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仍在继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柏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3)03－0010－06
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战略决战伟大胜利后，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历史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临行前，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随后，他又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P917)这个历史细节，表达了一个无比重大的历史课题：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能不能保持这个政权？能不能永远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这是一场严峻而持续的考验。60多年前这两位历史巨人的对话，在今天具有更加现实、更加突出的意义。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2](P1438)并且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警惕共产党自身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古人有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这是自然界的兴衰规律，也反映了处在执政地位的党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和警告是及时的和深刻的，它实际上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的执政考验。
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能否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是毛泽东思考和忧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吸取“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的历史教训，他语重心长地说：“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3](P217)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们党的经验时，总是把失败同骄傲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在革命时期如果骄傲了，就必然突出个人的作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样的话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取得政权以后如果骄傲了，就会追求享乐腐化，骄奢淫逸。在中国，腐败与封建王朝如影随形，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王朝。民间有一个说法，“李闯王打天下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要求全党牢记李自成失败和我们党自身的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会见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等，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支配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P688)后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侵袭的著名警告。为了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提议规定了六条：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必须坚持“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表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蚀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
但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要防止腐化变质的警示，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言中。进城之后，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在部分党员干部中迅速滋长了居功骄傲，贪图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这种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深刻忧虑，认为这是一场早已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决心通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有力抵制资产阶级对党和人民政权的腐蚀。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是基于对“三反”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他要求全党要严重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他认定这“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5](P190－191)这场反腐蚀、反腐败的伟大斗争，是在毛泽东亲自倡议和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这里还要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这是因为他是在探索能够找到一条有效保证党和国家纯洁性途径的过程中犯的错误，我们在纠正他晚年错误的时候，还必须深刻理解他力图避免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一出发点的可贵性及其长远的战略意义。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由于内外种种原因，使党内腐败现象蔓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一些共产党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追逐“官帽”，不择手段地窃取国家资财。腐败不但使一些人的党的观念丧失殆尽，甚至连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观念也化为乌有。这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早在1980年陈云就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6](P273)198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刚刚露头的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7](P402－403)1989年，邓小平在指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再次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8](P313)毫无疑义，我们仍然面临着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严峻考验。
“赶考”是否合格，还取决于在执政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两党较量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争取人心的较量。蒋介石政权的阶级实质及其反人民的作为，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这正是这种貌似强大的敌人最终失败的深刻原因所在。我们要学会敬畏历史。敬畏历史，就是敬畏人民。国共两党的斗争，最终发生强弱易位，说到底就是人心较量的结果。人民最后就是用手推车来表决，碾碎了蒋家王朝，推出了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毫无私利的政党，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毛泽东等在西柏坡指挥的战略决战所以能取得辉煌胜利，正如陈毅所说的：这个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一切。现在党在全国执政，意味着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不能不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下，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社会的公仆。这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一个著名思想。这一思想已成为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同任何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一个显著区别。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对如何实践和发展巴黎公社原则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他毕生为彻底实现和捍卫人民主权而奋斗，反复强调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早在延安时代他就引用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勉励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要以鲁迅为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再要求党的干部要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是一种高级趣味。他对那种依仗权势，高高在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官僚主义的恶习深恶痛绝，鼓励广大人民群众要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官僚主义。他不断对“摆老爷架子”，“摆官僚架子”和不顾群众死活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他要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指出，“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9]“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9]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0]他极力反对并要求切实改变干群之间不平等的“猫鼠关系”。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指出了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在于脱离群众，要永远保持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要深刻认识水可以没有鱼，而鱼一旦离开了水，就失去了生存的起码条件。他提出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这些都深刻地说明，只有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作风对党的队伍的侵袭。
1956年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之间建立了互相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这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作保证，否则，就有可能被损害和破坏，甚至严重的还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实际上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1]P129)这就是说，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只有劳动者的管理权得到保证，即能够以各种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才能使一切国家机关、部队、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从而从根本上保证社会主义的人民主权得到实现。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特权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看做是个人的专利、专权，它不但会表现在漠视群众疾苦甚至欺压百姓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也会表现在以这种特权来谋取个人的私利。中国是一个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有着深厚的官僚主义的传统和土壤。这种所谓“官国”传统，就是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思想，有官就有权，当官就可以作威作福，欺压鱼肉百姓，以至于官比法大，以权谋私。如果这种作风侵入我们党内，就会从根本上违背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党性原则，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极端憎恶特权的思想和作风，他是官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始终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彻底同“官国”传统决裂，为全党树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典范，是值得后世永远景仰和学习的。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1944年9月，他在为悼念张思德而作的《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深刻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思想，明确地向全党、全体工作人员提出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要求。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出发点。取得全国政权后，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为人民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根本宗旨。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2](P28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他们的未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个人同群众的关系，密切地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观点，首先是为工人和农民，他们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们执政的基础。他们的状况如何，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关系极大。他认为，要依靠人民群众，首先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他提出，“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11](P324)他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不但要以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体现群众的意愿，为群众谋利益，而且要把这种群众观点内化为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每一个干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以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树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不但要保证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而且要真正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直接参加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真正发挥主人翁的作用。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作用，但决不提倡盲从；提倡盲从是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只有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历史自觉性，他们才会对党的领导和党的事业保持高度的认同感。这样，广大群众就会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会以主人翁的姿态发挥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作用。正是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群众对党衷心的拥护和支持，才生动体现了党和人民的一致性，这种互动关系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无限的生机和活力，使党的执政获得最广大、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当前，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在执政为民这一根本问题上，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许多尖锐问题。所以尖锐，一是因为它是在市场经济狂潮中出现的，使一些党员干部利令智昏，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不择手段地进行权钱交易，权黑勾结，暴敛国家财富，视群众如草芥，变成了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的吸血鬼；二是因为它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理想信念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出现的，使得这些问题具有群体性、延续性和疯狂性，增加了纠正的难度；三是由于我们工作等多方面的原因，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部人先富起来做到了，共同富裕却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邓小平晚年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出这样发展下去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表明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失去执政的最重要的群众基础。这一切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赶考”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当然，只要我们敢于面对现实，下大决心，有大魄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就有信心解决好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闭幕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就以高昂而扎实的工作姿态，有针对性地倡导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令人耳目一新。2012年12月4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会议庄严许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并具体作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是广大群众期盼已久的，有如清风拂面，沁人心肺。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优良传统的坚持和发扬，全党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个良好的开局贯彻下去。
如前所述，执政对我们党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赶考”就存在被淘汰的危险；但我们又应当相信，中国共产党具有经受任何考验、包括克服自身错误的内在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党，因而能够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武器。在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2](P1439)这对于即将面临全国执政地位的党来说，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是我们接受胜利的考验，继续保持“两个务必”的重要保证。事实证明，没有自我批评，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自律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没有批评，监督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成为一句空话。党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就会失掉自己的生命力。共产党员一定要出于公心，勇敢地开展积极的、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随时扫除自己身上的灰尘，自觉接受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并敢于向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毛泽东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13](P1004)1943年3月《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我们党正是有自我批评这样的传统和机制，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和意见，所以能够克服自身的错误，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只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并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党的肌体就一定能够充满生机活力，就能够割掉一切附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使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富有战斗力，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当然，如果丢失了党的优良传统，也就丧失了自身的政治优势，就无法抵御来自国内外各种力量的侵蚀，就会败下阵来，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
这里需要指出，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也是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过程。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整个党来说也同样如此。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是保证党的行动的正确必不可少的环节。党的正确领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客观实践中不断锻炼和提高自己，自觉地克服自身的错误，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使自己不断成熟而取得的。毛泽东说：“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14](P369)他指出，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他特别反对党内那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希望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毛泽东特别重视反面经验的作用，他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12](P101)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也一再强调要“注意经常总结经验”，“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在他看来，改革本身是一个试验和探索，“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8](P113)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应当说，通过总结经验并把实践中的经验升华为理论，既有助于我们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也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进程。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居安思危、勇于进取，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要居安思危，慎终如始。中国历史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统治者中杰出的政治家，具有开明思想和政治抱负，他统治时期创下了为后世所称道的“贞观之治”。李世民有较强的自律能力，他讨厌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唐初著名书法家(官为秘书监)虞世南献《圣德论》，极尽溢美之词，唐太宗看后对他说：你把我拔得太高，我不敢当，而且你只看到“始”，没有看到“终”。如果我能慎终如始，则你的文章可以流传，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只会让后世嘲笑你了。当然，李世民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难免有历史的局限，在他统治的后期也逐渐骄矜，可见慎终如始之难。但尽管如此，李世民的治国理政之道，依然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后世有借鉴作用。能否做到“慎终如始”，对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也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这里关键是党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宗旨，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人执政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个人当官敛财；要始终保持两个“务必”重要思想，不为个人谋取政绩，拒绝无原则的歌功颂德，广开言路，接受群众监督。如果不是这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灵魂，失去了根本。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警惕的。
总之，从西柏坡出发的“赶考”并未终结，仍在继续进行。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必须牢记这个历史课题，才能够向人民交出一份使之满意的答卷。
收稿日期：2013－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