告由葛雷森送交德璀琳，呈交总督亲启。……提督曾对我说过中国水手用的亨利—马提尼式步枪太少了，我把这事向诺布尔上校提出，他立即同意按他们合理需要的枪支数提供。英国海军中人和枪的比例是每三个人一支枪，因此现在大炮艇上提供的不是16支而是30支枪，巡洋舰上提供的不是40支而是60支枪。此外，舰上还有大量用作鸣礼炮用的火药以及若干步枪用的空包弹等等。”此外，金登干还报告说，第一艘巡洋舰约在4月中旬交货，第二艘约在5月中旬，要求前海军部对五艘舰艇的检查给予方便，要求前商务部对几艘炮艇在英国国旗下注册给予方便。还为中国代办起草了一份致英国外交部的公函，使丁汝昌能到英国的各海军和其他军事设施参观访问。[2](P510)
2月25日，又报告说，驻英代办陈季同请示驻英国公使曾纪泽后，将丁汝昌介绍给英国外交大臣格兰威尔勋爵。双方在外交部会见，葛雷森也在场，金登干起草一封致格兰威尔的信，请他对丁汝昌及其随行人员参观军舰修造所、舰船、兵工厂等提供方便。3月4日又报告说，25日，金登干与丁汝昌和葛雷森上校留在那里参加大炮的检验工作[2](P517)。3月11日，又报告说，为丁汝昌做翻译的葛雷森要照料那些水手，时常不在家。丁汝昌显然不愿意麻烦公使馆。要求金登干让马士为他做翻译。金登干也离不开马士，于是，丁汝昌又拜访葛德立，请他帮助，葛德立同意陪他参观英格兰银行、造币厂、邮局和其他金登干答应邀他观光的地方。英国外交部已致函中国使馆，声称已要求伍尔威治、朴茨茅斯和其他地方的各方面官员对丁汝昌及其随从人员参观他们的部门时给予方便。3月18日，又报告说，曾纪泽于12日抵达伦敦，今晚返回巴黎。昨晚他举行宴会，出席的有丁汝昌及其随从人员。曾纪泽关于中俄伊犁条约的事谈得很少，由于中俄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他想李鸿章现在并不急于要那几艘巡洋舰艇了[2](P524)。
3月25日，又报告说，丁汝昌已经收到李鸿章的快信，大意是说赫德已经给金登干指示，给丁汝昌一行提供在英停留期间有关巡洋舰或其他方面需要时的一切款项，葛德立已经带着丁汝昌参观了格林威治医院、格林威治天文台和水晶宫[2](P526)。
4月1日又报告说，丁汝昌和葛雷森刚刚离开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他们驻进波特兰广场的中国使馆。他们在伦敦办事处，并没有参观很多地方。同一天，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我尚不能电告您那几艘撞碰船和炮艇可起程驶华的确切日期，深为抱歉。我曾催促阿姆斯特朗厂加快进程，并在一封致诺布尔船长的私人信件中提到中日关系的现状，作为需要快造的一个补充理由。前几天丁提督在王宫还受到了引见。他将参加本月5日为他特别举行的招待会。他原打算等船员们到达后再去法国和德国，但与我商议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在招待会后立即出国。待第一艘巡洋舰正式检验的日期定下来，他就返回英国”[2](P532)。
4月8日，又报告说，葛雷森和丁汝昌都在柏林，“预计本月11日他们可抵那不勒斯，13日到巴黎，到期19日他们将返回伦敦，以便参加20日及以后几天对两艘炮艇的验收，如天气允许的话”[2](P536)。22日，又报告说，丁汝昌与葛雷森于18日返回伦敦，他们在德国观看了什切青的铁甲舰和克虏伯工厂，铁甲舰刚开始建造。同一天，在另一封信中，又报告说他和丁汝昌到了海军部，把丁汝昌介绍给英国海军将领凯古柏爵士、豪斯顿·斯图尔特爵士和巴纳比先生。看到了最新型战舰的图纸和模型。然后，又陪丁汝昌到了英格兰银行和邮政总局[2](P541)。
李鸿章派“海镜”号炮艇载中国船员到英国去驶回“超勇”、“扬威”两巡洋舰，4月24日到达英国。丁汝昌在“海镜”号上召集全体船员，金登干也在场，金登干认为这些人看上去的确很不错[2](P548)。
5月1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丁只是个挂名领导。他被提升来管理水师后，人们认为他是位既能在岸上指挥，也善于在舰上管带之才（他或许是如此！）但他以前从没见过一艘船。他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为人谦逊且有几分机智，并且他不要自己亲自指挥船员去收起水泵、拆散舷梯或是拉起漏斗，而可以把那些事情都留给葛雷森一伙去做！”[2](P533)
赫德、金登干提出这些舰船驶往中国，应该办理保险，李鸿章不同意。赫德等一再坚持，李鸿章才表示：办不办保险由丁汝昌、葛雷森决定。金登干请葛雷森劝丁汝昌接受，丁汝昌终于同意办理保险。6月17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葛雷森觉得要让丁提督懂得这问题还真有点困难。提督认为保险可能是对他的勇气的怀疑，他提醒葛雷森李鸿章是多么坚决地表示反对保险的，说别国政府并没给他们的战舰保险。不过最后提督还是承认给船保险确是稳健的行动，并要求我给您发电报时要说清楚：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是国家财产所承担的风险，因此如果他们都丧生，至少政府的钱，或政府的财产的价值不会受到损失”[2](P577)。
赫德给金登干发电报：“未给丁和葛雷森关于保险的进一步提示，你不要干预。”7月8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丁和葛雷森都告诉过我李（案：指李鸿章）希望丁就所有事情与我商量，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征求我意见时，我总是坦率竭诚地提出我的看法。如今我已告诉葛雷森，他和丁解决保险问题时不要征询我的意见。我估计他们会决定不给舰艇保险，认为这些可取得李的欢心”[2](P587)。7月13日，又报告说：“昨天，葛雷森前往朴次茅斯去找几名炮手和水雷教习，我则陪同提督和林管驾官（案：指林泰曾，系林则徐之孙。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赴英学习驾驶，为船政学堂首届学生）去观看在温布尔登进行的射击。他们也出席了在温泽举行的志愿兵检阅”。[2](P592)
8月14日，又报告说，本月2日，两艘巡洋舰已由中国方面接收。3日，船上升起了中国国旗。希望于9日启航，12日抵普利茅斯。丁汝昌与金登干一起回伦敦进行一些告别拜访，将在普利茅斯与巡洋舰会合。纽卡斯尔市市长致函丁汝昌，称“纽卡斯尔市长谨向丁提督致敬，并通知他，在今天举行的市议会上，一致决定在他离开泰恩河之前向他呈献一份祝辞。丁提督如能见告接受这项祝辞何时方便，在他的船上抑或在市政厅举行，本市长将不胜感激”[2](P604)。8月10日，又报告说，本月7日，丁汝昌与金登干到了伦敦。8日以后，走访了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商务部、港务局等[2](P610)。8月19日，在另一封信中又报告说：“日意格（案：为法国人，曾为左宗棠筹办福州船政局）告诉丁说，他认为我们巡洋舰付出的价格过高，丁问他可知道价格是多少，日意格说：‘知道，每艘160000镑！’然后丁告诉他那是两艘的价钱！！于是日意格表示惊奇，不得不加上句那真便宜！！”[2](P612)
11月17日，丁汝昌与总教习葛雷森率领两只巡洋快舰到达大沽。18日，金登干在给赫德的信中写到：“考虑到您为建成一支中国水师所做的全部工作，在工作中应用了一些走在时代前面的原则，其正确性正变得日益明显，因此，假如有把这项工作的进程转向另一渠道的任何事情发生，这至少是会令人感到沮丧的。因此我希望当这两艘巡洋舰到达时您在天津。丁提督经常对我在这里的工作大加赞扬，并对总督（案：指直隶总督李鸿章）说了各种表示赞美的话。我告诉他，我只是努力尽力之所及来完成我的职责。他可能还向总督保证，说中国政府通过总税备司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都会办理得如同英政府机关办理那样。每件事以书面形式记录在案，并采取了每一项预防措施来保护政府和公众和利益”[2](P659)。
12月2日，李鸿章奏准以记名提督丁汝昌统领海船。
1882年7月23日，朝鲜京城兵变。8月9日，直隶总督张树声派丁汝昌率兵船赴朝鲜。10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在朝鲜排外的团体已组织起来，驱逐了日本公使……东方又出现了一场新的风暴。丁汝昌带兵舰等等去了朝鲜……中日在朝鲜问题上，与土英在埃及问题上的处境颇类似”[4](P106)。10月12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昨天发布了谕旨嘉奖所有同朝鲜事件有关的人员。丁和另外几个人得到了黄马褂，葛雷森获总兵衔。海军因此吉星高照”[4](P139)。1月7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到：“琅威理终于得到担任‘总查’的任命，任水师提督丁的副提督，我不知道葛雷森……将怎么办：他们都威胁说不在琅威理的手下服役”[4](P155)。
1884年10月1日，法军攻陷台湾基隆，刘铭传部退淡水。11月18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李（案：指李鸿章）和丁受命率南洋和北洋舰队援助督办台湾事务的刘，但这消息在一周前已泄露在报纸上，致使孤拔（案：为法国海军将领）有了准备。在海上可能发生另一次战役，中国剩下的几条船会被击沉。可怜的丁汝昌”[4](P653)。
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命醇亲王奕羰总理海军事务，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由李鸿章专司其事。1886年1月2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琅威理已达上海，准备乘第一班轮船北来，……丁竭力要把琅威理掌握在自己之手，可是我已电告琅威理在事情未在天津妥善定局之前，不要同这位能说会道的老君子打成一片。顺便告诉你，已有了一个真正的海军部，……琅威理也许出任水师衙门的总查或总海防司。如果他谨慎从事，一定会前程无量。我希望他们把琅威的名字挂在旗舰旗竿之上并同意计算其服役期”[5](P280)。2月11日，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琅威理：在上海。抵制了丁的利诱”[5](P292)。
1889年8月24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有谣传说海军丁提督即将退役，并且他说过其继任者无法与琅威理共事。中国和中国人一直在各方面试图展开自己的双翅，他们自然想设法单独飞翔——所有的人都享受自由乐趣，觅求官职以及民族的自负等等，这些都是刺激因素”[6](P89)。
1890年3月6日，北洋舰队泊香港，丁汝昌巡南海，琅威理主仍升提督旗，刘步蟾不可。琅威理电李鸿章请示。次日，李鸿章电林泰增，认为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提督有别。舰队北返，琅威理面谒李鸿章，要求任提督实缺，李未允，琅威理即辞总查职[7]。使赫德一直处心积虑要由英国人主持中国海军的企图落了空。
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战争，7月25日，日本军舰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于丰岛，伤“济远”、“广乙”舰，俘“操江”炮舰。27日，赫德认为丁汝昌应该率全部舰队离威海卫，出海搜寻并出击日本船只，或是他们自己被击沉[8](P95)。8月，清政府将丁汝昌革职，命戴罪图功。李鸿章奏称丁汝昌不宜更易，清廷允暂免处分，命李鸿章严切诫饬。9月，中日在黄海大战，“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丁汝昌受伤。清政府以刘步蟾署海军提督。9月23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到：“路透社所载琅（案：指琅威理）评论丁的意见把丁说得过好了。作为朋友交往，丁氏是一个出色的好老头，但他既不是个军人，也不是海员”[8](p124)！
11月23日，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他见到了英国海军上将特雷西，特雷西对琅威理颇多贬词，“他说琅威理同丁在一起如此之久，理应可以教会丁较好的运用他的舰队了”[8](P169)。
1895年1月23日，清政府宥丁汝昌，令立功自效。2月17日，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写道：“事情看上去糟到极点！中国已经瘫痪，……威海之战打得相当好，但因为子弹用尽而不得不于12日挂起白旗。丁提督同时自尽”[8](P240)。
赫德认为丁汝昌作为朋友交往，是一位能说会道的，很出色的好老头，但他既不是个军人，也不是个海员。可是，赫德一直处心积虑地要使英国人主持中国海军，担任中国海军的总海防司，就像他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一样，各重要地方的税务司都使用外国人，中国海军的重要岗位也都使用外国人。因此，当丁汝昌到英国验收船舰时，他要金登干予以帮助，同时也不要使英国人认为丁汝昌是个大人物。琅威理来到中国之后，他告诫琅威理，不要被丁汝昌利用，而是要有朝一日凌驾于丁汝昌之上。后来，因为琅威理缺乏耐心，由于升旗这样的小事愤而辞职，使赫德要使英国人主持中国海军的目标落了空。
收稿日期：2007—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