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验与普通话写作——以郭沫若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苏联论文,普通话论文,经验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3)12-0091-07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角逐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共产党以胜利者的身份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了统一而集权的新生共和国。这样，经历战乱的中国翻开了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篇章。在此时代巨变中，也水到渠成地翻开了文学历史的新篇章，文学语言的面貌也焕然一新。整个50年代，由于共和国政体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统一筹划与安排，包括文学界在内的文化界积极参与文化重建，出现了力推普通话为标准语的民族共同语的建构与推进这一思潮，普通话写作成为时代的主流。这一思潮、主流的形成与壮大，离不开对苏联语言学资源的借鉴与挪用，也离不开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化领导人的参与和贡献。今天，在新的学术话语中寻思普通话写作的渊源、进程、特征与优劣时，我们不能不发出人为力量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变语言之流的沧桑之感。疑问也由此而生，中国新文学向50年代文学发生转折时，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并决定了50年代文学与语言的内在脉络？苏联语言学理论又是如何深入影响这一进程的呢？具体聚焦于这一时期过问政治最为频繁的郭沫若个案身上，他在50年代又是如何有效参与普通话写作的建构的呢？下面围绕这几个话题逐一展开论述。
随着40年代末尾国共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双方实力发生了新的质变。硝烟刚刚散去之后，和平解放的北平古城，迎来了各界知名人士，他们陆续在社会场域中占好位置，开始新的政治生活与职业生涯。与汉语规范化紧密联系的文字改革最先被动议起来，其起点颇高，一动议便牵系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上。因为语言问题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芝麻小事，而是涉及一个民族国家的大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以汉民族为主的新中国以统一的新面貌屹立于地平线上，自然会对民族共同语的建构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最先被有从事语言运动经验的革命元老们所倚重。1949年8月，一直业余从事语言拼音化运动的革命元老吴玉章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文字改革问题，信中提出三个原则：一是走拼音化道路；二是以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三是整理简体字。毛泽东接信后立即转给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审议。郭沫若等人在三天后给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陈述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一是主张走拼音文字的道路，认为拉丁化的研究者似应注意于北方话的拉丁化方案，使其更完备，同时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认为地区的方言拉丁化，一定会成为全国语言统一发展方向的阻力。二是建议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1]这是新旧政权更替之际较早的关于统一语言、建立机构、走拼音化道路的重要表述。联系到革命元老吴玉章与毛泽东、林伯渠、周恩来等领袖们的私交关系，吴玉章在延安文教界的影响，以及他在延安所长期进行新文字改革与运动，我们不难发现吴玉章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在思想与立场上均得肯定的吴玉章，后来主要负责了文字改革的相关事宜，基本框架与思路大体确定后没有大的改变。特别是在机构设置与人员安排方面，占据要津的各路人马纷纷加入，助推文字改革、汉语规范化进入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轨道。譬如专门负责的行政机构上，便及时地由吴玉章、黎锦熙、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组成专门的委员会，统筹领导安排文字改革一切事宜。后来在建国前后一二年之中，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会议召开很是频繁，上至主席总理，下至语言学家、作家、普通教师等，全都卷入进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郭沫若身体力行、出谋划策，在大政方针的掌舵方面居功甚大。郭沫若在1941年6月在国统区重庆曾作《今日新文字运动所应取的路向》一文来纪念香港新文字学会成立两周年，认为学习和宣传新文字是“最好的路向”。然而从高屋建瓴的视野看待新文字问题，要待到50年代。自郭沫若于1949年初由党安排自香港去东北解放区，并在逗留不久后进入北平始，整个50年代，居庙堂之高的郭沫若已是日理万机，是文化人中官职最高者，与文化事业相关的职位有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因此，郭氏虽然不可能亲自具体操办，但总的设计安排是少不了他的。当然，不论是吴玉章也好，还是郭沫若也好，从历史事实的身后来看，他们也还受到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关于语言、文字等观念的影响，或者说毛泽东反过来也受到他们的影响。譬如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这一点反复被吴玉章们所引述；1951年，毛泽东则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些既定的大政方针，在50年代从来没有发生过变更，为后来的汉字改革、汉语规范化，也就是本文中统称为普通话写作运动的发展全局埋下了基石，定下了主调。
另一方面，文字改革以及尾随于后的汉语规范化，还广泛受到友邦苏联斯大林言论以及苏联主流语言学的深入影响。不论是30-40年代，还是50年代。三十年代“普通话”概念的充实，普通话运动的发展，与瞿秋白不无关系；在延安时期，吴玉章则是领头羊。瞿秋白与吴玉章，则都受益并取决于苏联语言学的资源。1927年国内革命失败后，大批中共党员远走苏联，其中一部分包括瞿秋白、吴玉章等先驱开始了根本改造中国文字的工作。瞿秋白华丽转身兼职成为一名语言学家，著有《中国拉丁化字母》等书，主要观点有以下诸端：一是认为汉字难写难认，必须从简从俗，废掉汉字改成拼音化；同时受苏联语言学家马尔影响，在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上，采取语言融合论，因此在瞿秋白的普通话建构理论中，并不看重北京语音与北方话。吴玉章与瞿秋白相比有些共同之处，例如主要关心汉字的难易之转换，从扫除文盲入手，一心作新文字(即将汉字简化或拉丁化)方案之改革。到了50年代，瞿秋白的语言学遗产部分被继承，部分则被删改，删改最显著的是语言融合论；吴玉章则在与时俱进中成为当时普通话运动中的执牛耳者。其中占据普通话运动内核的除简化汉字、文字拼音化之外，则莫过于普通话与方言之关系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一直左右摇摆不定，直到50年代初斯大林语言学说发表后被立刻译介到国内，问题被轻易裁决成为定论。1950年7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由齐望曙翻译的斯大林在1950年6月29日《真理报》上的文章《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答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7月11日，《人民日报》又刊发李立三翻译的斯大林文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此文原刊同年6月20日的《真理报》，系斯大林对《真理报》语言学问题讨论的总结性发言，其观点包括语言文字不是上层建筑，方言(多种语言)不能融合成为民族共同语，而是以一种地域语言为主体，从其它语言中吸取词汇丰富起来。1950年在国内还及时出版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在当时莫斯科也能听到中国呼喊斯大林万岁的时代里，斯大林的语言观念以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名义畅通无阻，从莫斯科直达北京，给中国的新文字工作者关于文字改革理论浇透了一场及时雨。“方言习惯语和同行话只是全民的民族语言的支派，不成其为独立的语言，并且是注定不能发展的。……马克思承认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最高形式，而把低级形式的方言、习惯语服从于自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嗅觉灵敏的语言学者最先附和斯大林的观点，集体改写了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不过，又由于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含糊态度，以及由延安带来的屡次重视农民大众的群众语言一类的论述，包括他本人一直强调的是文字通顺，生动、准确、有力等标准，又使得这一问题在50年代一直处理得颇为模糊，形象地说是向斯大林方向走，还是朝毛泽东方向，颇让人难以直接干脆地得出结论。由此可见，当时语言学界在口径上的两难局面，大体同此休戚相关。对方言写作与普通话写作的矛盾性，也存在于此。不过，走拼音化道路，倒是毛泽东肯定过的。汉字简化、为群众简易着想，也是没有歧义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政治的统一与巩固，内在而强烈地呼唤语言的统一。吴玉章、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中坚人物的首倡，以及苏联语言学资源的大面积介入，加速了语言同一化的进程。在1950年代之初，陆续便有各种包括扬弃方言土语、文言、放逐欧化语等规范语言的声音出现。[2]在短短几年之间，一种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适应的规范性的民族共同语，呼之欲出，正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这东风果然如期而至，普通话的提炼、充实与定型，便是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与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主要议题。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虽然立足的是文字拼音化，但在这一趋势不证自明时，提出的过渡形式与现实基础是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后者则不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会议，而是学术与政治的联姻。会议召开前夕，《中国语文》杂志刊登过预告消息，时间定在八月中旬，后来推迟到十月底，与文字改革会议相衔接。当时传媒对此事有集中的报道，事后又出版论文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据报道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国内各地的语言研究工作者、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及文学、翻译、戏剧、电影、曲艺、新闻、广播、速记等方面的代表一百二十多人，其中包括数位来自前苏联、罗马尼亚、波兰、朝鲜等兄弟国家的语言学家。值得补充的是，苏联科学院派遣了汉语研究专家鄂山荫、郭路特等人，另外与会的还有当时就在国内的国务院苏联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苏联顾问格·谢尔久琴柯。罗马尼亚、波兰科学院也派遣了几名语言学家，但从其发言来看，也都是围绕斯大林语言学说而言说。这些外国语言学者除参加这次会议之外，或者与国内最能影响普通话运动的语言学家进行座谈，或者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讲学，扩大了国人对语言统一的认识。[3]
这两次会议就现代汉语规范议题，视其大略有以下诸端：一是明确提出汉语规范的目标、标准；二是以国务院指示推广普通话，为普通话合法化，包括新时期以来的写入宪法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铺平道路；三是完成汉语拼音方案，为走拼音文字立基，同时审音异读词清理；四是编辑出版以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郭沫若曾经题写书名；五是完成全国汉语方言普查。可以看出在当时这是一次最高规格的带有政治意义的大型学术会议，其影响似乎不亚于之前召开过的两次全国“文代会”。会议讨论的分议题主要有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词典编篡、翻译方面的问题，此外还包括普通话与方言、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至于基本词汇和语法，当时根据毛泽东、鲁迅、赵树理和老舍四家作品来研究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结构。在大会由科学院语言所正副所长罗常培、吕叔湘联袂所作的报告中，深入探讨了现代汉语规范的迫切性，所要解决的原则问题，怎样进行规范化工作等指导意见，带有定调性质。“在汉语近几百年的发展中，已经逐渐形成一种民族共同语，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最近几十年得到广泛的传播。”[4]民族共同语与普通话之间划上等号，焦点集中在普通话的建构上，整个会议可以说议题具体、讨论深入，收到了大大超过预期的效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次会议内容集中落实于民族共同语与普通话的合二为一，可以互相替换。而且，普通话既是汉民族的共同语、标准语，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后来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也通行普通话。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的。在这次会议上，对普通话的定义还不全面。据倪海曙回忆，还是陈望道在刚刚闭幕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提出校正、后来在国务院通知中最终完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主要讨论修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决定推广普通话，会议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语言学家陈望道发现这一定义不妥当，有逻辑错误，普通话也就是北京话，等于取消了普通话。由此可见，当时对普通话的定义是粗陋的、不成熟的，形象地说是摸着石头过河。1956年2月6日，在《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第一次完整表述了普通话的定义并沿用至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定义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明确的限定。虽然这一定义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北京语音与普通话语音的界限，北方话的范围也十分广泛，内部并不是描述的那样一致，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也难以厘清，标准难以把握，操作性不强，等等，但毕竟有了光彩夺目的金字招牌。
春江水暖鸭先知，随着国家领导人与文化界高层官员的表态与定性，全国文教界各级官员与语言学家最先行动起来，目标瞄准了以文字改革、汉字拼音化、汉语规范化等议题的普通话运动上。
其中，郭沫若在普通话运动中是十分积极、有所作为的。郭沫若身兼数职，一个身份是古文字学家，对文字改革最有发言权。所以汉字简化，语言规范化，首先是一个专业问题。而且，语言研究所是郭沫若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的下辖机构，于公于私，都与郭沫若有切切实实的业务联系。作为一个事关国家前途与发展的宏大议题，语言研究的学术问题在郭沫若等人眼中不断被政治化，并不断被扩大化，成为一个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思想建设的上层建筑问题。郭沫若曾经举例说“语言研究在旧时代是一个冷门，是不被重视的。有过一个丑恶的反对分子，曾经大言不惭地这样公开的嘲笑：‘只要有十来个书院的学究点缀点缀就够了。’可是，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语言研究成为了祖国建设事业的重要一环。”[5]积极参与此事的语言学家王力后来也附和此议，说当时所说在50年代“中国语言学不再是冷冷清清的少数几个‘专家’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问’，而是有巨大实践意义的、为语言教育服务的科学了。”[6]可见，普通话运动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关键是如何朝既定的方针努力执行。
其次，语言文字问题，其成败荣辱最终会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具体而形象地呈现起来，郭沫若还是现代文学创作的旗帜，在30年代鲁迅逝世后就被延安树立起来了，因此，在文学创作领域，自然会有相应的变动，这一点在本文下一部分中还将重点阐释，这里从略。再次，郭沫若当时置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特别是在科教文化领域上位居要冲。这几个双重身份，都使郭沫若与普通话运动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不论是他以身作则处处为人作模范，还是带领各阶层人士共同为之奋斗，都可以说成败均系于此。就郭沫若当时分管的工作而言，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挂靠于他任主任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一样，有关普通话运动的革命事业只是其分内工作的一部分。在50年代除一直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外，还有以下比较典型的事件与此密切相关：
1949年7月13日、14日，分别出席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并讲话；出席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致开幕词。
1949年7月16日，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会议，致开幕词，并被选为副主任。
1949年10月20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第一次理事会上，被选为常务理事。
1950年5月11日，任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统一学术界、出版界常用的翻译名词。
1952年2月5日，出席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建议将来拼音化了的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
1952年4月23日，主持奖励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颁奖典礼，亲授奖状并讲话。
1955年10月15日，出席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发表《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的讲话。
1955年10月25日，出席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开幕式，致开幕词。
1956年3月5日，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听取吴玉章《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报告，并发表《希望拼音方案早日试用》的讲话。
1957年9月，发表《文字改革答问》，分别载《文字改革》与《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24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会议上，代表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作关于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的说明。[7]
以上是郭沫若在50年代繁忙的政务、文化交流、学术等诸多活动之余的一个个侧影。不同条目还有相应的延伸性、拓展性，可以想象郭沫若参加各类会议活动中进行发言、讲话时的身份转换与岗位意识。
其次，不可忽略的是，在50年代所有的活动中，郭沫若的苏联经验也是最为丰富的。为什么说他的苏联经验是有代表性的呢？要回答好这一问题还需追溯到他于抗日战争初期的人生经历。由于地处两国相邻的地缘优势，以及同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很多经验被中国所吸收。就郭沫若而言，当时生活于重庆这一陪都之中，但一直是延安方面在重庆的代言者，有机会常与不同的苏联人打交道。譬如抗日战争期间，郭沫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有较多交往，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汉学专家费德林等人也有私人联系；每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也有文章发表以示纪念，对于苏联文化名人诸如高尔基、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等举办的纪念活动也有诗文回应；此外郭沫若还屡次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1945年4月，在被取消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后，他提任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主任一职，巩固与加强了中苏文化交流的关系。此外，1945年6月，在抗战胜利前夕，郭沫若受邀亲赴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纪念活动，在苏联访问了五十多天，广泛深入了解了苏联各个方面的情形。在郭氏的著述系列中，曾有《中苏文化之交流》、《苏联纪行》等著作问世。可以说，苏联对郭沫若而言并不陌生，相反，是十分亲切熟悉的，向苏联经验学习也成为郭沫若当时的一种倾向性意见。在50年代郭沫若的工作与生活中，还可以看到苏联经验的自然延伸。在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就曾主张“充分地吸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先进经验”。[8]建国前后，由于中苏关系的密切，郭沫若去苏联参加外事活动，或经过苏联外出其它国家更是频繁。向苏联学习、向苏联看齐，成为一种科技、文化、和平等事业上的内容之一。譬如就郭沫若的社会活动与外事活动侧影而言，择出以下：1949年10月，参加文字改革委员会，选为常务理事，一般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也成为习惯，后来主张拼音方案，文改会研究会成立，或是答记者问之类。如1953年1月，郭沫若在莫斯科参加诸如“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之类的活动之余，与同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受到斯大林的接见，聆听讲话两个多小时，斯大林向郭沫若等问到中国的一些事情，包括“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汉字改革的问题，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问题”。[9]
汉字简化、文化拼音化、汉语规范化这些议题交错汇融在一起，在争取到创作、修改时，郭沫若也谈到了各个环节的重要性。例如，郭沫若在50年代初谈到儿童读物时，认为要走文字拼音化的道路，并作了有力的辩护：“文章不要那么文绉绉的和语言脱离，要尽可能做到说什么写什么的程度。旧文言固不用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言也不用说，近来的理论文字和文艺作品又显然有新新文言的倾向了。主要恐怕依然是汉字在作怪，用汉字来表达，总想要少写几个字以求效率，因而有意无意之间便不免和语言脱离了。”[10]这一立论，继续着瞿秋白在30年代对“五四”白话不能大众化的论调，继续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主流论调，在当时颇具权威性。譬如方言文学的废弃便是一例。方言什么时候成为阻力，什么时候被从群众语言中剥离出来的呢？透过重重叠叠的山头，远在国统区的郭沫若似乎闻到了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语，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11]，这表面是对赵树理小说语言的褒奖，实质是对知识分子腔调的无情嘲讽，呼应了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语言的先进性。又譬如，郭沫若在40年代的香港，曾说过“在若干年之后，中国的国语可能是要统一的，但必然是多样的统一，而决不是单元的划一。因为多种方言是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之下，而形成辩证的综合。这样，方言文学的建立在另一方面正是促进国语的统一化，而非分裂化。语言的统一才是真的统一，人民的统一。”[12]在50年代，置身于普通话运动的他，悄然修改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以上都是枝节性的，最为主要的是在文学创作中有所改动。一言以蔽之则是普通话运动，表面上是几股语言运动，实际上又落脚于文学语言之上，具体反映在50年代的文学创作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名作的重版修订上。当时活跃的是语言学家，但语言学家不从事文学创作实践，虽然兢兢业业于本职工作，大会小会也高举过手，但其成效是可疑的。至于汉语规范化的任务要在作家们身上实现，50年代靠边站的美学家朱光潜有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他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前夕回老舍的信中说“争取汉语规范化，说到究竟，真正促成语文规范化的还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作家。”[13]而一大批“有威信”的作家们已经摩拳擦掌，“披挂上阵”投入到这一无形的战场里了。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中有作家之名分的，除郭沫若外，还有叶圣陶以及当时归属于中国作家协会的五位代表：老舍、欧阳予倩、曹禺、董秋斯、陈翔鹤。此外，建国后基本不从事写作的剧作家丁西林，人民文学出版社作领导工作的楼适夷也在名单之列。这些作家中，除叶圣陶外，老舍最为积极，1956年他还被任命为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的七个副主任之一，可谓有名有实。
在整个50年代，郭沫若是重版过去作品集子最多的文人，此外如茅盾、老舍、叶圣陶等作家也有资格不断重版自己的作品。这些当红作家一旦有机会就修改作品的语言形态，并给其它后来者作出示范。郭沫若在大量政务之余，在语言规范化的运动中，自觉进行普通话写作的转变，可谓不遗余力。郭沫若在建国之后重版的数量庞大的著述，大多数经过了自己校阅、增删与润饰。从笔者不完全的考察来看，郭沫若著述的版本变迁，主要是内容与思想方面，譬如作品篇目的增删、文章观念的微调、材料的增补，结构的重组等最为多见，次要的则是文字的调整与改动。这种落实于文字表述层面的变迁，几乎都有对欧化、古化与方言化的通盘考虑，相应做了枝节性的处理。这里不妨从《沫若文集》的出版来略加剖析。1957年到1963年，郭沫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沫若文集》共17卷，其中50年代出版了前12卷。在书前标注的出版社编辑部的“出版说明”中，一般都有交代，说是根据初版本或其它版本校勘，增加一些必要的简注，有些作品曾由作者亲自校阅、修订之类的说明。这一套《沫若文集》在收入过去出版过的作品时，虽然也有编辑在审稿过程中代为加工、整理、润饰的现象，但大多数则经过了作者的修订、处理。不论是诗歌、话剧，还是文艺性论著，其中增加注释，增补文字、去文言化、去方言化、去欧化比比皆是。其中显著的现象便包括增加数量不一的注释工作，如代表性《女神》诗集在50年代之前印刷甚多，1953年重印基数很大，注释数量也很多，主要是外语汉译，或去掉多余的外文单词，进行释义、补充。[14]比如收入《沫若文集》(第3卷)的《屈原》，“人文本其余的修改基本上是语句或语词方面的润色或调换”、“进一步使《屈原》语言规范化。”[15]又如，当笔者将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虎符》复印一份作为底本，用红笔标识出它与《沫若文集》(第三卷)中《虎符》的差异时，则发现到处是红笔痕迹：以纸本印刷品而言，《虎符》是一个不足十万字的剧本，但修改之处高达一千多处，修改字数达万字以上；有些段落几乎是重写，有些页面修改的文字超过了原来的文字；没有哪一页纸没有改动过，一次删改30字以上的部分就有三四十处。
对于郭沫若与普通话写作运动这一议题而言，主要表现在他身先士卒的示范姿态上。他通过对自己大量作品的修改、润饰来达到普通话化，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但是，这一方面的具体情况却往往淹没在他50年代所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之中，难以一一校释清楚。笔者在此补充此点，仅仅作为我刚刚进入此一领域的交代。
总而言之，普通话运动与50年代的普通话写作非常密切，可以说是合二为一。郭沫若置身于普通话运动之中，身体力行，不论是对这一运动的呼吁与支持，还是在旧作重版中的修订，都推动了普通话运动的推进。其中苏联资源的借用，则是关键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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