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斯大林问题的一些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俄罗斯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了很多有关斯大林的资料、书籍和文章，从斯大林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动、政策等不同侧面对斯大林进行研究和评价。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论文集《鲜为人知的斯大林》（2001年，莫斯科）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本。笔者在这里不想对斯大林作什么评价，因为斯大林这个人物的确太复杂了，在很多材料没有公布的情况下很难对其作出中肯的评价。我在这里只想根据本人所掌握的有关斯大林的研究资料，对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学者对斯大林本人及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新研究和新评价作一综述，以加深对斯大林这位复杂而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认识。
斯大林与改革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是同“大清洗”一词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开始从斯大林与改革这个新的角度来对1934～1937年间苏联的国内政策进行分析，比如，1996 年， 俄罗斯学者赫列夫纽克和美国学者索洛蒙在分析1934～1936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时发现，正是在准备新宪法文本时通过的一系列重要的、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决议，才极大地缓和了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局势。由此，这两位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解冻”期、“缓和”期、“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回归”期。而美国历史学家德·阿尔奇·戈季早在1991年就得出结论认为，斯大林是曾经打算把第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搞成差额竞争性选举的。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茹科夫（该学者目前正在主持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斯大林与改革（1934～1937）》这一课题的研究）最近在一长篇文章中也对这一时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在30年代中期（1934～1937），斯大林的确曾经试图对国内的政策作些新的调整，主要表现为：
第一，进行立宪改革，改变苏联的政治生活以适应未来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实行新的选举制，进一步使选举制度民主化，以平等的选举取代不完全平等的选举，以直接的选举取代间接的选举，以秘密选举取代公开选举；强调要恢复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的选举权；把政权分成两个独立的体系——立法权属于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组成的人民委员会负责执行权；实行人民法官选举制；同时，斯大林还强调必须把党的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划分清楚，并提出党组织将来将不再负责管理工作等主张。
第二，在与反对派继续进行富有成效的斗争的同时，斯大林为了扩大选民基础，推行宪法改革，同时作出一系列宽松的决议以缓和过去镇压所造成的后果。
比如，1935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成立宪法委员会， 决定修订宪法，并根据新上任的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提交政治局的一系列议案，开始尝试着批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并要稍微限制其权力。
1935年6月17日，批准维辛斯基提交的《关于逮捕程序》的决议案。该决议规定：逮捕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和加盟共和国成员、各级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工厂和国营农场的厂长和副厂长、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授、教学和科研机关的带头人不仅要有检察长的批准，而且还要有相应的人民委员部的同意。
1935年7月26日，根据维辛斯基的提议， 政治局又批准了《关于撤销对集体农庄庄员的判罪》的重要决议。到1936年3月1日，有768989名集体农庄庄员被撤销判罪并恢复了参加选举的权利。
1936年1月15日，政治局根据维辛斯基12月11日的建议作出决议， 责成苏联最高法院、检察院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组成地方委员会，以“审查是否正确地使用了1932年8月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即《关于保护社会主义财产》的指示。这一指示涉及数十万农民，并最终使37000多人免除了处罚。
1936年4月20日通过，21 日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的形式颁布伏罗希洛夫提出的《关于撤销对哥萨克在工农红军中服兵役的限制》的决议。决议中指出：“考虑到哥萨克对苏维埃政权的忠诚，以及苏联的广大哥萨克群众想要与苏联的所有劳动群众一样积极地参加保卫国家的愿望，废除以前对哥萨克参加工农红军的各种限制。”同时，还决定恢复哥萨克军队的传统制服，组成各种哥萨克师。
这一时期的一些平反举措不仅仅局限于农民和哥萨克。早在1935年12月，苏联就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废除了参加考试和进入高等院校与社会出身相关的一切限制。三个月后，政治局又通过决议，不仅突然赦免了拉姆津、拉里切夫、奥格涅夫和其他因“工业党”案件而被判刑的工程师，而且还恢复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此外，政治局还通过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的两个决议，恢复了1935年初被逐出列宁格勒的一些“社会异己分子”的权利。
同时，斯大林也试图提示中央委员，必须把反对派分子分成两类：领导人和普通参与者。主张要关心后者的命运，不应对那些从1922年就被开除出党的人继续持消极态度。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在区和州以及边疆区一级的党的代表会议上的确进行了差额选举，但选举结果却令党内的权势分子惶恐不安。因为，很多区委书记没有能够通过选举进入区常委会。而在州和边疆区一级的党代表选举过程中，州委和边疆区委委员获得的支持率也极低。对此斯大林立即作出了反应。1937年3月20日， 在全会结束两周后，经中央委员的一致同意，政治局下了一个通令，“在党的机关选举时，禁止按名单表决；在对一些候选人投票时，要保证党员批评后者的无限权利；在党的机关选举时要实行秘密投票。”由于党内权势分子的抵制日益强烈，这一通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5月8日，政治局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批准了一个内容相似的文件——《关于违反宣读秘密投票结果程序的决议》。决议中说，“联共（布）中央获悉，个别党组织在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宣读秘密投票结果时，统计委员会不宣布中央委员所获得的‘反对票’的数量，这是不正确的。必须全面地宣读投票结果。”
斯大林为什么要进行立宪改革，改变苏联的政治生活呢？作者认为，斯大林进行宪法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在差额竞选过程中和平地、不流血地实现权力的交接。用斯大林的话说，“我们的新选举制就是要促使各个机关和组织改进和改善自己的工作。苏联进行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就是居民手中用来对付不好好工作的政权机关的马鞭。”
但是颁布新选举法的准备工作是在日益严重的间谍恐怖症的氛围下进行的，而且报刊上几乎每天都在大量刊登有关间谍破坏活动的文章，这不能不使斯大林也受到影响。为了不丧失政权并控制事态的发展，斯大林践踏党章和违反有关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全权原则，无视刚刚批准的新宪法，而把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全权实际上据为己有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最后使宪法改革、差额选举成了泡影[1]。
对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的新看法
过去通常认为，1922年斯大林提出的要求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所谓“自治化”方案，带有粗暴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色彩。最近，曾经是苏联著名的反斯大林主义者的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对1922年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在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提出了一种新观点。
若列斯·麦德维杰夫认为，1991年的苏联解体证明了“在拟订第一部联盟宪法时缺乏政治远见的是列宁而不是斯大林”。如果“共和国联盟”是按照列宁的方案建立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简称CCPEA），那么， 要求对经济进行中央集权化管理的高速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如果像斯大林的方案所设计的那样，组建的只是一个扩大了的俄罗斯联邦，而不是一个各个共和国具有形式上的脱离权以及在“自治”和“加盟”共和国之间仍存在着区别的苏联的话，那么国家经济、政治和民族的一体化就会迅速完成。在迅速俄罗斯化的同时就会真正形成没有民族根基的美国式的“苏联人民”。而这两种方案的混合体最终也没能保证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民族一体化齐头并进，但“苏联人民”的出现毕竟已经成了一种现实。如果苏联能再存在40～50年，那么“苏联人民”就会像美国人民一样在世界上成为现实。
斯大林与战后苏联经济
关于战后苏联的经济政策及其后果，历史学博士波波夫在《斯大林与战后苏联的经济》一文中进行了分析。从该文的题目来看似乎是讲战后苏联经济的，而就内容来看，实际上是对整个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政策的本质及其后果进行了总体评价。
作者通过对战后初期的人口问题，城市和农村居民阶层的物质状况问题，1947年的货币改革和降价政策，谷物生产和农民税，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的分析指出，苏联国家的经济政策就是按需要的方式探索、组织和维持特定的经济机制，以保证统治阶层对国家居民的稳定统治，并将自己的统治向境外推广。在苏联，居民的需求被国家人为地控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上，这使国家领导人可以把一些额外的资金投到工业生产上。苏联的经济政策一直都是起政治建设的辅助作用，苏联的经济政策仅仅是保证苏联的权势阶层进行政治统治的方式。为了掩盖自己追求绝对统治的狭隘的自私目的，当局不得不诉诸于意识形态伪装，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同千百万居民的利益混为一谈，把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战略任务。
战后初年，虽然苏联的地位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但仍旧维持着战前就已经定型的苏联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其中的原因，一个是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强化了权力机关的作用，强化了通过暴力、行政方式解决所出现的大部分经济问题的习惯。正是军事性的国家建设经验，一些非常部门的成功活动，使斯大林确信自己在内外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不可动摇性。从此，领袖的个人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机关之上，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就是国家权力。另一个就是苏联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使斯大林坚信加强权力机关作用的必要性，其中包括加强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必要性。
苏联战后经济政策的真正目标就是按领袖的意志把苏联体制、苏联社会制度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苏联的经济基础也为达到该目的提供了可能性。由此苏联大力优先发展军工综合体，提出工业生产要比战前增长两倍，以积累巨大的物质财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人民却为实现这些目标付出了沉重代价：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战后苏联的城乡之间差别仍旧很大，身份证法仍旧是很多农民迈向城市生活的不可克服的壁垒。国家实施的价格政策导致了农村的破产，迫使农村承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主要税收负担。强行降低消费品的价格是国家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而对农村居民的一种超级剥削。
斯大林是完全通过超经济方式解决经济中的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的，他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建立在强制劳动基础之上的苏联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决定了苏联经济的低效率。
宣传机构所宣传的所谓战后工业的大发展既没有导致经济领域发生任何结构性的变化，也没有导致社会领域发生任何结构性的变化。原子弹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成为低效率的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而且使军工综合体和民用部门之间的脱节进一步严重化。战后经济管理系统、各种经济建制本身不断发展和复杂化，但这并没有妨碍苏联“错过”科技革命。在高科技领域赶上先进国家的预期目标也没有达到，各种科技新产品在工业生产上的推广极慢并且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高科技的部门和企业同一些陈旧的生产部门并存，工人低下的职业技术水平，手工劳动的优势地位，极微薄的工资，成了苏联经济的典型特点[2]。
关于斯大林主义复兴问题
近年来，在俄罗斯国内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政治思潮。针对这一情况，左翼学者、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大·布兹加林以《致青年斯大林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的形式，对斯大林时期的本质及斯大林主义的复兴进行了分析。
布兹加林是一位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他坚信社会主义，但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通过人民自身来实现人民政权”的新社会主义，而过去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激情加专政”，斯大林主义是把走上自觉创建社会主义道路的主体——苏联人民变成特权阶层被动、顺从的奴仆的过程的顶点。苏联的主要成就是通过强制劳动，党和国家官僚特权与大批劳动阶层（主要在农村）的贫困状况相结合以及官僚的独裁和镇压而取得的。
同时，作者还分析了斯大林主义复兴的原因。首先，这是由十几年来我们祖国所经历的深刻的体制危机所诱发的。其次，是公民的民族尊严受到了凌辱而引起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向往。他认为，使斯大林主义具有吸引力的主要是对那个人民受到国家的保护，有住房、工作、工资等各种保障以及不负个人责任的时代的不切实际的回忆。置身于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苏联的宗法人”之所以对斯大林主义感到极为亲近，首先是因为斯大林主义不是偶然成为惟一在实践中为人接受和理解的新的公正和进步制度——社会主义的象征的；再次，斯大林主义现在重新流行，是因为对斯大林主义的怀旧已经不单单是期望，而且也成了一种宗教安慰；第四，现在之所以需要斯大林主义，是因为，就本质来讲，斯大林主义就是消极等待领袖的拯救，最多也就是有条不紊地根据领导的“吩咐”完成那些早就已经知道了的事情。
最后，作者论述了对斯大林主义怀旧的不良影响以及俄罗斯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不是对未来的挑战，而是对过去的怀旧。客观上讲，如今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违背了自己的主观意志，为俄罗斯的右翼独裁主义翻松了土壤。对斯大林的无恶意的、幼稚的信仰，现在恐怕是左翼运动最危险的病症。在21世纪到来的今天，恢复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任何尝试都将意味着走回头路。斯大林体制，这就是过去，在过去我们已经输掉了，在20世纪我们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输掉了。如今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对“国家—宗法式”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怀旧或新自由主义的实验——走向市场和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迟到了。未来的社会主义需要自由的劳动和公民对管理的真正参与；需要的是彻底的民权和对个人权利的保证；需要的是创作、文化活动的自由和国际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而非强国主义者的爱国主义[3]。
斯大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部曾对苏联及我国理论界和广大干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对于这部著作，过去我们只知道，它是由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特设委员会编纂，斯大林亲自写了该书第四章中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节。
最近，苏联时期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根据《历史问题》杂志上接连公布的一些有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档案材料，披露了该部党史著作的写作经过，阐述了斯大林在这部党史编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该书的影响等问题，揭示了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作过程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作者在文中指出，斯大林是1938年10月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主要作者，斯大林不仅审定了全书，而且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他写的。不仅全书的整个结构是斯大林钦定的，而且各章的标题及章内各节的标题也是斯大林写的。书中有关理论的各个篇章都是斯大林写的。在当时，只有斯大林可以对党史、俄国及苏联历史上各个著名的活动家作出正式评价；只有斯大林才可以确定从日俄战争到集体化、工业化以及通过新宪法这段时期所发生的主要事件的意义；只有斯大林可以对俄国各个政党以及党内的各个流派、反对派、小集团和团体的本质作出“正确”评判。斯大林不是作为合作者而是为了打某种“掩护”才需要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很容易地在教科书的正文中保留大量的引文和对斯大林本人的过分吹捧。在“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这句话的遮掩下，斯大林可以很容易地对党的一些活动家和党史事件作出与以前不一样的评价。在新的教科书中，可以找到不少直接的伪造和错误的论断。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历史的歪曲都是通过省略暗示法进行的。不受欢迎的活动家，甚至对理解事件的过程很重要的活动家，都被从教科书中剔除了。就该书的内容来看，《简明教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按斯大林的个人传记来写的。
教科书的最初书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主编，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批准的党校、团校、讲习班和小组用书。斯大林一开始写的是“通俗教程”。在编者中居第一位的是日丹诺夫。后来，他把所有的名字和“通俗”一词都勾掉了，写上了“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主编，联共（布）中央批准的党校和团校、讲习班和学习小组用书。”而在标题的最终方案中，“讲习班”和“小组”的提法也消失了。
另外，斯大林还曾为《简明教程》写了一个很长的前言（该前言以前从没有公布过，去年的《历史问题》第11期公布了该前言）。这个前言共有25页，分四节：（1）联共（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党的正确指南；（3）为什么我们国家是列宁主义故乡？（4）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不过，斯大林最后还是把这篇文章从书样中撤掉了。
那么，斯大林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呢？罗伊指出，第一、二章是各种理论建构和观点最为丰富的地方，但在公布的材料中没有斯大林对这两章的任何评语和修改，这两章可能就是斯大林自己写的。就语言特点来看，也符合斯大林的简单、明确，甚至过于简单化的、教义问答式的语言风格。简明教程的第三章，对俄日战争和1904～1905年革命运动高涨的事实的叙述是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和其他人写的。这在以前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中都能找到。但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策略分歧的分析和评价，对列宁的《两个策略》一书的分析和评价，对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无疑都是斯大林的手笔。第四章写的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俄国的状况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活动。斯大林对这一章的内容作了很多修改，几乎把布尔什维克准备和举行的布拉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会议的结果和意义都进行了改写。该章的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头到尾都是斯大林自己写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写的是从1912年春到1917年春这段时期，当时斯大林在流放地，因此该章的《布尔什维克党对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的理论和策略》一节是斯大林写的。第七章的内容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准备和发展过程的。这是教科书的核心部分，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章。甚至在最后的校样上，整个这一章还满是斯大林批改的标记。 不过这一章的所有理论部分都是斯大林自己写的， 这已为1938年9月4日波斯别洛夫的信所证实。第八章写的是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在这一章，在校样上斯大林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作任何补充。他只勾掉了第一节中的一个片段——关于1918年春德国占领乌克兰。在这里保留了另一句话：“德国没有参加也不可能参加英、法、日、美联盟的干涉，因为它有能力同这个联盟斗争。”就内容和叙述的特点来看，整个第八章都是斯大林写的。在第八章中也没有太多地谈斯大林的作用，说斯大林在红军中从事政治教育工作。只有斯大林本人是作者时才能允许如此地谦虚。
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问题，作者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以前所有的联共（布）党史方面的教科书都被清除出了图书馆。很多年来正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唯一的党史教科书，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成了真理，该书成了“共产主义的圣经”。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已经不再出版了，也不再为人们学习了。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这本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这几十年间，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仍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发生任何原则性变化，大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都没有获得平反，出了各种版本的联共（布）和苏共党史的新教科书和教程，但总的框架和对苏联和俄国历史上的主要事件的评价主要还是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共党员所能接受的只是关于苏联共产党的成就、胜利的教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教条的教育。60年代，苏联出版的供学者和党的积极分子使用的6卷本的《苏共党史》，发行量为7.5万册。该书的撰稿人是一些新的党史专家，其中有些人已经是院士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但编委会主席仍是波斯别洛夫。作为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和苏联科学院的主要领导人，波斯别洛夫也负责人文科学领域的各个科研院所的工作。他很谨慎，不想有任何新的改变。在1984～1985年的党史文献中，还可以找到不少对《简明教程》的赞美之词。只是在1988年的上半期，历史学和党史学的状况才开始发生改变。
辩护派的一些观点
在当今的俄罗斯，也有一些为斯大林辩护的学者，他们不是出于学术动因而是出于政治动因而对斯大林进行评价。如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左翼党团的库拉什维利认为，“斯大林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伟大的新俄罗斯、伟大的苏联的建设者而进入人民意识的，苏联在自己的历史时期完成了向强盛和世界影响的顶峰的腾飞。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苏联的这次腾飞是在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丧失对人民来讲是很痛苦的，因为这种制度符合人民的精神和传统，是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和巨大痛苦的代价而获得的”。库拉什维利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无条件地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忘我地工作，与犯罪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无情地追捕受贿者，尤其是高官中的受贿者，维持稳定的秩序，国家管理机关的富有创造性的、充满崇高精神的专家治国主义[4]（PP5—6）。
近些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的、更为学术性的为斯大林辩护的观点，即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斯大林。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把“工业化”和“文化革命”纳入现代化进程的总轨道，而且把“对农村的全盘集体化政策”也纳入了现代化进程的总轨道。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所有的这些变革都“完全符合民族国家的利益，这也是这些改革获得了社会支持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些改革成了祖国历史上苏联时期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东西[4]（P6）。”