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互动变化趋势研究_传统农业论文

中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互动变化趋势研究_传统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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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对区域经济总量增长、新兴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发挥了重要的拉动作用。同时,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又极大地促进了城市职能结构、城市化地域形态的转变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域产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互动已成为我国区域与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1]。

由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性,导致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相互作用地域类型的产生,不同地域类型城市与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相互作用机制、方式与途径,而对这种互动地域类型的认识则是制定城市化与区域产业结构互动调控政策客观基础。

城市化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互动地域类型划分,应遵循在区域发展一致的时间界面上突出主导因素原则。根据我国城市与区域产业发展的要素、结构特点及发展机制的空间差异性,可以将我国城市化与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互动地域,划分出大城市地域、工矿型地域、传统农业地域、发展衰退地域、边境口岸地域、生态环境脆弱地域等类型(地域类型划分的原则、指标、方法等问题在另文已论述),不同地域产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化互动调控模式如下:

1 大城市地域产业结构升级与职能扩散

1.1 地域发展优势与地域问题双重突出

大城市地域的显著特点是中心城市首位度及城市化水平高,具有要素、产业与职能的空间聚集优势,产业发展的外部经济性强,产业结构层次水平高。大城市地域是我国各级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并作为区域创新源地。大城市地域类型的形成机制主要体现于首位城市的要素与产业的高度聚集及聚集到一定程度的功能扩散与空间扩展,伴随着城市区域化进程的是大都市区产业与空间结构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进入了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积极发展大城市及发挥大城市对区域城市化推进的主导作用,仍是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但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国多数大城市存在着愈来愈严重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3],使我国城市化面临着大城市仍需继续发展,但“大城市病”问题突出的发展困境。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表明,由于区域要素、产业过度集聚而导致的“大城市病”,其“治病”的根本途径是城市要素、产业与功能的扩散,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及产业结构优化重组,形成区域化大城市功能地域。在中心城市辐射、依托区域,城市产业结构区域化调整的机制下,解决大城市问题,实现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1.2 都市化进程推进与都市区组织建构

大城市地域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互动的基本途径是,推进都市化进程及在都市区地域范围内进行产业与空间重组,构筑都市区产业与空间结构体系。

在都市区形成过程中,对中心市区进行“退二进三”的产业结构调整[3],促使中心市区产业结构服务化,形成以金融、商贸、信息、咨询等为主导部门的CBD结构体系。传统工业和新工业项目选择于城市边缘区,促进城市新区开发和郊区卫星城镇建设,城市化地域空间的建设重心转向城市边缘地域。

当前我国多数特大城市(指200万人口以上)处于以传统工业和居住职能为主导的大城市职能扩散阶段,一方面传统工业从城市核心区转移带来土地增值、发展空间拓展,并减轻城市土地竞租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边缘区相对低廉的房地产价位,使其成为低收入阶层满足居住条件改善的理想选择空间。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与空间重组,使城市工业、居住、商业、教育、科技、文化等职能在城市边缘区聚集,促进城市新区、新兴产业专门化地域(各类开发区)、各类卫星城镇(卧城、物流商品集散城、科教城、旅游城等)的建设,城市发展进入郊区化阶段,城市拓展方式是近域与飞地拓展的结合。我国多数地区特大城市处于飞地扩展明显不足,近域扩展过度,而陷入城市扩展“摊大饼”的怪圈。

城市吸引区作为城乡结合部及部分乡村构成的都市区组成部分,其空间职能是作为城市核心区的腹地和支撑空间,都市农业、旅游、农产品集散与加工、区域性绿地与水体、区域性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吸引区的主要功能。

城市吸引区产业结构突出于服务性、休闲性、生态性和基础性。都市农业是主要的服务性产业部门,既要满足中心市区农副产品总量需求,又要适应于消费层次与结构的变化。环城绿地、大型生态公园不仅提供区域性生态保障,而且为城市居民提供近域旅游休闲空间。城市吸引区的道路、枢纽建设、信息通道、公共设施建设、水源地布局、环境设施建设则要体现出区域基础功能。

城市吸引区的产业发展与结构变化,一方面促进都市区县域重点城镇成为结构完善、独立性功能较强的第二、三代卫星城镇,形成中心市区的反磁力作用场,真正发挥出承接中心市区功能转移的作用。另一方面,加速各具特色卫星城镇的建设及卫星城镇体系的形成。具有区域中心区位特征的卫星城镇,随着其职能的综合化及发展规模化,逐步演变成为都市区副中心城市,或者成为新的中心城市,促进都市区多核空间格局的形成。

2 工矿型地域的产业、城镇体系重构

2.1 工矿型地域传统发展道路的反思

该类型是在矿产资源地区,由于矿产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体系形成所产生的区域产业与城市化地域。该类型的显著特点是区域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与城镇布局主要受资源区位、资源开发周期的制约。

我国整体上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结构演变阶段,资源密集的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工矿型地域仍然属于我国区域开发与整治的重点。我国已经形成的矿产资源地域数量多,但相当一批已出现资源危机及非持续发展问题。

我国工矿型地域的共同特征是人口与城镇布局分散,极度缺乏规模聚集效应,产业结构单一,城市企业化,多数城市采用“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资源加工业发展不足,社会经济发展效益相对低下。

工矿型地域城市空间结构形态表现出明显的松散性特征,城市随资源开发的地域扩展,往往呈现“点多、线长、面广”的松散形态,城市因此而分成若干大小不同的不连续的散点单元。城市地域形态可概括为一城多镇型、多中心组团型、相对集中型等类型。长期以来采用“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大庆模式助长了工矿型地域城市布局的松散特征。集聚是现代城市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分散的工矿城市形态显然违背了这一规律,从分散走向集中,则是工矿型城市布局的客观变化趋势。

2.2 现代工矿型地域的产业与空间演变轨迹

分析国内外工矿型地域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其发展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基地阶段:即资源开发企业主导下的地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城市因资源开发而兴起,产业结构单一,产业构成以资源采掘和粗加工为主。在发展机制上,城市依托于企业,当企业的主体垄断地位被破坏后,城市发展机制也随之改变。

转型阶段:城市的中心功能开始增强,地方势力兴起,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趋于多元化。一方面,基地企业仍然发挥着重要的惯性影响,另一方面,在中心效应的带动下,城市产业结构逐步由单一向综合化、多元化发展,城市的形象也发生部分变化。往往由于结构转换缓慢,使城市人口与产业呈现出低速增长状态,导致大批失业人口的出现。

分化阶段:随着各种作用因素的力量消长,资源型城市发展出现两种趋势。一些自身发展条件比较优越的城市,逐步摆脱基地模式的困扰,发展成为比较稳定的区域中心城市。另一些发展条件较差的中心城市,由于资源枯竭,后续产业难以发展而走向衰落。

2.3 新型工矿地域的产业发展与城市化互动模式

我国西部地区是发展潜力巨大的矿产资源型地域,西部地区未来矿产资源开发、产业发展、城镇建设的背景与机制不同于历史时期,建立新的理念与机制是我国西部地区开发的关键所在。

工矿型地域城市建设应改变“点多、面广、线长”的松散布局模式。对于面广分散的矿产资源地应采用非城市化模式,分散的矿产资源地仅具有生产职能,为满足生产需求建设一些临时性的居民点及市政、公用服务设施,而随着资源开发周期结束,进行人口转移及临时性居民点的拆除,以避免资源枯竭给当地人口带来的非持续发展问题。

在矿产资源富集地域(资源开发周期长)采用集中城市化模式,强调主导资源开发达到规模水平阶段后,产业发展重点及时转向资源加工业,建立以资源采掘为基础,资源加工业与资源替代产业相结合的多元化产业结构体系。

在全国工业布局整体层面上,强调矿产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的产业与空间结合,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源开发与加工业布局高度分离,工矿地域资源利用效益大量流失,地方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资源地区与加工地区经济利益矛盾冲突与地区经济摩擦的状况。

改变当前“政企合一”的企业城市化模式。将社会职能从企业系统剥离出来,强调城市发展的中心及综合性职能的发挥。既要充分发挥资源开发型主导企业对地区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又要强调地区产业部门的扩展,产业结构系统的形成与完善,地区其它产业部门对主导产业的配套与支撑,主导产业对区域产业发挥拉动作用,以实现工矿型地域在资源开发专业化基础上的综合发展。

促进工矿型地域要素、产业的城市聚集及城市空间体系完善。针对资源分布的分散性及长期以来城镇布局松散性的问题,严格限制工矿型小城镇发展,重点发展大中城市,强调区域要素、产业、功能的大城市聚集及城市发展的规模化,城市产业的整合,城市产业结构的有序转变及城市功能的综合化。

2.4 危机型工矿型地域的战略选择

我国已开发的,并且陷入资源与经济危机的工矿型地域有序发展的趋势应是,重新审视与确定新的发展优势,选择发展的增长点,建立新的发展机制,制定总体发展战略与规划,危机型工矿地域可能的战略选择包括:

进行产业结构的彻底转型,依托现有区域比较优势,面向市场需求,发展新型产业及建立新的产业结构。日本北九洲、英国中南部工矿型地域就是采取这一战略摆脱了发展危机。

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优化重组,将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资源开发转向资源深度加工与综合利用,形成以采掘业作为基础产业,而加工业主导地位突出的发展格局。近年来大庆市将石油资源的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作为发展的突破口及发展重点已取得明显成效。

发挥城市化优势,利用已有城市市场需求优势,围绕自身需求及周围地区需求,建立基本服务职能及中心地职能的产业结构体系,将商贸、轻纺、食品、建材、日用工业品、医药作为产业发展重点,既满足城市与地区自身需求,又解决了由于原有主导产业衰退带来的人口失业问题。

3 传统农业地域城镇化的适度超前

3.1 日益突出的剩余劳动力转化问题

社会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低,区域产业结构转变迟缓是我国传统农业地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而传统农业地域范围广泛,聚集大量人口,对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起到极大的制约作用,尤其是数量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有序推进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传统农业地域经历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过程,形成了“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等乡镇企业发展模式[2],尽管较大程度上促进了小城镇发展,但出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企业发展格局,“到处是城镇”、“镇镇似农村”的低水平农村城市化状况,导致日益严重的“小城市病”问题,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的严重脱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运动无序及缺乏城镇化的支撑。建立农业地域产业结构转变与农村城镇化互动机制,则是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农村)的重要途径。

3.2 实施城镇化适度超前发展战略

加速城镇化进程是传统农业地域的快速发展重要路径,但必须采用集中城镇化发展模式,在对现有乡镇布局调整(乡镇合并)的基础上,确定农业地域重点建设的中心城镇,促进中心城镇的规模发展,形成较强的聚集效应,使中心城镇成为传统农业地域城市化的主体空间,为农业地域的要素、产业聚集提供载体空间,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操作“平台”,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地域的集中型城镇化,改变长期以来过度分散、极度缺乏聚集效应的低质量农村城镇化发展格局。

传统农业地域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2],促进农村生产要素、产业向中心城镇的聚集,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及其它农村工业在中心城镇的集中布局,充分利用城镇产业发展的聚集规模优势,同时为中心城镇发展提供产业、经济支撑及城市化动力。

中心城镇必须改变长期以来“一条街”式的功能杂乱的空间布局模式,以乡镇企业空间聚集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聚集为主导,带动其它产业的聚集,构建各产业合理布局的城镇功能分区空间体系。同时,建设现代化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用设施。根据我国农村城镇人口规模特点,农村地域的中心城镇的人口规模控制在8-10万人,即每个县市域中心城镇的数量是3-6个。

传统农业地域中心城镇的选择,既要考虑到城镇的中心地区位及合理的腹地范围、现有经济基础、未来发展潜力因素,又要充分注意到城镇资源、条件及产业的特色及比较优势。

基于传统农业地域产业结构转变迟缓,城市化对地域经济拉动不足的现实,传统农业地域产业发展与城市化互动的重要战略选择是城市化适度超前,通过中心城镇规模扩展,质量提高拉动农业地域产业结构的快速转化,形成以中心城镇为主要载体的传统农业地域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

4 发展衰退地域产业重组与再城市化

4.1 衰退地域面临的发展困境

国外学者将发展衰退地域也称之为过成熟地域,主要指历史上形成的老工业基地,如德国的鲁尔、美国的五大湖地区、英国的伯明翰、利物浦等。该类型的主要特点是产业结构严重老化,区域发展优势丧失,由于人口拥挤、交通紧张、环境恶化产生严重的“城市病”,导致城市聚集规模转向聚集不规模,使区域产业发展与城市化面临着产业重组、要素转移、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等问题。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由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阶段的差异,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衰退地域,但我国一批老工业城市存在着原有发展优势丧失、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错位、经济增长乏力、城市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

综观国内外衰退地域状况,不难看出,区域优势丧失、产业结构老化、技术增长乏力、“城市病”严重、投资环境恶化是老工业基地发展衰退的主要制约因素,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则是我国老工业基地衰退的重要自身因素[6]。

从区域空间体系角度看,衰退地域主要指老工业城市的衰退,即城市发展要素、产业、空间、环境的非有序性而导致城市结构老化、错位及城市化增长能力的丧失、城市空间结构的紊乱。城市发展新优势确定、新产业选择、产业重组与再城市化则是衰退城市经济复苏与振兴的主要机制与途径[6]。

4.2 衰退地域的再城市化

衰退地域的再城市化是指中心市区的产业结构与功能转型、空间扩展与新城建设、空间要素与结构重组、城市基础实施完善与生态环境整治,以改善产业发展与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城市化质量,为产业重组与功能转换提供载体空间支持。同时,城市空间结构优化重组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扩展、新产业发展产生明显拉动作用。

衰退地域再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建设城市新区、卫星城镇、新产业功能区、新型城镇,为中心市区要素、产业转移提供新的空间。上世纪50年代伦敦在其都市区范围内(大伦敦区)开辟了8个工业新区,对恢复处于严重衰退的工业生产,解决城市拥挤问题起到积极的作用。发挥衰退地区具有人口、城镇多及人口聚集的市场需求优势,根据腹地需求,建立服务性产业体系是发展衰退区域振兴的重要城市化路径。服务产业劳动密集的特点则有利于衰退地区由于原有产业退出而出现的大量失业劳动力再就业问题的解决。

4.3 衰退地域的产业重组

衰退地区工业基础好,具有较为充分的产业基础、人才及技术优势、地区形象及市场优势。选择起点高,市场尚未成熟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发展的增长点,并注意与原有产业的结合,构筑高技术含量的产业结构体系也是部分衰退地区振兴的重要途径[5]。上世纪50年代,处于衰退中的美国波士顿地区,利用其优越区位与城市化基础,在金融部门风险投资及相应政府政策作用下,发展了千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立了美国的第二个“硅谷”,实现了产业结构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的高度化转型。波士顿地区堪称世界衰退地区恢复与振兴的成功范例。

加速外向型进程,建立高度开放的产业结构体系也是国内外衰退地域经济振兴的重要途径[5]。从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日本等国传统产业地区在新经济时代到来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发展陷入严重困境,发达国家及时将传统产业以资本、技术的形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通过海外资本扩张,实现其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

我国工业化基础较好的衰退地区一方面可以寻找海外投资市场,进行资本、技术输出,建立国外生产基地,既盘活了沉淀的产业资产,又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国际产业接轨。另一方面,利用产业发展原有基础,大量输出区外及国际市场原材料,建立来料加工“两头在外”的外向型产业体系。

5 边境口岸地域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地缘整合

5.1 建立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地缘整合机制

边境口岸地域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地缘经济发展潜力,具有建立中外合作产业结构与城市体系的可能。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各国经济相互开放的快速推进,各国边境口岸地域将成为经济增长活跃,边境贸易及国际经济合作快速发展的地域[7]。

在封闭经济运行环境下,边境口岸地域处于偏僻区位,受经济活动边缘效应的影响,边境口岸多为经济落后地域。而随着各国经济对外开放机制的建立,边境口岸的边缘区位转变为对外开放的优区位,地理区位将释放出较大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势能。

边境口岸地域的对外开放将改变地域发展机制,带来区域产业结构与城市布局地缘整合变化。边境口岸地域发展由原来依托自身资源条件转向境内外资源的整体开发利用。建立互补型中外整合的产业结构体系及城镇布局体系、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区、边境出口加工区、边境国际城市、国际性交通、信息和物流网络是在开放环境与机制作用下,边境口岸地域产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的主要表现形式。

边境口岸地缘整合是指在国际经济合作背景下,将两国或多国边境地区的资源利用、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地缘整合节点。将地域经济联系、经济联合、经济融合、经济一体化作为几个整合阶段。将边境口岸国际经济地域的整体发展作为整合目标。将国际关系改善、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适应,各国经济协作政策制定,相应经济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作为整合保障措施。

5.2 产业与城市地缘整合发展途径

边境口岸地域地缘整合的主要空间表现形式是跨国经济合作区的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实践已经证明,跨国经济合作区是地缘经济合作的有效方式[7]。跨国经济合作区由经济合作部门、国际性中心城市、主要产业功能区、跨国经济合作管理机构、信息网络与基础设施等要素构成。跨国经济合作区以各国之间要素、产业互补为发展前提,以要素、产业整合及一体化发展为功能目标,其目的是激活各国边境地域经济系统,提高集团区域的国际竞争能力。

边境口岸地域的城市建设强调国际性城市职能的培育,各国之间的城市产业职能分工,跨国要素与产业在国际性中心城市的聚集。围绕着中心城市构筑核心一边缘型城市空间结构体系,促进中心城市的边缘扩散及城市经济区的发育。

6 环境脆弱地域产业与城市发展的生态化

生态环境脆弱地域是指地域生态系统由于生态要素水平低、结构不完整、功能低下而抗干扰能力差的生态敏感区。我国环境脆弱地域虽然分布广泛,但集中分布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自然条件、人居环境条件较差,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基本特点是少数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与高度分散低水平的小城镇并存,城镇数量少,城市化水平低。

环境脆弱地区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基础是区域生态环境恢复与整治。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生态友好,遵循生态经济系统运行机理,建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体系及建设各具特色的生态城市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发展的目标。

环境脆弱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互动趋势是,采用集中城市化战略,重点培育与建设大中城市,通过增加城市绿地空间,开发绿色能源与绿色建筑材料,进行城市绿色生态设计,建设完善的环境污染处理系统,实施生态城市发展战略,为生态产业发展及生态经济结构提供载体系统和发挥消费拉动作用。资源开发与产业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技术系统的支持下,根据市场对绿色生态产品需求及地区生态位状况,选择适应地区生态基底的生态产业,依据循环经济理论,建立全封闭环境零排放的循环生产系统。产业发展在环境系统稳定性较强的地域集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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