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逻辑：从哲学到社会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论文,哲学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1)05-0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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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首先是围绕实践概念展开的，而重新解读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时代背景，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实践运动。可以说，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新解读和对中国社会状况的体认是同步展开的：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实践范畴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核心概念，社会生活而非经典理论成为判断历史进步的试金石。与之相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潮。80年代初围绕异化和人道主义展开的讨论则将实践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入社会历史领域，实践的历史观意义开始凸现出来。而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它契合了对“文革”的批判反思和对民主政治的热切呼唤。这两场大讨论既是社会与政治的思考，也是哲学与文化的思考，当然，相比较而言，政治意义及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其哲学意义。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迅速推进，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弊端愈益明显，仅仅停留于对实践的认识论意义和历史观意义的指认是无法彻底摆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纠缠的，必须从世界观和本体论的高度来全面阐释实践的地位。由此，哲学体系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重申实践的核心地位的理论资源。在1988年1月于南开大学召开的“哲学体系改革讨论会”和同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上，“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命题获得广泛认同，此后，国内报刊开始大量刊登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论文，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以实践范畴为基本概念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几已成为共识。
大致说来，80年代所体认的实践概念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大写性。在80年代的实践理论研究中，旧唯物主义所唯之“物”被替换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唯之“实践”，关于实践的叙事替代了关于物质的叙事，实践成为新的理论中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往往把实践狭义地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同时又将其他活动还原为实践。这种实践的叙事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构筑了古老中国的新的史诗：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开拓了新的时间和空间，使得中国再度融入世界历史，崛起于东方。
(2)主体性。关于物质的叙事理所当然和客观性、必然性、绝对主义相关联，而关于实践的叙事则无可避免与主体性、可选择性、相对主义相关联。由此，不难理解，在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主体性研究相辅相成，甚至于构成其内在支柱。但大写的实践注定了大写的主体，它为个体开辟的空间非常有限。这无疑也对应了80年代社会实践的整体性，特别是对现代化事业的全民族整体性的体认与参与。
(3)想象性。80年代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新解读，较多地参照了启蒙思想及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批判哲学，这实际上是运用前马克思的思想来图解马克思，即运用构成马克思学说的理论资源的思想因素来解读马克思，这当然也可以凸现马克思的部分思想特质，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实践概念对于启蒙思想的批判性和反思性。而不加反思的实践是想象的实践、欲望的实践，正如同大写的主体是想象的主体、虚拟的主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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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为想象，就会有梦醒时分。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质疑，随着现代化充分展开所导致的社会分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文化实践的渗透，90年代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阐释及实践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不断发生游移，人们所体认的实践概念也具有了一系列新的表征和表意形式：随着社会分层的愈益明显，对公平与效率的探讨普及开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愈益突出，实践合理性尤其是人类中心主义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得到广泛关注；随着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关系的愈益复杂，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的反思逐渐深入；随着实践方式的愈益繁杂，关于实践结构、实践观念等论题的近乎经验、实证的研究，也有大量论文问世。
无论是否直接意识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90年代初期的实践理论研究出现了与80年代迥然相异的倾向：
(1)从大写的实践回到具体的实践，强调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辩证性、历史性三者间的相互支持、依赖与贯通。毋庸否认，这种强调意味着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某种程度的调和，它表明了以实践为惟一的元概念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存在种种困难，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的合法性并非不言自明，它也不可能来自自身，而且，实践概念的内涵与旨趣始终处于“现在进行时”而非“过去完成时”。
(2)从主体性到客观性，强调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主体性和客观性之间据间调停。论者往往认为，实践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是人类世界的本体，但这并不否认自然界对人类世界的先在性。这种在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徘徊，一方面表明了人们对于存在的焦虑，即既试图充分张扬人的自我意志，又希望有来自客观性、规律、必然性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历史一次次给自我意志以重创所留下的印痕。
(3)从自明性回到反思性，强调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批判性。有论者认为，马克思通过把实践概念引入释义学，完成了释义学发展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实践释义学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哲学，由此，抽象认识论将被意识形态批判所取代。这里的意识形态，恐怕主要是指商业化时代市场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在于警惕工具理性，呼唤人文精神，避免市场的合理性成为思想的合理性和行动的合理性。
在9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获得了更为充分的演绎，人们常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这种“实践转向”，既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为中介去解决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更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的道路。孙正聿先生在其《哲学通论》一书中以实践观统摄20世纪世界哲学，提出它为我们理解和阐释其他的哲学观——诸如普遍规律说、认识论说、语言分析说、存在意义说、精神境界说、文化样式说和文化批判说——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从而建构了迄今为止最为宏伟的实践理论叙事。
至此，实践理论研究的成就主要是“回到马克思”，而且大多是回到了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的马克思，确立了“实践的逻辑”。假若说对马克思来说，实践的逻辑仍然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它需要借助于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剖析证实自身的现实性，也需要通过社会领域的介入确保自身的历史性，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实践理论研究来说，停留于实践的逻辑显然无法摆脱浓厚的抽象色彩，这种抽象与其说是哲学的思辨，不如说是知性思维层面上的无所作为。一言以蔽之，实践的逻辑只是思想的路标，它的意义只有在类似于《资本论》的社会理论中才能获得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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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后期，围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长点的不同体认，学术界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大致有两种发挥：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一步阐释为现实生活世界观，提出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就是由科学世界观转向生活世界观，回归生活世界正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二是强调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存论维度，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较早出现并更具理论彻底性和思想洞察力的生存哲学。
应当说，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扩展为现实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者“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主张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正是在于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生活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人的世界，回归生活世界也就是向人的现实或现实的人的回归。
但是，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起点或原点，它所揭示的只是一种理论思考的立场和态度，而作为一个严格的哲学概念的生活世界，尚有待于自觉的理论建构。遗憾的是，众多研究者把生活世界看作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似乎生活世界无非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这导致了对感性的不加反思的抽象肯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生活世界话语隐含着整体主义的倾向，显然无力说明世界的多元和社会的分层。由此，生活世界话语成为一种新的宏伟叙事，它在回归现实生活的欲求中遮蔽着生活的真相。
从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来看，生活世界观的提出在于确立现代哲学思想的基本平台，在此思想平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和当代西方哲学其他流派展开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不再把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视为惟一的正道，或者说，不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人类哲学思想大道上惟一的“进步者”，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再囿于自家的思想花园嫁接修剪。但问题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究竟如何？应当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进一步阐释为现实生活世界观，只是把问题“延异”和“滞后”了，这一方面扩展了问题的外延，另一方面也使得问题的层面更为繁杂。
在质疑生活世界话语的过程中，生存论话语应运而生，提出当代哲学的理论基础最终必须落实到生存论的自觉建构。一般而言，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问题，它是人类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一切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我们不妨认为现代哲学在实质上是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反思对象的生存论哲学，也可以把生命哲学、实用主义、语言哲学、哲学解释学和日常批判理论等归于生存论哲学的谱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生存论哲学。这就需要通过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阐释为生存实践，从马克思的哲学中发挥出生存哲学的理路。然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为生存论，是一项艰巨的理论工程。仅仅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引经据典是远远不够的，关键在于建构立足于当代社会生活的生存论。目前的生存论叙事只是在理论建构的现实背景、思想资源、周边环境等方面进行工作，而尚未深入这一理论的内核，“生存”一词仍是没有得到明确界定的空洞的能指，其貌似的深邃和深刻实际上来源于存在主义在人们头脑中的积淀。问题还在于，假若说生活世界话语可能使得实践理论研究“常识化”，生存论话语则可能使得实践理论研究“心理化”。但无论如何，在生活世界话语和生存论话语之后，建构一劳永逸的哲学体系的奢望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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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有来自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支持。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后，是社会理论的支撑，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所喻示的，正是哲学与社会理论的结盟。当今中国的实践理论研究希望有大的突破，也有赖于一种当代的社会理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结构研究。就国内而言，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结构都处于不断的调适和置换之中，以和国际的游戏规则接轨；而就整个世界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已经和正在到来。马克思预言中的“世界历史”已经成为我们当下生活的历史性境遇。对这种境遇作出阐释，需要结构上的整体把握。
第二，意义研究或者说文化研究。人类活动是在意义世界中展开的，与其说实践理论旨在探讨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不如说重在探讨社会的文化再生产，进而言之，探讨社会的语言再生产、符号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现实生活中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融合，使得社会生活的语义处于晦暗不明、暧昧混沌之中，意义研究的目的即在于通过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避免价值的虚无化和虚假化。
第三，人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研究不排除元理论层面的思考，但主要还是着重于现实的人的现实存在，特别是关注被游离于社会边缘状态的族性、群体、性别、阶层及个人的命运。贫困、疾病、犯罪、死亡等都应被置于人学研究的框架之中。
意义和文化渗透于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结构的缝隙间游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由此，社会结构不是纯粹的“物”，意义也不再是或者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人的活动在既有的结构和意义中展开，同时又不断地再生产这些结构和意义。人由此而来成为现实的和历史的存在。结构的逻辑、意义的逻辑、人的逻辑三者是以一贯之的，这个“一”，也正是趋向现实生活的实践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