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早期新闻实践活动概述*
□文│王润泽 楚 航 王怡溪
[摘 要] 通过分析和整理习仲勋自参加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后就任中宣部部长，即1926—1952年间以报纸工作为主的新闻实践活动发现，至少有5份报纸，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习仲勋的领导。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的履历能够清晰地显示出他一直极重视报纸工作，早期较为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也为他之后确立对新闻工作的整体认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习仲勋 新闻实践 报纸
1926年5月习仲勋于富平县立诚公学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由此开启了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1]至1952年9月出任中宣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之前，[2]他在西北地区从事革命工作达26年之久。这期间，习仲勋在西北地区领导或参与了至少6份刊物的编撰或出版发行工作，涉及5个不同地域。
“我就记仇怎么啦？我以前好心管你，劝你，但你从来都听不进去，只会气我，还骂我……除非有一天，你能超过我，再来跟我谈和好的事吧。否则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说，我最讨厌没出息的人了。”张绍凡絮絮叨叨，把深埋在心里的积怨都宣泄出来了。
学界对习仲勋早期新闻实践活动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阐述习仲勋的新闻思想或宣传思想之上，突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两条思路线索，尚缺实践维度的考量。笔者初步整理出习仲勋早期革命工作中涉及或关联到的有8份刊物（见表1）。[3]
一、初步接触新闻工作
习仲勋少年时曾参加立诚青年社，该社是渭北青年社在立诚学校设立的分社，是习仲勋参与政治活动的发端。《渭北青年》是“渭北青年社”的社刊。因此，确认习仲勋是否参与过《渭北青年》的编辑发行工作应为探求其新闻实践活动的起点。渭北青年社由李秉乾（子健）倡议成立，社章以共青团章程为蓝本。当时该社发展组织，迅速辐射三原及邻近县，习仲勋曾是立诚分社社员。[7]实际上，该社成立时间一说于1924年夏秋之际，一说于1925年2月。[8]《渭北青年》出刊一期，时任渭北青年社书记的是赵宗润，而据现有文献记载习仲勋最早是1925年富平庄里镇立诚团、社支部的社员，[9]在当时的渭北青年社中，习仲勋并不是主要负责人，[10]因此，习仲勋与《渭北青年》办刊活动关联不大。
表1 习仲勋早期革命工作中所涉刊物
后南梁苏区开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对其下属刊物《红色西北》与《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编辑出版有过不同程度的参与，相比较而言，《红色西北》介入更多。
广西分布式能源发展探究 ……………………………………………………………………………………………… 冯旭波（2/30）
《布尔什维克的生活》（亦有说法为《布尔塞维克的生活》）是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机关刊物，时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部长龚逢春兼任负责人。[18]但目前没有足够的文献确证习仲勋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任职期间参与过此刊的编辑出版工作。[19]
二、《关中报》办出好成绩
习仲勋曾两次到关中地区任职，第二次任职期间深入参与到《关中报》的日常工作中，领导《关中报》取得广受赞誉的成绩。
《关中报》创刊于1940年10月，起先由《关中小报》改版而来。[20]《关中报》是在关中分委展开反摩擦斗争的大背景下创立的，[21]此前，中央和省级党委相继发文提请注意宣传工作：1939年5月27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的通知，明确要求“从中央局起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22]而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关于提高党的宣传工作的质量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分委应加强对自己党报的领导，建立党报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各地的通讯网及读报组，多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形，改进印刷技术，使地方的党报真能成为该地区内党宣传教育与组织工作的有力武器”。[23]接连的指示下，地方党报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作用凸显出来，结合关中反摩擦斗争的实际情况，《关中报》得以创立。《关中报》 的报头，初为习仲勋题写，……创刊一周年之际请毛泽东题写。[24]这显示出关中分委和西北局乃至中央给予这份地方党委的报纸以足够的重视。
习仲勋第一次赴关中特委工作时（1936年9月—1937年10月），任关中特委书记；当时的宣传部部长为张策（1936年9月—1937年1月）。经查阅，张策的回忆录对这段时期的宣传工作没有记载。习仲勋与张策一同到关中赴任，且张策负责宣传工作是由习仲勋亲自委任。[25]由此结合张策的回忆情况推知，当时关中特委在宣传工作方面或许并无特别指示，习仲勋对关中特委的宣传工作可能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
习仲勋第二次赴关中分委工作时仍任关中分委书记，直至1942年7月。[26]当时宣传部的两位主要负责人分别为郭炳坤、高仰云。[27]其中高仰云兼任《关中报》社长，[28]胡炎任主编。[29]两人在《关中报》的任职时间，与习仲勋主持关中分委工作的时间相重合；其中，胡炎还曾随同习仲勋一起到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为师生们作关于苏德战场情况的时事分析。[30]从多名在《关中报》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文字来看，习仲勋是《关中报》创办的首倡者和定名者。他重视报社干部选配、经常自己动手写稿并且在物资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几乎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采取“抓政治、严把关、多指示”的领导方式。[31]尤其是对油印、石印需要的纸张和机器，“通过商业渠道，利用统战关系，在国统区买到手，闯过重重关卡、岗哨、碉堡的盘查，才能运回边区”。[32]
《红色西北》于1934年11月在南梁根据地创刊，时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11]《红色西北》不定期刊发，主编为蔡子伟，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部长龚逢春兼任主编。该报主要刊登陕甘边区政经军文等消息，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发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某些决议和号召性文件，如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以及号召根据地群众同春荒斗争等。[12]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经常给《红色西北》撰稿，[13]还专门找来油印机和质量较高的有光纸、蜡纸和油墨，确保报纸质量。[14]《红色西北》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组建成立，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直属组织。[15]当时习仲勋任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继而就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色西北》主编蔡子伟亦连续就任两大党政组织的政治秘书长。[16]据载，“筹建苏维埃政府工作中，蔡子伟常与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等同志开会研究重要工作”，[17]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创立过程可以推知，习仲勋对该报的发行和出版工作应给予过不少关注。
可见，第二次到关中就任时，对《关中报》的创办和运营，习仲勋及关中分委倾注了大量心血。该报的成功也是习仲勋早期新闻实践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办报成绩主要反映在各方对于《关中报》的评价上。周立波曾回忆说：“陕甘宁边区关中地委办得一个八开油印报《关中报》，是毛主席称赞过的。有一天，他把一张《关中报》寄给陆定一同志和博古同志，介绍那报上的两小篇文章登 《解放日报》。记得这两篇文章都不过四、五百字，毛主席在每一个题目上都加了双圈，认为是在大报也难看见的好文章。”[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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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依照《习仲勋传》上卷和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整理而得，笔者略作补充。
传统节日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就是说这个节日承载着文化传统，传递着传统文化。冼夫人文化在当地能增强凝聚力，树立核心价值观，加深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是集体的文化记忆，每年军坡节，通过周期性的祭祀参拜活动，能进一步强化群体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冼夫人的文化形象比现实的道德说教或强制要求，更能深入人心，更具有道德的震撼力，这对目前只注重个人物质欲望、忽视自我精神修养的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教育形式。
女性生殖器与泌尿系解剖关系紧密，盆腔复杂手术是造成输尿管损伤的常见原因[2]，且输尿管解剖特殊[3]，在盆腔部分腹膜后走行，不易在直视下显露，加上盆腔慢性炎症、粘连、出血、肿瘤浸润、盆腔解剖变异或手术操作不慎等原因均可造成输尿管损伤。考虑到该患者手术存在复杂程度高、范围大的可能性，故在术前置入双 J 管，以便术中以此作为辨认输尿管的标志。这对输尿管存在移位及无法直视情况下的准确操作尤为有利，能大大降低操作的盲目性，对预防输尿管损伤有较好的指示作用。该患者盆腔包块巨大，手术视野暴露困难，术中用触摸的方式明确输尿管的位置，很好地避免了损伤，完整切除包块，也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出血。
三、领导新闻工作渐趋成熟
习仲勋于1943年2月赴任绥德地委书记，1945年7月调赴淳化（原淳耀县）爷台山战役前线，其间在绥德工作约2年半。[35]《抗战报》是中共绥德地委的机关报，[36]习仲勋到任后，为了发展生产的中心工作，率先在郝家桥村蹲点调查，其中随行的就有《抗战报》主编梅行等人。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中形成的典型报道的成功做法，也被《抗战报》学来了。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好吧，让我告诉你，凭我对张仲平的了解，他绝对不会站在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上。年轻人，我给你的忠告是这样，人在高处，别两边没有依靠。得防着有人从你背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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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注重利用好报纸抓典型报道，在郝家桥调查发掘了刘玉厚这个劳动英雄，并随后在全区范围内掀起“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据随行郝家桥调查组的《抗战报》记者陈星回忆：“仲勋同志发现和培养刘玉厚这个典型，并要地委机关报《抗战报》大力宣传这个典型。那时我在《抗战报》工作。报社有杨述、韦君宣等人，我是记者。杨述告诉我：仲勋同志在关中分区当地委书记兼专员时，很重视宣传工作。他紧抓两件事：一是地区报纸，二是地方剧团。现在，他对《抗战报》很关心。在仲勋同志经常深入农村、深入群众、重视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这一榜样的影响下，我这个报社记者也经常下乡。”[37]可见，习仲勋在《抗战报》新闻业务的选题、策划层面有过亲自指导。
1946年10月，习仲勋受命出任中共西北局书记，[38]当时西北局的机关报就是早已广受欢迎的《边区群众报》。《边区群众报》是周文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起创立的，[39]开始时从属于大众读物社报纸科管辖。1942年2月，大众读物社结束工作，边区群众报社成立，由西北局直接领导工作。自创刊以来，《边区群众报》一直坚持大众化和群众化的路子，受到广泛赞誉。仅就其发行量而言，在总人口约150万的陕甘宁边区，很快发行到1万多份。《边区群众报》创刊6周年时，毛泽东为其题词：“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习仲勋代表西北局党委给报社写了表扬文章。
面对这样一份已近成熟的《边区群众报》，习仲勋采用细致耐心的态度、事无巨细的方式参与和指导报纸工作，对编辑出版的细节都亲自提出意见。例如，对于民族、民主人士在会上的发言，他提出要与工农知识分子一样全文刊载，会前和会中每人都要深入采访，应有访问记。身为地方领导机关西北局的书记，他还与多名报社人员认识，如“和记者田方、莫艾、柯蓝、闻捷、李季、谭吐、张潮等都很熟悉，一见面就请他们谈下面对西北局有什么反映”。[41]座谈会听报社汇报工作时，也是“直接听汇报，当面问情况，边听边谈，最后讲了话，有鼓励，有要求”，光开会不算结束，“会后留我们吃晚饭，多加了菜。吃饭桌上，大家继续交谈”。[42]
相较于《边区群众报》，创刊于1946年11月，作为西北局党内学习与教育的刊物《党内通讯》，除了散见于其上的几篇署名文章，1948年第16期的《关于新区问题仲勋同志给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第35期的《白水当前几件应兴应革的事情》，1951年第64期的《目前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习仲勋怎样指导其刊办，已较难考察。但是该刊发刊词为习仲勋所写，开宗明义地指出兴办这份刊物的目的及原因，作为“党内学习与教育的武器”。另外，《党内通讯》鼓励党员在这份刊物上提出自己哪怕“不大成熟的”意见，大大地发扬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43]彼时的战争环境下，这样一份刊物无疑对加强党内团结和教育提供了可靠平台。《党内通讯》一直刊发至1954年10月，随着西北大区取消而停刊，是密切伴随习仲勋主政西北局的一份党内刊物。
四、结语
[13]李文.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7
[29]雷阳、赵潭冰.关中报回忆录[M].关中报史料征编委员会印刷出版物，2007：187
注释：
[1][7][21][25][26][30][35][43]《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4,38，261-299，242-243，265-323,307，338-395，411
[2]《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07
结合史料来看，《关中报》确实取得了相当不俗的办报成绩，收获了人民群众良好的口碑，被称为“黄土地孕育的红奇葩，战火中飞出的金凤凰”，“《关中报》是党和人民的连心桥”。[34]在1944年11月的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长联席会上，被一致认为在各分区报纸中，“《关中报》办得最好”。
[4]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8—1937.7[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027
[5][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抗日战争时期 1937.7—1945.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92-294，298
[8]中共中央组织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1921.07—1927[M]//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21
[9]《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8
四是学生应用网络学习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以多媒体和网络手段，查找学习资料，在同学当中进行交流，越来越得心应手了。他们通过网络提取信息、检索信息、储存利用信息的能力比以前有大大的提高，这就是有效学习带来的结果。
[10]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共青团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24
[11][24][36]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报刊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229，244,240
[12][14]巩世峰.陇东：说不完的革命故事[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141
综合对习仲勋与上述7份刊物关系的考证来看：有较为充分的史料证明，习仲勋对《红色西北》《关中报》《抗战报》《边区群众报》《党内通讯》有过直接的领导。详考之下，鲜明地体现出习仲勋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逐步走向成熟：创办《关中报》，使其办报成绩得到广泛赞誉；指导《抗战报》如何抓先进典型展开报道，关心报纸主编的个人发展、保护报人；对已广获赞誉的《边区群众报》，在努力保持成绩的同时与报社上下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获得一致认可；利用党内刊物《党内通讯》作为提出意见、统一认识的平台，加强党内教育和情况沟通。
[15]刘干才，李奎.陕甘宁抗战纪实[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40
[16]李向前.习仲勋：从“落脚点”到“开放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7
[17]李益方.蔡子伟纪念文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1999：492
[18]甘肃省档案局.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组织史资料 1925—1987[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25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中共党史出版社.全国党史文化论坛文集（第2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439
[20]中共咸阳市委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咸阳市组织志 1925-1990[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08
[2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90
[2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1940年—1941年[M].北京：中央档案馆，西安： 陕西省档案馆，1994：18
[27]中共延安市委，市人民政府.习仲勋在延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82
[28]正宁县志编纂委员会.正宁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0：1432
纵观习仲勋早期新闻实践活动，可以发现3个突出特点：其一是作为上级领导除尽量满足出版发行物质需要之外，对于采写编评的具体业务操作亦多亲自指导、给出建议；其二是对部门主管、报社主编或是普通记者，皆注重培养良好的工作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报纸的管理，又延续了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其三是结合现实需要，切中要害发挥党报作用，真正使得党报成为政治动员、宣传教育、加强团结的有力武器。
早在学生时代，列宁就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他在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批评思想。列宁把批评当作武器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同时，他也将批评当作加强党的建设和帮助革命同志进步的工具。关于批评的论述，列宁著作中可谓俯拾皆是。但是关于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列宁到1920年年底才明确提出。列宁提出批评要有内容的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31][32]白玉洁.梦回关中报.载雷阳，赵潭冰.关中报回忆录[M].关中报史料征编委员会印刷出版物，2007：32,33
陈诚说：“这孩子成天在我跟前叫唤，说要上前线杀敌，为父母乡亲报仇。我看就把他交给你，让他上战场磨炼磨炼。告诉你，你别把他当成我身边的人，给我派他上前线去带兵打仗。真正的好军人，是要经过战争洗礼的。”
[33]周立波.周立波选集·散文诗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75
[34]冯元硕.青春写人民 皓首忆忠诚.载雷阳，赵潭冰.关中报回忆录[M] .关中报史料征编委员会印刷出版物，2007：19
[37]陈星.仲勋同志教会我们工作.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习仲勋纪念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63
[3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卷）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1945.8—1949.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24
[39]陕西日报社.五十年华 1940—1990《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陕西日报》[M].西安：陕西日报社，1990：35
[40]徐庆全.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156
[41]张光.习仲勋关心新闻工作的几件往事.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习仲勋纪念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441
2012年汛期全省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累计发布山洪灾害预警393次，其中Ⅰ级预警40次，Ⅱ级预警55次，Ⅲ级预警298次，各地共发布山洪灾害预警短信6 840条次，启动预警广播1 379次，使用传真机发送预警文件2 114次，利用手摇报警器、铜锣等设备发布预警信息550次，42个县（市、区）共召开山洪灾害防治专题视频会议26次。
[42]午人.我初学新闻工作的学校.载陕西日报社.五十年华 1940—1990《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陕西日报》[M].西安：陕西日报社，1990：27
生态环境遭受人为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森林植被、灌木、树少林稀，极大地削弱了植被涵养水源、保持水源、调节气候、减少蒸发的作用，致使本区地表、地下水资源短缺，地表河流及山间溪沟水流量逐年减少。该区内许多岩溶泉水正因为周边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导致流量逐年减少，甚至枯竭断流。此外，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每逢丰水雨季径流量大还造成水土流失，直接淤积江河及岩溶地下空间，从而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重大科研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研究”（RMXY2016A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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