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与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德论文,美国论文,政策论文,军事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小引
兰德公司对中国的研究起步较早，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中国的研究有专著、专题报告、调查报告、情况分析等。兰德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研究的最早且最著名的例子是其关于朝鲜战争中国是否会出兵的预测。朝战甫始，兰德组织了大批专家运用特尔雯法（注：特尔雯法是一种直观的预测法，其预测法的关键是：汇集专家智慧，在传统的趋势外推法和计算机预测不能胜任的时候，直观预测就可以大显身手。特尔雯法是兰德公司最著名的预测方法，其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兰德公司被西方公认为是阿波罗神的化身。能预测未来的阿波罗神住在古希腊的特尔雯城，特尔雯预测法因此而得名。特尔雯法是目前全球多种预测方法中使用比例最高的一种。） 对朝鲜战争进行评估，并对“中国是否出兵朝鲜”进行预测，结论是：“中国将出兵朝鲜”。但该报告并未引起美国军界高层的兴趣。然而，战争的发展却被兰德准确言中，引起美国军界一片哗然。这一事件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对兰德刮目相看。另一冷战时期著名的例子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1971年，兰德以一篇题为“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决策”的报告向美国政府提出“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One China,but not now)的对华立场，这一建议随后便得到了尼克松政府的采纳。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中的“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外交表述就是兰德公司建议的实际应用。
冷战后，兰德对中国的研究重点在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台海两岸关系等方面。这些研究的着眼点都是围绕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安全，为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服务。其对华研究特点是：1)注重提供资料信息，为研究中国问题者服务。同时通过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以及各种传播媒介，影响、传播并扩散其研究成果，特别是其研究中的观点和思想，力求对政策制定人和公众产生影响。2)主要集中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其空军项目部为中国军事政策研究之重镇。3)研究中仍存在“冷战意识”，认为崛起的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挑战者或对手。“中国军事威胁论”的思潮在研究中时有体现，故要求政府决策人对中国实施预防性遏制。
二、个案考释
1.兰德公司与“中国军事现代化”研究
冷战后，面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美国将如何看待中国？美国对华政策如何调整？这成为美国对华政策辩论的核心内容。在最初的辩论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是否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中国的战略意图和发展方向是否必然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美国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是接触还是遏制，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大致分为“接触派”和“遏制派”(或称“中国威胁论者”)，或合作派和对抗派。（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4页。） 在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上，1995年兰德研究简报发表的《中国空军：走向现代化的长征》对中国空军威胁的能力进行了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空军力量受到领导权与战略、人力、技术和基础结构、预算以及竞争这五大要素的挑战，中国空军缩小其与邻国的技术差别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也是相当昂贵的。（注：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RB/RB32.html） 1997年，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史文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过去5至10年中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在质量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或者从长远来说防务开支的迅速增加和技术改善将加快速度或保持在高标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系列关键的方面，诸如力量结构、行动方针、组织及人员组成等方面，都比现代的水平要落后15至20年。他指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经济与军事的发展两者孰轻孰重，种种经济、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制约，其他国家的行为。（注：The Joint Eonomic Committee,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China' s Economic Future:Challenge to the US Policy,New York:M.E.Sharpe,1997,pp.320-338.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第287-288页。） 1999年，兰德公司空军项目部负责人扎尔梅·哈利尔扎德牵头推出《遏制并接触中国》(Congage China)的论证报告(Issue Paper)。（注：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IP/IP187/IP187.html） 该报告是在哈利尔扎德等人所承担的《美国与崛起的中国：战略与军事关系》课题基础上凝练而成。报告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的军事实力”、“接触战略”、“预防与遏制”、“遏制并接触”五个方面论证“遏制并接触”是美国最佳的对华军事政策，其要点是：在经济上与中国交往，军事上做好预防性防范，无论中国往美国所认为的好的或坏的方面发展，美国均能应对自如。鉴于" Issue Paper" 是专为决策圈提供“思想”参考，其“思想”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不言而喻。现在，哈利拉扎德已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负责战略事务，其“遏制并接触+防范”的思想与布什政府内部视中国为潜在威胁的新保守派的主张不谋而合。
2001年兰德公司发表空军项目部《中国商务技术：未来军事能力的支撑》的研究报告，后收录入罗杰·克里夫《中国商务技术的军事潜能》一书。该报告对可能支持军事发展的中国八大民用工业，如微电子、电脑、电讯、核力量、生物技术、化学技术、飞机制造以及太空技术的能力进行了检测，其结论是：中国商务技术将为中国军事现代化提供支持。为此，美国应对那些敏感性商务技术输出实施出口管制。（注：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292.html） 2003年上半年，兰德公司专家参与的《中国的军事力量》专题研究报告在历时一年后得以完成。该报告长达99页，领导完成该报告的专题组成员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布朗、前太平洋美军总司令海军上将，前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及专题研究负责人西格尔。该报告对中国军事力量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全面军事现代化进行了评估，并对中国可能走向极端发出警告。美国对外关系学会会长吉尔伯在报告的前言中写道：之所以进行这种研究是因为在冷战中，在对苏联的军事力量评估中，美国常常在危言耸听与过度乐观之间摇摆，从而导致美对苏联的战略难以准确定位。（注：《海外要闻》2003年6月17日，第24期。） 该报告对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如何看待中国的军事政策和战略战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进了自1989年以来中美双方恢复最高军事领导人互访成为可能，它也表明布什政府对华军事政策似乎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其早先的“战略竞争者”开始向“战略伙伴关系”回摆，并开始步出“大国冲突论”的“怪圈”，走向“大国合作”之路。
为进一步推动美中军事交流与合作，2004年空军项目部发表“处理美中军事对军事之关系”研究简报，建议美中在安全管理领域可以在三大方面合作。这三大方面是：美国应积极发展美中高级国防、军队官员之间的联络和交流；（注：2005年10月18-20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华。） 美国应积极改进其收集中国和中国军事情报的方式；美国与中国应继续在全球反恐战役中合作。（注：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RB/RB134.html） 2005年兰德研究简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军事现代化：机遇与挑战”的论文。该论文展望了中国国防开支的增长并对中国国防工业当今和未来能力进行了评估，同时也将中国军费开支与美国军费和美国空军开支作了比较，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对美国形成“军事威胁”，但需对中国实施防御性遏制。2005年9月15日，兰德向“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提交“中国军事现代化与海峡均衡”论证报告。（注：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CT/CT247/） 该报告为兰德向联邦、州和地方立法委员会以及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提交论证系列报告之一。兰德与政府立法机构的这种特殊沟通管道值得关注。
除积极撰写研究报告外，兰德也积极回应其他智库和国防部有关中国军队现代化问题的讨论。2003年美国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的军力和军费开支做了详细的追踪研究，着重考察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对台湾的威胁，以及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必要性。而2004年五角大楼向国会递交的《中国军力报告》表明五角大楼十分关注北京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并担心中国正在发展的太空能力，包括侦察、导航、通讯、气象、微型卫星和载人太空有一天可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该报告厚达54页，长达数十万字。报告宣称，中国的军费已经在500亿到700亿美元之间。2005年7月21日因被指出夸大中国军事开支而几经推延的国防部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面世。而那份在5月19日指出美国国防部夸大了中国整个军事开支事实的报告正是出自兰德之手。这份研究报告认为国防部对中国的军事开支高估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国2003年的全部军事开支估计在310亿美元和380亿美元之间，但国防部说的数字是650亿美元，比兰德公司调查得出的数字高出71％。撰写该报告的作者之一詹姆斯·马尔文努说，政府对中国的军事开支一直是使用不实的推测数字，而不是使用最原始的资料。因此，兰德不得不纠正“美国政府的许多估计”。（注：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5/05/20/001027862.shtml） 兰德报告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虽然势头良好，但并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任重道远。因此，将中国军事现代化视为“中国军事威胁论”还为时过早，但应做好预防性遏制工作。（注：Ibid.请参阅兰德2005年发表的“中国至2025年军费开支预测”一文，http://www.rand.org/hot_topics/china/）
2.兰德公司与亚太地区安全研究
在布什第一任期内，美政府采纳的亚洲政策着力点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台湾牌”牵制中国；二是利用“朝核武器牌”将朝鲜“妖魔化”，夸大朝鲜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威胁，为美在亚太地区重新部署军力乃至为军事打击朝鲜制造借口；三是将美在亚太地区的所有盟国和其它“民主国家”组建成一个类似北约的松散联盟，为美执行新使命提供支持。美在亚太地区采取的所有重大行动，虽然矛头并不完全都针对中国，但肯定其中多少会有针对“潜在竞争对手中国”的战略思考。因此，在探讨如何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联系和合作问题上，台湾和朝核问题成为美国与中国乃至东北亚各国如何协调的重要议题。
众所周知，在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焦点，而中国军事现代化是否会导致台海危机，并由此引起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失衡一直是美国政府和诸多思想库的论证重点。1995年12月，兰德公司研究简报发表了题为“钢索上的台湾”的论文，对中国强烈反对李登辉访美的行为进行了解析。论文认为，华盛顿应该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一致，要让台湾人明白，解决台湾地位的唯一方案是这个方案必须得到台北和北京双边的同意。（注：www.rand.org/publications/RB/RB7406/RB7406.html） 该报告为美国国防研究所委托报告。十年来，兰德在台湾问题上发表多篇报告，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军事力量做了评估。兰德还利用计算机仿真软件对可能发生的台海战争进行了1700多次的实战模拟，其结论是：在2005年之前，解放军任何进攻台湾的企图都可能造成惨重的伤亡，失败的可能性极大。（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160-161页。） 兰德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应以“维持台湾现状”为基调，既不鼓励也不压逼台湾与北京进行统一。为此，兰德建议美国放弃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改为“战略清晰”政策。台湾问题是美国制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筹码，加大对台的政治军事渗入与控制，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注：杨运忠：“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基本走向”，载《世界形势研究周刊》2003年2月26日，第8期。）
在朝核问题上，自2002年10月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学术界，特别是一些主要思想库围绕朝核问题纷纷提出各种对策、建议和方案。面对传统基金会提出的集安全、经济制裁和利诱为一体的方案、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的“总计划”(Master Plan)方案、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提出的“七大步骤”方案、卡托研究所提出的“维持地区核平衡、鼓励韩日发展核威慑以迫使朝鲜重新审视核计划”的方案以及外交政策委员会提出的“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以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兰德公司在朝核问题上则提出了“四种可怕选择”的方案。2003年1月14日，兰德资深分析家布鲁斯·贝内特在《圣迭戈联盟论坛》发表文章，对这“四种可怕选择”方案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具体内容为：1)无所作为，即无所作为地结束目前的朝核危机，使朝得以保留其核能力并研发新的核能；2)用军事手段摧毁核设施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将使中国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中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3)通过对朝的制裁和施压的办法，特别是通过美国与日本、中国和俄罗斯间的协调，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计划；4)通过谈判解决的方式，迫使朝鲜同意放弃其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这是最后的选择方案。作为回报，国际社会必须向朝鲜保证，任何国家都不会对其进行打击)。（注：倪霞韵：“美智库有关解决朝核问题方案摘介”，载《国际资料信息》2003年第4期。） 此后，2003年美国《外交》杂志11-12月号刊登兰德公司政治学家埃文·梅代罗斯与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泰勒·弗拉维尔合写的一篇题为“中国的新外交”的文章。文章从分析朝核危机中北京作为第三方的作用出发，探讨了中国在外交政策事务上一向沉默寡言的传统上的转变。2005年6月，兰德公司发表一份报告，称朝鲜半岛如果真正实现统一需要耗费6700亿美元。并认为无论朝鲜半岛是通过制度演变、一国崩溃或战争实现统一，美国和中国都会介入。（注：魏岳江：“兰德公司：用智慧征服世界”，载《大中报》2005年9月5日版。） 三年多来，布什政府一直在对上述“四种可怕选择”方案进行讨论，时下似乎正朝着谈判解决的方向行事。
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为对中国的崛起有精确的了解并做出有效的反应，更清楚地了解中国21世纪大战略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构成根本性挑战，以及将如何构成这样的挑战。1998年兰德公司出版社出版了乔纳森·波洛克、理查德·杨主编的题为《在中国的阴影里：从区域角度看中国对外政策及军事发展》（注：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CF/CF137/index.html） 一书。该书汇集了10篇论文，分别以“中国军事现代化与亚太武器扩散”、“中国在亚洲的军力：日本视角”、“从朝鲜视角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和未来东亚安全环境”、“从俄罗斯视角看中国对外政策和军事发展”、“中国能源与军事角色：与南亚的关系”、“东南亚对中国在其后院的未来安全角色的看法”、“中国在澳洲安全环境中的角色”、“危机，什么危机？1996年台海危机教训及中华民国对台湾海峡安全的看法”、“中国国防现代化与台湾安全”、“中国主权下的香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为题，全方位论证了亚太地区应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2000年兰德空军项目部另一篇题为“东南亚在美国对中国战略中的角色”研究报告发表。该报告从地缘政治角度考察了东南亚国家在遏制中国军事能力增长、构造美国军队驻扎模式和东南亚未来战略格局中的作用。报告建议美国应对该地区采取和平军事接触，发展多样化的网络系统，加强与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的军事关系。（注：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170/index.html） 2000年兰德公司发表的由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撰写的《解读中国的大战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报告可谓兰德公司对中国战略研究的集大成者。该报告后以书的形式出版。全书共分五章，分别从“中国——美国国家安全的隐忧”、“中国的安全问题”、“历史背景”、“中国当前的安全战略：特征和影响”、“中国面对未来：长期战略”五个方面对中国大战略进行了审视，并对该战略的主要特征及其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将来怎样演变做出了评估。在结束语中，作者认为，“中国在成功获得综合实力后，最终可能推行骄横的大战略”。（注：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洪允息、蔡焰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为此，“美国的战略既不应当为这种结果的出现创造条件，也不应当因预计此结果不可避免而实行退却……承认在中国推行深思熟虑战略期间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和中国对话并实行这个政策，是最佳方针”。（注：迈克尔·斯温、阿什利·特利斯：《中国大战略》(洪允息、蔡焰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Ⅷ页。）
随后，为更好地弄清楚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否会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美国和亚洲军事力量的对比态势是否会发生失衡，兰德公司空军项目部下属战略和理论部在美国空军负责空中和太空军事行动的副参谋长和太平洋空军司令部总司令的发起下，于2000年秋完成《美国和亚洲：美国新战略和军事力量的态势》的报告，并于2001年5月15日在其网站发表。报告认为，为了应对亚太地区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和潜在的挑战，美国必须实施一种影响深远和灵活的地区战略。美国的总体长远目标应是阻止可能导致战争的亚洲对抗势力、可疑对象和不安全因素的滋长。在这一总体目标下，还需要实现阻止地区霸权兴起、保持稳定、控制亚洲变化这三大目标。（注：《参考资料》2001年6月25日。） 虽然目前还没有现成的政府文件能够表达美国对华军事政策必须作为大亚洲政策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关于中国和亚洲政策至少包含了：1)强调日本的作用，即：扶日抑中。（注：2000年10月，阿米蒂奇、凯利、沃尔福威兹等参与起草了关于建立美国和日本“成熟伙伴关系”的报告，对如何提升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作用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提出应当把克林顿时期的“重中轻日”的亚太政策修正为“扶日抑中”。而布什外交政策班子充满日本问题专家、鲜有中国问题专家的人士安排也体现了这一政策走势的可能性。） 2)强调和加强美国与其它4个国家(韩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地区性同盟关系以及安全伙伴关系。如今马六甲海峡的地缘政治意义的强化，新加坡成为美国的另一坚定的同盟伙伴。3)努力建立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的安全联系以及与越南的潜在安全联系。4)全面增进美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贸易以及军事方面关系。以便从南面设置屏障，遏制中国可能的沙文主义。5)建立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方针在“9·11”事件发生前已得到了落实)。6)重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避免使巴基斯坦成为鼓励和宣扬恐怖主义的温床。7)加强与台湾的政治和军事联系。美国应坚定地反对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但如果台湾不是在挑衅中国的情况下遭受攻击，美国则应该支持台湾，立刻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8)在亚洲地区保持相当实力的军队，以确保亚洲发生军事危机或冲突时美军的优势。该报告可视为布什把中国重新定位成“战略竞争者”，并重新调整美国整个亚太战略的一个明确信号。（注：关于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参见王建伟：“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及我国的对策”，载《上海美国研究所专刊》2004年第1期。） 2001年兰德公司研究简报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变化中的亚洲新战略”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美国应当在亚洲面临不断变化的区域安全环境中承担并确保亚洲稳定。为此，美国应当在亚洲地区长期保持军队，特别是空军。（注：www.rand.org/publications/MR/MR1315） 这些关于美国亚洲战略的建议和“思想”最终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美国国防部2001年9月向国会提交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QDR)中。
三、分析与评估
毋庸置疑，享有美国“战略思想库”美誉的兰德公司，在近10年的对华研究报告中，它所涉及的有关中国军事实力、内政变化、外交政策、能源安全、军售动机、信息现代化、商业技术、经济发展等若干方面的研究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尤其是军事政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注：有关近十年来的兰德公司发表的涉华研究报告，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第162-163页。）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小布什政府的对华军事政策，乃至美国政府的亚太政策，无不体现了兰德公司的对华政策的“思想”，而兰德公司之所以对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其主要原因有四个：
1.“跨学科”研究方法。如“系统分析”法，该法的科学性、准确性、精细性不仅为其报告的可信性提供了砝码，也使得兰德公司的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可信性以及可操作性。同时，与其他专业思想库的“单一化”不同，兰德公司700多名全职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多种多样，其人员和专业比例为：政治与国际关系，12％；经济学，11％；法律与商业，9％；文学，7％；社会科学，7％；生命科学，7％；政策分析，6％；物理学，6％；计算机科学，3％；行为学，11％；数学、运算及统计，10％；工程学，9％；（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第157页。） 余2％为其他边缘科学。如数理逻辑学家兼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伯特·沃尔斯蒂特提出的“第二次打击”概念对美国军事战略影响巨大。这种跨学科的合作不仅能够激发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促进各学科的交融，而且使兰德的研究更具有开拓性、前沿性和创造性。
2.“非党派”研究风格。在兰德公司，完全以客观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研究和分析是兰德一直坚持的研究宗旨。“高质量、客观、创新、严格的科学性”是兰德公司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兰德价值观的核心。由此，兰德公司以向客户提供他们不爱听的答案而著称，并享有“兰德学派”之称。
3.与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各级政府之间的长期政策咨询合同以及其与政府的良性“旋转门”。虽然兰德自称是一个独立、非赢利的研究机构，但来自上百个各级政府部门的长期研究合同占其研究总量半数以上，而其与政府之间的紧密性是美国任何一家思想库所不能比拟的。曾任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基辛格从1960年到1968年一直是兰德公司的顾问。有报道称，兰德公司的有关研究人员持有随时进入五角大楼的长期通行证。兰德专家们经常应邀参与政府和军事当局的重要讨论会，接受决策圈的个别垂询。
4.兰德公司出版社的作用和成熟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出版来自本公司和其他思想库的报告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兰德研究成果被政府认可无疑提供了舆论支持。1995年兰德出版社曾出版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研究员，自1993年以来任职“美国和平研究会”主席，著名“中国手”里查德·所罗门撰写的《中国政治谈判行为1967-1984》。该书1999年被“美国和平研究会”列为“外交研究系列丛书”之一。（注：另二本书分别为《日本谈判行为》和《北朝鲜谈判行为》，均由美国和平研究会出版社1999年出版。） 如此的“捷足先登”，一方面扩大了其知名度，提升了出版社的地位，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思想”传播的平台。此外，兰德还致力建设并努力更新互联网技术，以便兰德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关公共方面的研究成果能够以最快的速度与网民见面。这种不断加强与公众的联系和沟通的方式使兰德的影响深入普通公众之中，并赢得了普通公众对兰德研究成果的信任。
四、问题与建议
在分析兰德公司之所以能够对美国对华军事政策研究产生作用以及其能够产生这些作用的基本因素后，有必要指出中国对兰德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其主要问题为：
1.对兰德公司部分研究人员的研究工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认识不足，经常将他们的研究与美国媒体宣传混为一谈，故对它们通过科学方法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屑一顾。这一认知误区使得我们在研究兰德报告时不能准确把握信息，从而失去在中美关系上可能的主动“外交沟通”渠道，适时把握“调整”机遇，减少由于沟通不畅所导致的误解、对立甚至交恶。
2.对兰德的“旋转门”现象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兰德与美国政府之间的特殊密切关系，解读兰德的研究报告可“前瞻和预测”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走势，从而获得在中美外交方面的主动权，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这对中国政府及时调整对外战略和策略不无小补。
3.对兰德非军事研究项目重视不够。众所周知，兰德的“多样化”研究是其公司的根本原则，而其囊括的各类科学家使其“综合性”研究处于各类思想库之首。因此，关注兰德各学科的研究动态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在未来可能实施的“拓展”，启发我们的“思想”。
鉴此，作者认同“思想库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外脑’、学界与政界交流的‘旋转门’、外交官的‘孵化箱’、研究报告的‘增值器’”（注：参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序，第5页。） 之结论并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大研究并分析美国思想库的研究成果、报告以及文章，了解并掌握美国政府、党派的意图、观点、政策动向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在决策方面建立咨询体系提供参考。
2.利用不同利益集团的内部矛盾，发掘思想库中可利用的社会力量、社会资金，在可能的情况下参与某些思想库的研究课题，拓展双边交流和渗透工作，以影响和改变美国人的固定思维定势，达到化解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推进中美关系之目的。
3.加强中美“双轨外交”的建设应是中国公众外交的重申之重。在确保中美双方官方正式外交或称“第一轨道外交”渠道通畅的同时，加强“第二轨道外交”即非政府层面的战略对话和战略论坛的建设。通过中美智囊专家之间的战略对话、交流，补充官方渠道受阻时的不便，增进双方的彼此信任。（注：这样的中美智囊战略对话早在1998年已开始定期举行。200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王缉思、陶文钊分别于2月和3月赴美与美智库就中美关系、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亚太战略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并讨论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与兰德公司的合作。）
4.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学习美国思想库如何输出“思想”、如何坚持独立、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走出中国思想库“唯上”和套用传统的外交政策模式和理论范式的研究“怪圈”，为中国决策圈提供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以科学研究方法为宗旨的研究报告。
5.建设中国思想库与政府之间健康的“旋转门”，打破“裙带关系”以及“等级观念”，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政府应注意倾听来自各类思想库的声音，集思广益，避免由于非客观、非理性的研究干扰我们的思考，做出在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基础上所得出的错误结论。
6.加强中国思想库的建设，以多元代替一元。中国政府应在加大与政府思想库的研究合同、追加研究资金的同时，积极鼓励非政府、非赢利私人思想库的建设，并与它们建立研究合同的关系，以促进各类思想库的竞争、繁荣、健康与成长。同时，中国思想库应该摆脱传统的“计划经济”研究思想，培育“市场化”研究理念。不仅接收政府的长期合同，更要积极开拓研究市场。这是中国思想库真正走向“独立、自主”的必经之路。
7.积极并主动利用舆论空间。中国思想库应学习美国思想库的“传媒意识”，积极参与到大众传媒中。通过在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上频频亮相，借助媒体强有力的听觉和视觉效果，一方面可以用客观、无偏见的研究态度为广大普通读者提供理性“看世界”的多维窗口，另一方面思想库可以通过上镜率和网络、报纸的引用率扩大该思想库的影响，赢得公众支持。
8.不断更新知识，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思想库在加强动态研究的同时，也应强调动静研究结合。特别要加强方法论的学习，走出传统的“经验论”研究方法，避免“泡沫学术”和“野路子”研究现象的出现，为中国政府提供可行性的“思想”。
总之，中国思想库的建设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更需要来自大学、研究所、企业、基金会乃至个人的支持。但作为社会“脊梁”的中国思想库的自律与自身的职业修养更是中国思想库走向成熟的基本保障。为此，兰德的科学性治学方法、前瞻性研究理念、主动性输送(“思想”)方式值得中国思想库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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