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维度
陈建华
内容提要 ｜ 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根据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过程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与新工具，从新的维度解释和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些新的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新研究，以及从空间维度、生态维度、社会维度、符号与精神心理分析维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展。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部分学派与学者的研究由于采用了不同于唯物主义的方法与立场，过分强调精神心理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因而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较大差异，甚至背离正途。
关 键 词 ｜ 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 方法 流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与基本方法的基础之上，结合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特征与新状况，认为应当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角度。他们利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与新研究工具，适应当代社会科学交叉化与综合化的发展潮流，针对当今世界的现实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新研究，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性有较大提高、理论分析的针对性更为聚焦、视野更为宽广、规范性与科学性较高。当然，在这些学者之中，部分学派与学者的研究同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异，甚至最后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新研究
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科学的严谨性与实践性。目前一些国外学者试图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观点，通过交叉化与跨学科的途径，力图实现劳动价值论研究的现代化，其中主要涉及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化研究与新解释。
1.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化研究
假如“其父善游”理论成立，那么姚明的儿子，生下来就能打篮球；潘长江的儿子，一出生就会演小品；体操运动员的儿子，一出生就能接二连三地翻筋斗；杂技演员的儿子，一出娘胎就应该跳到吊灯上荡秋千。果能如此，所有的教育机构都应该关门大吉，只需各种“善游之父”多多生儿育女，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供给人才。
目前，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试图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中采用现代数理模型，使得逻辑推进演绎更为精确，分析更为严谨。
1.3 标本采集 标本采集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四版）和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推荐的标本采集方法［3］。
由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相对于新古典主义价值与价格理论较为艰深，许多学者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用新古典经济学解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得以呈现，弥补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分析不足的缺陷，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比较艰深的理论内容得以简单化地揭示出来。这种尝试以新解释（New Interpretation）学派、“跨期单一体系”学派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为代表。
英国经济学家森岛通夫（Michio Morishima）和乔治•凯特弗里斯（George Catephores）主张把马克思价值理论同德国经济学家冯•纽曼（von Neumann）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结合起来，建立所谓“马克思—纽曼体系”，并以此认为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种发展。③ 杨玉生、杨戈：《价值·资本·增长·兼评西方国家劳动价值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年，第150 页。 森岛通夫等学者还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检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吉原直毅（ Naoki Yoshihara）和罗伯托•韦内齐亚尼（Roberto Veneziani）通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了森岛通夫和约翰•罗默（John E.Roemer）研究的缺陷，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定义，并声称他们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一般描述。④ ［日］藤森赖明、李帮喜：《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在框架上放弃传统的“马克思—斯拉法”方法，力图重新解释或者放弃“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剥削问题。日本学者藤森赖明（Fujimori Yoriaki）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计量模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重新解释，讨论马克思—斯拉法模型与固定资本、剑桥方程式等的关系，并以中国的数据实证分析作为对理论模型的实际应用与支撑。⑤ ［日］藤森赖明、李帮喜：《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卡斯特从信息化、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三者互动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他认为，社会生产关系定义了生产方式，技术关系定义了发展模式。信息化条件下的产业发展模式与生产方式的相互作用是推动新的社会、新的城市空间发展的渊源。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与资本主义重组的双重作用下，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出现了二元分化趋势，这种二元分化趋势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也使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分立变得更为明显。在服务业不断信息化过程中，高水平的信息处理集中在城市的中心，一般日常的信息处理分散到了城市郊区；以信息处理为基础的正式经济与以低技能劳动力为基础的非正式经济之间的分离状况较为明显。与此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趋于萎缩，城市劳动力呈两极分化态势。这就是新的“二元化城市”。② [美]曼纽尔·卡斯特：《信息化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47 页。 由信息的流动而形成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不仅存在于一个城市之中，而且存在于各个城市之间。③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504－511 页。 卡斯特根据自己的理论，分析了美国的产业空间转移过程，并对城市的空间二元化现象做了较为深入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在这种尝试中，英国剑桥大学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引发较多讨论，而且有关斯拉法体系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间关系的讨论一直持续到现在。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斯拉法对单一产品生产部门和流动资本、多种产品生产部门和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行了独到研究，分析了生产方式的转变。① ［英］皮耶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巫宝山译，商务印书馆，1963 年。 从数学工具的运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斯拉法理论体系采用了更多的数学表达工具，但是“从思想实质上来看，斯拉法的价值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相比几乎没有质的发展，只是斯拉法价值理论体系使用了更强的数学工具，更加公式化地表达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① 孟奎、刘永军：《斯拉法价值理论与马克思价值理论比较》，《商业时代》2012 年第18 期。 目前，在对斯拉法体系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一致性的研究方面，许多经济学家在坚持马克思的立场与方法的同时，倾向于以斯拉法体系推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如英国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罗纳德•米克（Ronald L.Meek）。② 杨玉生、杨戈：《价值·资本·增长——兼评西方国家劳动价值论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年，第113 页。 但是，有的学者倾向于挑战甚至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资本的积累与增长具有反生态性，具有不断扩张的性质，而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双重环境危机，即人类社会发展危机和资本积累危机。前者是源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产业分工所引起的物质和生命力循环的扰乱，后者是由资本生产的物质需求与原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危机。① 万冬冬：《资本主义的双重环境危机：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4 年第3 期。 在这个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约翰•福斯特（John B. Foster）看来，“马克思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只分析了自由竞争阶段的生态问题的特点，无法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才开始出现的许多特点。”
① 薛宇峰：《西方的劳动价值论“新解释”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 年第3 期。从总体上看，“新解释”学派注重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个方面同时分析劳动价值论，并注意从逻辑演绎推理和因果解释推理进行研究。“新解释”学派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不足在于未做好把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换言之，即如何在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范畴与经验数据之间建立起恰当的联系。对此，英国学者西蒙•恩亨（Simon Mohun）曾对马克思主义经验研究的现状提出了如下批评：“20 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描述‘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经验轨迹时往往是薄弱的。许多理论化工作似乎是在经验的真空里展开的；另一方面，经验分析在最好的情况下往往也只具备贫乏的理论基础。”② 孟捷：《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及其相关争论评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3 期。
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从社会维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他们在沿用阶级对立的分析方法时，采用了政治与社会总体性分析方法，希望借此超越原有的阶级分析方法，使研究深入到社会范围之内，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与经济的范围之内。20 世纪80 年代，大卫•戈登（David Gordon）、大卫• 科茨（David M.Kotz）、理查德• 爱德华（Richard Edwards）和迈克尔•雷切（Michael Reich）等美国经济学家创建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简称SSA 学派），试图对严重而长期性经济危机的周期形成进行解释。这个学派试图从阶级与社会结构积累的角度阐述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从演化量变到结构质变的过程，研究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所关切的既不是资本积累过程本身，也不是整个的外部环境，而是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制度体系。② 范春燕：《21 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5 期。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目前全国医学院校实验室安全管理硬、软件飞速发展与实验室管理体系落后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现状，建议运用安全检查表法建立科学、全面、具有针对的可操作性的医学院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同时，通过对主成分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层次分析加权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优劣点的比较，提出建立结合应用层次加权分析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情况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的探索。希望为我国医学院校的实验安全评价体系提供思路。
从总体上看，“跨期单一体系”学派涉及到数理分析的前提条件、过程分析和结论方面，这与新解释学派并无一致。“跨期单一体系”学派以数学的方法分别建立了价值和价格的递推方程，对于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一定促进作用。⑤ Fred Moseley，The New Solu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A Sympathetic Critique，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00，pp. 282-316.
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解释中，“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也显得较为突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多是一些英国和美国大学的教授，如英国教授杰拉尔德•科恩（Gerald A.Cohen）、约翰•罗默（John Roemer）、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等。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运用现代数学、数理逻辑和模型分析等手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研究范畴上，他们广泛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运用规范理论研究包括异化、剥削等问题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运用数理分析、模型建构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等分析工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研究目标上，试图以决策者的理性行为推演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体系的命题。⑥ ［美］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维度研究
荷兰学者塞万斯•斯托姆（Servaas Storm）观察当今世界的自然环境变化之后认为，当前全球大气与海洋的温度不断上升，产生了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和海水酸化现象，当今世界上的自然灾害变得更多，也更为严重。当今世界要避免全球变暖的最坏结果，需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与政策方面特别是科学与社会关系之间作出实质性改革，在理念上摒弃物质主义与发展主义，树立正义理念，促进人类管理水平走向新水平。① [荷]塞维斯·斯托姆：《资本主义与气候变化》，徐焕主编 ：《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34—55 页。
列斐伏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下，资本主义发展目标决定了城市空间的构造方式。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由于工业制造领域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为寻找更高与牢靠的利润率保障，资本的主要生产对象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过渡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通过对空间的掌控可以获得更为直接和更高的利润额。因此这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学者所没有想到的。尽管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学者都已注意到信用过分扩张、纯粹的资本投机与不从事生产的资本运作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但是当时空间在资本逻辑中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引起过多的重视。随后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之中，当资本主义生产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空间成为压倒时间的生产之中的主导要素。“房地产（的资本）循环一向被视为是次要的经济部门。日渐地，它变成了迈向整合人们的生产—消费之一般循环的平行部门，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它只是生产—消费循环疲软或经济畸形衰退时的一个补充性投资部门。”①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70 页。 他认为，不动产已经兼具有经济调节功能和统治功能。“根据时代、国家等的不同，‘不动产’（生产与投机）在一种从属性的经济复兴功能、一种调节功能、一种统治功能之间摇摆。它步入了一种部门的、增长的和经济地位的普遍性不平等中。”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后技术社会机制》，《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79 页。 哈维试图从个人角度正确地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本意。他认为现在可以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一次建设性的再评估。“我们实在太容易屈服于‘空间拜物教’了，即从空间的角度把一切现象等同起来，并以为空间模式的几何属性是根本性的。反过来的危险是以为空间组织仅仅反映了资本积累和阶段再生产的过程。”③ [美]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第577 页。 实际上，资本主义如果不处于运动状态，就会失去意义。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洞察力，而且他也在致力于扭转资本活动的发展方向。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静态的、将资本主义浓缩为一个结构性整体的思想家是非常奇怪的事情。④ [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第1、13 页。 哈维认为，资本的投入对象可以分为三级循环。第一级资本循环生产的是生活消费品和必需品，这些都是工业制成品，同时也产生了剩余价值；第二级资本循环进入生产与消费空间环境的生产，为生产和消费提供环境功能，诸如固定资产、厂房、交通网络与城市空间；第三级资本循环是科技和社会方面的投资，它有利于科技创新与社会进步。目前，借助于金融资本的帮助或是国家机构的经济政策，剩余资本可以通过杠杆作用，从第一级进入第二级资本循环。金融资本与国家机构协助资本进入新一级循环，也使其自身成为控制中心的角色。但是，资本却难以进入第三级资本循环。① [美]大卫·哈维：《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9 页。
2.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
当下中国公共服务资源相对较缺乏，尤其是在有些公共服务领域出现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之间的争夺，给社会的进步带来了诸多障碍。随着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客观上对政府必须加快推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提升创新公共服务的步伐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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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特迪纳认为，“空间成了生产关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对新李嘉图式的方法来说，空间除了是由生产过程中的本质所产生的，它涉及的不平衡趋势也与高效增长的平稳的主流状况形成了对照。”④ [美]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任晖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110 页。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对利润的永无休止追求造成了大都市区在城市内部区域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这是资本逻辑本身的不合理性，由于资本的统治本性，以资本逻辑作为社会逻辑，势必导致资本对社会与个人的强制性和非人性。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出现了新现象，即政府干预作用增强、跨国公司出现和知识与技术成为生产力量。这些因素与力量都会使社会生产结构产生转变，进而影响到社会空间与城市空间，并对个人与社会正义性产生影响。它会影响到社区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三位一体公式”和空间分析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⑤ [美]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任晖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163 页。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维度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为中介来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如果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就在某种角度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因此，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潮在20 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面对资本主义对经济增长的无节制追求及其给生态和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破坏，一些西方学者从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场与方法，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困境，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学派着重从生态危机与生态理论出发，批评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生产和促进消费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他们从生态危机、气候变化与气候治理、环境战略与绿色发展角度提出：必须促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全球环境治理，从而超越增长与资本主义的无节制扩张，进行生态国家重构。
20 世纪80 年代初，美国学者邓肯• 弗里（Dunkan A. Foley）、法国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分别独立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他们认为现在面临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以及如何准确认识和理解劳动价值论“新解释”的问题，他们也因此被称为“新解释”学派（简称为NI 学派）。“新解释”学派认为活劳动创造了新价值，但是，活劳动与扣除了中间物质消耗的净产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⑥ 孟捷：《劳动价值论的“新解释”及其相关争论评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 年第3 期。 货币与劳动时间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货币的价值随着生产的商品价格的涨落而变化。新解释学派认为必须阐述其历史主义根源并拓展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思路，证明货币单位与社会劳动时间存在着数量的等价关系。通过分析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工资总量和利润总量之间精确的数量关系，弗里认为这个分析方法隐含着转化问题的新解，通过强调货币和劳动时间的关系，可以重建和再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②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 年第5 期。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了累积性的危害，过分强调效率，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特别是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与代际公平，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个人贪欲和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体制的驱动力。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是集经济、政治、司法和社会于一体来进行财富积累的制度，已经不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资本主义要求增长的必然规律刺激人们的消费、海外扩张、滥用自然资源而不为子孙后代考虑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对环境产生危害的直接原因。因此，必须从经济、政治、司法和社会一体化来破除这个循环机制，以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③ [美]弗雷德·马格多夫、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与环境》，徐焕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年，第 12 页。
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资本逻辑之下，资本主义生产的过度消耗，带有破坏原来的财富的特征，使得人与自然、人与土地之间产生一种不断扩大和无法修复的裂痕，导致了经济生产浪费和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生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的机构建构起了环境不平等，当前生态帝国主义使发展中国家沦落成了“垃圾排放站”，发达国家把垃圾转移输送到发展中国家，或者通过产业转移的方法使得垃圾较多地产生于发展中国家。④ 刘顺、胡涵锦:《为什么要生态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6 期。 他倾向认同艾伦•史奈伯格（Allan Schnaiberg）的结论：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踏车式生产”（Threadmill of production）根源于高能耗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对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在人口、技术进步与环境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矛盾与内在张力。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通过资源与能源高耗型的生产，通过不断地替代劳动并且生产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生产者的财富越来越多，但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矛看。这样就试图通过引入额外的消费来解决这个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⑤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 研 究》2012 年 第5 期；Kenneth A.Gould，David N Pellow，Allan Schnaiberg，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Injustice and Unsustainabil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Paradigm Publishers，2008.
会后，组织参观了西虹桥1号能源站分布式供能系统，提升了与会者对因地制宜利用空气源热泵与水源热泵串级技术、水蓄能技术互补融合，实现梯级利用，提高能源综合效率的感性认识。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空间理论也可以被称作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又称空间政治经济学，兴起于20 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这个学派代表性人物有亨利•列斐伏尔（Henri 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和马克•戈特迪纳（Mark Gottdiener）等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论》）缺乏空间分析维度。他们在分析《资本论》之后，认为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总过程分析之中，时间是主要分析因素，构成了其全篇著作的核心，而相对而言，空间并没有受到足够多的重视。因此，他们试图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之中加入空间分析维度，因此被称为空间政治经济学。他们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合，从政治、资本和社会等角度综合分析了空间生产理论的逻辑运作机理。这个流派对城市产业与空间的关系分析是多角度的，包括从全球经济体系、政治与阶级斗争、社会、技术、历史与文化等视角。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维度研究
除了新解释学派之外，20世纪90年代由艾伦•弗里曼（Alan Freeman）和安德鲁•克利曼（Andrew Kliman）等学者发起组成的“跨期单一体系”学派（Temporal Single-system 简称TSS 学派）提出了所谓的“单一机制”和“暂时机制”。③ Simon Mohun，Roberto Veneziani，The 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My Paper， 2009，6 (3), pp. 277-301. 该学派认为，时间概念在劳动价值分析之中至关重要，它对于转型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正如平均利润一样，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利润，价值生产与价格以及利润的相关性较大。由于利润率在利润分配中不变，节约劳动的技术变迁之所以会导致利润率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竞争的作用以及技术的普及。这个学派反对斯拉法体系学派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及其批评。他们基于这样两个假设前提进行研究：第一个假设是产品的价值和价格是分期决定的，在同一时期中，其产出价值与投入价值（价格）一般是不相等的，投入价格视为既定，或者说由前一期决定；第二个假设是商品是与货币交换，而不是与商品交换，所以必须重视货币的作用。④ 管建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新进展之批判——评新解释学派和TSS 理论学派观点》，长春税务学院政治经济学硕士论文，2008 年中国硕博士论文网，第21 页。
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在初期着重于长期的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以历史的方法分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时间跨度涵盖了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后来，这个学派的研究分析开始短期化，把长期分析方法与理论应用于短期的经济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应用于各种层次的空间问题分析之上。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学者认为，要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长期经济危机进行解读，就要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各种因素考虑在内，特别是制度因素。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由于利润率的不同，社会矛盾的激化程度也不同。由于资本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资本对于社会的作用也不同。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时期，利润率与投资回报较高，生产不断扩张；到资本主义中期阶段，随着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家的投资信心也不断下降；而到了在资本主义后期阶段，随着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由于投资信心不断降低甚至丧失，从而引起了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由于社会矛盾与对立的关系不断积累，这种情况不断发展会最终瓦解资本主义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矛盾与对立关系长久积累必然会诱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如果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危机，需要处理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转变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它要求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较大的制度调整，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结构。通过这样的社会力量与阶级关系的重新调整，可以使得资本的利润率得到提高，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并得到稳固，社会关系与结构进入一个新的积累进程。③ 丁晓钦、尹兴：《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述评》，《经济学动态》2011 年第11 期；范春燕：《21 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 年第5 期。
进入21 世纪以来，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个理论学派适应全球化发展的状况，把劳资关系作为社会积累结构建构的核心，主张在全球层面进行积累的社会结构分析，而不再是以某个国家为分析单元。
注:所用药物统一为:拜阿司匹林为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阿托伐他汀钙为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立普妥。
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符号与心理维度研究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从精神和符号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现象和理论。显然，在信息革命的作用下，当代社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工业化社会，信息与影像对人们的生产与消费心理产生较大影响。由此，符号与心理分析在国外被引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符号政治经济学从符号的功能与阶级的逻辑、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等新范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心理分析维度从心理与精神角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延伸和扩展。这两个理论学派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人的心理与精神的重要性，他们也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范畴与术语，但是其研究实质上终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方法论和基本内容，从而远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之中。
1.符号政治经济学
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在信息时代，符号与象征意义成为当代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要领域。如果忽略它们，那么许多社会问题就不能得到完美的解释。在商品过剩生产与供过于求的年代，人们不再追求物质的消费与满足，而更多地追求心理上的满足。加之信息技术革命的作用以及媒体与影像的不断发展，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符号经济学时代。符号政治经济学以法国的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为代表。他认为，今天人们所消费的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较为抽象的商品符号，更多在于精神与思想上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物质带来的效用。由于现代信息的作用，商品日益广泛地作为符号或符码在起作用，因为它们能够改变人们的思想、观点与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商品只是数字与符号，通过人们的感知与反映，商品成为符号的生产和交换。同时，这些符号是有差异性的，差异性成为区分一个国家之中公民的身份、社会地位与阶级成分的标志。这些商品作为符号在印入人们的脑海之后，通过人们的思想与观点，便会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这样，由符号的差异性便会导致精神的差异性，直至产生社会差异性。因此，商品的符号差异性也成了阶级分异与对立的体现。因此，他认为，应该运用符号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站在后现代的立场和运用超现实的方法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鲍德里亚主张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是针对消费社会新的价值形式即商品的符号和交换价值进行批判，力图揭示这种符号拜物教所产生的新的权力关系和统治逻辑，挖掘符号背后的政治与资本逻辑。② [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莫雷：《鲍德里亚与齐泽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维度〉》，《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11 期。
但是，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迥异于其他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从商品符号角度而不是价值与使用价值度进行研究，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他不断变换符码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象征交换批判这两个路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提出以“象征颠覆的革命”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革命”来推翻资本的符码统治。③ 何建津：《符码政治经济学解释与象征交换批判的二重变奏—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析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 年第6 期。 他的代表性著作是《生产之镜》。由于他的理论以符号生产和抽象的差异性社会关系取代马克思所强调的前提性的社会物质生产结构，因此，符号政治经济学已经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2.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与心理分析维度
除了符号政治经济学之外，一些西方学者采用唯心主义的哲学与精神分析的方法展开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严格来说，这些从精神分析角度研究政治经济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运用精神分析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之中，英国学者斯拉沃热 •齐泽克（Slavoj Zizek）较为突出，他侧重于从心理与精神分析的角度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延伸和扩展，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之间存在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对商品和梦的解析机制是相同的，都是以人们对它的“非知”为前提的。在梦与商品的拜物教之间，其内在的心理运作机制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两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分析方法上完全可以互通互用。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商品形式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对梦的分析，对梦的分析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揭示支配人们行为的价值抽象和交换抽象，揭示这种商品抽象的无意识性，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心理与精神分析。
句中“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能翻译成“爪子和牙齿的锋利，筋骨的强健”吗？显然太别扭。倒过来，“利”和“强”分别作“爪牙”“筋骨”的定语，意思为“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壮的筋骨”。
对于高中生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是符合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语文教学的职责所在，更是为人们奠定高尚品格的基础。高中生传统文化素养缺失问题的存在和解决需要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与思考。
作者简介 ｜ 陈建华（197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上海2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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