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秘史中两句谚语及相关史料的可靠性_元朝秘史论文

《元朝秘史》中两则谚语与相关史料的可靠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朝论文,谚语论文,史料论文,秘史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元代蒙古谚语流传的史料研究,据笔者管见,最早涉及者为已故北京大学教授余大钧先生提交1980年中国元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①作者在分析有关《秘史》成书年代的史料时注意到,该书第255节在记载成吉思汗确定窝阔台为大位继承者后,窝阔台对成吉思汗问道:“久后,我的后代子孙,如果纵然裹着草,牛也不吃,裹着油脂,狗也不吃……出了如此不肖子孙,则将奈何?”成吉思汗的回复是:“窝阔台的后代子孙,如果虽裹着草,牛也不吃,裹着油脂,狗也不吃。难道我的后代子孙中就没有一个好的吗?”②作者还注意到,13世纪波斯史家拉施都丁的《史集》,在记述元定宗贵由去世后蒙古宗亲贵族集会讨论推举蒙哥时,窝阔台家族的代表札剌亦儿部人额勒只带说了如下一番话表示反对,谓窝阔台即位时“你们曾全体一致地议决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合罕子孙中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裹上草,牛也不吃,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也不会瞧它一眼;我们仍要尊奉他为大汗,任何别的人不得登上宝位。为什么如今你们却另搞一套呢?”③

      虽然上述两则史料所记内容中,形容子孙后代不中用时,使用了同一则蒙古谚语,但其用意却完全相反。余大钧经分析后确定,《史集》所记更接近于真实,而《秘史》所述者却经过篡改,并以此佐证他有关《秘史》成书年代的推论。④

      近30年前,笔者在撰写《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时,注意到另一位波斯史家瓦撒夫的著作。元代汉文史料多次提到元政府与海都的冲突,但对海都为什么要反抗朝廷,却语焉不详。唯瓦撒夫明确地提到了海都敌视元政府的理由,称:“世界征服者皇帝成吉思汗曾在其法律书札撒里……明确而毫不隐晦地命令道:只要窝阔台还有一个吃奶的后代存在,他在继承祖先的皇位、国家的旗帜和军队的统帅权方面,就要优先于其他(各支)的儿孙。由于这个原因,许多宗王和为数众多的军队……聚集在他(按,指海都)的保护旗下。”⑤笔者发现,瓦撒夫书中的这一段文字,与上述余大钧先生所引述的拉施都丁所记蒙古谚语的意义相同。笔者曾就此写道:“蒙哥夺取皇位后,其御用文人为了使夺权合法化,在撰写《元朝秘史》时,对成吉思汗的原话进行了一番精心改造,使其意思变得完全相反。”“蒙哥的御用文人当然不可能一手遮天,事情的真相在波斯文史籍中保存了下来。”⑥换而言之,这段蒙古谚语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秘史》所记内容是否可靠的判断。

      近年来,云南大学的彭博先生与内蒙古图书馆的萨仁高娃女士分别对元代流传的蒙古谚语做了研究。萨仁高娃的《论〈蒙古秘史〉中的谚语和格言》,聚焦于《秘史》所记谚语的分析。⑦彭博的论文《元史中所见蒙古族古代谚语和格言》,从各种元代史料中,包括《秘史》、《元史》、《圣武亲征录》、《元史译文证补》、《元文类》与诸种元人文集中,摘取所记蒙古谚语,归纳为31条,如以《秘史》第238节总译所记“委吾种的主来见成吉思汗说:‘如云消日见,冰消河清。’”对证《元史·孛秃传》记孛秃之宗族也不坚歹对成吉思汗所言:“臣闻威德所加,若云开日见,春风解冻。”且指出,这一则谚语分别从畏兀儿君主与亦乞烈思部主口中说出,证明其流传极广。文中对木华黎与博儿术传记资料中所记“车之有辕,身子有臂”的蒙古谚语,也作了类似的对比,以证实其可靠性。此文在考证《元史·阿剌忽思剔吉忽里传》所录成吉思汗关于饮酒需有节制的话“是物少则发性,多则乱性”时,还以各种史料与文献记载对证,足见作者收集资料之广。⑧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秘史》所记两则谚语作进一步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一、《秘史》所记一则雀鹰为喻的谚语

      《元朝秘史》第85节记铁木真年幼时为逃避泰赤兀人追杀,受到锁儿罕失剌一家相救时,锁儿罕失剌之子沉白与赤老温的一番话,其内容为:

      

      失保兀合(中)泥 土林(舌)台 不塔图儿 豁(中)儿豁(中)八速 不塔 阿不剌(舌)主为

      雀儿行 龙多儿 丛里 赶入呵 丛 救了有

      

      额朵额 必丹途儿 亦列(舌)克薛泥 也勤 帖因 客额木 赤 客延

      如今 咱行

       来了的行

       为甚 那般 说有 你 么道

      

      额赤格 余延 兀格 兀禄 塔阿阑

      父亲 自的行 言语 不 爱⑨

      该节对应的总译为:“雀儿被龙多儿(土林台(turumtai)[一种肉食小鸟的名字,或即隼]赶入丛草去呵,丛草也能救他性命。”

      按,龙多儿即《至元译语·飞禽门》中之“笼夺,独林歹”;⑩《华夷译语·鸟兽门》中之“龙朵儿,土林台,turimtay”;(11)《卢龙塞略·译下·羽族类第三》中之“杂鸟”类“龙朵儿,即土林台”。(12)不过李文田所谓“龙多儿,盖蒙古语鹰也”的说法,却未得蒙古语专家的支持。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等人认为,“龙多儿可能是元明代的土语。又可能是少数民族语的借词”。而“土林台”,上述作者则引《突厥语方言词典》,注为“鹞,小鹞”。(13)

      《秘史》的这段记载保存在《黄金史》中,其文小别于《秘史》的文字,曰:

toruquna turumdaya üldegdejü.butan-tur qorγalabasu buta-bar aburayu.(14)与《秘史》第85节的相应部分相较,《黄金史》部分多出toruquna(隼)与üldegdejü(被驱赶)。且丢失了

-i的i(表及物和动作的宾谓关系的格),但在《黄金史》部分的句型中不影响句意的正确表达。此外《黄金史》部分的butan多出了一个名词尾音n,还有buta-bar的工具格-bar。

      《秘史》所记这段谚语的前人研究,查小泽重男译本,(15)村上正二、札奇斯钦、阿尔达札布等译注本,(16)与亦邻真、巴雅尔的复原本,(17)均无相关引述。再查当代汇集的蒙古语谚语中有:

      

      雀

       鸟

       隼

       从 逃脱 灌木丛的 底

       里 躲藏

      buta

       tegün-i qamaγalaju aburamui

      灌木丛 他 将 保护

       救助(18)

      足见它从古流传至今。

      1.志费尼所记阔端回复脱列哥那六皇后(19)的一段谚语

      值得注意的还有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该书在记脱列哥那皇后摄政时,提到元太宗窝阔台时代的大臣镇海与牙剌瓦赤因平素与之有隙,逃至阔端处时,脱列哥那皇后遣使要求送还,阔端有如下一段回复:

      逃避鹰爪而藏身于一处荆棘丛的反叛的飞鸟,免受其(按,指鹰)暴行。这两人也是来求我们的庇护,并处于我们的势力范围内。把他们送回去既为宽宏大度的法典所禁止,也远离行侠仗义之道:我看不到亲和疏、突厥人和大食人可作借口。(20)

      这段话的波斯文原文为:

(ka bughāt al-tuyūr ka az makhālib-i bāz(21)ba-khār-bunī panāhad az

-lat-i ū amān yābad),可直译为“反叛的鸟儿如果从鹰爪下躲向一处荆棘丛,它就能免于鹰的攻击”。巴托尔德据此认为志费尼写《世界征服者史》时,必定接触过某种蒙古语资料。(22)波义耳译志费尼书时,也参照了巴托尔德的这一意见。(23)

      志费尼所记之事,虽未见于汉文史料,但他记录阔端回复脱列哥那六皇后的一番话,显然就是《秘史》第85节中提到的那一则蒙古谚语的波斯文翻译。这不但说明其流传与使用之广,也证明了《世界征服者史》这一段记载的可信性。

      2.阎复记录的钦察人回复成吉思汗的话

      篾儿乞部与成吉思汗所出之蒙古部为世仇。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伦就是在出嫁篾儿乞部的途中,被也速该抢夺为妻的。而成吉思汗新婚之妻孛儿帖也曾被篾儿乞人抢走,配于其贵族也客赤列都。而在成吉思汗平定乃蛮,统一游牧各部,建立蒙古国后,篾儿乞残部又发动叛乱,最后出逃至今伏尔加河流域,为当地钦察人所收留。

      《元朝名臣事略》所录阎复《句容郡王纪绩碑》中,有一段文字描述成吉思汗向钦察部长亦纳思遣使,双方为钦察是否应当向蒙古交出蔑儿乞残余人员进行交涉:

      太祖征蔑乞国,其主火都奔钦察,遣使谕亦纳思曰:“汝奚匿吾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亦纳思谓使者曰:“逃鹯之雀,翳荟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24)

      明初修《元史》时,《元朝名臣事略》为重要资料。当初宋濂、王祎主持的编写班子,在修钦察大将土土哈的传记时,录入了上述阎复所写的内容。据笔者管见,清末李文田最早注意到前引《秘史》中所记谚语与《土土哈传》(即《句容郡王纪绩碑》)所记文字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写道:“龙多儿,盖蒙古语鹰也。《元史·土土哈传》曰:钦察国主亦纳思曰:逃鹯之雀,丛薄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是当时有此语。”(25)换而言之,李文田已指出,亦纳思回复成吉思汗使臣的这番话,正是我们已经熟悉的以雀鹰为喻谚语。

      钦察(

),又称为库蛮、波洛伏齐等,是操突厥语北方方言的民族。人们不禁会问,他们为什么会以一段蒙古谚语回复成吉思汗的使臣呢?笔者注意到,公元10世纪波斯史家葛尔迪齐记载过一批鞑靼人迁入钦察部的事迹。(26)学者们也曾提及,蒙古伯牙兀氏与钦察、康里人中的伯牙兀儿可能有同一起源。(27)据上述阎复《句容郡王纪绩碑》和元代其他有关土土哈家传的资料,其祖先约在辽金时从辽河上源地区不远万里,远徙位于札牙黑水(Jayaq,乌拉尔河的突厥语名称)与也的里水(Itil,伏尔加河的波斯语名称)之间的玉里伯里地区,自号钦察。可见钦察人中存在来自蒙古高原的民族成分。

      由此可推测,上述谚语应当在其西迁之前已经存在,并随10世纪西迁的鞑靼人,或土土哈的祖先伯牙吾氏部众的迁移带入钦察。

      钦察人的居地与成吉思汗的祖居地蒙古高原东部远隔万里,之所以遭蒙兵祸,被征调进入汉地,成为负责为成吉思汗家族捣制黑马湩的牧奴,盖因其祖先收留了败亡的蔑儿乞人,拒不向成吉思汗交出。土土哈出自钦察王族,其祖先因不慎之言招致灭国之灾的经历,必定在其家庭成员中代代相传。而阎复所记当为其家族的自述,应属可信。

      二、有关“目中有火”谚语的史料

      1.孟速思与刘哈剌八都鲁的家传资料记载

      元人程鉅夫为元初畏兀儿名臣孟速思家族所撰《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中提及:

      王(按,孟速思)幼负奇质,年十五尽通本国书,太祖闻其名,征至阙下,一见大悦,曰:“此儿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授之睿宗。”(28)

      而《元史·刘哈剌八都鲁传》在言及被世祖留侍身边的原因时,亦称:

      刘哈剌八都鲁,河东人,本姓刘氏,家世业医。至元八年,世祖驻跸白海,以近臣言,得召见。世祖谓其目有火光,异之,遂留侍左右,初赐名哈剌斡脱赤。(29)

      清人姚之骃在撰《元明事类钞》时,已注意到上述有关孟速思与刘哈剌合都鲁的史料中有关目中有火的记载的相似性。(30)这两则史料中提到,元太祖成吉思汗与元世祖忽必烈均用了一条“目中有火”的蒙古谚语,来说明孟速思与刘哈剌八都鲁的聪明能干。

      以家传、碑文资料对照本传,是《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家传、碑文资料虽然更具原始性,但治史者皆知,使用时亦不能盲从,因“为尊者讳”的习俗广为存在。那么,上述两则史料中有关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称赞他们的话,是否可信呢?

      2.《秘史》中的例证

      前引萨仁高娃论文已指出,《秘史》中数次被提到一条有关形容小儿眼亮目明的蒙古谚语。第一次是在第61—66节,总译记成吉思汗9岁时,其父也速该带他赴宏吉剌部斡(勒)忽讷氏订亲,遇到德薛禅,他说:“你这儿子眼明面光有。”其旁译“眼自的行,大有的”。这是说,德薛禅根据成吉思汗眼神灵活,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孛儿帖嫁给他。同书第114节记:

      姓

       种名

       忙走时

       貂鼠

       帽儿有的

       母鹿的

      兀都亦惕 蔑儿乞 都儿(舌)别仑(舌) 不(鼠虑)罕(中) 马帢(中)来秃 马阑(中)仑(舌)

      Uduid-Merkid

       dürberün

       buluγan

       maqalaitu

       maral-un

      蹄皮

       靴子有的

       粉皮

       水的

       貂鼠

       接了的

      豁(中)敦 忽(中)都速秃 亦赤勤札儿(舌)合(中)黑 兀速讷 不(鼠虑)罕(中) 札合(中)三

      

      衣棠有的

       五

       岁有的

       人名

       眼里自的行(人)[火](31)有的

      迭额勒身心 塔奔 纳速身心 曲出捏列秃 你敦都里(舌)颜 哈(中)勒秃

      

      可兀客泥(32)

      

      其总译为:

      初兀都亦惕篾儿乞惕荒走时,营盘里撇下一个五岁的小儿子,名字唤作曲出。那儿子生得好,眼中有光彩,穿着一件粉皮水貂鼠接来的衣裳,戴一个貂鼠皮帽,穿一双鹿蹄皮的靴……(34)

      在本节中说,成吉思汗的母亲根据曲出“眼中有火”,而收养了他。此为第二处。

      第三处是《秘史》第149节。该节记成吉思汗击败泰赤乌人之后,其首领塔儿忽台被部人擒获。塔儿忽台自述成吉思汗幼时,曾对其有恩,说帖木真“小时里,眼自的行火有的,面自的行光有的有来么道,主无营盘里落后着有么道,取去着将来着,教训呵学的般有么道,新三岁、二岁驹教的般教训行来”。(35)这是说,成吉思汗幼时,曾被弃于无主的营地中,塔儿忽台因看其目明面光,收留了他,如调教小二三岁小马驹般地教育他。

      《秘史》中这三处所记充分证明,前引畏兀儿人孟速思与汉人刘哈剌八都鲁家族中所传成吉思汗与忽必烈的夸奖话语,是当时实际存在的且广为使用蒙古谚语,不可能是其后世出于美化祖先的编造,因而是非常可信的。

      史学论著论点的依据是史料。为保证结论之可靠,学者通常的做法是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或一手文献。但存留至今的原始文献当初写成时也可能已内含了作者的立场与观点。换而言之,即使是一手文献所记,也可能与史实有差。因此,史料文本的原始性与其文字的正确性和考察其可靠性同等重要。本文的要旨在于,通过分析前述《秘史》中数次出现的两则蒙古谚语,证明阎复的《句容郡王纪绩碑》所记钦察王族沦为成吉思汗家族牧奴的过程与志费尼所述阔端拒绝向脱列哥那皇后交出镇海与牙剌瓦赤之事,以及孟速思与刘哈剌八都鲁家传资料中保存的他们初见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时的情节,均是相当可靠的历史记录。

      ①此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②译文系余大钧据《秘史》第255节汉字记音蒙古文重新译出,见其著:《〈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③《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赫塔古罗夫俄译文,第95页。该段话的波斯文原文见《史集·部族志》1965年莫斯科合校本,第140-141页。

      ④参见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

      ⑤瓦撒夫:《瓦撒夫史》第1卷,哈默·普尔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与德译合璧本,维也纳,1856年(Wassāf,Kitāb-i mustatab-i

,Geschichte

′s,Persisch herausgegeben und Deutsch übersetzt von Hammer-Purgstall,Bd.I,Wien,1856),波斯文,第132-133页;德译,第126-127页。

      ⑥参见拙文:《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收入拙著《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6页。

      ⑦参见萨仁高娃:《论〈蒙古秘史〉中的谚语和格言》,《内蒙古图书馆工作》2008年第3期。

      ⑧参见彭博:《元史中所见蒙古族古代谚语和格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应当指出的是,彭博上述论文在文献使用与考订上存在相当严重的缺陷,其最著者是将《元朝秘史》与《蒙古秘史》并举,竟然不知它们其实是同一部文献,以致文中多处重复举证。不仅如此,该文还将《秘史》、《元史·太祖纪》、《圣武亲征录》中有关几则蒙古谚语的相应记载并列,显示作者不了解这几种史料之间的同源关系。此外,该文在论证中还将《元史》中人物本传与其碑传的对应文字并举,说明作者不了解所引《元史》中人物本传与其碑传资料之间的源流关系。另外,文中在论及成吉思汗训言时,一再引用近年来学界已较少使用的清末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其实,洪氏所依据者不过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与拉施都丁的《史集》。在上述两书译为汉文后,洪书已基本失去史料价值。彭氏在文中亦引用过《史集》,但却未用以对证已经收集的取自《译文证补》的内容。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彭文的探索仍不失其价值。

      ⑨《元朝秘史》乌兰校勘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2页。音译蒙古文拉丁字还原据B.Sumyabatar,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元朝秘史》蒙古文还原、拉丁字转写与汉文原文合璧本),ed.L.Manlajav,Ts.Shangdarsuren,Ulaanbaatar(以下简称《元朝秘史》苏雅巴特尔合璧本),1990,p.107。

      ⑩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该书作“独林及”,其最后一个字“及”当为“歹”之讹(此点系毛海明博士向笔者提出,谨志谢意)。

      (11)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第33页。

      (12)贾敬颜、朱风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第182页。

      (13)《〈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6页。查拉德洛夫:《突厥语方言辞典》(B.B.Paдлos,

,Versuch eines W

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von Dr.W.Radloff,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1893-1911),第三卷,第1456页,该处原文为:

      TypyTai[Kir.,

(Dsch.OT)],перепелятникъ,кончикъ,маленъкiй ястреóъ,ein kleiner Raubvogel,der Neunt

dler(TypyTai[吉尔吉斯语,Tyrumtai(察合台文,Robert Barkley Shaw,A Sketch of the Turki Language as Spoken in Eastern Turkistan,Part Ⅱ,Vocabulary,Calcutta,1880(罗伯特·巴克雷·萧:《使用于新疆的突厥语概况》,第二部分,词汇,加尔各答,1880年)]),雀鹰、小型鹞(按,俄文释义);一种小型猛禽、食肉禽(按,德文释义)。

      (14)罗桑丹津:《简述古昔诸汗礼制诸作黄金史》(简称《黄金史》,Лувсанданзан,Алтан товч,Улсын хэвлзлийн газар,

,Blob sang bstan gjin,Erten-ü Qad-un ündüsülegsen T

rü Yosun-u Jokiyal-i Tobcilan Qurirahsan Altan

kemekü Oroxibai,Ulus-un Keblel-ün Gajar,Ulahanbahatur,1990),蒙古国国家出版社,1990年,第20页,第12-14行。

      (15)参见小沢重男:《〈元朝秘史〉全釈》,风间书房,1985年,第136-138页,注6、7、8。

      (16)分见村上正二(訳注):《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キス·カン物語》(「東洋文庫」全3卷)第1卷,平凡社,1970年,第138页,注13;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92页,注2、3;阿尔达扎布:《新译集注〈蒙古秘史〉》(蒙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注1、2。

      (17)分见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巴雅尔还原本《蒙古秘史》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8

nairaγulba,Jüir

üge(Mongolian Idioms),(乌·苏古拉编:《蒙古族谚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以上有关《秘史》、《黄金史》与当代蒙古谚语的查核工作,皆由博士生乌罕奇完成,谨志谢意。

      (19)脱列哥那皇后曾引起多位中外多位学者的注意。伯希和与韩百诗在讨论花剌子模沙的母后“忒厘蹇哈屯”的称号时,曾联系六皇后脱列哥那名称的意义问题(《〈圣武亲征录〉译注》,第91页)。笔者曾研究有关脱列哥那的名称,与辽皇后称号忒俚蹇之间的关系(参见拙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5页)。

      澳大利亚学者罗亦果对汉文史料中所记脱列哥那的“六皇后”头衔提出过质疑,试图说明“六皇后”为“大皇后”之讹(Was

Qatun

"Sixth Empress"?,East Asian History,17/18; June/December 1999;此文有中央民族大学李文君汉译《脱列哥那合敦是窝阔台的“六皇后”吗》,《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期);此后他在《秘史》英译本第198节注文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论断(罗依果:《元朝秘史》英文译注,莱顿-波士顿,2006年,第728-729页)。

      查宋遗民郑思肖在其《心史》中写道:兀窟带(窝阔台)“及死,兀窟带妻六妇据国”。(郑思肖注、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此资料系博士生洪学东提供,谨志谢意)足证脱列哥那确为六皇后,罗依果之说不能成立。

      其实,“第六”的排序并不代表脱烈哥那的实际地位居窝阔台后宫第六位,应当表示窝阔台娶她之前已经有了五位哈屯。蒙古国时代诸帝之皇后称号前带有排序号者并不罕见,应当都是这个意义。

      (20)《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维尼波斯文刊本,第1册,第197页;波义耳英译,第242页;汉译本,上册,第284页。此处译文与汉译本有差别。此处“突厥人”应指镇海,而“大食人”则指牙剌瓦赤。

      (21)明《回回馆译语》会同馆本“鸟兽门”序第228词“鹰,巴子”,即此。阿波文库本音译为“把子”。此字为阿拉伯语借词,指鹰隼。此字作为复合词组成部分亦见于同书同门序第230词“海青,傻諕巴子”,即

(shāh-bāz)。参见拙著:《〈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22)参见[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注(3)。

      (23)波义耳译本何高济汉译,第286页,注8。

      (24)(元)苏天爵撰、姚景安校:《元朝名臣事略》卷3,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748页;(清)缪荃孙辑:《静轩集》卷3《句容郡王纪绩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元人文集珍本丛刊》(1985年)第2册影印,第549页。明初宋濂领导编修《元史》时,在卷128《土土哈传》记中成吉思汗使臣与亦纳思交涉时,完全照抄了阎复的这一段文字。见《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31页。

      (25)(清)李文田:《元秘史注》卷2,清光绪二十二年渐西村舍刻本。

      (26)参见A.P.Martinez,"Gardi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idii Aevi,No.2,1982,p.127(马尔丁耐兹《葛尔迪齐书中关于突厥人的两章》,《中古欧亚文献》,第2辑,1982年,第127页)。

      (27)研究过这个问题的著名学者及其论文有:Marquart,

das Volktum der Koman in Bang-Marquart

Dialekt Studien,Berlin,1914(马迦特:《论邦克-马迦特的东突厥方言研究中的库蛮族》,柏林,1914年);伯希和:《库蛮》(Paul Pelliot,″A propos des Comans″),载《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1920年,第125-185页,冯承钧汉译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二编》,商务务印书馆1962年版;韩儒林:《西北地理札记三钦察、康里、蒙古之三种伯牙吾台氏》,《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笔者在拙文《9-12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载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1989-1990年)中亦有所论及。

      (28)《雪楼集》卷6,明洪武二十八年与耕书堂刻本;并见《元史》卷124《孟速思传》,第3059页。

      (29)《元史》卷169《刘哈剌八都鲁传》,第3973页。

      (30)(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28,《身体门·目》,四库全书本。

      (31)此处原文旁译为“人”,乌兰订正为“火”。参见《元朝秘史》乌兰校堪本,第94页。

      (32)(34)《元朝秘史》乌兰校勘本,第94页。

      (33)《秘史》拉丁字还原据《元朝秘史》苏雅巴特尔合璧本,第178-179页。

      (35)此段文字总译中缺,录自旁译,见《元朝秘史》乌兰校勘本,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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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秘史中两句谚语及相关史料的可靠性_元朝秘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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