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与反思分析_宏观调控论文

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与反思分析_宏观调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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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效增长,这种低效增长引发了通货膨胀,滋生了“泡沫经济”。为走出这种困境,必须走高效增长之路,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的度内,遏制低效增长。

关键词 经济增长 高效增长 低效增长 通货膨胀

中国经济连续5年以较高速度增长已举世瞩目。据94 年世界银行报告,1980~92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1%,同期世界为3.0%,相当于世界增长率的3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据统计,我国94年GDP为43,800亿元, 按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居世界第10位〔2〕。据推测,95 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有所回落,但在“惯性”的作用下可能保持一个较高水平(10.2%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特别是88年迄今的经济波动幅度相当大:GDP实际增长率从88年的11.3%走过90 年的3.9%的低谷,91年开始回升,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波动之后,迅速 增至93年的13.6%,波动的峰谷约达10个百分点。随着新一轮经济波动,经济效益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步,经济效益的增长低于经济规模的增长,高增长掩盖着低效的现实,通货膨胀(通胀)犹如一个幽灵伴随着高增长时隐时现。这表明,我国经济在高增长中困境重重,值得我们反思。

一、经济增长在低效中实现

低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一般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高低,取决于经济效益的高低,要维持长期的高速度,前提是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如果单纯依靠增加投资数量来获取经济高速增长,无论从我国国力还是从长远看,都是不可取的。造成我国经济低效增长的原因较为复杂,综合起来讲,由于受传统的以速度求效益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偏重于靠资金和劳动力的高投入来实现。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有60%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拉动的。一说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各部门、行业就争着上项目、上速度、扩张投资规模,造成基建过大,能源、交通和建设资金紧张,拉长了建设周期,加之各地重复建设使有限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而大量浪费,投资效率低下。80年代我国投资增长率以17%的速度递增,但总体效益一直徘徊于低水平。〔3 〕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益制约也明显增高,独立核算企业的综合要素生产率(TFP)由1981~85年的3.36%降到1986~90年的1.33%, 国有企业的TFP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则由1979~83年的1.92% 和33.2%分别下降为1984~88年的1.90%和24.2%。这种制约揭示了同量的工业增长必须付出更多的投入,但单纯依靠资本及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换来的增长又会导致国有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资金利润率处于低水平。1992年以来,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略有回升,经济效益综合指数由91年的84提高到92年的89,但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和亏损面仍然很大,整体效益还相当低,经济增长仍须借助大量增加投入来实现。〔4〕

二、经济增长伴随着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往往伴随着高通胀。我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至93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3%,年均物价上涨率为6.4%,这主要是由于1989~92年的经济增长率较低的缘故(GDP平均增长率为5.6%)。但随着92年经济的迅速恢复,93 年通胀率与经济增长率水平几乎相当 ,而94年通胀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 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高达21.7%)。在投资扩张和效益低下并存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投资的良性 循环。在不规则的财政、货币和投资政策的推动下,必然形成庞大的社会需求,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税利增加,效益因而提高,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利税减少,投入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效益就跟着下滑。在此情况下,为维持高速增长,必然要继续进行较高投入,这又往往迫使银行信贷规模超常增长,造成超经济发行,尽管国家宏观调控可暂时刹住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但是乱集资和挤占专项资金仍会拉动投资热,从而弱化宏观政策效果,引发经济在时而“过热”时而又“降温”中波动,通胀一浪高过一浪。

三、经济增长滋生了“泡沫经济”

1992~93年上半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增长,实现了资金过多地流入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并使之价格大幅度升降的现象(泡沫经济)。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引发了新的通胀。根据传统理论,资产价格的理论值取决于资产收益、长期利率和风险。如果资产价格的实际值与理论值相背离,发生大幅度变动,并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时,则称之为“泡沫”现象。〔5〕92年10月, 中国股市的市价/盈利率被炒到二百倍以上的荒唐高价位就是这一现象的集中表现。在谋求经济高速增长中,证券市场只是一个重要的构架,它通过股票等资产的转让和价格的变动实现资本的优化组合(配置),并对公司营运作出评价,但它并不是融资的重要来源。当代微观经济学已确切地证明,股市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大的市场,它的价位的高低,往往是由人们的心理预期决定的,而不存在一个能够保证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均衡点。因此,在走向市场经济,谋求经济的稳定增长中,要积极营造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以免再造虚假的繁荣,滋生“泡沫经济”,为投资者、企业家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融资天地,为我国经济运行创设一个能够促进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构架。

四、经济增长的机制、结构和体制制约

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尚未形成有约束的总量平衡机制,出现了大上建设项目、过多铺新摊子以及过度投放货币的现象。92年,全国新开工5万元以上的投资项目达8.9万个,比上年增加1.4万个,从而拉动生产 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社会总供求的差率高于5%的合理水平。同时, 结构问题也比较突出。在进入市场经济中,国有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愈益明显,较猛的固定资产投资并未向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发展。以消费品生产与市场容量不相一致为特征的消费需求约束以及基础工业、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的“瓶颈”约束十分突出,从而使我国经济在低效扭曲中增长。我国经济在运行中也存在体制方面的约束。十多年来,我国的企业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产权不清,事权不明,企业转机制、政府转职能步履维艰,从而使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经济效益长期低下,这对我国经济增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制约,这也正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不是靠效益而是靠多投入多消耗来推动的原因之一。因此,为使我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就须加大体制改革的力度和企业制度改革的创新,理顺政企关系,真正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

五、走出经济增长困境的反思

1、在谋求经济高速增长中,应切实防治经济过热和通胀, 走以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之路。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来实现。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使社会需求迅速扩张,加剧资源的“瓶颈”制约。92年下半年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已显露失衡苗头,而总供求的失衡又会引起“经济过热”,诱发通胀。“经济过热”是指经济运行中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总需求过渡澎胀,结构性矛盾加剧,投资过热,物价上涨过猛等问题。它不是以增长速度绝对值的高低来衡量的,而是由“瓶颈”制约,实际资本积累率降低,寅吃卯粮等现象体现的。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里,经济过热的时有发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效益较差。经济过热、通胀会使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强,妨碍储蓄的增长和实际投资的扩大,也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稳定高效增长。

鉴于我国目前严峻的通胀局势,为使经济长期高效稳定增长的首要任务是治理通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在投资效益上下功夫,要尽力把投资规格控制在治理通胀允许的范围之内,同时,应进一步加快投资体制的改革,形成投资主体的责任利益和风险约束机制。要从根本上防止不重视资金回报率的投资膨胀行为,让企业自主决策投资方向,自担风险,使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效益研究成为投资主体的自觉行为。同时,在我国产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的“瓶颈”,因此,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逐步解除这种“瓶颈”制约成为关键。另外,要积极增加短缺商品的供应,对那些市场迫切需要的产品,应适当增加投入,以增加其市场商品供应量,是治理通胀的有效办法之一。我国有成功的经验,如治理80年代的通胀时,我国银行利用中短期设备贷款,积极支持增加生产短缺的轻工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年国家又决定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增加粮食、蔬菜等农副产品的市场供应,这必然会对治理通胀发挥应有作用。但从根本上讲,抑制通胀还在于深化企业改革。如果没有成功的企业改革,企业机制不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胀就得不到根本解决,经济增长的低效问题就会依然存在。由于企业改革不力,没有形成高投资的约束机制和风险机制,使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在高投入——低效益——高增长中兜圈子。因此,今后要不断深化企业改革,走以效益为主的经济增长之路,摆脱我国经济长期低效增长的怪圈。

2、加强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合理的程度之内。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谋求本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增长是要受物质力量限制的。连续的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因产业的结构性因素,使某些短缺产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胀。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92年为13.6%、93年为13.4、94年为11.8%,与大家公认为合理的增长率9%相比,3年累计超过近12个百分点,通胀率也步步高升。可见,在今后把经济增长率控制在8—9%的合理范围之内尤为必要。

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93年上半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达61%,出现了高投资的态势。许多地方“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急剧膨胀,推动了物价上涨,到6月份, 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幅度达13.9%,7类主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在52.9%以上,出现了高物价态势。由于高投资拉动,现金净投放528亿元,6月未与上年同期相比,货币流通量高达54.1%,出现了高货币投放。与此同时,全国金融秩序和生产资料市场一度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推出了10条宏观调控举措,一类是整顿金融秩序,包括纠正违章折借、制止各种乱集资,专业银行保证支付,强化中央行宏观调控,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改进外汇管理和稳定外汇价格,加强房地产管理,强化税收管理,积极稳妥地推进价格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等措施。另一类主要是适当控制总量,保持总供求基本平衡,包括控制货币投放,提高利率,控制信贷总规模,投融资体制改革相结合,限制完成国库券发行,对在建项目排队和控制新开工项目,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等措施。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前两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年如果能够继续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的话,我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发展,为将我国经济导向一个更为扎实有效的快增长时期提供一个契机。

95年宏观调控强调“软着陆”“点刹车”,货币投放、贷款规模和投资规模仍应维持适当增长,以保证GDP 增长率保持平衡下降的势头而不是“硬着陆”,使经济急剧降温。 据测算今年经济增长可望降至10.2%左右。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达到19,400亿元左右,名义增幅为22.0%,比94年继续下降5.6个百分点。 由于宏观调控的作用,95年的物价上涨率将会明显低于94 年,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可望降至15%左右。可见,95年我国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但应认清实现“软着陆”面临的困难,即94年留下的高通胀问题,加强宏观调控以来暴露明显的农业脆弱性问题。因此,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一是要加速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努力使我国经济摆脱低效增长的困境,实现长期、稳定高速增长。二是谨防因经济关系尚未全面理顺,由盲目的高速度而引发的经济过热。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利用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的市场调节手段,充分引导各方面积极因素,使经济增长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

3、深化改革,遏制低效增长。

总结我国多年来以高资源浪费(高投入低效益)、高通胀等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特征,一个共识是把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适当放慢,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在9%左右。但在目前强调“软着陆”的情况下, 不宜将经济增长压得过低,还应保持适当的增长率,为企业改革和营运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如果硬将经济增长速度压得过低,在许多体制和结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的情况下,一旦放松压力,就会出现“反弹”现象,使经济运行重新陷入低效增长的困境(我国前几年有过教训)。因此,为形成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经济机制,目前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深化各方面体制的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转换企业机制和政府职能,使我国经济步入良性运行的轨道。

目前深化改革的关键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产权界区不清,政企关系不明,政府难以从经济活动中脱身致力于构造公平竞争的大环境和市场规则,企业也缺“练内功”和提高经济效益的根本动力。在各方面制度不规范,产权不明晰,权责约束软化的条件下,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以及争投资的冲动依然存在,效益定然难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公有财产产权保护较为脆弱,使得大量产权收益成为“租金”而被瓜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令人心痛。一些企业借股份制改造,采取低估法将国有资产出售给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和个人,使国家资产巨量流失。94年广东顺德市一家总资产净值1500万元的建筑赢利公司被公司主要领导协商瓜分即是一例。〔6〕同时, 公有财产的使用也难以挣脱低效束缚。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定要以效益求速度,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完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界区,理顺政企关系,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低效增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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