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不同要素密集型产业的理论争论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5)01-0085-06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我国的劳动力众多，加快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可能会恶化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这就意味着，实现充分就业和加快产业升级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是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一、主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
（一）有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
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就业问题。例如，马斯顿就认为，“在资本稀罕、劳动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国家里（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里），重点应该放在使资本生产率而不是使劳动生产率最大化。在生产一定产品有数种方式可供选择的场合，应该选择那种用一定资本费用可以达到最高产量的方式。”[1]他的这个思想，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既然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是资本，那么在建立新企业时，与其耗资很多去建立合成纤维工业，还不如选择轧棉工业和精纺工业，这样更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希克斯也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选择和就业问题做过论述，他写道，“我们已经知道，更高的工资会影响新投资所选择的技术。可以设想，总的来说，这些技术同在相应时间内本来可能采用的技术相比，要更加资本密集化。”[2]这种技术进步趋势与就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选择资本密集程度太高的技术，有可能使‘现代化’部门扩大就业的速度比本来达到的速度慢。”[2]
国内经济学家也大多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胡鞍钢认为，我国自90年代以来，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增长弹性明显下降。1980年—1989年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在“八五”期间（1991年－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2.0%，就业增长率降至1.2%，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九五”（1996年－2000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8.3%，就业增长率降至0.9%，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1。90年代经济增长率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就业增长率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3][4]
胡鞍钢对此的解释是，中国正在走一条资本密集、排斥劳动的工业化技术路线。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资本高投入，劳动投入的增长贡献率愈来愈小，就业增长弹性愈来愈低。[3][4]他认为，这种排斥劳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中国国情相悖的，要从根本上转变这一经济增长方式；否则，中国的人口压力将愈来愈大，并将引起愈来愈多的社会问题。[3]
尚启君也认为，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之所以缓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还占73.6%；而到1957年，轻工业比重就迅速下降到51.7%%。1958年，重工业产值首次超过轻工业产值。这样，我国以短短5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路，实现了工业结构的根本转变，速度之快堪称世界之最。1958年～1978年的21年间，重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的有17年，特别是1960年，重工业竟占到66.7%，为当时世界之最。我国改革开放伊始，轻工业曾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1981年，轻工业总产值自1970年以来首次超过了重工业，可惜持续时间太短，从1985年后，重工业产值一直都超过轻工业。但是，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我国目前不具备重工业化的条件，离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至30%以下尚距遥远。所以，我国不可能跨越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3]
许多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解决就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中国是人口众多且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虽然改革开放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人口的规模仍然很大，平均每年达1500万人左右，其中新增劳动力为1000万左右。[6]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增长。即使到2030年，在一般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总供给也不会低于2000年的水平。[7]另外，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内部滞留了大量的富余人员，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些富余人员被不断地释放，未来5～10年我国要消化现有的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另外，1.5亿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必须在城镇与非农产业之间转移消化。目前，这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以每年800～1000万人的增长速度进城谋求新职业。[8]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就业压力，要求我国继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有利于维护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利益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较低，所需投资少，能够吸纳低技术水平的劳动者就业和自主创业，从而有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
第一，农村劳动力技术素质偏低，难以从事繁杂的工业生产，只有在比较简单的技术条件的行业里才能找到工作的位置，所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领域。只有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找到出路，同时为工业化提供所需要的工人。
第二，有利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根据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结果：在下岗职工这一群体中，大专以上仅占7.9%，中专、高中及相应学历占38.4%，初中及以下却占了53.7%；35～46岁的占42.3%，46岁以上的占21.7%，35岁以上的失业者合计达64%。[9]社会弱势群体文化程度低、没有技术且年龄较大，难以自我更新知识，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强烈的依赖性，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稳定他们的收入来源，改善其生存发展条件意义重大。
（三）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升级
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早在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便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在此理论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获得“比较利益”。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则进一步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该理论可以这样表述：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比例是不同的。因此，各国在生产那些能够比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就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因此，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因此，典型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林毅夫等人借助这一概念，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禀赋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10]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匮乏，如能选择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并以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就会由于成本较低而具有竞争能力，也就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进而拥有最大的利润，资金将会较快的积累起来；同时，资本因被用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而能够产生较高的回报，投资人收入的增加会提高他们储蓄的积极性，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资金积累快则比较优势的变化快，原来稀缺的资本就会逐渐丰裕起来，进而转移到资金较密集的产业发展的速度也快。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进一步为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这时企业就可以选择较高水平的技术和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它们的必然选择。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比较低下，存在大量非熟练的劳动力，同时，资本积累不足，虽然吸引外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矛盾，但毕竟只是权宜之计。所以，为充分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可行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单位劳动力占用资金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既能扩大就业，又能使经济得以发展的方法，可为以后的产业升级打下基础。就我国而言，目前国内经济活跃的地区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如浙江宁波市的服装企业群落、海宁市的皮革皮件生产企业群落；江苏省吴江市的盛泽、横扇的羊毛衫生产基地；河北省高碑店市的箱包业、安国市的药材加工业等企业群落。[9]
（四）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5]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产业结构是由低水平向高水平不断转化的渐进过程，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国民经济优势比重向资本密集型，再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占优势比重的演变过程，这既是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工业化的逻辑起点。在工业化开始以前，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劳动生产率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整个经济体系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从资源禀赋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余，但资本积累十分有限，技术层次也较低；其次，人们基本生理需求得以满足，具有提高消费层次的强烈愿望；最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技术装备基本具备。因此，工业化初级阶段只能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比较低的技术条件下对初级农产品进行加工，并从此开始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工业化起飞和完成奠定了基础，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工业化上升到更高一级即资本密集型阶段积累资本。在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阶段，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量利用，必然创造出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促进经济迅速增长。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发展初期都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和壮大的。如日本在20世纪初期，纺织和食品两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制造业增长的相对贡献率高达75.2%；而韩国在同一时期，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值比重高达77.3%。[11]
我国目前工业化尚处于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生产力水平低，资金规模小，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大规模、全方位发展高新产业的条件还不成熟，如果超越产业发展阶段，不仅妨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入和发展，而且不利于高新产业的尽快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过早丧失，最终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现实可能性
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
从资源禀赋上看，中国拥有的土地和资本只占世界的6.5%和2.0%，而人口与劳动力分别占22.5%和26.5%。据测算，今后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每年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总量超过8亿，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超过1000万。曾有人作过这样的测算：如果想办一个100人的服装厂，中国台湾只有85人可供给；韩国只有80人可供给；而中国大陆有130人可供给。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由于一般而言工资成本在产品成本中占据大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具有成本低的优势，其产品在国际上也就具有更强的价格竞争力。而且，与发达国家所具有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方面的优势不同的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更倾向于成为一种长期的优势。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条件来看。中国有13亿人口，而且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品又是生活必需品。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这种特性，为中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集中地提供于强而有力的支撑。中国的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服装业以及自行车产业完全得益于强大的国内需求。虽然近年来，由于一般加工业的过度竞争，生产出现了相对过剩，使劳动密集型工业倍受打击，加上一些国家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恶意地反倾销投诉不断发生，致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亏损增加，但我国加入WTO后，互设的低关税壁垒有利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二、支持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若干观点
（一）从长期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效应不如资本密集型产业
西方经济学家中也有少数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以促进就业。例如，盖伦森和雷宾斯坦认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虽然在短期内产量较高而就业少，但从长期看，可以导致更多的就业。因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那样将大量收入分配给劳动者，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量。储蓄越高，投资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所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会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
（二）指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不足，论证了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性
林毅夫教授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提出后，在理论界引起了一场争论，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亦不在少数。反对方的论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比较优势理论具有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在现实中难以得到满足；二是在国际贸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基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形成的比较优势不能必然地转化为竞争优势；三是比较优势战略并不像它的支持者所说的那样能够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而是有可能使产业结构固化，从而长期陷入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
第一、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不成立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宁向东教授指出，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不成立。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劳动力成本在产品的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生产者的供给能力并非过剩。[12]随着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劳动力成本在总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很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备第一个前提条件。而就第二个前提而言，当亚洲“四小龙”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家，取得令人瞩目的“东亚奇迹”后，各国纷纷仿效，无形之中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竞争。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完成以劳动力廉价获取优势到以技术创新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跨跃，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以出现经济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就难以从根本上把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在长期通过劳动力优势所获取的财富就可能会在短时期内失去。
第二、比较优势不等于竞争优势
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适应性很小，因为它没有抓住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能为政策制定提供相应的理论指导。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竞争优势”理论。[13]
洪银兴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指出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缺陷。[14]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的是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优势的资源和产品。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说，其比较利益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在这种假设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及其产品才可能具有垄断优势。问题是在现阶段，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这些假定条件已经改变。首先，在当今商品经济国际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其次，在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下，经过投资和新技术的采用，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被新材料所替代；经过人力投资，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所有这些表明，除了一部分原料生产国，特别是石油输出国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具有垄断优势。
长期以来，我们说明自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低主要是就工资成本而言的。从国际竞争的现实来分析，这些理由是不充分的。首先，劳动是不均质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反过来说，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具有竞争优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低不仅是因为其劳动工资低，还在于其对劳动过程具有较高的管理和组织水平，由此决定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优的产品质量。反过来说，工资成本低而管理水平差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也不具有竞争优势。
第三、遵循比较优势战略难以使产业结构自动升级
郭克莎认为，比较优势有静态与动态之分，静态比较优势指的是现时的比较优势，动态比较优势指的是转换中的比较优势。虽然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总是动态变化的，但是，当我们以比较优势作为产业和贸易发展战略的基础时，所使用的比较优势只能是现时的，因而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如果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那指的就是未来某一时点的比较优势，而未来的比较优势对现时而言只能是或仍然是比较劣势。因此，林毅夫所说的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实质上就是静态比较优势的战略，而动态比较优势战略则属于违背比较优势的战略。[15]
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存在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在现代国际贸易格局下，发展中国家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能不能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绩效；二是推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能不能实现主导产业的转变，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转换。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中国家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相应的要素密集度产业，而在国际分工和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教训已经很多；而因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获得经济长期较快增长或取得较高经济绩效的成功经验却相当少见。
从理论上说，实行静态比较优势战略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社会消费结构升级和生产结构升级的趋势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发展中国家如果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加强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专业化水平，将影响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阻碍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
郭克莎认为，随着中国消费继续加快，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比重上升为特征的工业结构升级，是加入WTO后中国工业产业结构战略的基本取向。因为在中国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动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具有明显较强的市场需求。对制造业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表明，从90年代初期到加入WTO前，需求比重上升最快的是高技术密集度产业，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其次是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而中低和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需求比重是下降的，尤其是大多数低技术密集度产业的需求比重降幅较大，这反映了市场需求结构变动的基本态势。
洪银兴同样指出，在产业经济理论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成为带动产业升级的领头产业已经得到了说明。同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战略无力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14]在目前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热潮中，各地特别重视扩大出口。由于目前许多地区能够出口的大部分还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此各地竞相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许多地区引进外资也缺乏产业选择，外商进入的产业大部分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出口数量越多，外资企业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越多。这种状况如不及时扭转，中国的产业结构不但不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到升级，还会进一步低级化。中国在结构调整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不能为了单纯追求外向度指标而牺牲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
杨帆教授也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但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并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使其产业结构难以升级。[16]
第四、存在“比较利益陷阱”
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阶段，则很可能会陷入所谓的“比较利益陷阱”：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面对发达国家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因其工资低而劳动成本较低，但发达国家面对国内充分就业的压力，会以各种壁垒阻碍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事实上，“比较利益陷阱”已经发生。据世贸组织统计，1987年～1997年，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最终裁定案件共157起，其中纺织品15起、鞋11起、塑料制品7起、加工食品4起、皮革1起、玻璃及陶瓷制品4起、基本金属30起、矿产品5起，这8个典型劳动密集型行业累计77起，占全部案件的49%。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遭受的反倾销攻击不仅表现在案件数量多，而且多为金额巨大的要案，涉案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对华反倾销大案约90%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目前已成为滥用倾销指控受害最大的国家，到2001年已积累有30多个国家对我们提出过反倾销控诉。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去在遭受反倾销围攻中面临的两个关键问题依然存在：一是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提出反倾销指控的国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二是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动。
（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实条件不具备
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来看，随着我国从卖方经济转向买方经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全面出现饱和，以廉价的简单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其市场前景并不令人乐观。从国际需求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接近饱和。[16]中国有40%的储蓄率，每年40000亿元人民币的巨大固定资产投资，如果继续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全球马上会出现过剩。中国2000年GNP为10000亿美元，出口为2500亿美元，出口依存度25%，今后假设GNP每年增加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再提高，每年也要增加200亿美元的出口。这200亿美元增量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抢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同时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跌价。
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来看，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扬，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成本优势日渐微弱。另外，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较低，但是中国总体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也较低。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甚至低于肯尼亚和津巴布韦，但一旦考虑到生产率的差异，偏重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中国，在出口方面的低工资优势就不太明显了。以1998年的数据为例，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但考虑到生产率的因素，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只是中国的1.3倍。[12]中国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要明显高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印尼等），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尽管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要高出中国，但单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却低于中国。
三、几点重要的启示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指出，一国的产业结构取决于其要素禀赋，在要素禀赋没有得以提升的情况下，很难实现产业结构的真正升级，人为地拔苗助长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这种观点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强烈的赶超欲望无疑是个警示。但另一方面，逆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一味遵循它就可能跌进“比较优势陷阱”，并使本国的产业结构固化。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意识地培育将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两方针锋相对的争论给人们以极大的启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既要遵循现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又要培育将来的动态比较优势，如此才可实现比较优势的不断更换，并引导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逐步演进。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成本低，而且这种状况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对于缓解我国目前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只注重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从长期看，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效应更为突出。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发挥高新技术的先导作用，并以此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另一方面，也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以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竞争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不会直接成为国际贸易的优势，它要成为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必须有个转换过程。转换的关键是将高新技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高新技术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由此产生真正的比较竞争优势。所以，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形式的加工贸易，以及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建立高新技术企业，是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并使之成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收稿日期：2004-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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