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是“非西方文化区”。在欧美，普遍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是“西化”，因为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重了西方的这一倾向，甚至置疑“东亚模式”能否成立，至少是这个模式已终结了。果真是如此吗？东亚半个世纪发展的事实说明：东亚地区工业化、现代化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究其成功的因素，除了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之外，无可否认地表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东亚模式”同西欧模式具有不尽相同的特质，是不容否认的。当然，东亚文化也确实含有重大弱点，这正是为什么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未能从东方发迹，为什么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我们应如何全面看待东亚模式，应如何正确剖析东亚文化，并从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既不能冲昏头脑，迷信东方文化“优越”论；又不能妾自菲薄，去彻底弃“东”迎“西”。这正是我萌发写篇文章的动因。我过去曾写过几篇有关东亚模式的文章，但多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写的。这篇文章，则主要从文化的视角进行探讨。
一、一个新的视角：成功的文化内涵
（一）东亚为什么能相对成功
纵观二战以后，一大批不发达国家参差不齐地纷纷启动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从拉美、非洲到亚洲，可说是蔚为壮观。
但是，几十年之后，发展的结果却大不一样：拉美为波动和政变所因扰；非洲为内战和天灾所折磨；东欧虽有过一阵好景，却好景不长，出现社会突变；亚洲本身西亚与南亚也长期停滞不前；只有东亚从60年代到80年代却保持了相对持续的高增长，可说是一枝独秀！
原因何在呢？众所周知，近代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首先从西欧兴起的。为什么会首先从西欧兴起，而不是从非西欧地区兴起，有许多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韦伯的命题。韦伯认为：以基督新教伦理为发源的西方“近代合理主义”（即个性解放），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文化基础。而东方，特别是儒教的非合理主义（压抑个性）则与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
在这里，我们还不能展开讨论韦伯的理论，暂且从事实出发：西欧确实是首先实现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自然演进型地区，而其他非西欧地区，均属“后发追赶型”地区。这些后发追赶型地区，不能说他们的政府和人民没有追赶发达西欧的愿望，应该程度不同地都有这种由不发达迅速赶上发达的愿望。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我认为，根据各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特别是东亚的经验，这取决于两大基本条件：一是相对稳定。只有社会相对稳定，才会有一个强力政府，才会保障政策的连续性和发展的持续性。否则，就会朝令夕改，甚至因政局动荡而使发展中断。二是相对公平。只有使全社会大多数居民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尽管程度不同），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另外两个前提：动力和市场。少数人得益，多数人旁观，则既无强劲的动力（社会动力），又无宽广的国内市场。而这两大条件能否具备，很重要的前提是“文化”！
先看拉美：拉美人口的主体，特别是其社会上层，均属西欧移民，而且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封建贵族及其后裔的移民。作为西欧移民，他们具有与欧洲个人主义文化渊源的同质性；作为贵族移民，他们又具有特权文化的残余。不妨叫做“特权个人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对拉美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为：
第一，农奴制的消灭比北美迟了一个历史阶段，从而使拉美的工业化、近代化比美国、加拿大落后了一大步；
第二，西欧的个人主义传统加特权文化，又使得拉美社会上层无抑制地追逐发达国家的超级享受，而出现十分严重的两极分化，80%的人口没有从发展中获益，甚至每况愈下。这势必导致社会发展动力脆弱和国内市场狭窄，难以启动强劲的发展势头；
第三，西欧个人主义文化的消费观念，使拉美社会储蓄率很低，发展的资本主要仰赖外国资本，从而导致依附和通货危机（巴西典型）；
第四，西欧的“近代合理主义”必然导致推行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多党化同步进行的路线。而在这种两极分化严重、封建残余较多、人民普遍不满的社会背景下，实行多党民主模式往往就会成为少数政治野心家进行角逐的局面，从而使拉美主要国家政局经常处于动荡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持之以恒的发展政策，致使经济发展经常因政治动荡和通货膨胀危机而中断。可见，拉美的文化，难以提供社会稳定和相对公平的条件，所以，发展老是处于大起大落的波动状态，大大影响了其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
再看非洲。非洲除埃及以外，在文化上大都比世界先进地区落后了一个或几个历史阶段。多数非洲国家，还处于“部落等级文化”状态。这种部落等级文化对经济发展有以下影响：
第一，部落文化必然导致“山头主义”。小派别林立，一帮一派，很难形成全民族的共识。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宗主国又硬要推行其多党民主模式，这就带来了派别之间、国家之间战乱频仍的恶果！半个世纪的事实说明：欧美在哪个国家插手，哪个国家就会爆发内乱或内战！索马里是典型。
第二，人身等级文化，必然使广大的基层民众难以参与发展进程，处于十分被动（半奴隶式）的状态，发展的驱动力太小！
第三，这种文化必然导致高度的两极分化：极少数特权阶层享有豪华的现代化生活，占有极大份额的发展成果；广大人民群众依然贫穷如故。这既不可能有强劲的发展动力，又不可能形成旺盛的国内市场，还可能导致社会骚乱。所以非洲除少数几个国家外，都难以形成相对稳定和相对公平的发展条件。这正是非洲工业化、现代化举步维艰，甚至难以启动的文化原因。
而相比之下，东亚大多数国家较之拉美和非洲，在文化上具有相对的优势。以儒家文化和大和文化为渊源的东亚文化，在形成相对稳定和相对公平的发展条件方面，表现了显著的特色。这正是东亚得以相对成功的深层原因。
（二）东亚文化在实现崛起中的作用
东亚文化，并不是浑然一体的概念，它包含有中国的儒道文化、日本的大和文化、东南亚的穆斯林文化、乃至南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也融汇其中。这些文化相互融汇，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取向：如，群体——家族主义，节约-勤劳主义，重名-形式主义，仁义-人情主义等。这些文化内涵虽不能产生自发型的产业革命和近代化，但在追赶型的现代化过程中，在一定历史阶段，却表现出积极的能动作用。
第一，群体主义。在研究东亚现代化问题时，决不能忽视它同西欧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后者在个人主义奋斗发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第三阶段，自然发育而形成产业革命的潮流，是自下而上的经济推动。前者则是在国家存亡、民族危机的逼迫下，由社会精英首先觉悟进而发动全民的现代化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推动。这种动因，加上既有的群体主义文化基础，便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表现在：
——能够忍受个性的牺牲，接受一个集权的政府，以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奋发图强。这既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又可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重大项目。
——能够忍受福利的牺牲，政府可能采取先发展后福利的发展政策。这有利于集中资本用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保持低劳动成本的竞争优势。例如，公司赢利的分红比例，美国是80%分给股东，日本是30%分给股东。
——先群体后个人的社会道德观，可以抑制极端个人主义的敛财欲望，可以促使政府采取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这有利于动员更多的社会成员参与发展，有利于在利益相对均衡的基础上保持社会稳定。例如，工人与官员的工资比例，美国是1:119；日本是1:18。
至于为什么东亚会有群体主义文化取向，西欧会有个人主义文化取向，韦伯等人把它归之于宗教——儒教产生群体主义，新教伦理产生个人主义，我们认为还值得商榷。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审视，精神的东西产生精神，并没有说明问题的本质，是唯心主义的。阿拉塔斯和长谷川启之也都认为，宗教并非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决定因素。（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其实，马克思在研究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时，就曾指出，亚洲的农耕社会，由于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需要，才会产生群体主义。
第二，节约主义。群体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即家族主义。在农耕社会，家庭乃至家族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所以，在东方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又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即使实现了工业化，也没有改变这一格局。这和西欧很不一样。正由于此，家庭必须“养儿防老，积谷防饥”，“量入为出”。积累必要的财力以应付未来的风险。而农耕生产方式对老天爷的依赖程度很高，东亚又是多灾害区域，因而更加重了节约的倾向。这种节约主义的文化取向，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就表现出国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从日本到东南亚，概莫能外。——美国人是“今天用明天的钱”，亚洲人是“明天用今天的钱”。（这也是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国家难以启动“内需”的原因之一吧。）这在工业化前期，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第三，重名主义。“重名轻实”，本来在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有着巨大的阻滞作用，它压抑了人们对“利”的追求。但是，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历史上的消极作用同现实的积极作用区别开来。既然东亚的现代化已经启动了，而且是自上而下（政府出头）展开的，这就不存在什么“名不正，言不顺”了。相反，响应政府的号召，完成上级的任务，这是地地道道的“名”！所以，以速度和规模为主要标志，各级官员和群体，争相完成与超额完成增长指标，这在东方社会（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成为时尚。这在工业化粗放增长时期，有利于数量型发展。
综上所述，东亚社会的群体主义、节约主义和重名主义，在工业化过程中，表现为：权威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自敛式资本积累方式；数量型扩张冲动。这些，在一定发展阶段，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强劲的发展动力、自力的发展资源、自主的发展政策。这正是东亚崛起的文化背景。
（三）优点也会变成缺点
真理总是相对的。任何事物，如果超过
了它的合理界限（时间的、空间的、概念的），它就会由真理变成谬误，优点就会变成缺点。导致东亚崛起的诸多文化优势，也是这样：
——强力政府，在发展起始时有利于稳定和动员；可是当市场发育起来之后，过度的干预，就变成了市场的“杀手”。
——节约主义，在经济短缺时期，有利于资本形成；可是到了生产过剩时，却成了启动消费的顽疾。
——重名主义，虽然促进了数量增长；但是到了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它却成了结构调整的障碍。
二、文化的撞击：危机的深层透视
（一）撞击的必然性
东亚爆发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我曾在《论东亚经济发展与东亚模式的调整》（《江汉论坛》1999,1）一文中作了经济分析。这里，则集中在文化层面探究其成因。
我以为，东亚这次危机，也可以注释为：东西文化在相互融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次大撞击。众所周知，东亚的现代化是以欧美的现代化作为参照系的，这就会产生东西文化的融合问题。但是，由于二者现代化的文化背景实在差异太大，在融合过程中发生若干次大的撞击，是情理中的事。长谷川启之在他的《亚洲经济发展与社会类型》一书里分析了这种差异。他认为，近代有两种涵义，广义的包括全方位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近代化；狭义的分割为经济发展和一般的近代化两个范畴。西方的近代化属于前者，在“近代合理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全方位地推进。而东方则非如此，而是采取经济发展优先，其它近代化滞后的道路。他说：“亚洲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并不是以西方合理主义精神为基础的。韦伯所说的那种近代合理主义精神，在亚洲还未成为前提条件。”因为亚洲“社会的产业化（或经济发展）并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总是在世界历史性扩张和外压中（即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文化的摩擦和威胁下）才获得进展的。”因此，“各个后起国家都希望尽快地全面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所以，……就不得不抑制、乃至牺牲非经济方面的近代化。此外，为了引进并确立产业化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技术和制度因素，也必须有自上而下的改革和领导。”他认为，其所以要作出这种牺牲，是因为在亚洲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如果硬要同时地推进近代化和经济发展，就会带来社会及政治的混乱。所以，人们往往会设想，应当优先实现经济的近代化，然后再达到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近代化。”（第17～19页）正由于这种基础和出发点的不同，正由于政治、社会现代化同经济现代化不同步，原来传统的文化上层建筑必然会同以西方文化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基础发生冲突，这是必然的。
（二）撞击的表现
总的来说，这次文化撞击的发生，在于利用近乎传统的上层建筑自上而下地推进了现代化，但是到了一定限度，前者就难以适应后者的需要了。如果文化的整合赶不上，冲突就会发生。这种冲突，包涵了三种基本情况：一是东亚文化中确有现代文明的痼疾。如专制、腐败、轻利等。二是东亚文化中某些要素，虽在前一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向前推进，已不适应新的要求了，如过度的政府干预。三是东亚的政治家过分迷信与夸大了东亚文化的优越性，甚至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如公开鼓吹东方文化优越论，“收购美国”等。具体地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群体主义支配下，重经济发展，轻政治改革。由于一贯强调群体利益国家至上，便形成了一种维护政府集权的惯性。这一方面会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第二助长了政府的过度干预（如，日本、韩国的政、银、企“铁三角”）；第三滋生严重的腐败。
第二，在重名主义支配下，重速度，轻效益。东亚各国（香港、新加坡除外），有一个通病，重“繁荣”，轻实绩；重铺摊子，轻利润率。据冯久玲女士研究，欧美公司以利润收益作为发展项目和投资的首要指标，而日本、韩国等公司则往往以市场份额为首选目标。因此，世界上利润最丰厚的公司多属美国和英国；份额最大的则有不少属日、韩（亚洲的新路）。这种文化取向，驱使追求速度，追求规模扩张，甚至不惜代价地去维持虚假繁荣——使经济泡沫化，盲目借外贷等。这种文化惯性，大大地推迟了一些国家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三，在国内，重“信义”，轻法治。东亚文化，重人际关系，依法办事的精神，不如西欧。日本、韩国（乃至中国），政、银、企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银行系统一片混乱，感情贷款成灾——巨大的不良信贷，正是这次危机的爆发点之一。
第四，在国际，往往轻信“道义”，忽视规则。危机爆发后，马哈蒂尔痛骂索罗斯“不道德”，索罗斯则反讥：“我完全是按游戏规则办事！”就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当西方人按游戏规则来进攻东方的货币时，东方人莫知所措：“还有这样卑鄙的小人？”
第五，重名轻实还派生另一个毛病，就是好掩钸问题。政府当开始发现问题时，往往不是大胆揭露问题，解决问题，而是遮遮掩掩，尽量维持，只有当问题不解决就要出大事了，才去寻求办法。这往往导致坐失时机，大大增加了发展的社会成本和风险。这的确妨碍了日本等国摆脱危机的进程。
第六，重积累，轻消费。过于保守的消费观，显然对形成一个旺盛的国内市场，往往起着抑制作用。一旦出口下滑，启动内需就步履维艰。这在危机之后的日本和中国，看得十分清楚。
三、文化的启迪
从上面正反面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面临着提高档次、深化层次、全面推进的新要求。为了不走或少走东亚诸国已走过的弯路，应该开始考虑如长谷川先生所说的，把经济现代化同其他非经济现代化逐步结合的途径。特别是掀起一个文化革新的潮流。在其中，东亚的经验对我们有如下启迪。
（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必须把文化重塑提到日程上来
本着认真求实的精神，对我们已有的文化传统（还应包括建国后新添的传统）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清理：哪些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哪些经过整合仍可符合现代化要求？哪些不可能符合现代化的要求？要有一个大致的、但是确实的方向，不能停滞于一般号召和原则指导。我们的目标，是构建起一个大体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华新文化体系框架。这个框架，现在言之，显然嫌早。但据不成熟的想法，应否本着如下原则：
第一，体用交融原则。彻底摒弃“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的范式，弘扬科学精神，既充分吸收西方“近代合理主义”中有利于激励发展的健康因素，又认真发掘东方群体主义中有利于协调制衡的积极因素，最终整合成适合东方特色的“东方合理主义”，即：社会经济人。关于社会经济人，或经济文化人，过去我们曾多次论及，此处不赘。在具体整合过程中，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西方或东方的文化要素，谁为“体”，谁为“用”，要因对象而异，不搞“一刀切”。因为，文化问题十分复杂，东方、西方各有优劣，不是谁打倒谁的问题，更何况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我们就没有传统，几乎是从零开始学习！
第二，有主导的多元化原则。文化重塑，不是为重塑而重塑，重塑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加速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中国不像美国，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民素质较高的国家，比较易于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民素质又不高，社会自组织力较弱。在这个背景下，自由化的多元化，在中国就会造成“天下大乱”。须知，“多元化”是一把“双刃剑”，弄得好可以促进文化的交流；弄得不好，可能造成社会的崩溃（就像在前苏联已经发生的那样）！所以，多元化必须服从社会稳定，实行在保障稳定下的“百花齐放”，遵循有主导的多元化原则。即：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主旋律的多元化（世俗的、民族的、宗教的）取向，多个文化层次的共同繁荣、协调发展。
第三，因势利导，潜移默化原则。文化问题，多属思想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简单粗暴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去解决的。必须寓文化重塑于日常生活，创造多种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文化载体，收潜移默化之功效。而且，文化的重塑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作长期积累的功夫。
（二）中国的非经济现代化应及时启动
从东亚这次危机看来，非经济现代化过度滞后于经济现代化，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甚至会破坏现代化的进程。诸如：政府恶性干预会扼杀市场发育；腐败蔓延而难以整治；分配不公而引起不稳定；物欲横流造成民族的精神崩溃。当然，中国的民主化模式不可能也不应该照套西方那一套。只要能够防止“公仆”异变为“主人”（马克思语）、强化自下而上的监督、削弱信息的垄断、增强决策的透明，采取什么形式或模式，完全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来探索。当前，政府改革可以先行，政企分开应加快步伐，官员弹劾、罢免应强化机制。
（三）整个社会应逐步转向法治
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日益信息化、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必须主要依靠法律和规则来维系，觉悟和道德只能起补充作用。事实说明，在法制和规则不健全的地方，先进分子会变成罪犯。应该看到两大形势的变迁：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依靠革命热情维系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二是随着经济的日益国际化，即使中国人“道义第一”，外国人还是“规则至上”。中国必须尽快走出中世纪“温情脉脉”的阴影，正如马克思所说，消灭这种人情大于法的最好武器，就是商品经济！
（四）建立起全社会的、灵敏的信息反馈机制
信息不透明、信息垄断、信息中间梗塞，是这次东亚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我国出现的“法轮功”事件，也突出地暴露了这个问题。“见微知著”的信息并非没有，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截流，到达不了应该到达的层次。而这又同信息不透明、封闭运行（从而为中间截流提供了可能）有关。二是信息传输的渠道过窄，反映就难以及时。三是信息再反映机制不健全，“知无不言”缺乏制度保障。建立这种信息反馈机制，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全国应建立起独立的、权威的经济与社会的“安全信息不言”缺乏制度保障。建立这种信息反馈机制，要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全国应建立起独立的、权威的经济与社会的“安全信息网络”，在网络传输与科学检索的基础上，建立经济预警系统和社会预警系统，成为国家最灵敏的“神经中枢”。这对于迎接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挑战，是不可或缺的。
（五）弘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中华文化其所以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关键原因在其具有宏大的包容性。古人云：“泰山不厌尘土所以有其高，东海不让涓流所以有其深”。唐代盛世，乃因其包容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佛教文化），并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所以才有其辉煌。纵观历史，任何一种文化，排他性愈强，其灭亡速度就愈快。中国从晚清伊始，也是排他性过强、自我中心的优越感太大，所以才落得个国弱民穷。这是历史的殷鉴。在这方面，要排除“左”的干扰，积极吸纳一切人类优秀文化，并使之在中华大地上兼容并蓄、别立新宗、发扬光大，出现又一个文化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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