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的非对象化：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对象论文,价值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是主客体之间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一方面，主体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使客体发生与主体需要相适应的变化；另一方面，对象化的结果也不断影响、制约并规定着主体，使客体不断变为主体的内容和存在方式，这里，客体又非对象化为人的本质力量。这种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矛盾构成了实践的基本矛盾[①a]。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实践的研究非常重视，但从总体上看，人们似乎更偏重研究实践的对象化一面，而对非对象化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实践的非对象化的基本特点的阐述，来揭示其实质内涵——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并进一步指明深入研究非对象化理论对于哲学价值论的深入研究（尤其是把价值论从认识论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
何谓非对象化。就其本质来说，非对象化是指客体内容的主体化或物质内容的精神化，即人占有、扬弃对象，使之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精神）。非对象化也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感性占有”，即客体转化为主体的物质要素，使人体作为有机体不断更新。但这不是非对象化的实质内容，因为仅仅这一点，不能把人与动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对象化的实质在于使主体的本质力量从主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物（对象）的本质规定，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性形态，这种否定性形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要回到主体之中，使主体不断克服分离，达到自己与自己的不断统一，“自己与自己相融合”（黑格尔语），这样又达到了对否定性形态的否定，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形态便是实践的非对象化。如果从主体中分离出去的人的本质力量不能返回到主体，使人的本质力量成为异在的否定性形态，这便是异化。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这种异化现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的”本质。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的目的在于强调非对象化的重要性，强调让人回到人自身，“真正占有自己的本质”，“返回到自身”[②a]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发现了“劳动的非对象化”，“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③a]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非对象化的规定来看，非对象化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内化。这是相对于对象化的基本特点——外化来讲的，它是指让主体自己创造的对象世界重新回到人自身，让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返回主体，让外化了的“属人的”对象还归人自身所有。必须指出的是，内化的内容不仅仅是对对象的“感性占有”，而应当理解为以“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④a]。只有这样，主体才能既维持生产和生产的能力，又再生产出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使主体能力不断提高，人类力量不断增强。
2.精神化。这是相对于对象的基本特点——客观化来讲的。指将客体的客观内容不断变成为主体的主观内容。非对象化是“属人的”，而人之为人的根本点在于其“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语），可见它正是人的精神的本质内容。对象作为实体尽管也能进入主体，但这只是主体对客体的感性占有，因此，主体对对象的占有也不是实体性的占有，而是精神性的占有，是人对对象的认识（或知识）的占有，这种精神性的占有越多，人的活动便越自由、自觉，越成为真正意义上（马克思笔下的“共产主义”意义上）的人（的活动）。因此，对象之返回到人，是人的目的所使然，也是人的目的之不断实现的必要环节，当然人的目的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完善。而人的目的正是人的精神的根本内容，非对象化的“为人”属性正是精神化过程的本质，精神化因此也必然成为非对象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当然这里的精神化并不是像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是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而是通过对象并以对象为原型的主观创造性活动。离开了对象，离开了现实存在的物，离开了客体的精神是没有的。正因为这样，马克思说：人类解放的同时也是对象（物）的解放，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最终是统一的[①b]。
3.主体化。这是相对于对象化的基本特点——把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客体化为物而言的。非对象化指人的本质力量回归到人——主体，从而使客体不断主体化。失却主体，内化无归向，精神化无凭借，所以主体化是非对象化的逻辑归宿。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讲的主体，既是指作为个体的人，也是指作为群体（或类）的人，因此主体化包含着个体的类化和类的自然化两层含义。所谓个体的类化，也就是指个体的社会化，个体只有在不断社会化过程中，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人，真正成为自由的、自觉的人，真正成为主体，并且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主体化的过程。所谓类的自然化是指：人类的活动不仅不断地合自己的目的性，而且也必须合自然的必然性，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按规律办事，人类社会才能真正成为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人类社会要真正成为“自由王国”，必须不断地使类自然化，达到中国人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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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指的理性是人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内在本质，它以人所特有的精神内涵——自觉的能动性为核心内容，以人所特有的活动——社会实践为客观基础和实现方式，是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内在现实性。本文所指的历史理性，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或理解。它与自然的必然性不同，它既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类的物质活动的结果，是人类精神的凝聚、积淀的结果。因此，它既是自在的，又是自为的，并且两者是交织为一体的。一方面，历史的发展也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规律性，“整个历史进程——指重大事件——到现在为止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②b]。另一方面，历史理性又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是自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全是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的，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③b]。“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④b]。
正因历史理性的既自在又自为的性质，使得人们能够认识并驾驭它，这也是历史理性本身的要求和目的。历史理性是个反思概念，因而也是有反思规定的，即历史理性本身规定了它必须是人的，为人的意识所认识，否则，它与自然的必然性等同，是盲目的。同时，由于人们具有现实的理性能力，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所以人们又有能力认识并驾驭它，当然人们对历史理性的认识和控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随着人们对历史理性更多更深的认识和更大程度上的把握，历史理性越来越服从人的意志并表达人的目的，这样，人类的活动便越来越自觉、自由，人类社会也越来越趋近自由王国。“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它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⑤b]。
实践的非对象化过程内含着这种历史理性：（1）非对象化是以前一（几）次对象化的结果（前人的成果）为自己的内容的，前对象化的结果是非对象化的内容，离开了前人的成果，非对象化就成了空无的精神演进。而前人的活动成果，作为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结晶，正是历史理性的沉积。（2）实践的非对象化是受历史理性制约的，历史理性的自在性决定了主体精神的内容和范围，限制和制约了主体精神的发展和发展进度。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某种社会形式，因此人们也不能超越历史阶段，随心所欲地进行非对象化活动。历史发展到了什么阶段，实践的非对象化也就发展到什么阶段。（3）非对象化过程也是历史理性不断生成和实现的过程。历史理性的自为性说明它根源于、存在于、实现于人的自觉的能动活动之中，而人的活动的自觉程度又根由于人的内在精神的“自觉能动性”发展水平和程度，根由于现实的人们的“本质力量”的水平和程度，而人的“自觉的能动性”、“本质力量”本身是非对象化的结果，历史理性正是在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非对象化过程中）得到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可见，正因为非对象化过程内含着历史理性，所以它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是能动性和受动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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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指客体的“为人”性质，是指“属人的现实”和“属人的关系”。人类伊始，由于生产力和认识水平的低下，人类受制于自然的范围和程度都较大。“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权威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①c]。然而，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学会了控制和支配自然界，这样，自然就越来越服从于人的目的了。“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来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②c]可见，客体的“为人”性质是人们主动、积极地争取的结果，而这正是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目的性的体现。所以，客体的“为人”性质正是主体人的“为人”目标所致，说价值是客体的“为人”性质等于说价值是以人类目的性为内容的。人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需要就其实质内容言是理性的。动物的需要和人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区别开来，人的需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真正成为人的需要。“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关联，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种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进行生产，并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③c]。
由于需要本质上是理性的，因此，以需要——目的为基础内容的价值在本质上也是理性的，本文所指的价值理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使用的。它具有以下内容：（1）人的需要有个体物和群体的（甚至类的）之分，两者既矛盾又统一，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当个体的需要与群体的需要发生矛盾时，个体的需要必须服从群体的需要，为的是让群体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价值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同时，个体和群体都有当前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而当这两者间发生矛盾时，个体和群体的当前需要就服从长远需要，从而使个体和群体沿着理性所设定的价值方向前进，这是价值理性的又一基本内容。（2）如果我们把这群体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推到终极，那么，不管它们对于现实的人们来讲是多么的不现实，但它都是“人的”，这“人的”正是价值理性纯粹的、终极的形态。马克思主义讲的“自由王国”是人的“自由王国”，其基本内容是“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3）不能因为价值理性的这种终极性和纯粹性而把它看成是现实的人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彼岸世界，相反，由于它的基本内容仍是“人的”，因而它存在于、体现于并实现于人们的现实活动之中。可见，价值理性又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它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种现实的活动。
价值理性的这种内涵正是实践的非对象化的基本内容。（1）从实践的非对象化的根由来看，它根由于人的本质力量，非对象化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本质力量不断生成、积累和完善的过程，而人的本质力量与人的理性是同等层次的范畴，价值理性根由于人的理性，也根由于人的本质力量。（2）就实践的非对象化内容来讲，它不仅是“属人的”，而且是“为人的”，即都是“人的”，都是价值理性的基本内容。尤其是其“为人的”内容，正是人类目的性的体现，而人类目的性又正是价值——价值理性的实质性内涵。可见，实践的非对象化与价值理性同为一体。（3）就实践的非对象化的自身目的来讲，它是使主体不断完善的过程，非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主体化的过程，是主体不断获得新的精神，从而使自身日益丰富、完善的过程，这种更完善的主体为下次实践的对象化准备了内在条件——精神素质。而价值理性的“人的”内容正说明它的一切目标也是在于使人——主体更成为人，使人类更成为人类，而这一目标关键正在于人类理性——主体精神的不断完善。可见，实践的非对象化和价值理性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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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非对象化不仅内含着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而且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实践的非对象化过程中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1.在实践的非对象化过程中，价值理性受历史理性的制约。一方面，历史理性的自在性特点使得价值理性的实现具有受动性特点。客观历史条件总是决定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的内容、范围和程度，任何超历史、超时代的价值是没有的。另一方面，人类的本质力量，人类的理性精神本身是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其对象和内容的，因此，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价值理性也同样以历史理性为其基础和最终评价标准。
2.尽管价值理性受历史理性的制约，但历史理性又必然体现在价值理性以及其实现过程之中。一方面，历史理性离不开人的活动而独立存在，因此，它必然体现在以“人的”为基本内容的价值理性之中。另一方面，人的活动是具体的、历史的，因而历史理性也要体现在现实人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体现在现实人对其目的不断追求过程中，体现在现实人不断克服自己的异化本质而日趋完全的人的过程中，而这一过程也正是价值理性发展和实现的过程。因此，历史理性的终极关怀也是价值理性的终极要求。
3.在实践的非对象化过程中，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这种交互作用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人的每一次非对象化的内容，从其生成到完善、完成都一方面受历史理性的制约，一方面又是价值理性的内在要求。价值理性要求人们不断地突破历史条件、历史必然性的限制，走向自身的较完善的形态。然而，价值理性的这种内在要求是以历史条件、历史必然性为依据的；历史理性的自在性特点制约并规定了价值理性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内容、范围，同时，历史理性的自为性特点又要求着人们不断地超越历史的限制，走向更完善的形态，而这正是价值理性的内在要求之所在。所以两者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历史的受动性和人的能动性、客体和主体、感性和理性、物质和精神、个体和类（社会）、人和自然等等矛盾都在这对立统一体中不断克服矛盾、日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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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出实践的非对象化的基本内涵——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对于价值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价值范畴不仅仅是认识论范畴，而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把价值看成是与真理相对立峙的认识论范畴，一直是学术界的“经典”观点。当然，越来越多的学者都不满意把价值囿于认识论之内的“经典”观点，试图让它转向历史唯物主义，但每每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契入点、中介点而多有争论。笔者以为这契入点、中介点正是实践的非对象化。正是它，不仅使价值范畴成为与历史理性相对峙的范畴，而且使价值范畴本身跳出“有用”、“没有”的纠缠，而找到自己的根——历史必然性，它不仅是价值理性的基础，而且是价值评价的基础。同时，实践的非对象化不仅是认识论的范畴，而且也是社会历史领域所必需的范畴，社会历史的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同时，必须接受、消化和吸收原先物化在对象中的人类活动成果，使之转化为主体自身的内在因素，成为主体的本质力量——非对象化。
2.把价值范畴深入历史领域，说明价值不再仅仅是知识的范畴，而且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向。价值是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它存在于人的活动之中，同时，人的活动也总是追求着一定的目的、实现着一定的价值的活动，因此，价值作为社会文化的因素之一，使人们形成一定的思维和行为的定势。
注释：
[①a] 参见方军、刘奔《实践·历史必然性·价值》。《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
[②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0—171页。
[③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
[④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123—124页。
[①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②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5页。
[③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1页。
[④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⑤b] 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245页。
[①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
[②c]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③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