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管理去行政化呼唤大学校长职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校长论文,高校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公众对我国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批评比较多。由此，人们对大学校长职业化的讨论方兴未艾，使之不仅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而且已成为现代大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一、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弊端 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既有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有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方面的问题”。这里只讨论与大学管理体制相关的行政化弊端的问题。 (一)现行体制影响高校发展 1952年院系大调整，我国大学由此深受苏联专才教育模式的影响，国家教育部门、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分头举办，实行分级管理，政府直接调控高校办学活动，“高度集中与计划统一”成为中国大学体制的主要特征。结果形成封闭的结构体系，使得教育机构的功能既重复又分割，不能很好地协调统一，直接影响各种教育力量和资源的整体效益的充分发挥，严重地阻碍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这种管理体制，催生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传统模式，其基本特征是政府的身份特殊：既是投资主体又是办学主体；政府统得过死、管得过多；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体现不充分；高校办学自主权受到限制，新一轮教育体制改革实施以来，高校在招生计划、专业与课程设置等方面仍然明显受到政府的限制。这种模式挫伤了高校办学的积极性。尤其是政府作为单一的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的双重身份，使得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不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某一类人才的供求状况，这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的具体表现。 (二)高校管理套用行政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套用政府机构的行政模式，“行政化”大行其道，大学事务中存在的问题突出：管理决策中领导意志明显；职能部门出台政策或制度体现山头主义；工作中淡化职责，夸大职权，忽视学术特点，各种专业委员会在大学管理中的应有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在管理重心上，职能部门的行政地位过于彰显，教学与科研的中心地位相对弱化，所谓“高校行政工作为师生服务、为教学服务”成为一句有名无实的口号。这种用行政上的权力替代学术与民主的公共权力的做法，明显背离高等教育规律。 在以“官本位”为基本特征的高校行政化管理过程中，师生作为管理对象是被作为“工具人”看待的。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一向严重，比如：一些职能部门负责人往往以“命令”发布者自诩；一般科员也常常把自己当成实权在握的“干部”；有的人一旦拥有职位，就想方设法抓“权”弄“权”，动辄以牺牲他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为代价，以成就其不顾大局的为所欲为的妄想。这是一般管理者习惯在教授、专家、老师面前显摆“唯我独尊”的通病。 这种管理，使得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成为一种纯粹的上下级关系；原本该接受“优质服务”的对象变成了“被管理者”，只能无奈地服从并执行“管理者”的号令。由于行政权力的侵害，导致学术的、民主的公共权力被边缘化乃至被替代，这在中国的大学里几乎无一幸免。 (三)内部管理运作效率不高 由于管理体制的作用，目前我国大学校长作为一种行政职务，在实际工作中，主要执行上级指令，照章办事，校长角色主要在其职权范围内按政府的要求或规定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学校。这种校长角色的自主权受到很多限制，必然不利于校长及各职能部门行政人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影响办学发展。 当前我国高校管理机制运作问题同样突出：大学校长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任命，不同层次的大学校长享受不同的行政级别待遇；高校“官本位”观念日益膨胀，教授、博士热衷于竞聘职能行政岗位；在现行任期制体制下，高校行政领导干部也专注于“政绩”量化工程，普遍存在着践踏规章制度、学术浮躁冒进、管理绩效低下等情形；“终身制”的干部唯近是用；有门路的干部只上不下，队伍建设中不能根除“大锅饭”，造成冗员过多、人浮于事，许多岗位资源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此现状，管理绩效可想而知。 二、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内涵及其实现意义 “行政化”是以行政为价值本位的官本位，高校行政化就是采用政府系统的组织上的党政同构，一切以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官本位”为基准的管理行为。中国高校“去行政化”已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为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更好发展，现代大学在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实现有效管理过程中，急需职业化校长来掌控办学方向。由此可见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一)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基本内涵 大学从它诞生之时开始，大学校长就始终与大学的变革与发展紧密相连。英国比较教育家阿什比(Erich Ashby)关于“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由谁控制”的论断，再次证明了“办学水平的高低与大学校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是中外大学发展历程中的一条客观规律。西方大学校长以其职业管理者身份为学者教学和研究服务，直接影响大学的发展，成为大学发展的领路人。美国高等教育家博耶(Ernest L·Boyer)认为：“如果大学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群体，那么有效的管理便是根本。”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朱庆葆认为：“校长的权威主要体现在他的敬业和懂行。”因此，英、美等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将大学校长的身份明确定位于职业管理者，并通过遴选制度、分配制度、退出制度等给予保障。比如美国，“一旦就任大学校长就必须将自己的研究计划和教学工作在任期内放在一边”。我国著名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针对目前高校愈演愈烈的行政化问题提出五条建议，第二条就是“实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和校长职业化”，他认为“校长一旦被任命，就应是一个全职校长，退出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行，也是为了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 西方国家大学校长职业化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此后，西方国家的大学校长日益成为一种职业。并且，大学校长职业化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势所趋，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这种趋势对我国大学校长走向职业化产生了明显的催化作用。清华大学王继华2003年在《校长职业化释要》中向国人首先推出相对于“职务校长”的“职业化校长”理念。由此，针对我国现行大学校长体制提出来的“职业化大学校长”亦即大学校长职业化的争鸣之音日渐鹊起，旨在对症下药，纠正现行体制的弊端，指出发展的路径。 那么，何谓大学校长职业化？有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校长职业化“即是校长职业的专门化和市场化”；也有人认为，校长职业化实际上就是“要求专家来治理大学”。对此，不能简单认同。我国大学校长走向职业化，必须从国情出发，不可避开政府的影响而纯粹走市场化的路子，同时职业化的校长也一定要秉有学术、管理、政治、德行、交往等多方面的素养，并非只是单纯的专长即可称职。众所周知，职业是由社会行业分工形成的，承担职业需要相应的职业精神与能力(其中含专业能力)来支撑；并且，职业化所强调的是从业者以“职”为“业”的一种状态，以及业内规范从业者投入到“职业”中的时间和精力的程度。 香港科技大学荣誉校长吴家玮教授在第一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指出：大学校长的主要工作是开发大学的人力资源，“大学校长应该培养一个环境，让所有的教授都能够最好地做他的研究、教学”。这就要求获得校长职位的人，具有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心态、职业能力和职业水平等特定素养，在履职过程中坚持以“职”为“业”(不兼顾其他)，才能成为职业化大学校长。不过，大学校长这一职业，既需要国家赋予相应的责任与权力，同时也需要自身具有管理大学的专业能力与品质，特别是要懂得大学事业的本性与发展规律，具有治理大学的理念，掌握并运用治理大学的规则和方法，引领师生结合国家意志与学校实际不断推动大学创新发展，使大学真正成为育人治学、服务社会、传承文化的圣殿；否则，就不能说这样的大学校长胜任了他的职业。 由此可见：大学校长职业化，其实质就是要求大学校长普遍地不以行政化之道来主导大学、管理大学，而以遵循大学事物本性与发展规律的职业精神及专业能力，科学地引领大学、管理大学、服务大学、创新大学。当大学校长能够达到这种职业实践境界时，也就自然成了职业化大学校长。从某种意义看，当前提出大学校长职业化，关键是要去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去大学管理的官僚习气，恢复大学校长的职业本性，使他们真正成为有力推进大学事业的行家：心无旁骛，遵循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按照规定的职责要求，以经营管理学校之职为要务——当他们能稳健有力地推动一所大学发展时，他们就成了一位称职的大学校长；当他们能出色地改造大学或创新大学时，他们就成为一位卓越乃至伟大的大学校长了。 (二)校长职业化推动高校办学发展 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所涉及的转变政府职能、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健全大学领导体制和决策程序、依法治校等许多关键问题，都与大学校长息息相关。因此，大学校长职业化对于高校“去行政化”、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可以洞察当前我国高校行政化弊端。客观地说，高校“行政化”只有弊。现在公众对于大学的批评集中在高校的行政化，直指“管理官僚化日益严重”是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积弊。然而现实中，一面呼吁对教育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一面又是高校的行政化，确实有些滑稽。当前中国大学“行政”过多地介入甚至包揽学术权力，显然不利于教育家办学。 温家宝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提到“要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教育家？教育家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炼成的？现在的中国大学有多少教育家？应该说，教育家办大学，是高等教育的本质与方向。但长期以来，这种本来面目被扭曲了，即使如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旗帜鲜明地反对“行政化”的南开大学，依然自认为在“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上做得还不够；那么，其他那些党政一把手原本就各有想法的高校，又能够做到怎样的程度呢？近年来，舆论一直呼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即使真正这样做了，也只是褪去了一层“外衣”而已。因此，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教育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要有体制机制上的边界约束，同时也承受着道德感上的考量。 当然，教育领域中的资源分配，不像政治和经济领域那样直接决定价值和立场。或许，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而教育改革的核心价值是希望和梦想，可是我国的政府官员不承担向社会输出希望和梦想的使命，这才是高校必须“去行政化”的根源所在。 第二，有望政府完善高校办学管理体制。目前我国大学体制，总体上是高校受制于国家教育行政管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和办学主体，使得高校人才培养日益不能适时地反映社会市场对人才的供求状况。管理体制不顺，影响了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限制了高校自主权的充分发挥，不利于办学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因此，高校管理去行政化，首先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使大学名义上由政府管理，但不再附属于政府。这样，政府有关部门才会自觉地尊重教育规律、学术规律，落实大学的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不再单纯地用行政眼光、行政思维、行政手段对待学术和学校事务，才能处理好大学建设与发展中的基本关系。 尽管中国高校是法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其权、责、利并不相称，或者说是运行不当。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无疑是办好教育的必然要求，但其前提是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并铲除学术权力行政化。尤其是办学自主权，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需要设置科学的监管机制，因为办学自主权扩大后拥有自主权的大学招来了许多的社会非难：一些“学官”俨然成了土皇帝，或贪得无厌，或沽名钓誉，或横行霸道，或安插亲信，或包庇腐败……在这种行政权力欺凌学术权力的背景下，怎么可能出大师、培养出杰出人才？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中提出“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就明确了有效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这个根本所在。这个“总体”，包括时间的、空间的、领域的、层级的多重内涵，即“总体方案”应着眼于从表层到深层、从职能到机制、从当前到未来，经过长时期和多方面的努力，逐步构建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以此指导大学办学，不仅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增强政府活力，更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美誉度、增强公信力；就高校本身而言，也更能自觉地遵循高等教育规律，更具科学精神，借助科学的专业素养、客观的态度、平静的心态，摒弃浮躁与功利性的行为方式，把办大学当作一项真正的工程，并因此产生“鲶鱼效应”，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也只有这样的环境，真正的教育家才有望破茧而出。 第三，有利于推进并强化高校管理现代化。当前大学内部管理的明显问题是：管理理念上“领导意志”突出，运作过程中主客体关系颠倒。要改变这种现状，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强化高校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就成为职业化校长履职的应有之义。 高校管理是根据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方法，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激励和控制高校事务运行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协调处理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合理配置与使用大学各种办学资源，从而完成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实现预期办学目标的一种组织活动。我们指称的“高校管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而是一种“职业化”的服务，因此特别强调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管理科学化的前提是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有利于全校上下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养成计划、组织、指挥、监督和控制的习惯，形成自觉、主动、尽职之风气，在工作中学习和提高，逐步实现从经验型管理转变为科学高效的管理。因此，各级行政工作者要深入实际进行探讨，“一则促使大家的认识日益接近、逐步统一，对学校的政策和决策更加理解、熟悉和支持；二则在研究和实践中对本校发展的特点、优点、问题和规律会认识得更清楚，真正使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有利于用理论指导实践；三则通过在研究中学习和提高，养成科学的思维，学会科学研究的方法，真正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决策水平，促使总体管理水平上新台阶；四则在研究中锻炼管理队伍，培养出一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由此可见，基于职业化的科学化管理，有利于推进高校管理现代化。 高校推进民主化和法制化是管理去行政化的应有之义。一方面，民主决策作为高校现代化管理的标志之一，原本为职业化校长所推崇。在学校重大决策之前，他们特别注重对相关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并以公开化的方式增强工作的透明度，让广大公众及时了解学校的真实情况，方便师生对学校工作进行民主监督；决策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尽量体现师生的愿望。另一方面，法制化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严格遵循相应的程序。不仅如此，而且高校管理法制化的研究工作已被制度化地作为高校去行政化的管理决策过程的必经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健全高校内部决策的制度机制。这样既有利于淡化“官本位”观念和克服“跑官买官、封官许愿”的腐败现象，也有利于构建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 三、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是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策略 我国大学校长职业化，呼唤高校管理去行政化。首倡中国高校去行政化的朱清时认为：当前高校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为关键所在。如果高校不去行政化，而采取其他修修补补的措施，都是无济于事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纲要》)里最重要的精髓就是高校去行政化。 因此，大学校长职业化是现代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推进大学校长走向职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寻求可靠的策略，才能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发展。 (一)贯彻落实《纲要》精神 根据《纲要》理顺大学治理结构，切实搞好现代大学制度项目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纲要》对《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国家举办的大学的基本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给予了肯定，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纲要》在肯定制度安排、确立治理结构的前提下，要求“健全统筹有力、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加强省级政府教育统筹”“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这为创新高校体制、调整运行机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为职业化大学校长履职、教授治学、学术自由留下了充分的余地。这里，“理顺治理结构”是根本，有关“项目”建设和改革试点都是依据治理结构的调整和国家教育改革方向而提出的具体实施措施。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高校，都要在落实《纲要》关于理顺办学体制、加强项目建设、开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等方面下真功夫，需要“结合国家机构改革，对高校教育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在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重新确立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责任和权限划分，通过‘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和‘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转由地方管理’四种途径，对已有的高校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在实践活动中开创我国高教管理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新局面。 (二)妥善处理政校关系 我国是一个行政权力强烈主导社会的国家，体制的形成始终与政府管理权限及职责紧密相关，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太多、太强，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廓清政府与高校的关系，有利于政府简政放权，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中国教育改革的难点在于体制。因此，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规范政府教育管理，处理好宏观管理和微观执行的权利界限，尊重学校教育自主权。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能否处理好，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冲破集中计划体制束缚。因此，国家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制定“实施细则”，落实依法治教，从制度上明确规定政府办高等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完善间接调控手段，在整体战略规划、依法行政、政策指导、信息服务等方面花工夫，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与学术规律，加强宏观管理与间接管理。政府主管部门在大学校长任用、专业设置与招生、课程安排、教学评价等方面进一步简政放权，使高校享有更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摆脱行政模式的桎梏，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三)以优质服务促科学管理 高校事务管理本应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和教育管理自身的规律，“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服务，从更概括的层面上讲，是始终围绕培养人、教育人这一最终的教育目的服务”。但我国传统的高校管理所体现的不是这种“服务”功能，而是一种“官本位”的行政化，“是以行政权力掩盖、压制师生作为人的合法权利，缺乏人本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这种行政方式越来越不适应高校自身发展的需求。在“去行政化”呼声越来越高涨的民主管理时代，高校管理必须转变职能，放弃驯服与管制，走向“人本精神”的至诚服务。“人本精神”的服务，注重“以师生的根本利益为中心”：不仅平等对待每一个师生，更是把维护师生的根本利益放在首要地位。本来，高校行政管理的职能服务对象，从学校层面来说，主要是为教师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从教师层面来说，就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为学生服务。其中，为教师、为教学科研服务是主要方面，在实际运作中，行政者不妨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关于“一把椅子的理论”作为尊重人、服务于人的标尺，并时刻对照、检讨自我的行为。 高校管理的重要属性是服务，服务是行政的根本职能。高校行政管理的服务特性，“就是高校行政管理要按照一定社会的要求和教育管理自身的规律，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服务”。确立管理服务理念是一场深刻的管理思想革命，它首先要求包括校长在内的所有学校的管理专业人员，在灵魂深处建立“我们事实上是学校师生的服务者”的理念，以为师生提供优质服务为使命，从态度和目的等方面开始来预防管理行政化作风。其次，要求行政管理人员时时具有“全校一盘棋”的政务观，善于在多种关系的协调中服务，乐于倾听不同服务对象的诉求，在服务的实践工作中正确理解大学行政权力的边界和服务的责任。高校内部去行政化的关键，在于能否以人为本、诚信办学的问题，在于能否按规律公正公平行政的问题，在于能否重视老师和学生合理话语权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校长及其下属行政人员如果没有真正的服务品质是无法办到的。 (四)正确分配内部权力资源 学术是学校发展的动力源泉。管理中崇尚学术、回归学术本位，是高校管理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学术本位管理要求专家、学者不能担任行政职务(反之亦然)，以防止“官本位”的行政权力对学术与民主的公共权力的侵蚀；变传统的行政配置资源模式为以学术资源为主的配置方式，有利于高校专家学者、职业管理者一门心思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加快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步伐。因此，高校办学资源的配置，包括校长治校的行政资源配置和教授治学的学术资源配置，必须科学、合理。 教育家办大学中的“教育家”，主要指富有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懂行”的大学校长。大学需要教育家的校长来治理。校长全面负责行政工作，审查教学委员会提交的行政资源配置方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行政资源的配置关键是设置管理岗位、知人善用，使优秀管理人员各得其所并乐于奉献。教授治学是高校学术资源配置的最根本依据，是大学提高管理水平和学术质量的根本所在，而学术委员会作为由教授专家(众多精英)聚集而成的学校的最高学术机构，是教授治学的核心组织，负责研究处理学校重点学科、特色专业、师资队伍、规章制度建设以及办学经费使用等学术事务，从有利于促进学科发展、学术发展、学校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学术资源的配置同样需要全面考虑。这其间的“关键还不在于各自的担当者是否是教授或是行政领导，……而在于这个担当主体的首要身份确认”。所以，侯建国、杨玉良、饶子和、顾海良、陈俊、徐显明、朱经武、赵跃宇……诸君，他们是校长，也是专家学者，同时他们也将自己当做一名大学普通教师，因此他们自觉地以专家、教师的资格和资历关注自己任职的大学，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这种“教育家式”大学校长的治理，使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更多地让位于学术权力，有利于区分两种权力的混同，优化办学资源的配置。 总之，大学的学术与行政工作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两者之间的权力运行应有科学的制度保障。处理好这个关系，是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工作。 (五)建立健全学术民主机制 在大学校长职业化呼声日益高涨的21世纪，“学术本位”管理理念倡导学术自由，推行教授治学，尊重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包括三个方面：自由发表自己独立研究的成果；体现一种社会责任感；体现尊重学者、尊重学术的正确态度。大学崇尚学术自由与民主，要避免将“去行政化”和行政管理混为一谈。“行政管理与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是不矛盾的，关键是要让出足够的空间让学者进行自由的研究和教学”，并且，《纲要》提出“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依然需要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共同维护。只是，在大学校长职业化管理中，政治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呵护，关键在于能否给学者足够的学术自由空间，这直接影响到学术活动的正常开展与学术民主建设。 以往大学基本是关门决策，教授几乎不参与。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高校管理去行政化已成必然。山东大学对此已有成功的尝试：在新一轮改革中，通过开门决策、学部专家指导学术发展等途径，建立起教授治学的基本模式。那么，学术与行政的关系问题，到底怎样才是比较健康呢？学校尤其是大学，应该是相当自主的。所谓学术自由，就是学术范围的工作由教授们决定；相对地，行政上的职责是学校行政部门负责的，由校长决定，老师们只是提出自己的参考意见。这样环境条件下的大学校长职业化，才有实质意义。 大学产生之初，大学管理中的行政与学术的矛盾并不突出。“但随着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行政事务的不断增加，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日益广泛，大学不再仅仅是一般的学者团体，而已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维持庞大系统的正常运转，“必须要有一整套行政机构、组织和人员来专门处理高等学校的日常事务，一种是学术事务，一种是行政事务；两种人员，一种是学术人员，一种是行政人员；两种力量，一种是学术权力，一种是行政权力”，由此构成现代大学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大学的学术事务繁多，学术委员会作为体现并发挥学术权力的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在高校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当高度重视，并通过“大学章程”以保证教授、教师代表对学术事务的参与权和决定权。当然，大学的行政事务量大而烦琐，怎样科学、合理、高效地做好服务管理，更值得仔细摸索与深入探讨。 (六)有效履行职业化校长职责 作为大学管理首席执行官的校长，应是怎样的一个角色？有人认为大学校长是“官”。一般人“这样认为”可以理解，但校长本人不可以这样认为。湖南师范大学原校长张楚廷教授认为：“大学校长不是官，也不应该是官，而是这样的一个职务：对学校的全面发展负责，负责学校行政管理，引导学校的学术方向，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作为大学校长，首先要有为学校的发展付出的意愿，明确校长岗位不是捞资本、得好处的；其次为了有效开展工作，能经常耐心地听取人家的批评与建议；再者必须明确自己的大学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准确把握自己的大学的特点和优势，引领广大教职员工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饶子和任职南开大学校长时说的一席话很耐人寻味：“人们说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但我认为我们的学校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大家都在努力做事，各有分工。光靠一个人是不能做好的。学校如果只靠校长一个人，那这个学校就完了。学校是一个集体。”由此，人们不仅看到一个公允务实的职业化大学校长，他虚怀若谷，善于集思广益；更看到一位拥有权力但不倚重权力的职业校长，他在运作校长权力中感受到的快乐，就是在落实党委决策的工作过程中，带领大家一起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标签：大学论文; 去行政化论文; 行政管理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体制化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纲要论文; 科学论文; 行政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