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身份认同中的档案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身份论文,价值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身份认同是一个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概念，涉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学等领域，很长时间以来，它也潜藏在档案理论之中，借助“证据”“记忆”“历史”“遗产”等概念转达它的存在和价值。本世纪以来，有档案学者开始直面这一问题，认为“档案，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称之为‘文件’，在建构社会历史、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方面具有很大作用，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确定如何作为个体、群体、公民”[1]。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总结了档案的四个范式：证据、记忆、认同和社区，认为当前我们正处于档案认知的第三个范式中，该范式以认同为基本特征，“档案从支撑学术精英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服务于认同和正义的社会资源”，档案工作者“作为自觉的中介人帮助社会通过档案记忆资源形成多元认同”。[2]“身份认同与档案”作为2012年第十七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三个议题之一，引发全球档案界的广泛关注。大会组委会发布的议题说明指出，档案不仅以身份证件这种明显的方式提供组织和个人的身份凭证，还借助其蕴藏的信息提供某个时刻或整个时期的集体记忆、群体故事及个人身份，帮助社会与其遗产建立联系，帮助人们保护自身的权利。[3]在这次大会以后，有更多的档案学者致力于探索档案、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从不同视角解读档案对于身份认同的价值和影响，思考公民身份认同对于档案和档案管理的需求。 一、身份认同中的档案议题 身份认同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问题，人类自诞生起就面临着“我是谁？”“我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等认同问题需要回答。社会发展不断改变着这类问题的内涵和意义，却从未改变过它的存在。特里·库克的见解通俗易懂且触及本质，他认为，“认同”是世界上很多学术领域的学者所问的一个关键问题。它并不是从某些实际角度看的我们究竟是谁：我们的收入、房子的大小、车的数量、多少孩子，我们是否照顾父母，我们旅行的次数，以及100个类似的问题，而是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或看法，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使命。这种对我们自身、我们的族群、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国家的思考是“认同”的核心。①中国学者孙频捷在分析了有关认同的多种定义后指出，“认同”包含了识别和归类两重含义，一是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二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因此，认同“与类别、角色等概念相联系，解释了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4]沙莲香认为，“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因此这个概念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5](P2)从这些学者的不同表述中可以看到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是从主体角色出发，追问“我是谁”；二是从类别归属出发，确认“我属于哪个群体”。 档案是文明社会的产物，自从人类脱离了蒙昧就开始用某种方式记载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就有了档案。从甲骨金石、泥板纸草到纸张再到今天的电子记录，档案作为人们过往活动的证明和记载一直伴随着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各类组织、人群和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历史记录和文明积淀代代相传。档案是人和人群的心理、行为和结果的记录和留存，必然涉及主体角色和类别归属等身份认同的基本信息，从而可能进入身份认同的过程之中。 认同是一个进化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意义。当代身份认同问题之所以凸现，一方面是因为信息交流和文化自觉促使个人身份意识显化，另一方面是社会面对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自我认知不可避免地掺进更多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身份认同的普遍化倾向和复杂特质。 现代社会的巨大车轮在连续加速度行进中碾碎了无数曾经稳固的秩序和默认的规则。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国际关系的异动、族群利益得失和地位起落、经济振荡、企业兴衰、潮流人物沉浮等变化从未像今天这样频繁、剧烈和充满戏剧性，预言家们一次又一次在意外的事实面前哑然失声，“意料之外”常常成为当今世界不足以意外的结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使很多人经历着社会角色的大转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人们不知不觉，或不得不在失去—寻找不同意义家园的过程中，告别以往的生活与身份，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与归属，重构社会关系，寻找新的寄托、价值与梦想。 信息技术深刻地介入了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身份变迁，网络信息的丰富和互动性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判断，对人生的感受和认知。网络世界的丰富与脆弱、真实与虚幻、个体角色的多重性与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和诱发人们对精神归属的追求与迷茫。现代社会个体的存在和活动越来越紧密地镶嵌在集体存在与活动之中，因而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互为存在、相互塑造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人们身份认同的多元特征更加显著和深化，个体角色感的增强引发了人们在不同维度上身份认知的敏感和综合认知的自觉，除了性别、年龄、家庭、职业、阶层、族群、国家等比较确定的要素之外，在各类社团、人群、场合等非正式关系中的身份感、归属感也逐渐被感知和在意。在特定情境下，人们会感受到某一维度的身份差异，并通过各种具体差异对自我身份进行综合识别。 在身份认同日渐复杂和显化的背景下，档案领域有两大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一是档案对于社会发展与变革中公民身份认同的独特影响；二是档案事业变革中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身份认同。 至少有两个因素促发档案工作者对公民身份认同的关注、研究和参与。一是档案观念的开放，20世纪以来档案工作者以理性的职业自觉走出封闭，形成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寻找各种可能让档案回归大众，服务社会，而普遍存在并日渐复杂的身份认同问题恰好成为一个重要的需求和契机。二是档案理论的扩展，档案与知识、记忆、族群历史的相关研究，使档案价值得以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之中，身份认同这一关乎公众身份感、归属感的深层认知问题是上述理论的延展和验证，促使档案与更多学科、更广泛人群发生新的联系。 社会发展和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档案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效能，迫使档案工作者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职业定位和价值。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既有以个人职业取向为特征的个体认同，也有以职业整体功能、地位、价值评价为特征的集体认同。不同机构和地区档案工作变化的方向和程度有很大差异，职业空间的扩展或被挤压，职业地位的核心化或边缘化，都强烈地冲击着档案工作者的自尊和发展预期，使得档案职业认同更加不可回避和显在化。 二、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特殊作用与机理 档案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产生认同，而是通过参与建构、重建、强化集体记忆来实现身份认同。[6]集体记忆常常是连接档案和身份认同的纽带，它使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得以确立，为公众获得身份认同提供了一条实现路径。荷兰档案学者埃里克·凯特拉从记忆的社会框架入手，阐述了记忆与身份认同，以及档案与这二者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档案、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相互关联。[7](P131-170)这个关系链的形成基于以下两个基本判断： 一是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天然相连。法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认为：“经历部分由个人记忆决定，但是更主要的是由家庭、学校和媒体传递所谓的‘集体记忆’所决定。”“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8](P3)身份认同追求确认个体或集体在社会上的身份感、地位感和归属感，参与确认过程的有主体的信仰、价值观、情感、利益，以及公众舆论、通行规则、他者评价等多种要素，而集体记忆则是这一确认过程中影响重大、不可或缺的要素，常常复合上述诸多要素而存在，成为当代身份认同最重要的心理基础。 二是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元素。在关于集体记忆的讨论中，常被提及的建构元素包括历史叙事、民间传说、纪念仪式、媒介传播、族群交往等。米歇尔·福柯强调了文献的作用，他说：“历史是上千年集体记忆的证明。这个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事情的新鲜感。”[9](P6-7)休·泰勒是最早断言档案与集体记忆之间一定具有某种关联的档案学者，他认为作为对过去的一种证据，档案是一个强大的交流媒介，给受众提供一种和过去的即时交流，并且拥有他们自己的情感。[10]安西娅·乔赛亚斯则用南非后种族隔离的案例说明，集体记忆通过提供一种思考社会建构及档案的社会和政治维度的方式，来影响档案的性质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11]关于档案与集体记忆关联的共识在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通过发布的《档案共同宣言》中得到清晰的阐述：“档案守护并服务于个人和团体的记忆”，档案对于“建立个人与集体记忆，了解过去、记录现在并指导未来非常重要”。[12]集体记忆是由社会生活产生和留下的诸多印记合成的，档案是其中最为直接、稳定、确切、便于传承的一种，它所参与构成的集体记忆会更为可靠和丰富。 把上述两个判断对接起来即可推导出档案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虽然常常是间接的，但却不可缺少。为了进一步说明档案在身份认同中的独特价值，我们还可以从身份认同的研究方法和本质来分析档案这种特殊文献在其中的作用。 就身份认同的研究方法而言，结构性方法和历史性方法各有所长，相得益彰。结构性方法和共时性态度有利于人们看清问题的内在关系，发现当代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和整体性变迁，获得主体身份的位置感；而历史性方法和历时性态度有利于人们看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身份定位的历史线索和演变，从而获得主体身份的走向感。结构性方法和历史性方法的结合可以在复杂的身份认同中弥补断裂，诠释迷失，寻找逻辑，架设链接，形成可信的认知。相比较而言，历史主义方法对于身份认同的价值更为突出。对此，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给出两种解释：一是只有历史学的考古式的精雕细琢才能够保证被考察事实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瞬间的快照会遗漏很多东西”。二是“只有增加对历史的深度透视，才能挖掘出隐含的但是仍然在当代生活中起作用的东西”。[13](P784)也就是说，历史的追踪不仅可以为身份认同提供历时性的线索和依据，还可以从历史事实和逻辑中推导和确认现今，成为建立认同连续性的链式支撑。 集体记忆中蕴含着结构性方法和历史性方法的丰富依据，然而，它有纷繁的表达形式和传承方式，也包含许多不可证实、不可使用的部分。作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元素，档案能够以其原始的、可信的、经过固化沉淀的，并以合规方式传承下来的信息，为身份认同提供至关重要的合法性依据，深化和凝固认同的厚重感。“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而且更多的还要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14]由此档案进入了集体记忆建构，继而进入身份认同，成为身份认同中结构性方法和历史性方法的有力支点。 就身份认同的本质而言，它是同与异的对立统一。身份认同既是个体或集体对一个国家、地域、族群、家庭、职业等属性的认可，又表明与其他国家、地域、族群、家庭、职业等属性的区别与排斥。这种同与异的认知需要以真实连续的信息作为依据，而档案恰是以国家、地区、族群为单元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连续记录，足以支撑人们确认“我们”和区分“他者”。身份认同有纵横两个不同的维度，即在历史的追溯中找到相同的社会基因，在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文化比较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这种追溯和判断需要以真实连续的信息为基础。从纵深度看，档案是贯通古今的历史长卷，可以为身份认同的历史分析提供追踪性、连续性素材；从横断面看，档案是覆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全景图像，可以为身份认同的结构分析提供多视角、多层次的素材。片段的信息往往是短暂、单维、表层的，不足以支持主体自我归属的深层认知，而真实、连续、完整、组合的信息才是久远、多重、纵深的，档案不仅是真实的、连续的，还具有完整的、组合的特征，可以成为人的信念与归属感的理性根基和身份认同的判据。从档案中可以透视当代认同的历史线索和现实凭据，获得心灵深处同其所同、异其所异，纵有源流、横有所属的信息基础。 三、档案支持身份认同的条件 在确认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使档案在公民的身份认同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认为，以下几方面的改善是必要的： 第一，档案的范围和结构直接关系到公民身份认同的权利，档案的缺失可能造成身份认同的合法性缺失，因此必须构建一个可以支持公民身份认同的档案体系。当代社会无论什么职业、什么阶层的公民，都会面对自我认同并需要档案的支持，身份认同的多维性要求档案从不同角度予以响应；形成身份感、归属感的不同环境(比如物理环境和网络环境)要求不同形式(如纸质和数字形式)的档案来记录和证明，身份认同中的结构性方法要求档案具有对社会的综合记载，而历史方法则要求从档案中追寻到社会演进的连续足迹。这些要求对于档案收藏形成极大的挑战。在世事纷繁、利益多元的现实中，怎样从广袤无边的历史中淘洗出真实、精彩、值得传之久远的沉淀物，筑造一个反映社会整体面貌的有价值的档案资源体系？在记录方式越来越社会化、大众化的条件下，怎样鉴选出真实的、具有重要社会价值的记录？对于复杂的数字记录，怎样在软、硬件环境的不断变化中确保其长期真实、可靠、完整与可用？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档案支持公民身份认同的基础条件。 当今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档案资源范围向公众扩展，这个变化可以使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从档案中获得帮助。为各类群体，特别是曾经被遗忘的边缘群体建立档案是本世纪国际档案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动向，如加拿大图书和档案馆“国家档案发展计划”(NADP 2006-2011)的目标之一是“增加代表性不足的种族文化团体在加拿大档案遗产中的代表性”，为此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原住民、少数族裔档案的保存和利用。[15]2008年中国国家档案局提出了“建立覆盖广大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战略，一些地区的档案部门尝试推动社会共建共享集体记忆。例如，沈阳市家庭档案研究会建立的“家庭档案网”已经拥有10万多注册用户，市民们上传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化记录，并筹划建设一个东北地区家谱文化中心，共同讲述家乡的昨天和今天。[16]这个项目从家庭记忆逐渐走向地区记忆和族群记忆，与特里·库克预测的“呼之欲出”的“社区档案模式”(community archiving model)不谋而合。[17] 第二，和档案馆收藏一样重要的是档案的来源，这是确保档案证据价值和知识价值的基础，是人们信任档案、信任档案所证实的身份的基础。“来源、上下文关系、进化、指令都暗示着一种理解力，暗示着知识”②，如果这种理解力、暗示和知识衰减了，我们从档案中获得的身份认同可信度必将同比衰减。数字时代的来源概念和来源维护方法都发生了变化，特别表现在从注重文件与形成机构的联系转向注重文件与机构使命、职能和业务活动的联系，从注重文件物理顺序的维护转向对背景信息的捕获与维护，不能变化的是档案管理活动必须确保档案来源联系的存在和可解读。 第三，封闭于库房中的档案并不能帮助公民改善身份认同，反而可能成为历史与现实、推测与真相、个体与社会之间的阻隔。身份认同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包含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三层含义，身份认同的过程主要是基于信息分享的利益认同和价值认同，如果没有充分的信息分享，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则如水上浮萍和盘中砂粒，缺少联结的根基和纽带。档案屏蔽在一定意义上是剥夺公民获取自我认知信息的权利，正如美国学者史蒂文·卢巴所言，“档案是一种权力”，“生成档案就意味权力的产生，利用档案也是如此”。[18]因此，尽可能地扩大档案的开放与共享，把更多的档案信息归还给广大公众，是当代对社会正义、公民平等的呼唤，也是改善公民身份认同的要求。 支持公民身份认同的档案开放需要政策和工具的双重保障，二者互为条件，互相支持。好的政策赋予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明晰公民可以利用哪些档案而不危害社会与他者的利益；好的工具(如数据库、检索系统等)赋予公民利用档案的能力，让档案利用得以实现。网络环境中公共信息被窃取、个人数据被滥用的威胁，使得一些政府和档案部门在开放与防御之间踌躇徘徊，与公民愈益广泛的档案需求产生了新的冲突，因此，制定和实施积极、合理的档案开放政策，创造更多符合公民需求和利用习惯的工具是扩大档案开放范围的当务之急。 我国现行的档案结构与政策对于社会转型期公众身份认同的支撑力度尚显不足，特别是对身份变迁剧烈的边缘人群更是如此。伴随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 24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73 111万人，35年间剧增55 86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7.92%提高到53.73%[19]，其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2012年达2.36亿人，相当于全国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20]。这些流动人口不仅是地域迁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伴随着身份转变，而大量复杂的社会因素使他们无法同步实现心理转变，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严重的偏差和困惑。 流动人口中的主体人群是农民工，他们脱离了土地和农业劳动，到城镇务工和生活，在城镇的身份是流动人口，法定身份依然是农民，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承担相同的市民义务，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市民。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在城镇生活了很多年，几乎从农村“拔根”了，却不能在城镇“扎根”，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社会，这种“无根状态”使他们对农村和城镇都没有真实的归属感，长期的漂泊感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茫甚至认同危机。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对10个省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查。数据表明，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思想观念开放，更向往和习惯城市生活，因而心理冲突更为激烈，身份认同危机更为凸显。他们当中兼顾家乡农业生产的比例仅为10%，大多数人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活动，有些人甚至从未在农村生活过，对家乡很难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有着更强烈的“城市梦”，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打算回乡务农的只有1.4%，但由于户籍等原因，他们没有获得法定的市民身份，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去家乡，成为一代城乡双重边缘化的人群，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尴尬境地。[21] 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群体的状况在档案世界中基本是空白或灰色地带，档案制度有意无意地漠视他们的存在，承认并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加剧了他们身份认同的障碍。从记录对象看，中国的档案可分为机构档案和个人人事档案。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临时性工作，用工机构除了少数简单的务工记录之外(有些机构连务工记录也没有，或者仅保存很短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活动记录。人事档案是中国人事管理制度的特色产物，记录个人的主要经历，是人生轨迹的重要依据。按规定农民不建人事档案，他们成为农民工后依然没有人事档案，也没有以个人为单元的其他经历记录。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农民工没有档案，档案中也没有农民工。 档案缺失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主要有两个：一是现实性影响，记录个人经历的人事档案可以为个人就业、待遇、社会保障、晋升等提供依据，没有人事档案也就没有了依据，农民工无法证明自己的经历，在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拿出维权的证据，从而遭遇种种不公，加重了他们与城市的疏离感。二是长久性影响，数亿农民工成为一个“失忆”的群体，离开家乡后，农村不再有他们的生活痕迹和活动记录，所生活的城市也鲜有关于他们的文字记载，这样一来，农民工从个体来说，找不到连贯准确的记录，从群体来说，找不到记述他们生存状况的故事，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庞大的人群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盲区，构成当代社会融入障碍、认同障碍和后代的寻根困境。对于“我是谁”这样一个身份认同的基本问题，农民工自己无以证明，他们所在的城市无以证明，他们的家乡农村无以证明，他们的后代和未来的城市也将无从寻找答案，他们将成为走过这个时代却没有留下痕迹的一群“隐身人”。“档案的空缺可能使完全倚重文献的历史研究法失去效力”[22]，未来研究农民工史的学者将难觅翔实的一手资料，导致社会发展和城市记忆的一种空缺。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近年来各级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改善农民工待遇，涉及公共服务、社会保险等许多方面，近期已触及户籍制度，然而，人们几乎忽略了这个重大社会进程中档案参与的必要与可能。事实上，农民工融入城市不仅需要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也需要身份认同和尊重，希望有自己的历史和档案，留下奋斗的足迹，成为城市的主人。2007年武汉市武昌区档案馆曾开展“农民工是否需要建立档案”的调查，在咨询活动现场，几名农民工听说档案部门考虑为他们建立档案，都“不敢相信是真的”，他们在调查表“农民工档案”选项上重重地打了勾[23]，然而，这个设想至今未能成真。近年来，中国的档案工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个边缘群体。以维护转型期集体记忆的完整性为目标，配合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一些地区政府要求用工机构按规定建立务工人员档案和保管制度，有些地区为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创建了记载他们基本情况的专题数据库，地区性小型农民工档案馆已见雏形。③尽管目前相关档案的收藏种类和管理还比较简单，其中大部分以帮助农民工就业为目的，但毕竟从档案角度表达了城市接纳这个群体的意愿。他们的身份和经历可以有记录，他们的生活可以部分地载入书写的历史，他们的个体记忆有可能向集体记忆转化，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四、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和职能拓展 档案工作者对于自身职业的感受与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评价相互影响。为数不少的档案工作者感叹或抱怨档案职业缺少公众的关注、理解和尊重，缺少政府的支持和认可，一些人甚至陷入持续性、普遍性的职业认同障碍而难以自拔。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效地把档案职业的崇高价值传递给社会公众，弥合社会认知与其真实价值之间的沟壑？如果我们放弃从社会或档案职业某一方面求解的单向思维，转而从社会与档案的关系深处寻找答案，或许能够走出认同迷局，在认知和情感上别有天地。 很多档案理论只把档案看做社会生活的反映或镜像，而不考察它在当今社会生活、社会建构和社会发展中的要素功能，忽视了它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能动关联。这种认识有意无意地把档案放逐于社会外围，淡化了档案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似乎只有明天才需要回头看它，以至于档案职业在今天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档案工作者实际上是肯定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利关系的共谋”[24]，每一个时代的档案都不仅作为社会生活的客观影像表达过去，而且还会以其特有方式认定个体、群体的社会角色和行为，影响当代人的心理、情绪和认知，介入集体记忆的建构，并参与塑造现实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档案管理本质上是对社会实践、社会认知过程进行确认和管理的社会行为，是社会过程的一个环节、社会结构的一个要素。如果档案理论和实践能够自觉主动地参与社会过程，承担社会职责，那么，档案职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就会走近一些，在社会结构中的活跃程度就会高起来，从而对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认同产生正向效应。 借助档案资源帮助公众形成多元认同是档案工作参与社会建构、扮演“要素角色”的积极姿态，档案触发公众心理感受和增进自我认同的过程可以带来档案职业价值的增益。2012年南京市档案馆对外公开200万张“民国身份证”，很多市民前往查档寻根，看到祖辈的照片和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户籍卡颇感惊喜，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自己对南京的情感和理由。“谁说历史不可以介入现实关怀？此事关系极大，涉及身份认同”，“对于关联者而言，历史是有温度的，而档案就是提升温度的第一手资料”。[25]南京大学张历生教授的看法表达了许多市民的心理感受。档案工作者面向各类群体还有很多可为之事，比如，帮助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个体、家庭、社区建立普遍的档案网络，使集体记忆能够包含各类群体的个体记忆；丰富边缘群体的记录内容，举办专题档案展览，用档案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确认自己的贡献，消除漂泊感，增进新的身份认同。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改善边缘群体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也将同时改善档案工作者的社会深度融入和职业认同。 档案职业社会功能、社会地位发展变化的基本线索是在政权附属物与社会记忆建构者两种角色之间的退与进，两种职能的并存与消长孕育于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变迁之中，档案工作者的职业自觉也对其速度和程度产生重要影响。从社会生活的被动投影到能动介入将引发档案职业质的改变，能否“从寂静的档案架旁回到上帝的身边”[26]，“从地下室转移到总统套房”④，并不取决于上帝的召唤，而是取决于档案人员的行动方向。唯有档案工作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可以确定社会对于档案职业的态度及给予档案职业应有的地位；唯有将档案工作融入各项业务与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弥合档案工作者追求的角色定位与现实角色之间的裂痕，平衡社会不断出现的新需求与档案职业回应能力的落差，帮助档案工作者更新职责与角色定位，从中获得新的价值认知与归属认知。 ①2013年初笔者把论文初稿发给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特里·库克先生，这段话是他3月13日回复邮件中所言。 ②埃里克·凯特拉在《新型档案材料的开发》报告中引用了特里·库克的观点。参见《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142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0。 ③2004年10月25日，全国第一个农民工档案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发镇正式投入使用。 ④2003年美国Gantner公司的预测。转引自刘越男：《巨大的空间，复杂的变数：对我国档案信息化市场的初步分析》，载《中国档案》，2009(5)。标签：身份认同论文; 集体记忆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认知过程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农民工论文; 历史论文; 记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