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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
恩格斯说过:“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以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为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恩选集》4卷477页)恩格斯晚年这段经典性论述,可以看作是研究人类的历史创造和解读一切历史事变的钥匙。
“大跃进”也可以称作古往今来中国历史的一大“创造”。它对中国经济的破坏自然重大,而思想影响更其源远流长。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同样无法摆脱特定社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的限制,也仅仅是作为“单个意志”去参与这种创造。这情形就如戏剧中演员与舞台的关系一样,任何生动威武的表演,要受到舞台的制约。舞台的大小、深广制约了演出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甚至也影响到戏剧的成功与失败。这个比喻用之于革命很恰当,用之于建设也同样恰当。毛泽东所导演的“大跃进”,问题就出在大大超越了中国经济政治所提供的现实舞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不归于“失败的命运”。
我们的革命理论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我们的建设也是源于马克思的。马克思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学说创始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西欧;那时的西欧正进行残酷剥削、掠夺世界,又周期发生危机。他不可能预见到20世纪将要发生的种种变化。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同我们实践过(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从俄国到中国都发生在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国家。中国比俄国尤甚。这同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胜利,立即实行全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分配社会产品,取消商品、货币,全部社会生产直接由中央计划控制、调节的状况和条件相去甚远。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造成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中两种必不可免的趋向:其一,是教条主义地按照经典理论去“复制”社会主义的“原形”;其二,是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的状态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当然,上述两种趋向,很大程度上在人们头脑中是同时并存,兼而有之的;就是说,人们常常既有“复制”、“摹写”的一面,又有“借鉴”、“创造”的一面。并且随时间不同也常侧重不同。大体说,着重“复制”的一面趋于保守,着重“创造”的一面显得富于生气和活力,由于领袖人物的马克思主义修养、革命与建设的经验,以及文化性格等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思想趋向往往存在某些差异和各具特色。前苏联如此,我们中国亦如此。毛泽东晚年的实践更突出地表现为后一种趋向。他发动“大跃进”主要是为了有所“创造”,有超越前人的意识在内,但整个思想状况又是十分复杂的。中外学者著书立说,对毛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和原因作各种分析,我们应当将这个历史性的“创造”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解释得更合理一些。
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紧密相关
“大跃进”形成的潜在原因,自然同中国走怎样一条工业化道路分不开。工业化萌芽期本身是受到历史的限制和规定的,西方历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大体有四种类型:(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二)较发达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模式;(四)阶级矛盾解决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第一种模式以美、英、法为代表,继续实行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辅之以海外投资和殖民掠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量积累社会资本和财富。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也在起变化,逐渐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其中美国上升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世界经济中占一定的领先地位。日本和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赶上英法,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各种内外的原因促成。第二种模式则以前苏联为代表,实行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国际形势,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三十年代以后,苏联凭借这种经济体制,迅速壮大了经济实力,增长率获得了长期稳定的提高,并使它在卫国战争中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残酷进攻,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或靠近第三种模式的,主要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经济羸弱,但由于殖民统治的影响,独立后大都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以私有制和市场为主导。但因其对外依赖严重,以及民族工业薄弱等原因,发展较慢,亦不稳定。第四种模式同第二种模式具有相同性质,一般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所采纳。差别在于刚刚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这些国家,长期的兵燹与社会动乱,使得经济基础极其脆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起步艰难。但正是这一点,又促使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后,试图以较快速度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要求他们主动学习第二种模式,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以充分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压缩人民暂时的物质需求,实行高积累。从本质上说,第四种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加速型发展战略,即一方面客观基础较差,另一方面又强烈要求改变国家面貌,于是尽可能运用强有力的手段,推进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进程,所谓“急于求成”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是从这种模式发展而来的。
按照中国当年的情况选择第四种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这不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定,即应当采取最能保证社会公正的公有制度,最有可能加快生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苏联的榜样又摆在那里;而且,由于我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胜利提早到来,更增加了我们加快发展的愿望。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明显表现了这种“跃进”的情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过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选》第5卷第296页)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同世界格局及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的心态,是紧密相关的。如同斯大林不可能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一样,五十年代的中国也不可能认识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的中国要发展,只有学习苏联,走一种历史规定好了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说:前8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以苏为鉴”,却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反而“创造”出“大跃进”的荒唐局面
从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巨大援助下,我们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已全部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128.6 %,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8.40%(世界银行的统计中, 这是当时世界最高增长率之一),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14.7%的速度。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了266%;煤产量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了96%;粮食产量达到390亿斤,比1952年增长了19%。 同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比较,这一连串的数字确实是值得自豪的。
但是这毕竟只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离工业化目标的实现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离超过美国的目标则更加遥远。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旧墟清理完了,但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未改变,因为在这个旧墟上还没有建造起共和国强盛的大厦来。所以毛泽东对这一前进步伐仍感到不满足。早在1955年夏季,他违反自己原来的设想,批判所谓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斥责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于是应该“花几代人的时间”(列宁语)完成的对农民的改造,在不到半年时间即告结束。有关这一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已有定评。在工业方面,由于受到农业合作化“热潮”的影响,毛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倾向更加强烈起来。1955年12月,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传达了毛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谈话:“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可以有几条路前进,几条路比较一下,要选一条比较合理正确的路线。按常规走路,时间拉得长,成绩不大,这是保守路线。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我们有不少同志正走着这条保守的路线。”毛泽东当时还设想八大的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可见其“加速”愿望在心中占有的位置。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这同刘少奇上述传达在时间和意向上是互相印证的。也就是说,1955年至1956年之际,毛已在重新考虑“前进道路”问题,原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速度,已不能令他满意,要探索“非常规”的道路与速度;即是说,要采取不同办法,要超过苏联,比苏联走得快些。1956年2月中间, 毛开始分别听取中央34个部委办的汇报,经过思考、比较和总结,4 月作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论十大关系》开篇明义即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存在严重缺陷,主要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结果长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而且对农民剥夺过甚,造成经济失衡。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看到了这些缺陷,并试图在中国的实践中加以克服,当然是十分明智的。由于感到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创造不多,仍处处受苏联经验的限制和束缚,回顾革命年代的教训,毛的心情自不平静,强烈希望从中国情况出发,在建设方面也有所创造,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论十大关系》中,他批评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伤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这三方面关系的问题。他还批评过去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搞得太死,从而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论证了正确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从1955年到56年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和有关中央会议上,曾提出“又多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随后李富春加了“又省”。这八个字为毛欣赏而接受。
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继续维持过高积累,追求以钢为纲的片面发展,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且“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的“运动”。结果比同期苏联经济的损失要大得多。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我们所极力肯定的“探索”就这样含糊其词地被事实否定了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所谓“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合乎逻辑的说明吗?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1956年4月提出十大关系, 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以为,这段话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疑问的一条重要线索。
所谓“原则相同”,指的是我们仍然承袭斯大林创造的经济模式,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的追求放在经济首位,这是为主的东西。前文已经指出,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50年代似乎只能选择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同时在理论上,从斯大林起,我们就把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理解为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工业部类,即优先发展重工业,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巩固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实行先建设后生活的方针,也就是要高积累,对工业高投入。在中国,则特别要求人们要“勒紧裤带”。早在1958年,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就发生过实施“大仁政”还是“小仁政”的争论。道理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太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的这些话并非没有道理,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当年国内外形势下,当然首先要加强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并没有发明新的发展模式,基本上还是在前人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与苏联“原则相同”。在经济结构上,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基础,奠定了突出重工业的建设格局。
因此事实很清楚,1956年前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毛的那后半句话上,即“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论十大关系》是一篇重要的理论文献,它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苏联建设中畸轻畸重的偏向,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对旧的一套观点有所突破。后来八大提出“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意见,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都可以从讨论十大关系前后的思想中找到源流。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尽管阐述的是经济建设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兼及政治方面的内容,《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定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而经济运行最需要的就是精确的规定性、比例等量化的东西。因此,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于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被冲掉了。这种现象使人想到“大跃进”中不少貌似“两点论”的东西,比如“工农业并举”、“土洋并举”等等,当时都是作为中国工业化的独特性而大加赞誉的,称之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同十大关系类似,这些“并举”更像运动的口号,而不是经济学用语。它们没有准确的经济学定义,因此人们无法掌握“并举”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是在感觉上认为提出了“两点”,有了自己经济建设的新方法、新内容,可以傲视前人了。结果,“两条腿走路”和“同时并举”,造成了两条腿一起狂奔,土法、洋法一轰而起,完全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生产秩序(当年计划经济中的综合平衡规则)。几千万人上山,土高炉遍地“开花”,如回到人类炼铁的上古时代。这就根本不是什么“独创”的问题了,而是虚幻和荒谬,恰恰与经济工作要求的精确与科学背道而驰。在革命年代,靠“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建设时期,却不能靠这两手实现工业化。因此,“大跃进”时期那些所谓“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的东西,表面上似乎是“两点论”,实质上不过是在苏联旧体制之上,运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已。所谓“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像诗的语言,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非理性思维。结果反而把苏联经济建设中那些弊端扩大化了,造成更大的结构性失衡。以1958年为例,全国上马的大中小型项目成千上万个,积累率由1957年24.9%陡然超过40%,而同期国民收入只比上半年增长22%。这就意味着国家大量挤用消费资金和压低农业投入,来上工业项目,如此何来“兼顾”、“并举”呢?因此,“大跃进”中这一套自诩的“创造”,在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说来,无非是“新瓶”与“旧酒”的关系,“新东西”没有创造出来,“折腾”和“胡闹”倒非苏联所能比拟。这就不是辩证法所能解释的了。因此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苏为鉴”,实际借鉴的仅仅是浅层的或操作层次上苏联的缺陷,是一些表面上的东西,而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又大多“过度”或“无度”。这同苏联模式即其经济政治体制无关,我们仍然在这种模式的旧体制上进行,但在“冒进”上却非苏联所可比拟,他们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出现过我们当年的猛上猛下和“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出现过饿死人,是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事,同工业发展无关。
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精神对驰骋想像的束缚
为了“创造”,搞出一套与苏联不同,有自己特色的建设方法,毛泽东曾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乍看起来,这个口号同上面“形象思维”的“两点论”一样,都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的东西。但是“热烈”的气氛过头,荒谬就接踵而来。如西谚所说:伟大与可笑只相差一步。在成都会议上,毛讲到对教授的态度,他当时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无穷的恐怖;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由此还称赞了柯庆施敢兼任教授之举。当时听来,颇有新鲜之感,把教授或有科学知识的人作为建设的对立面,这于理不通。但当时听者动容,很得启发似的。这些话无形中也成了一种“创造”。如果说毛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早有反感的话,那么在一年前的反右运动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此时此地讲这番话的目的,却是针对着以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言的。因为不打破这种“迷信”,那套“豪放”的“创造”就难以为干部和群众接受。毛自己是知识分子,并非不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他也提过“向地球开战”,“开展技术革命”,“向科学技术进军”之类的口号。但他主观上超乎想象的一面,又时常与实实在在的科学规定相冲突。他在经济建设中的浪漫情绪和超越前人的追求,时时让他感到科学知识对驰骋相像的束缚。“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正是以诗言志。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还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的具有浓厚浪漫气质的诗人。这种气质用于革命,很有好处。战争年代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常能解决问题。1930年打长沙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的精神,导致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年代也要依靠群众,可是,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1958年,“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豪言,却迎来经济的大倒退。
革命时期当然“无法无天”。实现“专政”,搞政治运动、政治斗争也可以“无法无天”,可以厌恶法律的约束,结果错划了几十万个右派;经济上也“无法无天”,也厌恶科学的规章制度的束缚,那就不止是几十万“右派”挨整,而是亿万黎民百姓遭殃了。28年的残酷斗争,战胜一切内外敌人,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自然养成一种绝对自信的心理;客观上六亿人民齐唱“东方红”的最高音响,是否也使历史伟人对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和许多基本的科学道理时有违背呢?不然,“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荒谬的事情,一时怎么能信以为真呢?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这也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排斥知识,破除迷信,在“大跃进”拉开帷幕之后,有一股发狂热而不可收之势,以致在思想上连老祖宗马克思主义也有些看不起了。成都会议上毛说过: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是随时代发展的,当然,不能抄书照搬。一般的说,这段话很有道理,教条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害人不浅,曾经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感触最深,为“破除迷信”奋斗不已。这已经有了历史的总结。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也当然不能照搬教条,应该走出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同我们这些人个别随谈时,毛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主义可用的东西不多了。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但是,“大跃进”中鼓吹的“不要迷信”,“不要抄书照搬”,则是另外的事情;说明白了,是觉得马克思主义也不在话下了。自己要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典范,要搞些独一无二的东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又讲到“破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自整风以后,我们大多数同志慢慢地不大怕资产阶级教授了。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知识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又说“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事,东方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办不到?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等。这些话,这些感想,应当说都是对的。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一个抱有雄才大略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质。问题还在任何人都要受客观规律的约束,不可以超越客观规律胡思乱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何况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即时代的局限,自己已有的经验、知识水平以及思维能力。否则,还是那句话,伟大与可笑,只差一步。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那些善于揣摸毛的意图的人,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
“敢教日月换新天”,1949年得到证明,1958年却不能同日而语了。建造“新天”“新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也同三大战役时一样,曾经在全中国铺天盖地奔腾而来,这种主观随意性,远离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原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自己在仅仅三个月之内,也觉得太过份了,不得不连续召开会议“纠乱”。但问题就在仍是坚持高举三面红旗下“纠乱”,作一些量的调整,而不是作质的变更,放下这三面红旗,回到客观实际中来。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上面和下面某些领导人总是揣摩毛的意图,投其所好,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把马克思主义丢得更远。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开其端,李井泉、谭震林等人紧随其后。可举一个具体例子:1958年7月,在湖北省委机关刊物《七一》的创刊号上, 发表了该省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开篇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该文原题为《学习马克思主义,超过马克思》,由于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的反对,才改为现在的题名。此文可看作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有关讲话的诠释和发挥。当年王任重是很被毛赞赏的地方领导人。文章一开始就批驳了有些人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为理论,而不认毛泽东著作为理论的观点,提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是现代最重要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做理论,不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看做理论,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提出,在当前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反对厚古薄今的偏向”。接着,作者以讥讽的口吻说:“某些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人,实际上他们的马克思水平很低,其中有些人简直是在那里反对马克思。”“假若有一个企图在《共产党宣言》里,或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所有著作当中去查找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你能说这个人对马克思主义一有所知吗?”文章的用语是犀利的,有点兴讨伐之师的檄文味道,但读来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不要迷信”几个字,那就是说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要多看毛泽东在当代的“创造”,看那些毛泽东“超过”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因此必须“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在“大跃进”的背景之下,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的到来已不是遥远的事情了”的形势面前,这些话当时真给人们以“激动不已”的力量。
然而人们不能总靠“激动”过日子。几个月的狂热下来,许许多多的人已有所领悟:在我们中国,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多了还是少了?我们目前所作的,到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中国这块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土地上虚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目空一切,在那里妄自尊大地进行所谓“创造”?《共产党宣言》中固然没有“总路线”、“大跃进”,但它绝不会告诉人们去作如河北徐水、湖北当阳闹共产主义那样的荒唐事情。据说李达当时闻得书记的这番高论,甚感焦灼,曾据理力争,甚至还当面向毛进言,说已经发高烧了,再热下去不得了。杨献珍其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浪漫主义”之说。可见当年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这篇文章虽说最后不得不换了题名,但点睛之笔尤在“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毛泽东同志也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后者,一切科学都是发展的。但该文作者的本意却在“超过”,就字义而言(这同后来林彪用的“顶峰”相似),“超过”与“发展”也是两码事。作者当年的意思就在:马克思的东西已经不管用了,毛泽东已经超过了,只要学毛泽东的就行了。其含义同后来林彪鼓吹读“老三篇”和手摇小红书,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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